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礼如何送对人？

　　对于浪费，尤其是政府造成的浪费，总是会有人反对的，比如非营利性组织“公民反对政府浪费”。该组织是格雷斯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为找出那些物非所值（即收益要低于成本）的项目，他们对年度联邦预算进行了彻底调查和细致的审核，在该组织的年刊《国会猪书总结》①中，2008年预算中的172亿美元被认为是浪费的。总值达到172亿美元的浪费项目足以为民众对美国政府的愤怒提供正当理由了。但是“公民反对政府浪费”组织所确定的政府浪费金额与圣诞节的浪费金额相比却相形见绌，因此他们应该对圣诞老人感到恼火。

　　对圣诞老人应该有多恼火取决于礼物造成的实际价值损失，而反过来，这又需要知道人们对收到的礼物的满意度以及在自己购买商品时的满意度。我们怎样才能确定与自购商品相比，人们对礼物的满意度是多少呢？也就是说，与本来可以买的V8饮料相比，他们到底有多喜欢柠檬汁呢？在我还是耶鲁大学副教授的时候，我就对我的学生开始了调查。这些学生在1993年的春天选了我的Econ150课程，他们很愿意配合我的调查，可能是相比花10分钟来上我的课，把这10分钟用于填写调查表要愉快得多，因为上课的时候他们要哈欠连天地去研究那些复杂的需求曲线。在1月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让他们把在上个月节日里收到的礼物全都列出来，而且要他们标出每个礼物的赠送者同他们的关系（父母、兄弟姐妹、姑姑、叔叔、朋友、祖父母或者自己的爱人/男女朋友），并给出他们猜测赠送者买礼物所支付的价钱，以及自己对这些礼品所给出的价值。

　　最后一项让他们觉得有些难对付。社会科学家都知道人们认为某件东西对他们来说值多少取决于你是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如果你问人们对某件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钱是多少，他们的出价通常都是比较低的。如果要他们放弃某样东西，他们想要的赔偿价格就比较高了。在一次调查中，我首先询问了人们对于他们收到的礼物愿意支付多少钱，结果发现平均起来仅仅是送礼人支付价钱的66%，我将其称为“收益率”。

　　如果我们乐观看待，认为人们为自己买的东西都至少值所应支付的价钱，那么他们就会愿意去支付他们实际支付的价钱，或者以商品的原价购买。因此，那些作为礼物送出的商品的价值就至少损失了1/3。

　　但是考虑到基于支付意愿的估值容易偏低，在3月的第二次调查中，我让学生们将礼物作为一定量的现金看待，以便在礼物和现金之间持中立态度，不考虑礼物的情感价值，然后再去估值。这一次我得到的平均收益率为87%。因此，相比我们所假设的为自己购物时100%的基准，这些由送礼人而不是最终消费者选购的商品的价值量至少减少了13%。也就是说，送礼让所转让物资的价值损失了至少13%。

　　经济学家将甲的亏损不能为乙之所得抵消的损耗称为“净损失”。就是说，如果我的口袋里少了1美元，而这1美元又到了你的口袋里，这对我来说是损失，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却不是净损失。如果你把从我这里得到的

　　1美元烧了点雪茄烟，那么这就是净损失了。

　　在我最初调查的时候，美国的假日支出大概是每年400亿美元（2008年是620亿美元）。尽管耶鲁大学的学生比普通美国人要富裕得多，如果他们的礼物效益具有代表性，按我所得到的对净损失的估值，每年圣诞节期间的净损失大概为50亿至130亿美元（现在是80亿至

　　200亿美元）。1993年12月我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圣诞节的净损失”的论文，引发了一场争论。《纽约时报》在12月15日对我的这篇论文作了报道。我这样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副教授，为此还出现在了12月26日的《CBS早间新闻》以及12月27日的CNN节目中，并接受了电台采访。

