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慈禧死了（续）

十八
习惯性的总结一下：
历史上安徽盛出官员盛出妓女，出的官员都是帝王级的，出的妓女都是英雌级，这说明什么呢？什么安徽人干什么都能干好，就是干不好，还能干不坏吗？慈禧就是例子。当然还包括另外一个安徽皇太后——高滔滔，她是安徽蒙城人，是宋英宗赵曙的老婆。
另外想说的是，历史上的名妓，国人都喜欢美化一下，比如小凤仙苏小小还有个董小宛，打开介绍都是“卖艺不卖身”。其实卖艺不卖身的是戏子，许多女演员都对我说过这句话。再说你又不是老鸨，别给她们下这个结论，不就是个钱的问题嘛，顶多是个官员级别问题吧。妓院在历史上还不是招待所，不像今天的许多招待所成了妓院。
但是，名妓肯定气质高贵，如果琴棋书画方面有两下子，长相一般也能做到头牌。由于特殊职业的特殊感受，这些人如果文字好，便能写出一流的诗文。我不重复举例了，还是说上一篇小凤仙写的挽联：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说实话，我也是刚知道这些年流行的“北地胭脂”一词出自小凤仙之手，没想到早期专指特殊行业工作者。其实我最欣赏的还是最后一句“桃花颜色亦千秋”，绝对是绝句，你不是优秀妓女就没这个感受。
妓女我就说这么多了，下一篇，我还继续说慈禧。
十九
“人民太后”慈禧在1903年后，性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像党员一样开始自我批评了。她对闺蜜德龄就说过这样的话：“庚子之乱虽然是被刚毅他们蛊惑了，但毕竟是我的错，没有李鸿章他们，哪有现在的大清江山啊”。让领袖做检讨，这在中国是非常难的，但慈禧却在20世纪开了个好头。
第二个变化是，慈禧开始反对八股文了，她的反对不是改良性质的，而是革命——废除。八股文在中国有非常久远的历史，是旧体制的得力工具，就像某些人不说套话就不会说话一样，突然废除八股文，等于把大多数文官结扎了声带，尤其是让弄臣生不如死。但伟大的慈禧被洋人赶到西安，这一路的刺激让快古稀的慈禧焕发了青春，她除了不放权，别的觉得都能放弃，比如科考，尤其是八股。
慈禧第三个变化是喜欢洋物了。过去看见汽车火车等洋车就烦，谁用洋货就是不爱国，现在连照相机都爱不释手了。仅仅几年前，她还觉得照相机是“妖术”。
晚年的慈禧酷爱照相，这使今天的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真实容颜。鉴于当时相机总是把人照丑，承认慈老太太长得还行，就是有股子凶相，真看不出什么慈来。但是，有一张照片，不仅显示出慈禧的慈，还显示出她人性的一面。
这是慈禧的一张扮妆照，许多人都见过这张照片（据说这种照片一共有7张）。慈禧在七十大寿前的夏天，把自己化妆成菩萨模样，照了一张今人看起来很滑稽的相片，她还在照片上注明“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她旁边那个扮善财童子的，就是李莲英。
她为什么拍出这样的照片呢？那年中国多灾多难，北方翻火车，南方闹雪灾，朝鲜还出了兵变，慈禧揪心呐。慈禧觉得大清国就像自己一样命运多舛，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悲剧人物——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她希望自己能成为菩萨的现实真身，给亿万子民带来福祉。
据说第一次拍完这张“菩萨照”后，慈禧还要到暗房里去看新鲜。因为暗房太黑，保卫工作不好做，所以大家都劝慈禧不要去了，但她还是抑制不住好奇，非要到暗房去看怎么冲洗照片的。看到自己的照片泡在药水里的样子非常吃惊，问德龄：“我的脸怎么是黑的啊？”德龄解释：底片上的脸就是黑的，暗箱操作都是黑的，和现实是反的。慈禧听了很不舒服，觉得德龄在借机讽刺我们的国家体制。
下一篇，我说一下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这个上谕的贯彻工作是又李鸿章负责，后人称其为“慈李新政”。
二十
1901年，处于陪都地位的西安到处都是工地建设，尘土飞扬。当时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西安开始修西郑铁路，与京郑铁路接轨，为慈禧坐火车回北京提供硬件支持。慈禧一路坐马车到西安，骨头都摇散架了，这才明白火车的好处。当然，这些工程对国民称是“拉动内需”。
慈禧看着叮当作响的工地，禁不住老泪纵横。她觉得西安就不是人呆的，八百里关中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高唱秦腔——太乡巴佬了。尤其是秦腔，慈禧说，“把戏唱成这样，还能听吗？”她非常怀念京剧的唱念作打，可惜西安没有京剧班子。
当然这种心里话，她只能跟荣禄、李莲英、盛宣怀这些心腹说说，出了南院的门，她就说自己喜欢这块热土，“你看我‘西狩’这么久，还迟迟不走，就是舍不得离开大家啊”
由于舆论被封锁，西安的老百姓压根不知道洋人把北京占了。
一年前慈禧和光绪帝到西安的消息，是中国西部不得了的事，不论是官员衙役还是普通百姓，就如过年一样的兴奋。这里不是京师已很多年了，大清开国300年，也就康熙来过一回。在皇权无上的年代，能见天颜会把人激动疯了，光绪曾经在天安门招过一次手，清场后拣了10几马车鞋。
慈禧从太原出发后，西安这边就开始打扫卫生了，黄土垫道净水泼街，一口气就整了半个多月。慈禧太后到的那一天，从临潼开始陕甘行省西安府，还有西安府下辖15县，乡以上干部5大班子全部到位。老百姓人山人海看热闹。慈禧慈祥站在马车上频频挥手致意，老百姓欢呼跳跃。当她看到“太后你好”和“太后辛苦了”的横幅时，又流泪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不知是真是假：慈禧进了西安城，过了桥经柳巷到梆子井，她跟李连英聊了起来。慈禧说：都说八百里秦川民风淳朴，你看到底怎么样？小李子说：我看是不假，刚才你吃饭，我去给钱人家都不要。太后说：不能这样看问题，两碗饭值不了几个钱，他知道我是谁也不敢要钱，如果扔个金子他给我送回来，那才叫真的民风淳朴。慈禧这样说，是因为她想起一件事，多年康熙爷来西安时，他的错金马镫丢了一个。说不好是不是西安小偷的手艺。
陕西巡抚毕沅在一旁插话：“当年康熙爷丢马镫的事，已经查清，当时被一个村子的村民拣到了，害怕丢的人着急，把马蹬挂在了村边的大树上，这个村现在就叫‘蹬村’。西安民风淳朴，绝对是真的。”
