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细说三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0:16:18
《细说三国》一、合久必分
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汤因比(A.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会”一词，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汤因比喜欢说，“中国社会”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远东社会”。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
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政府好的时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时候，是乱。治久了以后，难免有乱；乱了一阵以后，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们这礼义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拨乱反治”。于是，希腊、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而我们中国每逢“天下大乱”以后，不久便“形势大好”，一冶一乱，成了中国历史的轨道，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一张一弛”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合久会分，分久会合。”
至于，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仅会合，而真的合了?“人”的关系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决心与能力，是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倘若没有决心，又没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两汉的大一统局面，维持了四百多年；种种机构已经磨损、腐蚀，不再管用。分的趋势，确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轮流把持中央，剥削地方，是病征，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标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阴补阳。
西汉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于刘邦简化了法律，减轻了赋税，因袭了秦的“三权分工”的制度，加上武帝以后之征用全国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学术。
所谓“三权分工”，是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与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同。在没有三权分立之时，这“三权分工”究竟要远优于霍光以后之权臣包揽一切了。
所谓征用全国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国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选拔，留在身边训练、察看，然后再分别任用为县令、县长，于任期完满以后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渐升为中央的九卿(部长)、三公(院长)。
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是虚衔(加官)，大将军在平时没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权，由于替皇帝“录尚书事”。尚书原是宫内的小官，在皇帝身边管文书。霍光以宮外的大官的身份，“录”起皇帝的所有的文书事务来，这就成为丞相与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皇帝。
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浅显的话来说，霍光替皇帝代阅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虽则是写给皇帝的；事实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处理。
霍光以后的外戚如王莽、窦宪、邓骘、阎显、梁商、梁冀、窦武、何进，都于种种不同的加官与虚衔之下，大权独揽，宦官的领袖们，有时候大权独揽，有时候几个人合伙。作“集体领导”，如单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赵忠与张让等十二常侍(俗称“十常侍”)。
东汉的皇帝们，在和帝以后都是短命的人。寿命较长的桓帝，死时才三十六岁。灵帝死时，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和帝自己，二十七岁。其余的，两位少帝，与质帝、冲帝、殇帝，都只是一些小孩子而已。
和、顺、桓、灵之所以短命，因为后宮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顺、桓、灵，留下了年轻的寡妇，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们所能相信的，只能是自己的父亲(国丈)，或哥哥、弟弟(国舅)。于是窦、邓、阎、何等几家外戚，便先后当权。
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亲生的，则问题比较简单；倘若是“抱来的”(由别支皇族过继而来的)，那就每每发生小皇帝略为长大以后，就被宦官挑拨利用，以政变的方式推倒当权的国丈或国舅，使得大权落入宦官之手。
