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时代的流行共识

流行文化是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种社会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随处可见的消费现象，因为在多数时候，它都体现为某一时期人们一种趋同的消费选择。它可能是一首传唱于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也可能是满街行走的红头发、黄头发，还有可能是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总之，当潮流来袭，不管人们身处何处、接受与否，总能感受到其旺盛扩张之势。
即便流行文化有着所向披靡的能量，它仍然免不了遭遇顽强的抵制，“好恶交织”的现代性在面对流行文化现象时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以一首近来扫荡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为例，赞之者说此曲清新明快、感情真挚、富于新意，弹之者说此曲词意粗浅、意象低俗、令人反胃，两种评价有天壤之别。受众中小至学龄幼童，大至而立青年，或每日上学、回家吟唱不已，或设为手机铃声不绝于耳，对“老鼠”的喜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中老年人则多觉得不可思议，以老鼠为歌，宽容者尚可一听，严肃者斥之为伤风败俗、误人子弟。一个电视栏目甚至还将这场对比鲜明的讨论搬到了黄金档的节目中播出。
一首流行歌曲对于教化育人的利弊可能难以定论，但对于分析流行文化而言却具有了典型性。《老鼠爱大米》所获得的大相径庭的褒贬评价，提出了流行文化中一个关于共识的问题，通过对流行共识的成因追根溯源时，不难看出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所代表的网络文化背后，正是中国社会产业、教育、资讯 结构变化的结果。
一种事物所以会成为风行一时的潮流，受众对于该事物的共通知识成为共享流行事物并获得其意义的首要基础，不具有该流行共识的人会自然隔离于流行文化之外。在传媒时代，媒体首当其冲地成为制造和传播流行共识与流行神话的机构。罗兰．巴特在分析流行服装杂志时将它们视为制造意义的系统，同时也是制造流行神话的系统，如果从罗兰．巴特的观点来看，电视及其他众多传媒在今天也具备了制造神话的地位。过去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今天所以会成为青少年念念不忘的爱情老鼠，电视在其中着实起到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神话般的作用。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是浸润于电视文化之中的一代人，电视媒体成为参与其社会化过程的重要机构之一。在许多人的成长经历中，《米老鼠与唐老鸭》、《猫和老鼠》等电视节目成为他们最喜闻乐见的故事，其中的米奇、杰瑞更是深入人心。因为电视所赋予老鼠的人性化表现，对于他们而言，老鼠非但不是令人恶心的公害动物，相反现实世界中欲除之而后快的老鼠也因它们的出现一荣俱荣。在他们的观念中，老鼠成了一个亲切温暖的词汇，因为与他们的童年记忆相关连而具有了深厚的情感意义与浪漫氛围，这也是青少年对将男女之爱“拟鼠化”并不感觉怪异，相反却热情传唱的主要原因。
对于很多年龄稍长、在典型的农业社会阶段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中老年人来说，他们见识的是一个人类比老鼠更爱大米的饥贫时代，是一个有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喟叹的时期，老鼠于他们而言，没有任何浪漫化与情感化的可能性，如果有也只有对老鼠啮人财物、破坏农田、传播病疫的憎恶与痛恨，因此，在他们的观念中并没有一个接受老鼠甚至将人类情感“拟鼠化”的过程。这种转变无疑应拜电视所精心构建的美妙神话所赐，用罗兰．巴特的话说，当人们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起来。于是，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开始为自己类鼠而集体欢唱了。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技术对于流行共识的深层影响。当人们从技术革新角度观察流行文化时会发现，即使身处同一时代也会因为传媒技术使用状况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群体亚文化，制造出不同的流行文化共识。
这些因技术而兴起的群体亚文化常常与代际分化有着某些重合，比如父母与子女在数字化技术的掌握上常常呈现出代际差别，但这并不代表技术亚文化群体可以完全用代理论来解释。随着技术革新的日益加快，由于技术更替和使用状况不同，还会导致流行共识的代内差异。虽然曼海姆认为，同代性注定了一代人社会经历的潜在特殊界限与范围，并使一代人存在着同样的思维方式，在行为上表现出同样的历史类别，但具体到不同传媒技术如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状况，也会发现同代性之中存有很大的代内差异。从今天生活的同代人来看，无论是玩泥巴娃娃的农家小孩，还是玩芭比娃娃的都市小孩，无论是电视一代还是网络一代，他们都超出了曼海姆所言的同代性而呈现出很不相同的特点。因此，如果说媒体制造了流行共识，那么不同媒介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介入程度不同，所构建的流行共识也会有明显不同。从这点上说，麦克卢汉和波兹曼都推进了我们的思考，他们指出每一种重要的新媒介的产生都创造出了新的话语符号，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话语结构，这当中自然也包含了创造新的流行共识。
因此，当人们对语法零乱、别字连篇的所谓网络语言一头雾水，对爱上“老鼠”的都市青少年疑惑不解时，年轻人自己也未必清楚在技术进步和传媒发展一日千里的未来，他们会有怎样的流行共识与言说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