慈禧还是不信，走到今天的金花路时，看到两旁欢迎的人还是很多，就拔下了头上的金簪扔到了路边。一个叫周王氏的农妇检到了金簪。庚子年陕西大旱，这个金簪送到当铺，可以一家人吃一年的白面馍。但周王氏想，这皇上跟太后的大队人马才过去。这肯定是京城来人丢的。咱拿了这金子不是叫北京人把咱陕西人看扁了？便把金簪就交给了咸宁县的衙役。
二十一
慈禧扔了金簪就进了八仙庵。看名字就知道，八仙庵是道家的，今天都知道慈禧信佛，其实老佛爷也是信道教的。满人本来应该信“萨满教”，但慈禧兼容并包，胸怀天下各种教。西安八仙庵的全称是“赐建万寿八仙宫”，这个赐建就是慈禧赐的。
慈禧刚到八仙庵把香点上，咸宁县跟西安府的人就到了。他们以为金簪是下人丢的，这才知道是太后的东西。书记县长出了一身冷汗，流了一脸热泪。太后看到金簪，也感动了，她对李莲英说：“以前在宫里都老丢东西啊……”
“是啊，北京人忒不是东西了。”
慈禧叹了一声：“唉，不管穷人富人，不偷东西就是好人。”
慈禧重赏了周王氏，把那条路的小村就赐名金花落（她的金簪上面刻有许多小金花，名“金花簪”）。
今天西安的金花路的路名，就源于此。
当时的西安城里，有一座“满城”（位于西安大差市），慈禧本来是应该住这里的，但慈禧进去转了一圈，发现环境太差，只好放弃。她发现就陕西巡抚的官邸（时称‘南院’，今西安市委实在地）最不错，就住进去了，把巡抚赶到了“北院”。北院就是今西安市政府的所在地。
南院虽好，但和北京的紫禁城没法比。太后在西安每时每刻都伤感。想当年一顿饭就是一百多个菜，现在内忧外患，到处都要用钱，慈禧已经下令，为了减少办公支出，以后一顿饭最多“四个菜一个汤”（不好意思，这一个汤是我加上去的）。这消息穿出来，感动了西安的老百姓，尤其感动了渭河北岸的“安吴寡妇”。
富婆“安吴寡妇”在陕西非常有名，是做官盐生意发财的，西安西大街的“盐店街”就是她家开的。
我在2001年去过位于泾阳县的安吴家，除了安吴寡妇，吴家后来还出了个名人吴宓。吴家大院现在还在，已经成了文物。吴宓就葬在离大院不远的墓地里。
整整100年前的1901年，安吴家掌柜是个女人，这个女人嫁到这安吴家后，没多久男人就病死了。寡妇当起了家，领导了一百多长工短工把家里的千亩田地，油坊买卖管理的井井有条，时是渭北第一富户。
当“安吴寡妇”听到了老太后到西安没钱花手头紧，就套一个马车，拉了一车的银子进了西安城。她来到南院，见了慈禧太后就把一车的银子捐献了。俩人一聊，相见恨晚。因为都是孤儿寡母，都是当着一个家——一个是国家一个是自己的小家，却有着一样的不容易。所以非常有共同话题。不过慈禧是边说边哭，“安吴寡妇”是边哭边劝，她的精神打动了慈禧，慈禧把她认了干女儿。
从泾阳县回来后，我还在西安见了吴家一个后代（吴宓的侄女）——吴女士。她住在西安宾馆南侧一个院子里，家里非常有钱，还养着一只非常肥硕的狗。
我当时采访不细，忘了问她，为什么吴家又叫“安吴”？
二十二
还是先总结一下，下一篇说“慈李新政”。
此前两篇写的慈禧西安行，至少“四菜”和“安吴寡妇送银”都是切实的，而“金簪”和“镫村”都是野史故事，真实性可疑。西安今天并没有所谓镫村，连带“镫”字的乡镇都没有。另外康熙当年不太可能亲自骑马，毕竟是56岁的人了，而且他老人家一贯喜欢坐轿子的。
康熙丢马镫的事不靠谱，但他在西安留下了一个喇嘛庙——敕建广仁寺，并题“慈云西荫”四字。大清国领秀爱题字的毛病，就是从他这儿来的。广仁寺是康熙送给大赖的礼物，此后大赖去北京，路过西安都住广仁寺。当时中央ZF采取臧人治臧、高度ZI治的国策，扼杀了臧独的诉求合理性，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丢马镫不靠谱，丢金簪的事也就不塌实了。金花路的名字还有另一个版本，说那里曾是妓女集散地，因而得名。我没听说过妓女被称过“金花”的事，再说当年西安妓女工作地只有3个区域，高级妓女在粉巷，中级在柳巷，低级的在民乐园。再说妓女不太可能跑到城外的金花路，那里当年是农村，就没什么生意可做。所以慈禧丢金簪还是可能的，至于是不是有人给送回来了，从“金花落”可以看出点端倪。
安吴寡妇送慈禧银子虽真，但被慈禧认了干闺女一事，我却狐疑。希望有高人解构一下。
前面用拼音代替了一些敏感字，其实在清朝也有敏感字，前面说过不能有“翠”字，后来连“俯WO撑”都不能说了，逼着文人姓戏耍汉字，个个成了阴险狡诈之徒，康熙认为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后面的帝王皆是相同看法，知识越多越反动。康熙杀过不少写敏感字的文人，慈禧算是慈的，一顿板子也就完了。
虽然不屑康熙和慈禧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但拥护这两位北京、安徽籍帝王的老百姓则是社会主流。当时康熙和慈禧都有粉丝团，康熙的粉丝叫“稀饭”，慈禧的粉丝是“喜面”。与黑暗的前朝相比，大清的政ZHI文明可见一斑。
二十三
今天写“慈李新政”
1901年1月下旬，李鸿章风尘仆仆来西安面圣，首先见的自然是慈禧，赐座、看茶……慈禧尽显妇人本色，她也是第一次看到李鸿章觉得这么温暖。事实上，她的命就寄托在李鸿章和洋人的勾兑上。李鸿章对慈禧不乏感激，但心态是瞧不起性质的，平常他不会表现出来，在外国人面前常常不掩饰。有一次李鸿章出使德国，俾斯麦说，咱俩都是首相，你做事怎么这么窝囊？李怅然叹曰：“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李鸿章最看不惯却敢怒不敢言的，是慈禧对整个社会贪污腐败风气的纵容。同光时期，敢有点权力，你不贪污就成了怪物，人人皆骂SB。康有为在日本说过这样的话：大清公务员没有不中饱私囊的，而且特别规范——三七开。不管是工程款还是赈灾银，道府县三级人民政府的回扣统统“三七开”，私3公7，三层3的皮扒下来，到老百姓手里就不到总数的三成（28%）了。可怕的是，这是“例规”，是“国际惯例”。
对正被政府通缉的要犯康有为“别有用心”的讲话，李鸿章在记者招待会上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驳——“无嵇之谈”。他说我们公务员的队伍，主流是清廉的，是Z国的脊梁。但他日记里却有这样的记载：当年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竟要左氏出关节费3000两，左宗棠不肯出。为了不坏宫里的规矩，最终还是李鸿章代出了。后来慈安太后赐左宗棠以先帝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又按例索礼金数千两。左将军一气之下，拒绝皇家的恩赐，最后又是李中堂替大将军出了半价买下了事。
