来自鸡的问候||写下就是永恒|博客|yunyetui|写下就是永恒

来自鸡的问候

云也退

昨天参加钱春绮翻译研讨，魏育青老师的发言里引了我访谈里的不少话。老先生在86岁高龄上给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添了个中译本，我去看望他，不出所料，乐天知命的老人一不用电脑二不配助手，独自一人埋首青灯黄卷之间优哉游哉地译，理解和作注全仗手头的德、英、日、法辞书和西方权威学者的尼采研究材料为辅。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了卖文之苦，学人之贫，钱老便美滋滋地说，在他那时候，翻译一本书可以买一套房子。

我把这个故事说给人听，都叹道：“那时候”真是好时候啊，房子便宜，文字还贵，出一部译本就能置一套不动产，那么就算出一本译诗集，每页八九行字的那种，大概也能赚出一间半间的阁楼了。我今天见到的五六十年前的译著都是薄薄的一小本，译者有时还会自己题写扉页书名，看来那时候懂外语、能写字的人少，写字就是画钞票，要郑重其事地来。

文人金贵，文字值钱，有一段老相声可以为证。那是苏文茂、朱相臣二先生的《美名远扬》，说的是一个做作家梦的会计的故事。相声里有很多五十年代话语，强调文艺事业的阶级属性，要为工农大众服务，所以苏文茂说他发现作家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职业，就遭到朱相臣的斥责，说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关于“名利双收”，苏文茂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写一篇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首先要把我们的名字摆在标题下面，我们的刊物行销全国各地，你想谁看不见？这是不是名？”“一篇稿子发表以后，本刊编辑部给你寄去很可观的稿费报酬，您想这些稿费，啊，您吃什么不香？”

在那个年代，“大实话”也就是在相声里当作反面教材说说，不敢拿到外面去炫耀。没法否认的是，苏文茂描绘的是每一个文人心目中理想的传媒环境：足够宽广的传播范围，加上数目可观的酬劳，而且话音里还暗示说，发表一篇作品在当时很容易。事实也的确如此，故事的主人公第一次执笔，就成功地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一篇以一名会计的工作失误为内容的小品文。惊喜之下，他对着杂志上“苏文茂”三个字看了三个多钟头，“结果上班迟到一小时”。更让人两眼发绿的是，刊发的第二天稿费就到了：“八块六毛三”，以那时候平均五六十块的月薪标准来衡量，确实是“可观”的。

写文章的人会对《美名远扬》有共鸣，因为它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尤其是“三个多钟头”这传神的一笔，说明作者对自己文字不避虚荣的珍爱。初次发表作品，这名会计上书店买了四十多本当期《北京文艺》，给朋友寄去；他觉得“苏文茂”三个字印得太小，想写信给杂志社提点意见；他希望电台也能播出这篇文字。想来在媒体稀缺的时候，靠一篇行销全国的文章还真可能获得一星半点的名声，哪怕这篇文字其实根本就没有文学性可言。

文字的贬值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是，另一位钱老先生说过的那个著名的比喻，足以让这些作家先泄一口气：你吃了鸡蛋，觉得好就是了，何必去认识那只鸡呢。说来轻巧，然而矛盾在于，作者们大多希望读者来结识他本人。要是让我来写，我会给《美名远扬》补充一个情节，我会让主人公站到新华书店门口截住每一个买《北京文艺》的人，向他们做自我介绍：“啊您好，您是来买《北京文艺》的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苏文茂，这一期杂志上有我的文章，请您读后提出宝贵的优点，并给我写信，我的地址是……”

文人金贵，稿费就可以买楼；“作品”泛滥，作者就要赤膊上阵。要是人人都谨守关于鸡和蛋的训诫，这世上的“粉丝”恐怕就要灭绝了。这个比喻其实是有误导性的：你我毕竟不是钱锺书，如何能有资格无视一本书背后的人。哪怕你自视甚高，不屑于去见那只鸡，可你得换位思考，给那只鸡一个认识你的机会吧，让它看看是谁吃了它的成果并露出满意的笑容，这对它的辛苦也不失为慰藉。

好在现状表明，没多少人拿它当回事；好在我们今天这个前所未有的繁荣社会鼓励大众对鸡表达浓厚的兴趣。水浒戏还没开拍，潘金莲的扮演者先浮出水面；唱片才录出两张，歌友会已经搞了三场；热情的读者首先打听作者来了没有，签到名之后，才翻到第一页看看这本书书写的是什么。“互动”是个美好的新词，让冷板凳上的文人也能进入名与利良性循环的轨道。每年的书市里，我总想对那些东一个西一个像过去的闭架售货员一样倚在出版社柜台前的作者们说：别急，别焦虑，你们已经迈出从鸡窝到超市的第一步了。

去年年底，我还真收到一份来自某只鸡的问候，通过群发短信发来，问我愿不愿意来参加下周的读者会。此人的作品选章已然借热心编辑之手掉到了我的邮箱里，还有一张带着腰封的书影，上面印了好几行文字，大意是不读这本书，我就将错失和某著名作家某著名学者某著名批评家一起大汗淋漓地战栗的机会。我回：不好意思下周没空……他又问：那春节期间我来送您书吧？我又回：哪里敢劳动大驾，春节空了还是我来看您吧。

发出短信后一想不对：春节时候往鸡家里跑，那我成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