中央的政治机构，由于不再有三权分工，一坏便全部都坏。地方官吏之推选孝廉，成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竞争不过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于是现任的及未来的官吏，从上到下，极大多数成为贪污分子。老百姓只能苟延残喘于如虎如狼的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
东汉在经济上，本可以比西汉略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够解救的奴隶，逐渐地解救了。光武帝又尽量减少贵族与大官的俸禄，尽量不卷入西域各国的纠纷，军队的开销缩小，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可以休养生息。
可惜，由于政治的结构出了毛病，人民在赋税方面的负担，表面上比以前少，事实上比以前多。公开的负担少，暗中的负担多。所谓暗中负担，第一是铜钱贬值。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元年，一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万”(所谓亿万，是十万万。二百八十亿万是二千八百万万)。东汉的铜钱流通量，于王莽末年的大乱以后，经过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汉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一方面连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钱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不懂得什么叫做量人为出，更不懂得什么叫做“平衡国家收支”。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用少数的铜，铸多量的钱。于是越铸越多。在顺帝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数字上是六十万万，等于是西汉两百年所铸铜钱的总数之百分之二以上。
其他的暗中负担，是官吏的种种摊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贿赂。
官吏的生活费与娱乐费，都是取之于老百姓的，却不替老百姓做事。水利的工程，让它荒废不修。黄河决口；别的河流也颇有泛滥的。大水之年以后，常常有大旱之年。水灾与旱灾，轮流地逼得老百姓没有日子过。天公又不作关。老天，不仅对人世间贪污横行与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视若无睹，而且助纣为虐，于水灾、旱灾以外，又加了地震、地陷、蝗虫、瘟疫。
东汉末年的人民，对洛阳的中央政府失望，对老天也失望。于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的鼓动之下，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将死；倘若能另有一个新的老天、新的上帝来替代这生病将死的老天，该有多好!张家三兄弟告诉他们：这苍天确是生病将死，替代这苍天的，将是黄色的天。你们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初五日，头裹黄巾，便能于天崩地陷、宇宙换一纪元之时得救。结果，有三十六万左右的人，都加入了张家的黄巾组织。
《细说三国》二、黄巾
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若干次的失败的农民革命之一。它的人数不为不多，组织不为不强，它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导人物之不学无术，既没有对于当前客观环境的正确了解，又没有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与理想政府的构想，更不曾聚集或培育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人才。
作为黄巾徒众之大头目的张角，及其两位弟弟张宝、张粱，懂得的只是以画符念咒、喷水治病的魔术或催眠术，用来广收信徒，借以推倒汉朝及其政府。汉朝的各级政府，何以会在安、顺、桓、灵诸帝之时坏到那种田地?要用什么样子的政府来替换这东汉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杂税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要用什么措施来铲除当时经济上的病根?这些大问题，不是张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们所能想得出的。
他们，正如其后若干次的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黄巢、李自成等等)，只不过是对现状十分不满而凭着一时冲动，“为革命而革命”、“先破坏了现状再说”!从开头起，他们便不想睁开眼睛，而只肯闭着眼睛在黑暗中盲动，安得不失败呢？
计划，张角不是没有。他活动了十几年，遣派大弟子八人分头到各地区活动，吸收了三十六万左右的徒众，以一万人为“一方”，有些方超过一万，有些方不到一万。每方，设一个“大帅”。这三十六万人，遍布于十二州之中的八州【剪文公：七州？】：位于今日河北省的冀州、幽州，位于今日山东省的青州、兖州，位于今日河南省及湖北省、湖南省的豫州、荆州，位于今日江苏省的扬州。
他竟然也吸收了皇帝身边的中常侍封谞与徐奉二人。这二人加入了他的组织，愿作内应。
他预定在甲子年光始七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初五日，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事。徒众一概以头裹黄巾为号。
这起事日期，由于有一个姓唐名周的叛徒向汉朝政府告密，不得不提前在二月某日举行。唐周的告密，使得张角一位负责洛阳地区的大帅马元义被捕，受车裂之刑；也使得宫内宫外有一千多名徒众被捕、被杀。否则，洛阳可能在三月初五日一夜之间被马元义率领的这一支黄巾军占领。