李鸿章多次表示自己是大清的裱糊匠。他被外媒称为“最可敬的中国人”，被慈禧特许在北京建纪念庙堂，显然和李鸿章人格魅力有关。
从慈禧的客厅出来，李鸿章真正“面圣”，这回是李鸿章流了眼泪。许多人说李鸿章是“后党”，其实他是“帝党”，全世界都知道他是“帝党”，就这100年钟国老百姓认为他是“后党”，说他和慈禧都是卖国贼。大清国就是人家的，割出一片土地比割肉都疼（股民会感同身受），所以慈禧李鸿章怎么可能卖国，不可能有比他们俩更爱国的了。
李鸿章一直是帝党的总设计师，是洋务运动的总后台，他只是没有参与“倒慈”而已。说实话，李鸿章也瞧不起光绪，但在改革开放方面两人的观点惊人的一致，所以一直表面疏远，实际合作。所以此刻见到光绪，李鸿章非常悲伤，几乎哽咽不能言。君臣简单问候几句就告退了。在这内忧外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李鸿章出门时，光绪突然大声说：“李中堂，大清国现在全靠你了！”
李鸿章反身跪倒，再次落泪：“皇上，法还会变的，就放心吧。”
二十四
其后几天，李鸿章和慈禧日日密谈变法大事，这是洋人的要求，也是自己的需要。
许多年来，我们的教科书都把1898年说成戊戌“变法失败”，其实不是变法失败，而是“戊戌政变失败”，从鸦片战争后，变法已经是主要大清中央政府领导人慈禧、光绪、李鸿章等人的共识，只是大家急缓认识不同，左右观点不同。慈禧对改革，有保守的地方，也有激进的时候，甚至她的一些观点非常超前。比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直是圭臬，是不能怀疑的真理，一切变法都是这个框架内展开，但慈禧首先提出“西学为体”的观点，“今宜专讲西学”。这个观点比什么康有为梁启超进步多了，彻底多了，进步到光绪的老师翁同和得受不了。 光绪、康有为也“大骇”，认为慈禧疯了。
慈禧是这样解释的：“康有为，你老对我和皇上说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什么叫‘明治维新’，不就是全盘西化吗？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底说给皇上，为什么不说给天下老百姓？我看你是叶公好龙……”
康有为第一次有了羞赧的感觉，立刻跪下作检讨。慈禧也没多怪罪他，是不是玩真的搞“专讲西学”，慈禧还没想好，而且是不是真能在钟国搞起来，她一点把握都没有。而且慈禧很了解老百姓的心态。老百姓一直觉得给帝王磕头比较文明，而在议院打架非常丢人。
所以慈禧最后没坚持自己的“专讲西学”，最后“戊戌变法”的核心被确定为“西学东渐”，被确定为“建设有大清特色的封建主义路线”的改革总方针。从这个事实来看，“戊戌变法”对钟国的意义很有限，甚至是一种反革命。如果不是光绪搞政变，这个变法的重要执行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会一直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庙堂内外，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国家，自己在大清裸体做官。但他们太性急了，太想成为军机大臣好光宗耀祖，孤注一掷玩政变，太孙子了。
戊戌政变即使成功，康梁不是成为袁世凯，就是成为李鸿章。事实证明李、袁、康、梁、慈禧、光绪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既不可能救民以水火，也不可能扶国之将倾，更不可能取悦于西方人的价值观。倒霉的永远是钟国老百姓。
二十五
再强调一下我的观点：两度被洋人们赶出紫禁城后，慈禧太后是钟国“雪耻自强”最急迫者，“其心甚切”。
来西安的路上，她曾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时任县令）说：“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必须承认，很少钟国领导人能有这样的反省和责任意识了。我们不理解慈禧的事情非常多，把她简单化和丑陋化，实质上是政治化的需要。100年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书上说什么咱就信什么，别人骂咱SB咱还不高兴。
要知道，任何一个人的灵魂都不可能和任何一个集体在一起。
1月29日这天，终于由慈禧和李鸿章磋商多日的变法大纲——“预约变法”在西安发布上谕。要求王公贵族、部臣疆吏“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
上谕发布后，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有好事者称其为“慈李新政”，但这个称谓很快被中央政府所制止。类似的一件事在庚子年前也发生过，朝廷某个四品大员称慈禧执政这些年，社会经济发展有了很大进步，堪称“同光中兴”。媒体找到了兴奋点，跟着大唱“中兴”，但很快被慈禧制止。慈禧把这个四品官员提拔为工部侍郎，却不再重要用他，她不能打击忠于自己的官员。但她有自知之明，对拍马屁者，给高官，不给实权。
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70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封建制度下的帝王，否则他会做出非常恐怖的事情，会非常无耻起来，慈禧就是这样。她渐渐的忘记了自己的西化改革思想，越来越保守，玩起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所以“慈李新政”最后不可避免的成为一场政治秀。
二十六
为什么大清建国200多年来，像什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改革开放”“西部开发”都不能幸免的成为一次次的政治秀？
谁能回答一下？
1901年6月，一个巨大的国家秘密终于捂不住了，陕西人得到了可靠的“小道消息”——八国联军在前一年占领了北京。西安老百姓这才明白，怪不得慈禧和光绪帝“西狩”如此之久，呆在西安迟迟不回京城呢。