　　批评家还有记者以及学界人士认为我的观点是对圣诞节的攻击，而不仅仅是对无效率送礼的批判。《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评论说：“相比为一位心胸宽广但没什么鉴赏力的伯父增加回忆这样的事情，'完美的送礼'就不那么重要了。”该评论最后的结论是，我应得的回应就是一句：“哼，骗子！”学界人士比较公道，他们认为是提问时的措辞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经过思考，我意识到此项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尽管人们原本可以喝到V8饮料而不是柠檬汁，但我只询问了柠檬汁对他们来说值多少钱。早期的调查中，与100%的收益率基准所作的对比低估了送礼的无效性。就像你原本可以喝到V8饮料一样，你原本可以用送礼人花费的钱买到更让你满意的东西，而且你还可能获得超出金钱本身的满意度。计算送礼引起的价值损失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将人们对收到礼物的满意度与人们对自己购买商品的满意度进行对比，对比的标准是每1美元的支出所产生的满意度。100%的基准只有当人们自己购物达到完全的临界才有效，也就是所产生的满意度必须刚好与支出的钱对等。让我们以理性的消费者为例：如果只有在对商品的估值不低于商品价格的时候我们才会去为自己购买，那么我们为自己所购商品的平均估价就会超出其价格，我们为自己所购买商品的平均收益率就会超过100%。因此，对通过送礼进行资源分配（低效）的正确估值就是礼物的收益率与自购商品的收益率之间的差额。就是这样！

　　从2002年1月开始，我就展开调查，让被调查人员给出他们所收到礼物以及自购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从2002年开始，经过改进，我又在美国进行了4次这样的调查，这些调查的结果都是一致的。这种方法不仅在概念上是正确的，而且还避免了问题的措辞可能会导致的对估值反映的影响。我在询问人们对礼物以及自购商品的估值时使用了同样的措辞，而对效率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因此，即使提问措辞会使估值偏低或者偏高，若其对礼物的估值和自购商品的估值所造成的影响一样，那么用其中一个值减去另外一个值所得到的差额还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以每1美元为基准，人们在为自己买东西的时候产生的满意度确实会比接受礼物产生的满意度要高出大约18%。

　　这两个平均值的差掩盖了礼物以及人们自购商品的收益率之间存在的一个相当大的差异。或许这很令人惊讶，只有略大于1/3的礼物产生的估值超过了收礼人设想的送礼人所支付的价格，而对自购商品的估值超过其价格的却占到了一半。

　　原始对比有时是具有欺骗性的。自购商品与接受礼物相比能产生更高的满意度本身并不能说明送礼会损失价值。很有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喜欢的商品被选为礼物赠送了，比如蜡烛，而人们在为自己购物的时候却会买其他的商品，比如《蝙蝠侠》DVD。举个例子，如果送礼人在选择礼物的时候受习俗的约束，而这些习俗倾向于让送礼人赠送一些收礼人不需要的东西，那么平心而论，我们应该对比相似商品的收益率。如果送礼人只赠送了音乐专辑和毛衣，那么为了显示公平性，我们应该询问的是相比作为礼物接受的这些音乐专辑和毛衣，收礼人对自购音乐专辑和毛衣的喜爱程度。然而，这也不能解释送礼的明显低效性。以这个对比作为商品的对照标准，所得到的差别基本相同，大概是19%。　或许不同的收礼人对于礼物以及自购商品每1美元所达到的满意度有所不同，尤其是那些感到不满的人得到的礼物可能更多一些。因此，这两个平均值之间的差异就会将收礼人潜在的不满归咎于送礼了。然而，这同样也不能解释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如果将每个收礼人对接受礼物和自购商品的收益率进行对比，那么得到的平均差额就是18%。

　　2007年1月和2008年1月我又在沃顿商学院对学生作了同样的调查，得到的结果几乎相同。18%这一结果很稳定，也就是说与自购商品相比，接受礼物所产生的满意度每1美元要少18%。

　　我们认为人们在为自己购买商品的时候能作出更好的选择，是因为他们比送礼人更了解自己的喜好。如果不了解收礼人的喜好是送礼人送不对礼物的原因，那么送礼人对收礼人的喜好了解得越多就会在送礼时表现得越好。