这边，在洛阳的汉朝政府立即行文到各州各郡，尽量捉拿张角及其所有徒众；那一边，张角也十分紧张，在暗中通知各地徒众，同时举动。
举动的一天，张角在他的家乡冀州巨鹿郡，自称“天公将军”，叫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巨鹿郡的郡城，不是今日河北省的巨鹿县，而是在巨鹿县西北很远，今日宁晋县西南的地方。范晔《后汉书》与司马光《资治通鉴》,均说张宝是老二,张梁是老三。司马彪《九州春秋》与袁宏《后汉纪》，以为张宝是老三，张梁是老二)。
张角的黄巾徒众，到处攻村庄，攻市镇，遇到衙门就烧。汉朝的地方官吏敢抵抗他们的很少。原因是：他们人多。不到十天，就“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在南阳响应他的一位黄巾头目，是张曼成。在河北蠡县之南博陵的，是张牛角。张牛角战死以后。由楮飞燕继为头目，褚飞燕改姓名为张燕，不久便把部队增加到一百万人左右。此外，各地的重要分子有李大目、张丈八、陶平汉、雷公、白雀、波才，等等。
洛阳的汉朝政府，派三个中郎将到冀州、豫州，分别讨伐张角及波才等人。派往冀州的，是“北中郎将”卢植。派往豫州的，是“左中郎将”皇甫嵩与“右中郎将”朱儁。
卢植是刘备的老师，也是刘备的小同乡：生长在冀州涿郡。他以极少的兵，对张角的基本武力作战，竟然能把张角围困在今日河北省威县之东二十九里的汉朝广宗县城。灵帝派了一个姓左名丰的宦官来视察，卢植不向左丰送钱，左丰回去报告灵帝，说卢植有力量消灭张角而不肯卖力。灵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把卢植逮捕，用槛车(囚笼)押解洛阳，派“东中郎将”董卓来带卢植的兵。
皇甫嵩出生在民风强悍的边地凉州安定郡朝那县(朝那县城的地点，在今日甘肃平凉县的西北)。他的曾祖皇甫稜与叔父皇甫规，均为“度辽将军”，可说是军人世家。他的祖父皇甫旗做过扶风都尉父亲皇甫节做过雁门太守，他本人被推举为孝廉，做过中央政府郎中(相当于今日的司长)，也做过霸陵与临汾的县令，被调回中央做“议郎”(地位在今日的顾问与参议之间)，转升为北地郡太守(北地郡包括宁夏的黄河两岸及甘肃的庆阳一带，东汉时的郡治，在灵武县东南)。这样看来，皇甫嵩似乎又是一位标准型的文官。
他留在历史上的令名，是一手平定了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他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位名将。汉朝的读书人，原是文武合一，不曾离开孔子所创下的射御与礼乐书数并重的教育传统。中国到了清朝中叶，仍然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几个文人，先后担任统帅。只是到了民国初年，有了保定军校，文武才分了途。
皇甫嵩会同朱儁，把豫州颍川郡的黄巾打平。他于决战之日。用夜袭兼火攻。黄巾徒众本是乡下的种田人，过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白天精神抖擞，到了黑夜就酣睡如泥。皇甫嵩对他们实施夜袭，可说是看准了他们的弱点。皇甫嵩之所以用火攻，原因也很简单，他们的头目毫无知识，竟然“依草结营”。这河南禹县附近“长社”的一战，皇甫嵩杀了几万名黄巾。大头目波才率领残部逃往阳翟(禹县)，被皇甫嵩追击，再度击溃。皇甫嵩附带扫荡了汝南郡与陈国(河南大康县一带)，及东郁(山东濮阳县一带)的黄巾。
张角等人在冀州(河北省中部)，于卢植被槛车召回以后，打败了卢植的继任人董卓。汉灵帝的朝廷，命令皇甫嵩去。皇甫嵩移兵向北，在广宗与张角的弟弟张梁决战，所用的方法又是夜袭。这一次，不在深夜，而在凌晨鸡鸣之时，张梁全军覆没，被杀了七万多人，投水而死的黄巾又有五万多人(张角这时候已经病死，皇甫嵩开棺剉尸，割下他的头，送往洛阳)。
张角的另一弟弟张宝，逃去了“下曲阳”(今日河北省晋县之西)。皇甫嵩指挥巨鹿太守郭典，同往追击，捉住张宝，斩他的首。据范晔说，十几万黄巾徒众也同时被斩首，合埋在下曲阳的城南，造了一个很高很大的坟(京观)。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会觉得皇甫嵩不该杀人如此之多。汉朝以及迄于清朝的各个朝代的法律，有关“造反”的刑法一向是很严酷的(后来，黄巾在中平五年再起，曹操在青州，即山东北部，打败他们，不杀而加以收编，这是曹操比皇甫嵩高明之处)。
皇甫嵩立了大功，被拜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为槐里侯，食邑八千户。不久，由于在凉州造反的边章与韩遂等人，进兵威胁长安一带的“三辅”之地，朝廷把皇甫嵩从冀州调回迎敌，大宦官(中常侍)张让向他要五千万钱，皇甫嵩不给。张让在灵帝面前，告皇甫嵩一状，说他打黄巾无功，又浪费了公款。灵帝立刻收回了皇甫嵩的“左车骑将军”的印绶，削减食邑六千户，改封为“都乡侯”。
《细说三国》三、董卓
董卓是凉州临洮郡人，与皇甫嵩是大同乡；但出生在豫州颖川郡轮氏县；父亲在该地当县尉，主管境内的治安与兵役。董卓生下不久，便被父亲带回凉州，和羌人混在一起。那时候羌人已经占了凉州不少地方。董卓天性好斗，力气不小，会骑马，又会左右开弓，喜欢腰挂双弓。他能打仗，可以当小军官，而不是将帅的材料；读过兵法，却食而不化，不会运用。政治，他却颇为擅长；可惜也只是长于权谋，不明大道。
他发迹很早，在本州做过“兵马掾”，主管武器与马匹；在中央当过“羽林郎”(羽林营中的军官)。不久，他被派在中郎将张奂下面当“军司马”，对汉阳郡的羌人作战，立了微功，升为“郎中”，慢慢地又由郎中升为“西域戊己校尉”。
汉朝校尉的军阶不低，不是今日的校官尉官可比。校尉仅次于将军，而将军的人数极少。最高的一位校尉，是“司隶校尉”，所辖的地域是京城及其外围各郡，等于一个州，称为“司隶校尉部”。他的职权，很像是首都警备司令兼全省保安司令。
西域是新疆天山以南各地。“戊己校尉”没有“部”；西域便是他的“部”。戊己两个字，很费解。原来，这两个字代表东西南北以外的地域(甲乙是东，丙丁是南，庚辛是西，壬癸是北)：用在此处，意思是“带兵巡回各地，没有固定的辖区”。
董卓在新疆住了不太久，便丢了官。他很有办法，很决就东山再起，作了并州刺史，又升为河东太守。刺史管一州，职位低，年俸只有(名义上的)六百石粮食。太守管一郡，地位高，权大，兼管民政军政，有权指挥本郡的都尉，年俸有(名义上的)二千石。
中严元年，黄巾造反，董卓被拜为“东中郎将”，派到冀州作卢植的继任，打张角，被张角打败，又丢了官。