7月1日，西安北院广场人山人海，广场四周到处挂着“美国佬滚出去！”“八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团结在以太后为核心的后党党中央周围，建设有大清特色的封建主义社会”等大幅标语，起初老百姓觉得不可能，京师被洋人占领是谣言，百万八旗人民子弟兵是吃醋的？大家是在疑惑中涌向这里的，看到这些标语横幅知道，谣言都是真的了。大家非常惶惑，事情太突然了，不知道应该是悲凉还是愤怒。
大家在等待政府一个说法，期待老佛爷的重要讲话。
慈禧终于出现在广场的北端，她身后是光绪和李鸿章，再后面是荣禄、李莲英和岑春宣，成品字型队列出现在人民面前。一样的服装，一样的表情，一样的路一样的鞋，不同的唯有领带的颜色。
慈禧说：天不假年，时不我与，八国联军趁我和皇上西狩之际，在汉奸卖国贼康有为梁启超的带领下，仗船坚炮利犯我大清，我们曾格林沁元帅为保卫京城站死疆场，与十万英雄的人民子弟兵和义和团等爱国民兵共同谱写了一首壮烈的爱国主义诗篇。
现在大半个钟国已经在八国法西斯铁蹄之下，他们烧杀劫掠，奸淫妇女，煮婴儿做肥料，所犯滔天罪行罄竹难书。现在八国无耻的侵略行经，已经被全世界所谴责，去年（1900）十一月初三日，我们钟国人的老朋友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抨击了俄国政府对中国的无耻侵略，揭露了俄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的野蛮行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民族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大家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取得这场卫国战争的全面胜利……
慈禧说完，当场书写四个大字——多难兴邦。
老佛爷这次讲话非常成功，通过传媒，四亿无千万民心还是被调动起来了，全过各地纷纷聚会，齐声大喊“大清加油！”“北京挺住！”美国等帝国政府大骇，认为让大清丢脸不是最好的方式，立刻命令驻清公使与李鸿章谈和，不能要种国一寸土地，拿点银子走人。
二十七
正经的说几句话。
黄旗招展，群情激昂，口号震天的场景，在大清国土上有过许多次，每次不同的只是口号的内容和事件背景，由于人多势大，其电视冲击力是非常的。洋人对这个占1/5人口的国家，歧视和心虚的心态一直是共存的，他们不怀疑短时间内的民心所向。洋人其实也知道，喊“大清加油”口号的干群官兵，这些人喊完口号该干嘛还干嘛，当官的喊完该腐败还腐败，老百姓喊完该移民还移民，真正愿为这个封建国家做点实事的不会有几个人。说到底，最后还是沦为一场政治秀。没有哪个大清国民会对自己的孩子说：好好读书，将来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没哪个军嫂对自己的丈夫说，你要誓死保卫后党，保卫大清。没有，真的没有。所以西方人对这种事很惊诧，居然认为钟国人就是10亿精神分裂者，因为压根没一个人在公开场合在说心里话。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就是大清、沙俄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外都存在由本国人形成的“反政府组织”，而美英等帝国，反政府组织只存在于自己国内。这些反政府人士有个显著特点，就是“逢党比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如果反成了，这些人就是开国领袖。如果不成功，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
典型例子就是前文提到的列宁。沙俄与美英等八过合作打大清，俄罗斯人民都支持政府，每日都在等待捷报传来，但反政府的列宁就写出正义文章——《中国的战争》，声讨沙俄政府，支持钟国的反侵略战争。当然，列宁不能免俗地回避了大清攻打俄使馆的事。好玩的是，逃亡在日本和美洲的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对惩罚大清“鼓与呼”，公然支持“无恶不作”的八国联军。大家都说大清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列宁、慈禧和后来政府都说是洋人侵略造成的，而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却说是慈禧造成的。今天的人如果有幸看到这一幕，会非常糊涂。
不管列宁还是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和自己政府对着干的猛人，都被当时的国人所不齿，却被后来的国人所崇拜，奉为“国父”。成功和失败为什么有如此可笑的结局，也算是历史幽默故事，只是不知道真正的正义在哪里？
之前的鸦片战争，西方还有两位大人物站在了大清的一边，共同谴责英法联军的无耻。一个是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只是他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又认为八国联军是正义之师，钟国该打。另一个是大作家雨果，他的“两个土匪”论中国人家喻户晓。
庚子之变已被今天的国人认定为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马克思、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现在也是正面人物了，所以这种矛盾政治家只能回避了——你不知道就是没有。梁启超不是赞美“卖国贼李鸿章”吗？保密，不说它（这个国家机密10年前才被解密）。保密，回避，我们有的是方法宣传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大清政府宣传部的成立，就是告诉你，这是宣传，和事实无关。
二十八
国家领导人走品字型队列，最早源于美国总统麦金莱的创意。麦金莱什么都好，就是爱扎势，这种风头给自己惹了大祸。1901年9月5日这天，他的军队还没从中国撤出，他正带领两院议长、正副国务卿、防长、财长正走队型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走在最前面麦金莱遭遇恐怖分子乔尔戈什当头一枪。他以微弱的声音说出他最喜爱圣歌的歌词：“上帝，我离你越来越近了。”之后便昏迷了过去，几小时后，副总统大罗斯福从遥远的阿迪朗达克先是骑马，然后乘火车匆忙赶回。麦金莱挺了10天，于15日含恨咽气，大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第24届总统。