　　想直接查明送礼人对于收礼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一直在不断地询问送礼人和收礼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确定送礼人是收礼人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爱人/男女朋友、姑姑、姨妈还是叔叔或舅舅。在首批调查一年后，也就是1994年，我在一次调查中还询问了送礼人和收礼人之间联系的频繁程度（每天、每周、每月还是每年）。认为以上这两个因素和送礼人对于收礼人喜好的了解程度相关是完全合理的。经常联络的人，并且是同一代人的情况下，会对收礼人的喜好有更多的了解。不同群体之间收益率的模式证实，对收礼人喜好的了解程度是送礼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那些年龄比这些收礼大学生要大很多的远房亲戚作为送礼人的表现最差。在收礼人对于非现金礼物每

　　1美元所产生的满意度上，姑姨叔舅以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得分是80分和75分。得分更高一些的是父母和朋友，分别是97分和91分。得分最高的是兄弟姐妹（99分），以及爱人/男女朋友（102分）。

　　联系的频繁程度可以为送礼人提供有关收礼人所需之物的直接信息，并且提供更直接的证据。不考虑现金礼物，那些与收礼人每月、每周或每天都联系的送礼人，所送礼物产生的每1美元的满意度是96分，而那些半年才联系一次的送礼人所送礼物的得分是86分。

　　兄弟姐妹、朋友、爱人/男女朋友以及父母（这很令人欣慰）比其他人做得要好。而很可能做不好的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三代以外的家庭成员以及与收礼人不经常联系的人。这一方法证实对于收礼人的喜好缺乏了解是导致送礼失分的原因。

　　正如你看到的，通过我的这种保守算法，2007年全美用于送礼的660亿美元支出所产生的满意度比用这些钱原本可以达到的满意度少了120亿美元，也就是说每年的净损失就是120亿美元。

　　如果圣诞节期间的这些消费支出数额还不算多，还有另外一项比较大的消耗，那就是花费在购物上的时间。自2003年起，美国劳工部就开始了美国时间使用调查，“计算人们用于各种活动的时间总量，这些活动有付酬工作、照顾孩子、志愿者活动及社交活动等”。根据调查我们了解到，在2007年，一天24小时中，美国人用于睡觉和打扮的时间大约是9.5个小时，用于闲暇和运动的时间是5个小时，用于工作的时间是4个小时（包括工作以及不工作的人），用于吃喝的时间是1.5个小时，用于购物的时间大约是45分钟。“花费在购买商品和服务上的时间”因季节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也是可以预料到的。除去12月，女士和男士平均每天用于购物的时间分别是

　　55分钟和38分钟；而在12月，分别增加到84分钟和

　　45分钟。也就是说，12月每天用于购物的时间对女士和男士来讲分别多出了29分钟和7分钟。美国的总人口大约为3亿，且性别比例大致为1∶1。用圣诞节期间每天多出的购物时间乘以男女的人数，再乘以12月的天数，得到的在商场中闲逛以及寻找停车位的时间是28亿小时，其中80%是由女士花费的。如何对花费的这些时间进行估值尚不明确。如果花费的这些时间是令人愉快的，那么这就不算是真正的花费。如果人们在此期间觉得很麻烦，那就应该把它看成一项花费并将其加入圣诞节支出的其他组成部分中。那么就由你们自己来作出决定吧。

　　接收礼物的收益率同自购商品的收益率之间的对比还有另外一个用途。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列出了经济决策的很多不足，对经济学家的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就像人们没能做到未雨绸缪，因此没有足够的储蓄一样，他们有时候记不住之前喜欢过什么，并且不能预料到将来会需要什么，即使是不久的将来。他们低估了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因此购买的保险也太少。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已发现的（消费者理性）欠缺为支持某些家长式干涉提供了支持，如果说在目前国家比个人更能了解个人将来的品位也是合理的。”同样，凯斯·桑斯坦和理查德·泰勒也倡导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实施一种手法高明的政府干预，他们称其为“开明的家长主义”。

　　考虑到对决策制定失误的所有合理性担忧，我们应该弄清楚人们在为自己购物时作出的选择是否能胜过别人为自己作出的选择。人们对所收到礼物的每1美元估值与自购商品每1美元估值之间的差额可以简单地测验出相比其他人，我们自己在作出简单的消费决策时是否能做得更好。结果表明，尽管还存在不足，人们还是很擅长作出简单消费决策。其他人、政府甚至至亲都不如本人对这些简单问题的决策制定。