中平二年，凉州的造反者在边章、韩遂二人的率领之下，打进了陕西渭河流域，“三辅”(三辅，是汉朝的三个郡：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郡，长安之右的扶风郡，称为“右扶风”，长安之左为冯翊郡，称为“左冯翊”。扶风的中心是咸阳，冯翊的中心是大荔)。朝廷慌忙从冀州调皇甫嵩回来，也起用了董卓，任命董卓为“中郎将”，不再加一个“东”字。皇甫嵩与董卓这一次均不能胜过凉州叛军。朝廷改派张温来做主帅，拜张温为“车骑将军”，不像对皇甫嵩那样，加一个“左”字。董卓又升了官，由“中郎将”改为“破虏将军”，算是列入将军的一类了。
董卓打了败仗而仍能升官，可能是由于懂得“政治”，懂得送礼的重要，懂得如何送，以及送给什么人。
张温在中平二年冬天，打了一个小胜仗，把边章、韩遂赶回榆中县城(甘肃省榆中县西北)。张温派一位部下一一荡寇将军周慎，带三万兵去追击。周慎不听孙坚的话，被边章、韩遂打败，丢了辎重与车辆，狼狈撤退(孙坚当时是张温的“参军事”，相当于今日的高级参谋。孙坚劝周慎以奇兵断边章、韩遂的粮道。周慎不听，只晓得以全力围攻榆中县城；自己的粮道反而被边章、韩遂断了)。
董卓与周慎的地位差不了多少，张温也给他三万兵，叫他去打先零种的羌人；他走到天水郡的望垣县，就被敌人围了，几乎全军覆没；用了他的小聪明，伪装筑堰捕鱼，军队在堰的那一边渡过了河，逃走，“全师而还”，有功，受封为斄【li，①硬而鬈曲的毛，可以絮衣服。②牦牛：“今夫～牛，其大若垂天之云。”；tai，古同“邰”，古邑名，在今中国陕西省武功县南。】乡侯。
边章与韩遂在中平三年发生内讧。边章死于韩遵之手。韩遂而且杀了其他的同伙，如北宫伯玉和李文侯，兼领了这些人的部队。
韩遂带了十几万兵，围攻陇西郡的郡城(甘肃省临洮县东北)。陇西太守李相如，向韩遂投降，参加他的造反。他们共同杀死凉州刺史耿鄙；耿鄙的一位姓马名腾的“司马”，也作了韩遂的同志。
为什么凉州有了如此声势浩大的反叛汉朝的武力呢?因为在洛阳的宦官及其在凉州的爪牙，激怒了北地郡的羌人与枹罕县、河关县的汉人。他们在中平元年冬天共同推戴了湟中郡的归化胡人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为领袖，以声讨宦官为造反的借口(枹罕与河关两县均在甘肃西南部。湟中郡在青海省的东南部)。
马腾是马超的父亲。自从马腾入伙以后，凉州造反者的声势更加浩大。他们在中平五年围攻陈仓(陕西宝鸡)。朝廷升皇甫嵩为左将军，升董卓为前将军，带了很多兵来，才解了围。
董卓因此又再升为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管钱的“少府”。董卓却嫌九卿的地位不够高，不肯来洛阳就职。朝廷就改派他为并州牧。州牧比刺史大，也比太守大；主管一州的军政民政，不像刺史只是刺探与监察郡以下的官吏而已。
朝廷叫他把部队交出来，统归皇甫嵩指挥。他不交；把部队带去了并州，驻在河东，待时而动。
朝廷中的大将军何进，不仅不惩办他，反而求他进兵洛阳。他带了三千兵赶来洛阳；到达之日，何进已死。
何进是被宦官们杀死的。宦官之中的蹇硕，先被何进杀死。这是又一次的宦官外戚之争，也是东汉的最后一次。
事情发生在灵帝死后不久。灵帝死在中平六年四月丙辰日，不曾来得及先立太子。比较大的一个儿子，是十四岁的皇子辩，为皇后何氏所生。另一个儿子，是九岁的皇子协，为王美人所生；王美人已死，这个皇子协是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抚养大的。
传说，灵帝将死之时，有意立皇子协，吩咐蹇硕执行他的遗命。蹇硕身体肥大，手握重兵，官居“上军校尉”，统辖了袁绍、曹操、冯芳等其他七个校尉。
蹇硕真可能不曾受有如此的托孤之命；或是能力太差。灵帝死后的第三天。继位为皇帝的并非皇子协，而是何皇后的儿子皇子辩。皇子辩在历史上被称为“少帝”(他是东汉的第二个少帝。第一个少帝，是殇帝之后，安帝之前的一位)。
何皇后临朝称制，以皇太后的身份替少帝当家。她的哥哥何进，在中平元年三月蹇硕被任命为上军校尉之时，已经受拜为大将军。现在，她叫何进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袁隗“参录尚书事”。袁隗被加官为“后将军”，对何进很合作。
何进很快便把蹇硕逮捕，关在牢里，杀掉。次月，中平六年五月，何进又把灵帝的母舅，骠骑将军董重逮捕下狱，杀掉。六月，灵帝的母亲董太后，忽然又死。七月，何进把皇子协由渤海王降封为陈留王；并且向何太后建议，把所有的宦官都罢免了，改用郎官。何太后不肯，说：“我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怎么好意思使唤衣冠楚楚的士人?”何进这才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下命令给董卓，叫董卓“假造反”，带兵来洛阳，吓唬何太后。
何进在八月戊辰日，进长乐宫，向妹妹何太后请旨。这一次，他不是要求罢免所有“常侍”而是要求杀尽所有“常侍”。小宦官偷听到他们两人的谈话，报告了“中常侍”张让。张让与段珪率领几十个人，手拿兵器，于何进辞出长乐宫门之时，把何进邀到尚书省的阁楼，责备何进忘恩负义。他们说：“有一个时候，灵帝生何皇后的气，几乎把何皇后废掉，是我们十二常侍每人出了一千万钱献给灵帝，这才挽回了局面。”责备既罢，他们就把何进杀死于嘉德殿之前。
消息传出，何进的部下军官吴匡、张璋与虎责中郎将袁术，砍了宮门，攻到尚书省附近。袁术而且烧了南宫。张让与段珪把何太后、少帝、陈留王都带了走。由南宫的复道(陆桥)走入北宫。卢植这时候已经当了尚书，手执一戈，站在阁楼前面的路上，仰头大骂段珪。段珪把何太后放了!何大后从阁楼之上跳下。
不久，中军校尉袁绍与河南尹何苗也带了兵来，在“朱雀阙”下面捉住了中常侍赵忠，砍去他的头。何苗的头，忽然也被吴匡叫人砍了。吴匡说：“何苗现在虽则是助攻宦官，却一向是袒护宦官，并且接受宦官贿赂的人。尽管他是何大将军的弟弟，何大将军可说是因他而死。我们要杀了他，为何大将军报仇。”
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旻，这时候也在场。董旻同意吴匡的话，便与吴匡合兵，攻杀了何苗。这位何苗死得不明不白。他是进宮为乃兄何进报仇的，却被别人认作是报仇的对象。
最热心于大杀宦官，不仅是为了替何进报仇，也是为了替窦武与陈蕃报仇的，是袁绍。何进之企图杀尽十二常侍，很受袁绍影响。袁术之反宦官，也是受了袁绍影响。袁术是袁绍的堂兄弟。
这一天，不仅是十二常侍为屠杀的对象，所有的大小宦官都被杀得几乎是一个不留。张让与段珪等人把少帝与陈留王带走，逃到黄河边上的一个渡口“小平津”，被尚书卢植追上，杀了几个，其余的都投河自杀。
少帝与陈留王由一位小官吴贡陪伴着，在黑夜中摸索，借着萤火虫的光，走了几里，遇到老百姓的车子，搭乘，到达了雏舍镇，住了三天，在辛未日骑马到了北芒镇。