大罗斯福当总统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品字型队列，大家爱怎么走怎么走。他的思维方法是，我走在中间还是最后，我都是中心，干嘛非得走在第一个挨枪子呢？
其实大罗斯福当总统后，比麦金莱还独裁，什么事都是他一人说了算。巧的是，他在美国也有“老佛爷”之称。
可以这样说，100年前美国是老佛爷一个人说了算，而100年后的今天，独裁的美帝国主义感觉是9个人（布什、切尼、佩洛西、赖斯、盖茨、保尔森、佐利克、弗里斯特、多布里扬斯基）说了算，似乎是有了9倍的进步，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切还是大独裁者布什说了算。证据是，布什穿西装，谁敢穿甲克？布什穿甲克，谁敢穿西装？那8个人唯一的自由，就是可以决定自己领带的颜色。
这100年来，美国在民主方面就没一点进步，不管你信不信。
我永远都忘不了罗斯福进行总统宣誓时说的那句话：“我要说我的目标是继续不断地、不折不扣地贯彻麦金利总统和平、繁荣和维护祖国尊严的政策。”
这句套话后来被许多国家领导人所沿用。
二十九
其实我每天点开这个帖子时，就担心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手是颤抖的。看到它还存在，内心就涌出一种温暖，会让我觉得，大家在共同努力使这个国家文明起来。我其实不喜欢把自己弄成一个阴险的人，大师讲话都言简意赅，只有半瓶子才把小道理说的分外复杂。问题是，这种所谓的复杂实在是雕虫小技，瞒不过任何人，所以巨大的滑稽感始终包围着我，基本上是苦笑着写出一段段文字。
所以我永远都不喜欢此刻写帖子的我，我喜欢另一位安徽宰相朱溶剂的阳刚：“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悬崖，我都勇往无前死而后已”只是这豪言壮语不幸成了段子，后来他没兑现自己的话。但比起我这样连话都不直说的小人，朱至少是个准君子。朱是迷人的，当年他破坏品字队型的时候，赢得了民心，嫁人就嫁朱总这样的人。
说实话，100年前另一个安徽宰相李鸿章，始终没有得到民心，李鸿章只是在知识分子队伍中有极高的威望，在民间得分不太高。原因有二：一是李鸿章恃才气傲，和没读过书的草民不打交道，哪地震哪发洪水他也去灾区，但从来不和老百姓亲切，他把威严带到了北京以外所有的大清国土，什么握手啊问候啊门都没有。来了灾民，他只是看一眼，扭头对赈灾官员说：“粥要能竖起筷子”如果路面塌方进不去军队，他也不急，不说几点之前必须打通道路的话。灾民回不了家，他也不保证他们在春节前能回家过年。气傲的李鸿章从来不难为下属，不下达不负责任的命令。李鸿章从不重视老百姓，所以他不需要作秀给大家看。
二是，晚清所有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李鸿章代表政府签的字。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外交授权历来有限”的道理，但老百姓哪懂这个，觉得就是李鸿章太软弱了，是他的性格问题造成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当年许多老百姓都托认识的官员给宰相李鸿章捎一句自己的忠告：“李中堂，马善被人骑，人善被狗欺，您千万不要怕洋人啊。”
李鸿章签定《辛丑条约》，老百姓终于急了，对李鸿章的愤怒一下达到了顶点，终于喊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的口号。
老百姓知道李鸿章是大清忠臣，知道李鸿章是个好人，所以对他定义为“误国”，把他和秦桧并列起来，是想恶心一下他，出口恶气。大家当时觉得李鸿章当官的水平太差了，性格太软弱了，而大清国也太冤枉了。
把李鸿章定义为“卖国贼”，是50年后的事情。政治家想表现自己爱国的时候，最省事的方法就是指责某个有软肋的人（不论古今）是卖国贼。就像小偷失手，最安全的方法是大喊“有贼！捉贼”
三十
现在进入“辛丑条约”段落。
李鸿章是在1900年7月，从广东踏上他的“卖国路”或者是“误国路”的。慈禧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广州，要求他北上与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加了一句：“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她这话在这些年来说了好几回了。当时纽约时报也说：“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
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走上了卖国的不归路。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两者只是动机问题，结局并无区别。李鸿章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家人朋友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李鸿章叹道：“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了，拖延时间，但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啊，一日和尚一日钟，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的响，我也不知道。”这段话是直译，我没一点演义。
李鸿章走到武汉的时候，有两个年轻人求见他，就是25岁的黄兴和老婆徐宗汉。黄兴开门见山：你为什么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我们的汉人江山呢？李鸿章默默无语，许久才说：“一代人做一代的事吧。”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这种耐人寻味的作答还是第一次.