　　如果圣诞节是一项政府计划，“公民反对政府浪费”组织就可以将每年660亿美元的圣诞零售消费额看做“浪费”。在“公民反对政府浪费”组织所记录的浪费性的政府计划中，2008年浪费性的总支出是172亿美元。但相比公民从这些计划中的获益来看，实际的浪费要少得多。“公民反对政府浪费”组织对花费170多亿美元产生的收益没有达到170亿美元而感到恼火，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美国，圣诞节期间平均有660亿美元是挥霍性的，而每年实际损失的价值大约为120亿美元。由于税收系统固有的费用支出和低效，阿瑟·奥肯将政府把资源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进行的再分配称为“漏水桶”。圣诞老人也有一个水桶，他在把礼物从送礼人转交收礼人的过程中（可能用的是雪橇吧）不仅仅是漏了，而且还撒出来了。我可以在此表达一下愤慨吧？

　　为什么一定要送礼：

　　收礼人怎么想？

　　给别人送东西有三个基本的经济学理由。第一就是扮演罗宾汉，即把东西从不需要的人那里拿来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比如送给我们的穷亲戚。我们将其称为“（财富）再分配”。第二是展现家长式关爱，像父母对待孩子或者政府对待瘾君子一样，也就是促进明智消费决策的制定。比如戴一顶帽子，做一次前列腺检查，或者喝一些汤，而不是静脉注射吸毒。我们将此种动机称为“家长主义”。第三种动机就是尽可能地让收礼人感到满足，这也是我们对所关爱的人送礼的方式，我们相信自己能选出收礼人喜欢的礼物。这被称为“利他主义”。

　　考虑一下圣诞节送礼的目的，可以将个人送礼与各种形式的政府捐助相比，包括食品券、购房优惠，以及奶酪（即实物补助）。除此以外，我们还要弄清楚的是这些“奶酪”什么时候是奶酪，什么时候是有效现金。为此，我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1）接受者使用现金做什么？（2）相比他们用现金原本要做的事情，我们是否想改变他们的消费决策？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圣诞节送礼的规模是很大的。尽管如此，相比美国政府直接施与公民的资源，比如金钱、食品、购房优惠以及医疗补助等，这些个人送礼实际上就微不足道了。政府的这种慷慨解囊是有严格规定的，或者是作为某种物品的票券，或者按照字面上的“实物补助”理解，直接提供奶酪而不是现金。美国每年分发掉的食品券有300亿美元。每年的公共住房支出，包括免费住房、折扣住房以及住房优惠券，总额达到了250亿美元。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支出每年1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由当地政府免费提供的。甚至市场改革家也倡导使用票券，而这些票券实际上是只能在教育机构才能被赎回的礼品券。还有很多这样的补助，比如为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午餐的学校午餐计划。而由政府赠送的最大的一份礼物就是通过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分别对穷人和老人提供的医疗补助。每年政府用于给国民的“礼物”预算总额使圣诞节的送礼支出相形见绌。

　　如果你认为实物补助的接受者能很好地作出自己的消费决策，那么你就被实物补助迷惑了。我们已经在大学的头几节经济学课上学到了实物补助相比现金补助的劣势。为什么会存在劣势呢？因为人们有自己的喜好，而政府要了解人们的喜好是很困难的（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父母想要了解我们的喜好都很困难，那么对美国政府而言就更难了）。如果这种补助的目的是为了尽最大可能让接受者满意，那就应该直接给他们现金，让他们自己决定要买什么。不要给他们价值10美元的奶酪，而是直接给他们10美元现金。证实现金更具优越性的方法很简单：接受者可以用这10美元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买一块价值10美元的奶酪。如果这就是他们想做的，那么，很好，政府的这项实物补助计划就是完全有效的。如果接受者想去做别的事情，那么政府的这项实物补助计划就不够有效了。也就是说，通过提供奶酪而不是现金，这项计划并不能尽可能地让接受者感受到这10美元所能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但是奶酪有时候就是现金，这怎么可能呢？假设你正在计划你的月度支出，也就是你这个月用于购买所有所需东西的预算。再让我们假设你的计划中包括一块