董卓是在戊辰日的晚上，到达洛阳城的西边的。他接到报告，少帝与陈留王已经住在北芒的民家，便亲自带兵到北芒，去迎他们回宮。
少帝见了董卓和他的军队，很怕，怕得哭了出来，这也难怪。董卓的兵，并非全是汉族的人，而夹有不少羌人与胡人，相貌很凶。陈留王(皇子协)年纪虽小，却一点也不怕，能回答董卓所问的话，清清楚楚，颇讨董卓喜欢。
董卓在辛未日，偕同少帝与陈留王回洛阳。这已经是大杀宦官以后的第三天了。董卓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叫吕布杀掉“执金吾”丁原。“执金吾”的职务是维持京都治安。
丁原有兵。这些兵，董卓接官了下来。董卓本只带来了三干名，全靠常常在深夜秘密离开洛阳，于第二天白天大张旗鼓入城，让老百姓与袁绍等人相信，又来了一批董卓的凉州兵。董卓得到了丁原的兵，实力增加不少。
董卓所做的次一件重要的事，是叫何太后与参录尚书事袁隗，免掉司空刘弘的官，以他自己为司空。
第三件重要的事；便是在九月癸酉日召集百僚开会，提议废掉少帝辩，立陈留王协为帝。
董卓在百僚大会的会场中说：我要依照伊尹、霍光的前例，废掉现在的喑弱的皇帝，改立陈留王。谁要是反对我的意见，我就军法从事。偏偏有卢植以区区尚书的身份，敢发言反对。卢植说：“伊尹之所以废掉太甲，因为太甲当了三年国王而始终糊里糊涂，霍光之所以废掉昌邑王，是因为昌邑王犯了一千项以上的罪过。当今的皇帝年纪轻，却不曾做过不合道德的事，不可以与太甲或昌邑王看成一类。”
董卓听了卢植的这一番话，大怒，宣布散会，准备把卢植抓下去杀。蔡邕与议郎彭卓二人，都劝董卓不可如此，他们说：“卢植是一位大儒，声望极高，倘若杀了他，会惊动全国的人。”董卓于是便仅仅免掉卢植的官。卢植也就离开洛阳，去了上谷郡作隐士。
第二天，甲戌日，董卓又召集百僚开大会，再度提议废掉少帝，立陈留王。他同时逼迫何太后颁下策书，说“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帝”。这时候，太傅袁隗，已经被董卓派人说通。袁隗扶了少帝走下大殿，把少帝所佩带的皇帝玺缓解了下来，交给九岁的陈留王。袁隗随即又扶了陈留王上殿，就皇帝位。
在场的大小官吏，没有一人敢像昨天卢植那样，慷慨陈辞。《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为了此事曾经与董卓有过争论：董卓说：“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袁绍说完了这句话，便“横刀，长揖，径出”。
袁绍与董卓的争论，倘若有这回事，那是在第二次百僚大会以前。袁绍在争论了以后，当天便离开了洛阳，奔向冀州(河北)。
董卓很笨。昌思勉批评得好：为了替国家选一个好皇帝，董卓是可以原谅的，然而他无此权力，也无此声望；为了替自己篡位或揽权铺路，董卓那就不免是自找麻烦。一个糊涂的少帝，要比聪明的陈留王容易驾驭。董卓应该先把中央政府弄好；想废立，等待将来不迟。
东汉末年朝廷的大患，是宦官把持政权。董卓到达洛阳之时，宦官刚好已被杀尽。而且，外戚也完了。董卓如肯向好里做，是十分容易收效的。他似乎除了这件废立之事以外，也颇像是有心做好。他起用了很多好人、文人，又替陈蕃、窦武等人“翻案”。他提拔蔡邕，也擢用了韩馥、刘岱、孔伷【zhou，同“胄”】，叫这三人分别为邕州牧、兖州刺史、豫州刺史，荀爽是一位布衣处士，董卓拜他为三公之一的司空。其他两位三公，司徒杨彪与太尉黄琬，也均是一时之选。刘表做过何进的幕僚，董卓于废掉少帝，杀了何太后，与何家成为仇人以后，却敢于重用刘表，发表他为荆州刺史。
综观东汉一朝的权臣，没有人比董卓的机会好。而他，偏要把局面弄糟，糟到不可收拾。以伊尹、霍光自居，而给人的印象，是“又出一个王莽”。他作了不必要的废立，杀害无辜的何太后与少帝，引起全中国有识之士的不平，也给了反对他的袁绍等人以有力的借口。
董卓的另一串蠢事，是企图以官爵权位来收买袁绍等人，反而给了他们以“造反”的凭借。他以新皇帝(陈留王协，历史书上的汉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封为邟乡侯；拜袁术为后将军；以曹操为骁骑校尉。
袁绍后来就以勃海郡为根据地，叫东郡太守桥瑁伪造文书，用司徒杨彪、太尉黄琬、司空荀爽的姓名发表一篇檄文，申讨董卓“弒君”之罪。
韩馥本来是不想造反，而且也派人监视了袁绍的，却在接到三公的檄文以后，信以为真，转过来帮助袁绍了。
在汉朝的四百年历史之中，废立皇帝的事常有；而地方官起兵反抗中央的事不常有。
没有袁绍与桥瑁来发难，会不会有别人起而讨伐董卓，对董卓所掌握的洛阳朝廷来造反，实在是一大疑问。
当时，没有一位其他的太守或刺史，具有袁绍的号召力。袁家从司徒袁安开始，作了四代的三公级大官，号称“四世三公”(三公是司徒、太尉、司空。相当于西汉初年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袁家的门生故吏，在各州各郡做官的很多。袁绍本人又是风度翩翩的浊世佳公子，当过濮阳县县长、大将军何进的掾(科长级幕僚)、虎贲中郎将、中军校尉。
在宦官外戚之间，袁绍一向是与外戚比较接近。他和梁冀处得不坏，和窦武可算是生死之交，与何进又有了宾主关系。
当时一般的读书人，也大都是宁愿与外戚站在一边，而羞与宦官同流合污的。曹操亦复如此，虽则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董卓于废掉少帝改立陈留王以后，改次年年号为“初平元年”。这位陈留王便是史书上的献帝。董卓以初平年号放在灵帝的“中平”年号之后，又一次暴露了他的缺乏知识。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农历正月，袁绍等人的反董同盟传檄天下，声讨董卓；同时，动员了相当多的兵力，向洛阳进军。同盟的构成人员。依照《三国志》的(魏)《武帝纪》是：
后将军 袁术 冀州牧 韩馥
豫州刺史 孔伷 兖州刺史 刘岱
勃海郡太守 袁绍 河内郡太守 王匡
陈留郡太守 张遵 广陵郡太守 张超
东郡太守 桥瑁 山阳郡太守 袁遗
济北国国相 鲍信
他们的兵，分别集合在河内郡怀县(河南武陟西南)、颍川郡阳翟县(禹县)、酸枣县(延津县北)与邺县(临漳之西)。
董卓索性杀了少帝，他这时候已经用献帝的名义，任命自己为三公以上的所谓“相国”，成为汉朝历史上萧何以来的第一人。九岁的献帝，是地地道道的傀儡。董卓想下令征召全国之兵，来抵御袁绍、王匡等人；尚书郑泰劝他不可如此。郑泰说：“你所带的凉州汉兵、羌兵、胡兵，是天下最强的兵，任何人也抵挡不了，不必再惊动各地的百姓。百姓们都是怕死的，你倘若把他们召集起来，他们可能为了逃避兵役而‘相聚为非’。”(西汉所行的是征兵制度，东汉却已经有很多年不曾征兵了)