但聪明的黄兴立刻明白李鸿章的意思——他保他的大清，你反你的大清。各做各的事。次年，黄兴赴日本与孙中山建立革命党共同反清。孙中山任总书记，黄兴任军委主席，一起领导了20世纪最有进步价值的一场革命-----辛亥革命，西方称为“孙黄起义”。
我在几年前去长沙的时候，祭拜了黄兴的墓园，并在那里碰到了电影导演陈凯歌。一聊才知道，他和黄兴是亲戚：黄兴的妻子的妹妹的第二个女儿的第二个丈夫的第二个妻子的第一个丈夫的女儿的第一个丈夫是陈凯歌。
没有开玩笑，我把这句话重新说一遍：黄兴的妻子（徐宗汉）的妹妹（徐文）的第二个女儿（龚澎）的第二个丈夫（乔冠华）的第二个妻子（章含之）的第一个丈夫（洪君彦）的女儿（洪晃）的第一个丈夫是陈凯歌。
三十一
李鸿章在9月29日先到达天津，在这里他曾经执政了20年。他特意去看了一下曾经的直隶总督府，泪都下来了，已然是一片废墟。八国联军不像后来的日本鬼子专烧民宅，他们专烧政府机构。
李鸿章到达北京是10月11日，国庆节刚过了10天。由于北京城区军民没做顽强抵抗，象样的建筑都还在，但商业停止了，联军提大清政府维持着治安。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佐李鸿章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府邸。
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联军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1、惩办以慈禧为首的战争罪犯；2禁止大清制造和进口军火；3、赔银10亿两，10年还清；4、驻清使馆可以驻扎卫兵；5、拆毁大沽炮台；6、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以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
李鸿章觉得，除了第4条其他都不可接受。尤其是第一条，严重突破了慈禧交代的底线。所以李鸿章指着联军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
李鸿章手里就没什么牌，他只能装着胸有成竹装着从容不迫，装着有理有据装着义正严词。总之他一个人和11个国家的武官文官外交官斗法，努力维持着大清政府最后的一点尊严。有时候，对方官员常常微笑地看着他，连李鸿章都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他装疯卖傻，声东击西，插科打诨，胡搅蛮缠……连乒乓外交都用上了，居然把停战条约拖延了一年多，居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一、把慈禧从战犯名单删除，仍保有过去的地位；二、涉嫌战争罪皇亲国戚一个都不杀；三、一寸国土都没割让。
这个重大成绩的获取，其实过程来得非常惨烈，李鸿章几次把血呕到桌子上，然后擦擦嘴继续谈。联军代表都看不下去，主动要求休会，主动找医生给李鸿章治疗。但李鸿章严词拒绝：你们不撤兵，就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我从来不接受敌人治疗。联军
谈到赔银数量时，李鸿章实在坚持不住了，庆王爷顶上去继续谈。庆王爷做到李鸿章的座位上，一下变得不像是过去敦厚的庆王爷了，他突然不怒而威，视死如归。他终于把10亿两白银打压到4亿5千两，39年结清。要知道，不久前甲午战争失败，日本在连海岸都没登陆的情况，大清不仅赔偿2亿两白银，还把朝鲜、台湾都送了出去。
一个奇迹就是这样活生生的让李鸿章和庆王爷给完成了。联军给各自政府做了很阿Q的说明：
“一人一两，以示侮辱！”
三十二
许多年来，国人稀里糊涂的情况下对“辛丑条约”充满了愤懑，并对李鸿章严重鄙视。“辛丑条约”当然是丧权辱国的，但丧权辱国的不是条约本身，而是庚子年的“种国战争”失败方的埋单。我没听说战争失败方签定的条约不是“丧权辱国”的，不管是否正义，打输了就得吃苦果子。把责任推到谈判文官的身上，最初是战败军官的阴谋，后来却成为一种主流意识。60年来“李鸿章”一直是贬义词，是一个单面胶标签，是个说事的符号。其实政治家都知道，他说“我们不是李鸿章”时，和几十年前的李鸿章是无关的。
我们可以作一个横向也是纵向的对比。1900年，大清同时和11个国家开战，和八国联军打仗，这种异常的战争有没有先例我不知道，但是有后例。90多年后，伊拉克和多国部队开战的结局我们都清楚，如果能有“辛丑条约”给撒大木签，都能把他乐疯了。伊拉克没有李鸿章是撒大木上绞刑架的重要因素。
所以每一个安徽帝王都希望跟前能有个李鸿章。慈禧这辈子最大的幸事就是她有李鸿章这一点慈禧早就是承认的。我再强调一回，按照现在的户籍制度，慈禧的籍贯肯定是安徽，至于出生地则有“北京劈柴说”“安徽芜湖说”“山西长治说”“甘肃兰州说”“江苏苏州说”“内蒙古呼和浩特说”和“浙江乍浦说”。问题是，现在户籍本上没有“出生地”这一说。今天说谁是哪人，就是指籍贯，所以我说慈禧是安徽人是很有诚意的。呵呵。
清事专家阎崇年是坚定的“北京说”，记得他在电视上说：“宫廷名牌明确记载慈禧的妹妹出生在劈柴胡同，妹妹生在劈柴胡同，姐姐也应该生在那儿。”我当时就吐了，学问不是这么做的。压根没有逻辑性。
通过“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征之女”的慈禧，我对清史进行了自己的解构。我对大清的所有人物都没有那种奇怪的莫名其妙的感情，对谁也不愤怒，对谁也不追捧。所以我写这个帖子最大的优势是态度的客观性。我没权力给任何人平反，也没必要给谁扣屎盆子，我能毫不费力的客观叙说400年历史的大清国，和我不是政治家有关系，和我没被洗脑有关系，也和我老婆有关系。
笑死我了。
下一篇我继续写辛丑条约。我写期间的细节。
谢谢大家。
三十三
李鸿章在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期间，主要和两个人通过电报频繁联络，一是慈禧，一是张之洞。和张联络，是因为他在镇守着大清的半壁江山，也有许多认识的洋人，李鸿章需要张之洞的配合。之前他俩配合不错，慈禧和11国宣战，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总督带兵“北上勤王”，李鸿章接到圣旨，回了8个字：“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张之洞他们获悉李的态度后，非常认同，决定共同抗旨，全都“不奉诏”。
慈禧几乎晕倒。
大清国颁布过“三荣三耻”的荣辱观，其中有“以服从慈禧为荣，以反对慈禧为耻”一条。慈禧实在没想到李鸿章他们这么不是东西，她感觉到“三荣三耻”不行了，以后一定要弄个“八个代表”。