　　15美元的奶酪。如果你事先知道政府将补助给你一块10美元的奶酪，那么再来重新做一下你的预算。现在你所用于买奶酪的支出就将减少到5美元了，这样你就可以用节省下来的10美元去买奶酪或者其他物品。因此，实际上这一大块10美元的奶酪就是政府给你的10美元现金补助。这对接受者来说是好消息，但是对捐助者来说可能就是坏消息了。

　　如果捐助者的目的是想改变行为，比如说你想让他们吃米糠等健康食品，那么仅仅给他们米糠还是不够的。你送给他们的米糠必须超出他们目前的食用量，也就是没有补助时所吃的米糠量。补助接受者正在食用的米糠中同补助量相等的那部分都转化成了现金，因为他可以用补助的这些米糠替代原本要去买的米糠，这样就能省下来现金用于购买别的他想要买的东西。

　　政府补助

　　考虑到这一切，我们想通过政府补助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大部分的实物补助实际上是以票券形式实现的，比如住房优惠券以及食品券，以便使它们具有灵活性且使用起来更像现金。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在没有食品券的情况下你原本计划购买的合格食品总量超出了食品券的数额时，食品券才能被当成现金。如果在食品券计划之前，你每个月的预算只能支付得起20美元的健康食品，而食品券计划为你提供了价值50美元的票券用于购买健康食品，那么这些食品券就将你用于购买健康食品的消费量从20美元提高到了至少50美元。如果通过此项补助，你所消费的健康食品总价值为70美元，那么就省不下现金了；如果你的消费总量价值60美元，那么这些食品券就为你省下了10美元的可用现金。个人送礼

　　乍一看，美国政府的捐助同圣诞节的个人送礼没什么联系。那些收礼人绝大部分都不是瘾君子，因此我们相信他们所作的选择。但是我们越是相信他们的选择，就越容易效仿他们原本会使用现金所作的购物选择，这是肯定的。面对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你就没什么可告诉他的了。同样，如果你买的礼物是收礼人原本想要买的（这一般不太可能），或者是他考虑之后又放弃的东西，那么你做的就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所有这些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送礼人想要通过他们的节日礼物达到何种目的呢？他们想无私地尽最大努力让收礼人感到满意吗？还是想要像家长一样试图促使收礼人作出健康的消费决策？

　　现金以及送礼的动机

　　正如之前我们提到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利他主义只有通过直接的现金赠送才能最好地得到体现。但是节日期间的现金赠送太少，不足以说明利他主义是圣诞节送礼的一个主要动机。因此，这个动机一定是除利他主义之外的其他什么原因，或许是家长主义……

　　还是不要这么快下结论。

　　对大部分人来说，在听到“圣诞节礼物”时，“现金”并不是他们首先想到的。但是对大学生来说，现金就是比较普遍的礼物了。在我1993年和1994年的调查样本中，有1/7的礼物就是现金或者礼品券。而在2002年的调查样本中，现金和礼品券只占8%。送现金礼物的总体趋势在下降，但这其中还有一个隐藏的现象就是大部分的现金礼物都是远房亲戚送的，而收礼人的朋友、男朋友或女朋友几乎是不送现金礼物的。在1993年的调查样本中，1/3由姑姨叔舅送的礼物都是现金或礼品券，而祖父母送的礼物中现金或礼品券占到了一半以上，但是收礼人的爱人/男女朋友送的礼物中只有1%是现金或礼品券。

　　从赠送现金的现象中我们能了解到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想一下现金作为礼物具有什么特性。首先，至少是在某些情况下，现金是一种很俗气的礼物。心理学方面的调查显示，在很多时候，送现金使送礼人在社交上显得很尴尬。作为年轻人送给长辈的礼物，现金尤其不合适。如果是父母或者祖父母送给孩子们的礼物，现金是比较符合礼仪的，但是孩子送给家长就不合适了，也很难想象给你女朋友送现金礼物会怎样。当然了，除非她是个“工作狂”，或者她并不是你真正的朋友，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在圣诞节给朋友或者兄弟姐妹送现金礼物会怎样。然而，如果父母或者祖父母送给你现金作为礼物就显得很自然，而且也比较普遍。