董卓决定：不和袁绍等人计较短长，只留部将徐荣与女婿牛辅对他们监视，自己带了献帝离开洛阳，迁都长安。走的时候，强迫数百万人民扶老携幼一起走；把繁华的洛阳城放火烧光。
这个董卓真是越来越荒唐了。对敌人不战而走，等于向天下承认自己既没有能力，又没有勇气，损坏自己的威望。烧掉两百年来的中国第一大城，似乎是实行兵法上的“坚壁清野”，不让袁绍等人取得物资；其实袁绍等人未必能打到洛阳来；而董卓自己倒先损失了这些物资，也激怒了几百万洛阳人民。
袁绍等人不仅不能打到洛阳来，而且根本就不敢打。袁绍等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真正的动机只是为了脱离洛阳朝廷而不受拘束，做割据地盘的军阀。
真正敢打想打的，只有曹操与孙坚二人。
曹操出身孝廉，当过议郎、骑都尉、校尉，还不曾当到刺史、太守、州牧一类的大官。这一次，他在陈留郡募了一些兵来，随着张邈等人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运动，只不过是一名小股东而已，谈不上有多大的影响力。
他看不惯袁绍等人拥兵十几万而天天“置酒高会”，就单独行动，带了自己的兵与张邈所派遣的一部分由卫兹统率的兵，开到荥【ying，繁体字“滎”】阳县汴河的河岸，与董卓的徐丰打了一仗，被打败。曹操虽则是败了，勇气可嘉。
曹操回到酸枣，见袁绍等人，责备他们一顿，说他们不该浪费时间，失掉机会。他建议，分兵三路：一路由袁绍率领，进军黄河北岸的孟津；一路由酸枣诸将共同进军，占领黄河南岸的成皋、敖仓；另一路由袁术率领，由南阳冲进武关，威胁“三辅”(长安及其左右外围)。
袁绍等人听不进曹操的建议，继续“置酒高会”，待粮食吃完，各方人马陆续散走。而且，大家在一起酒喝多了，喝出许多意见来。桥瑁与刘岱二人由盟友变成敌人，打将起来。桥瑁被刘岱打败，杀死。韩馥与袁绍商量了以后，代皇帝和朝廷任命一位姓王名肱的为新的东郡太守。
曹操不等到各方“诸侯”散走，便已去了家乡所在的“扬州”(安徽与江苏、江西、浙江)募兵；募得了一千多人，再到黄河北岸的怀县(他的家乡是沛国谯县，今日的毫县)。袁绍这时候，也在怀县。
有一天，怀县忽然来了三名中央大员；官居执金吾的胡母班(姓胡母。名班)，官居“将作大匠”的吴修（将读去声，将作大匠四个字的意思，是主持公家工程的总工程师)，与“越骑校尉”王瓌【gui，同“瑰”】 (越骑，不是越人骑兵，而是擅长超越别人的骑兵)。这三名大员，是奉了董卓的命令，来怀县找袁绍等人谈和的。
袁绍不耐烦听他们的一套，吩咐王匡把这三人斩了。
袁绍连“两军相交，不斩来使”这一点很普通的规矩都不知道。他的领导才能，真是太有限了。
董卓一共派了五位大员。三位既然被杀，其他两位是：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大鸿胪有一点像外交部长，少府像财政部长)。阴修死在袁术之手；韩融由于德望甚高，不曾被害。
董卓也给袁绍一点颜色看：派兵进攻屯在河阳的河内郡太守王匡，将王匡打得溃不成军(河阳在河南孟县之西)。
袁绍等人感觉到，对董卓既不能打，又不愿和，那就另外找一个人立为皇帝，组织新的朝廷而自己充当这新朝廷的董卓。
他们以为幽州牧刘虞，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就在初平二年正月派了代表去见刘虞；不料这位刘虞却深明大义，坚决拒绝，骂了代表一顿。他们又派人去，刘虞说：“你们倘若再逼我，我就逃亡，奔向匈奴去。”
袁绍也曾以私人名义，写信给堂兄弟、在南阳当军阀的袁术。袁术说：“我反对董卓，不反对当今皇帝(献帝)。我只想讨伐董卓，不知其他。”
袁绍两面碰壁，也就打消了这个拥立刘虞的念头，也不想自己当皇帝。
那位会说漂亮话的袁术，不久却存了自己当皇帝的非分之想。
董卓，似乎也颇有此意。他当了“相国”还感觉到颇不过瘾，叫献帝任命他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这很像是为未来的篡位行动铺路。这时候，都城虽则是已经迁到长安了，董卓本人还留在烧毁了的洛阳。董卓不曾来得及篡位，他被孙坚打败。
孙坚的故乡，在今日的浙江。他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土匪，很沉着，能在几个土匪抢去他的金银坐地分赃之时，略施小计，便把土匪吓走。这小计是：走到附近的高坡子上，用手向左边招，又向右边招，使得土匪们以为来了官兵，慌忙舍弃了金银而逃。
其后，他当了朱儁的司马，跟随朱儁打南阳的黄巾，获胜，他也跟随了张温打羌人，与董卓同过事。再其后，他又以“议郎”的职位，转任长沙郡太守。
袁绍号召各地州郡之官，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孙坚很赞成，却没有能够带兵到怀县与酸枣，参加那个以袁绍为领袖的同盟。他与袁绍的堂兄弟、雄踞南阳的袁术，倒颇为接近。
袁术的官衔是“后将军”。后将军与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这三位将军的地位相等；比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要低；比所谓“破虏将军”、“荡寇将军”要高；比一切的“校尉”，都更高。
袁术于董卓刚刚得势之时，看清了洛阳不可久留，立即带兵占了鲁阳一带。
袁术欢迎孙坚由长沙北上，讨董。孙坚来到南阳，第一步逼迫荆州刺史王睿自杀，第二步砍掉南阳太守张咨的头，第三步与袁术“合兵”，把南阳郡的地盘交给袁术，自己继续北上，向洛阳进军。
袁术的作风，正如当时有些军阀一样，虽则是公开反对董卓，讨伐董卓，却仍旧对长安的朝廷上表，报告要政，推荐大官。
以董卓为实际主人的长安朝廷，有时候也竟然接受军阀的要求或建议；在其他的时候则相应不理。军阀们倒也不在乎朝廷有没有“回文”；只要上一张表，就假定朝廷一定予以批准。
袁术感谢孙坚给他南阳，就上了一张这样的表，推荐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
董卓有没有发表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难考。事实是，孙坚从此便自称为“破虏将军”，也被其他军阀称为“破虏将军”。
孙坚把讨伐董卓的事，看得比谁都认真。他带兵离开南阳，向洛阳进发，与董卓的部队颇打了几仗。那袁术却不输送足够的军粮给他。并且，作为反董盟主的袁绍也竟然派了一个周昂，来作所谓豫州刺史。孙坚有理由生气；他回军，赶走这个周昂；也来到南阳，对袁术提出责问。他向袁术说，“董卓杀了你袁家大小几口，不曾杀我孙家一人。我去打董卓，是为公不是为私；若是论私，我可说是为你们袁家报仇。而不是为我自己孙家报仇。怎么你既不出兵，又不出粮?你是希望我战败么?”