李鸿章的“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也许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句话，这8个字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这句话告诉我们，李鸿章是大清的忠臣，却不是大清的奴才。之前的“忠臣”和“奴才”是可以划等号的，之后的安徽大臣也再没有李鸿章的风骨。我从这8个字里看到了李鸿章的独立人格与国士精神，曾有相当长的时间，他成为我最喜欢的安徽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和“一代人做一代的事”两句话，把李鸿章完整的世界观体现了出来。不可否认，李鸿章的道德是立体的，在“历史局限性”的范围内，他已经做的足够好了，而他的开明与气度在100年前散发出的光辉，仍像阳光一样给今天的知识分子以温暖。
我今天夸李鸿章的话可能过多，几乎属于肉麻的范围。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人一有了感情，文字就不客观。
张之洞对李鸿章的品德没有异议，却对李鸿章的能力一贯不服。都说李鸿章傲，张之洞更傲，他也有傲的资本——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毕业，学历是李鸿章没法比的。张之洞早期是清流派，后来成功转型成为实业主义者，在汉阳建设了大清第一个炼铁厂，并打赢过一次法国军队，风头曾一度超过李鸿章。社会上曾经认为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重用张之洞的呼声一直非常高。但慈禧不这么认为，她觉得张之洞文治不如李鸿章，武功不如左宗棠，综合素质不如刘坤一。总之慈禧始终拒绝把张之洞招进中央政府，让张之洞一直耿耿于怀。李鸿章和张之洞成为洋务运动领袖后，互相并不买帐，是庚子之变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三十四
从清流转型实业后，1901年的张之洞又想转型为大清的思想理论家，试图取李鸿章成为地方政坛的新领袖。他非常遗憾“此乱命，不奉诏”被李鸿章抢了先手，所以等到“慈里新政”出台后，他写出了一个最令慈禧满意的“新政”实施方案，就连李鸿章看了也叹服。比如“废除武科举”，李鸿章给予很高的评价。最让慈禧惊喜的是，张之洞在方案中提出“坚持康乾主义、道光思想和咸丰理论，高举慈李新政重要思想的旗帜，建设有大清特色的封建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政“纲领”。张之洞给慈禧解决了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消解反新政反改革人士的抵触心理，彻底堵死前朝遗老遗少的嘴。政治家都知道政治口号对自己的重要性，越是自私越得说是为公，做什么不重要，说什么才是重要的。
在这种“无人不说张之洞”的形势下，张之洞开始以政治理论家自居了。所以他从电文知道“辛丑条约”内容后，现出清流本质，发电李鸿章，称这样议和是丧权辱国，绝不能“画押”。李鸿章回电毫不客气，先说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你以后不要再发“空论长电”，有一说一 ，不要引经据典，以节省经费。再指责张之洞“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张总督，你湖广能挡住联军铁蹄吗？
慈禧知道张之洞等南方封疆大吏对“辛丑条约”有看法，也忙给他们传话为李鸿章撑腰：“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慈禧的意思其实在说，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那段时间，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为了保住慈禧的生命，和平协定最好晚签，但为了保住慈禧的政治生命，协定却是早签有利。在这种两难的局面下，李鸿章殚精竭虑，终于在1901年9月初把“协定草本”发电给西安的慈禧，慈禧看到协定内容大喜过望，回电：“应准照办。” 9月7日这天，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著名的《辛丑条约》。这是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庆王爷说：“这个字我来签吧”，李鸿章摆手：“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不过李鸿章也没签自己的名字，他用虚弱的手签了个很可怜的“肃”字，因为他是大清的“肃毅伯”。
签完字李鸿章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联军军医立刻赶来诊断救治，并向瓦德西统帅报告：“肃毅伯胃血管破裂。”
三十五
给李鸿章治病的，是德国和美国的医生，李鸿章拒绝日本医生的诊治。当时只有这三个国家在北京建有医院，医疗水平比较好。但李鸿章不住院，只住在贤良寺，他不可能住到联军管辖的任何地方。慈禧知道他病情严重，发电“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李鸿章苦笑，都快死的人，哪需要什么懋赏。此时他已经只能吃流食了，所以确定自己来日不多。李鸿章知道现在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给大清国也就是给慈禧留下自己的政治交代。
政治交代一：以后不要再寻衅滋事。
李鸿章说：这几十年内，我们每多一次滋事，就多一次吃亏，去年就是例子，创伤太重，薄海惊心。现在总算议和大局稍定，希望政府以后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如此国家还有好的希望。
需要说明的是，李鸿章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至今仍被中共中央尊为国策。
李鸿章说，大清国已经国防了。西方的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
以上是李鸿章原话，我没有一个字的演义。
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钟国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钟国也是振聋发聩之声，邓半吊子邓世昌也就这个水平。