　　鉴于送现金礼物的社交限制，现金礼物的少见本身并不能排除送礼人动机中存在利他主义。如果送礼人因为不想觉得难堪而不送现金礼物，那么有一种解释就是实际上存在一种作用类似于纳税的“现金缺陷”。例如你送了100美元现金，但是你的收益却如同你在不难堪的情况下给的（假设是）80美元；也就是说收礼人得到了全部100美元，但是由于他们讨厌现金礼物，他们的高兴程度也就如同无意中发现了4张20美元的钞票一样。　以这种“缺陷”观点来看，现金作为礼物是很失败的，因为它为接受者带来的价值要少于我的支出。尽管回报率是低的，但是现金礼物的风险也小。如果我在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的情况下给你买了件非现金礼物，那么我就会冒有损失支出金钱的全部价值的风险。假设你讨厌乡村音乐，而我买了一套价格为100美元的维伦·珍妮斯的专辑送你，那我就轻易地将这100美元转化成了零美元的满意度。除非现金隐性缴税率达到了100%，现金礼物完整地转移了其总额的税后价值并战胜了维伦的专辑。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应该对送礼人这种现金送礼的动机有所了解了。首先，由于礼物通常会损失价值，如果送礼人是为他人着想，现金礼物的稀有就是现金存在缺陷的一个初步证据。如果现金没有缺陷，那么所有礼物都会是现金，除非送礼人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他们选的礼物是收礼人十分看重但却舍不得买给自己的。事实上大部分的礼物都不是现金，因此送现金必然会存在一些缺陷。既然存在现金缺陷，那么送礼人就必须凭自己的洞察力来决定是送现金还是传统的礼物。

　　利他主义与现金缺陷联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呢？现金礼物可以很普遍也可能很罕见，这要取决于现金缺陷的大小，但是现金礼物更可能来自那些对选择合适的非现金礼物不是很在行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每1美元满意度最低的非现金礼物赠送者，通常是姑姑、叔叔或者祖父母，他们是最可能送现金礼物的人。同样，那些和收礼人联系不多的人也很可能送现金。虽然各种族送礼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在让收礼人满意这一点上是共通的。犹太裔和亚裔美国人收到的非现金礼物收益率最低，而且送现金礼物的倾向最高。想要辨别出哪些是笨拙的送礼人以及哪些是不领情的收礼人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能将这两者作为低收益率和不断增多的现金送礼现象的共同决定因素。但不论是哪种情况，在这一模式下送礼人都是为了避免可预见的价值损失而选择了现金。总之，这一模式是同利他主义相一致的。

　　例如，祖父母一年当中只有几次机会见到孙子孙女，也就不太了解孩子们想要什么圣诞节礼物。而祖父母都知道，如果选择那些传统礼物，孩子们很有可能不喜欢。来自祖父母的非现金礼物的平均收益率为75%。在

　　1993年的调查样本中，祖父母给的礼物中有一半以上是现金，这不足为奇。而那些经常见面的朋友就很了解彼此已经拥有哪些东西，并想要得到哪些东西。他们的非现金礼物的收益率为91%，而且他们送的礼物中只有2%是现金。

　　如果送礼人为收礼人着想而尽量避免无效的送礼，现金礼物和非现金礼物的低收益率之间的负相关就会增加，而我们还可以对这种负相关进行精确的分析。我们可以将1993年调查样本中的2400件礼物进行分组，可以依据送礼人和收礼人之间的关系分为6组（父母、朋友、祖父母、姑姨叔舅、爱人/男女朋友、兄弟姐妹），根据送礼人和收礼人之间的联络频率分为4组（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几次），以及根据收礼人的宗教信仰和种族分为3组（非亚裔新教徒、非亚裔天主教徒以及犹太裔与亚裔美国人）。在进一步细分的72个小组中，有46个小组的所有用于有意义分析的单元格中都有足够的礼物。每个单元格中我们可以计算两个数字，即非现金礼物的平均收益率和现金礼物的比例。如果某个组的送礼人很擅长送礼，并且送礼的目的在于使收礼人获得满足，那么非现金礼物平均收益率比较低的单元格中现金礼物的赠送可能就比较大。这正是我们所发现的，这是与同现金缺陷相联系的利他主义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