袁术十分惭愧，答应以后不再马虎，一定源源供应军粮。
孙坚获得了可靠的支援，果然于再度进攻董军以后，大胜吕布与胡轸二人。这两位董军大将彼此之间颇有意见，也未尝不是孙坚获胜的原因。
孙坚一口气冲到洛阳。董卓狼狈撤退，溜去长安，留下朱儁守洛阳，替他董卓“扛木梢”。
朱儁却也不是傻瓜；董卓一走，就与反董的各地军阀互通声气，而且表示了愿意参加反董的军事行动，所苦的是无兵无粮。
徐州刺史陶谦，立刻送朱儁三千兵，别的太守、刺史之流，也纷纷送给朱儁以兵员与军粮。
朱儁把自己的“司令部”从洛阳移到中牟，他此后的官衔，是陶谦送给他的“行车骑将军”。行是代理，“代理车骑将军”。陶谦所用的方式，也是上表给长安朝廷，推荐朱儁。
朱儁这个人，倒是颇有一点原则的。他在中牟建立了一个反董的军事中心，和董卓的军队交过锋。其后，董卓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被吕布杀死。陶谦与北海国国相孔融及博士郑玄等人写信给朱儁，公推他为“太师”，请他率军西上，到长安去主持政府，愿意供应他半年的军粮与足够的兵。同时，董卓的部下李傕【jue】、郭汜也争取他，拜托了在长安朝廷中担任太尉的周忠，以献帝的诏书征召他“入朝”。
朱儁权衡轻重，决定冒生命的危险到长安，希望用自己的声望与智慧，维护献帝的安全于李傕、郭汜等等一群小军阀的胡作非为之下。于是他辞谢了陶谦等人的推戴，以慷慨赴义的心情，只身前往长安。
到了长安，李傕、郭汜等人请他担任“太仆”。又在初平四年五月，请他代替周忠担任太尉，兼“录尚书事”，总揽一切行政上的事务(实权仍在李、郭等人之手)。
朱儁当太尉当到次年(兴平元年)七月，丢官。不久，李、郭二人叫他担任“骠骑将军”，带兵到函谷关以东，镇压关东的大小军阀。朱儁还不曾来得及出发，李傕与郭汜彼此火并起来。朱儁留在长安，降任九卿之一的“大司农”。
献帝这时候已经十四岁，略微懂事。献帝叫朱儁与杨彪等若干大员，去郭汜的司令部，劝郭汜不要打李傕。郭汜大怒，认为朱儁、杨彪等不去劝李傕，而先来劝他，是偏袒李傕，就把朱儁、杨彪等十几个人，都扣留起来。
朱儁受不了如此的委屈，一气，就气死了。
以上，为了不能不给朱儁的晚年作一个交代，我只得暂时撒开董卓之死，等到现在才说。
董卓早就该死。他之所以能混到初平三年四月，是由于他那种纸老虎的威风，的确叫人害怕。他有当时全中国最强的兵；也做到了掌握年幼的汉献帝及朝廷中文武百官。他而且懂得以“不测之恩戚”叫人感激，也叫人发抖。再加上，他从羌人、胡人那里学来的一大套野蛮劲儿，例如割舌头，挖眼睛，砍手砍腿，活煮，都帮助了塑造自己为阎罗王的形象。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得出，像他这样的大独裁者虽不是用军队所能打倒，却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对付他、消灭他。
司徒王允是这“极少数人”之一。他说服了董卓身边的吕布。吕布当时正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董卓待他极好，收了他为养子；也可说是董卓身边最受亲信的人(董卓似乎没有亲生儿子；女婿也只有一个，姓牛名辅)。另一方面，董卓又似乎对他极坏；董卓曾经为了一件小事，拔出所佩带的“手戟”，向吕布摔来，吕布倘若没有武功，躲不开这手戟，当时一定达命。因此之故，吕布的心情，十分地不稳定。
使得董卓拔出手戟的那一件小事，正史上没有记载，《后汉书．吕布传》说：董卓在这一件小事发生以后，仍旧很喜欢吕布，叫吕布做卧房附近的侍卫。这位吕布却又和董卓的傅婢(贴身丫环)勾搭上了，那末，董卓拔戟在前，吕布私通傅婢在后。
《三国演义》的作者，把这件事描写得有声有色，说王允有一个丫环，名叫貂蝉，为了叫这丫环去影响吕布，王允把貂蝉的地位由丫环提升为养女，伪称为“亲生之女”，然后就施行“连环计”：先把吕布请来，许吕布以此女，叫吕布作未来的女婿；然后又把这位小姐送给董卓，作董卓的小老婆，三角的局面，果然安排得十分妥帖。不久，吕布果然就杀了董卓，达到了王允的愿望。
其实，貂蝉如有其人，不可能是王允的丫环。
貂蝉二字，原为汉朝后宫之内女官的官名(地位比妃嫔低得很多)，不是人名，更不是姓貂名蝉。王允家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丫环。倒是董卓的家中可能有。《后汉书．董卓传》记载了他曾经“奸乱公主，妻略宫人”。
吕布所私通的董卓的“傅婢”，是否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吕布终于决定杀董卓，确是由于王允的开导。王允劝吕布不必顾虑什么父子之情，董卓与他至多只是养父、养子或义父、义子的关系，不是亲父子；况且，董卓在向他挥手戟之时、并不曾顾到什么父子之情。董卓被杀，是初平三年四月的某一天，这一天，汉献帝小病初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后汉书．献帝纪》，说这一天是辛巳日)。
董卓被杀的地点，是宫城的北掖门。动手杀他的，先是吕布的小同乡、官居骑都尉的并州五原人李肃，李肃仅仅砍伤了董卓的臂膀；却也用力甚猛，使得董卓滚下马车，吕布接着用长矛一刺，就结果了董卓的老命。
董卓在滚下马车之时，还不知道吕布已经对他变心。大叫“吕布何在?”吕布取出士孙瑞所写的献帝诏书，说：“有诏，讨贼臣。”(士孙瑞是右扶风人，居官尚书仆射，这尚书仆射之官，到了北周与隋唐之时，才十分重要；在东汉之时还不过是皇帝面前的一种类似文书科副科长的官而已)
董卓一死，宫内宫外的兵士都高呼万岁，许多老百姓跑到街上来唱歌跳舞，也颇有一些人卖了珍珠宝玉与好衣裳，去买酒买肉，大吃一顿的。董卓，的确是坏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他的尸首，被看守的人插了捻子在肚脐眼里，当蜡烛，也居然亮了一夜。袁绍、袁术家的门生故吏，集合起来，把董卓的尸首烧了，烧成灰，散布在街道上，出气，这些话，《三国演义》上有，正史上也有。