李鸿章把避免寻衅滋事列为第一条，还因为此时大清政府正在对外发表一个声明。美国总统大罗斯福在白宫分别接见了反清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和反慈禧的康有为梁启超。大清户部尚书袁世凯对此召开了记者中招待会。
袁世凯说：“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消息。这几个人长期从事反华分裂和敌对破坏活动，危害大清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美方安排领导人会见他们，是粗暴干涉了大清内政，向反华敌对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也违背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要求美方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以任何方式利用所谓人权、腐败问题干涉大清内政，以免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
大罗斯福让秘书把大清这类针对自己的讲话稿收集到桌子上，仔细查找彼此的不同之处，他很茫然的问国务卿，大清不是把八股文废除了吗，还是秘书太懒了？
国务卿回答：“总统，您可能不太懂钟国人的幽默，他们是故意这样的。”
三十六
政治交代二：重用袁世凯
李鸿章说：现在大清王朝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能和强敌周旋的，我死以后能接替我职务的，“惟有袁世凯”。这个人文治武功都是三千年之罕见，比我有能力，更比我有魄力。李鸿章强调，袁世凯非常懂得洋人，并善于和洋人打交道。
事后表明，慈禧完全接受了这个遗嘱。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入军机。
在这里我罗嗦一下两个问题。1、李鸿章为什么说“三千年”。2、“军机”是什么机构？
清朝为了显示自己的悠久文化和灿烂文明，曾经数了一下黄帝到慈禧有多少年了。专家翻开史书，用算盘一个一个的加了起来，把传说中的黄帝和唐尧算了100多岁，把传说中的少昊和颛顼算了90多岁，共“加”出了4700来年，四舍五入，从此声称钟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拟造了个“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来（文明是出于城邦的，那时候哪有国家？）但李鸿章到欧洲后发现，国际并没人认这个5000年，大清只是自说自话。人家认可的钟国文明史整整是3000年（后来甲骨文的发现，今天认可的极限是3600年），连零头都没有。李鸿章知道外交家是不能乱说话的，所以他只能说“三千年”。
“军机”并不是有编制的政府机构，而是皇帝的幕僚班子，由皇亲国戚和国家重臣9个人组成，国家重大政策均出于此。
政治交代三：别和日本人打交道
李鸿章玩了一辈子气度，像袁世凯这样反他的人都给予重用，可就在日本问题上他非常“小心眼”。李鸿章非常厌恶和鄙视日本人，原因和甲午战争没关系，而和《马关条约》有关系。《马关条约》签定后，李鸿章发誓绝不再踏入日本领土。有一次李鸿章从美国回国，必须在日本换船，换船必须进港。但李鸿章硬是在两只船上搭了块木板，颤巍巍的走了过去，拒绝走上日本的海岸。
李鸿章签了许多耻辱的条约，只有这个马关条约让他倍感耻辱，想起来死的心都有。他没见过比日本人更丑陋的外国人了。
三十七
最早李鸿章看到日本人还是挺亲切的，毕竟是同文同种，是陕西人的后代。因此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伊藤还拜李鸿章为他的中文老师。但是甲午战争破坏了这种友谊，大和文化的无情和天皇的丑陋心态，让伊藤博文也成为小人。李鸿章恨日本人，是因为他觉得日本人在马关谈判中不讲道义，盗亦有道，日本人却没道。
只要是“谈判”，就是一种双方互相妥协，否则就叫通牒而不是谈判。而马关条约的签定，整个就是通牒而不是谈判。李鸿章被日本人枪击受伤后，起初心里非常高兴，他认为日本算是欠了个大人情，大呼“此血可以报国矣！”。但他没想到，这一枪算是白挨了，伊藤博文说2亿两的赔银一两都不能少。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李鸿章的那句“减五千两（不行），减三千两（不行），减两千两，就当是给老夫回国的路费……”是真实的。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对话百度上就有。但李鸿章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行”。
和伊藤签约时，李鸿章边笑边对伊藤说：我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这么刻薄（“严酷执拗之人”）。伊藤很尴尬，笑着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也是不得已”。
总之，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耻辱的时光。当李鸿章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李鸿章用不再踏上这块土地来表达着他的愤懑，他这样做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很懦弱。
李鸿章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坏人，可能是清官，也可能是贪官，但就不可能是卖国贼。
他说：“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
谁见过卖国贼是这么说话的？
别人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谁见过这样的卖国贼？
其实今天还是过去，没有一个政治家认为他是卖国贼，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认为他是卖国贼。说他卖国贼的人，不是愚蠢就是别有用心。
没有第三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