王允于杀了董卓以后，被献帝加给了“录尚书事”的实权。
吕布被封为温侯，任命为“奋威将军，假节，仪同三司”。假节，是姑且准许“持节”；“节”是皇帝所颁给的一种长于西洋人所有的“权杖”。仪同三司，是仪队及威风，比照司徒、司马、司空，这三个“司”字号的三公级大官(司马这时候已经改称为太尉)。
王允以“司徒，录尚书事”的权力，请献帝升御史中丞皇甫嵩为征西将军，派皇甫嵩到长安西南的郿坞，没收董卓屯聚在该处的财货，结果没收了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厅，与堆积如山的衣料、珍宝玩物。住在郿坞的董卓的九十岁母亲，官居左将军、封为鄂侯的弟弟董旻，以及董家的若干口男男女女，都一齐被杀。这种一人获罪，全家遭殃的现象，是汉朝法律的一大污点，叫做“族”，又叫做“族诛”。罪大的，不止诛灭一族，会灭三族。董卓所受的处罚，是“夷三族”。
当年，宦官张让、赵忠等人，杀了外戚何进，袁绍、袁术等人又杀了全部宦官以后，实实在在是给了董卓一个拨乱反治的机会。而董卓胡搅一顿，造成了函谷关以东诸州、诸郡的割据。现在，董卓既死，这也是给了王允一个新的拨乱反治的机会。可惜，王允的度量不够，虽不是有心胡搅，却把函谷关以西的人民害得很惨。
他派吕布去陕县，打董卓的女婿牛辅。牛辅被消灭了，牛辅的部下三个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希望王允赦免他们，王允不肯(王允也未尝没有理由。李、郭、张三人曾经在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后，屠杀了他们部队之中的王允同乡一一并州人，几百个男男女女)。
王允和吕布均是并州人；董卓、李傕、郭汜、张济，都是凉州人。他们之间的仇恨，扩大为两州之间的仇恨，是十分不幸的事，使得以王允为中心的长安朝廷失去了重建中国统一的机会，而且也失去了维持“三辅”(渭河流域、关中平原)的治安的机会。
李傕等三人，得不到王允的赦免，便索性造反，从陕县杀到长安。董卓的另一部将樊稠，也人了伙。吕布抵挡他们不住，离开长安，去南阳，投奔袁术。王允不肯逃，成了李傕的俘虏，与他家里的十几口人一齐被杀。
长安朝廷，靠了几位老臣勉强撑持。这几位，是先后担任司徒、太尉、司空，或兼“录尚书事”的赵谦、杨彪、皇甫嵩、马日 、周忠、朱儁。他们把李傕等四人由校尉升为将军，总算换得了三个月的苟安。
在这三个月之中，倒霉的除了王允一家以外，还有黄琬一家。黄琬是司隶校尉，在执行维持京师治安之时得罪了李傕等人的部队。
李傕自己于九月间兼了司隶校尉；同时，由普通的将军升为仅次于大将军的车骑将军。当时，朝廷中没有大将军；大将军不是常设的官位。
李傕而且“开府”，有了自己的机构，以前，只有“三公”才能有“府”；大将军偶尔也有“大将军府”。
李傕又获得了“假节”，得到皇帝所“姑且颁给”的“节（权杖)。这个节，类似明朝以后的所谓“上方宝剑”。
郭汜与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只分别取得了后将军与右将军的官阶；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开了府，他们三人的府，与“三公”的府并列，号称“六府”。他们三人“共秉朝政”，渐渐地不把“三公”看在眼里：只用他们自己的私人为大小官吏。
再以后，他们竟然把长安京城分为三个“防区”，各管一区，这三个区，没有一个区治理得好；他们三人的兵都毫无纪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隶。
张济的力量，比不上他们三人；只作了“镇东将军”，回驻陕县。
又过一年，到了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对樊稠看不顺眼，于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杀了。他怀疑樊稠与凉州的造反首领韩遂有勾结(韩遂曾经伙同马腾在去年，打到离开长安仅有五十里的“长平观”，被李傕叫侄儿李利，帮同郭汜与樊稠，将韩、马二人的军队杀退，樊稠奉令追击，却在阵前与韩遂“骈马笑语”，叙谈凉州家乡的乡情)。
此后，长安城内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汜两雄。三雄鼎立之时，势力容易均衡；剩下只有两雄，便难以并立。
李傕常常请韩汜去他营中喝酒；每次，郭汜都提心吊胆，怕做了樊稠第二。两人终于以兵戎相见，把首善之区的长安弄得鸡犬不宁。
自从董卓迁都长安，闭关自守以后，函谷关以东的州郡在贸易上早巳与关中的“三辅”隔绝。物资缺乏，物价高涨。况且，董卓已经用新铸的小钱，把五铢好钱赶出了市面!人民的困苦，没有李、郭二人的火并，本来已经够受，加上他们的火并，这困苦真是难以形容。杂粮久已高到五十万钱一斛，麦子高到两千万钱一斛。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不是一位喜欢过甚其词的人。他在《董卓传》的里面说“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李傕、郭汜二人打来打去，打到兴平二年，那原有数十万人的长安，破落到“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无复人迹。”
李傕把汉献帝从宮里接了出来，安置在自己的营盘里，杨彪以下的公卿，忠心耿耿，徒步追随献帝与伏皇后、宋贵人的车子，也进入李傕的虎口。其后，献帝叫杨彪与司空张喜、大司农朱儁等人去郭汜那里，劝郭汜对李傕和解；这些公卿也被郭汜扣留了不少。
献帝的左右，为了取得李傕的好感，升李傕为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同时，也升郭汜为车骑将军。但没有用，解决不了这两雄不并立的问题。
问题的解决，倚仗张济。张济从陕县来，劝他们和，也劝他们让献帝与公卿离开关中，东迁到陕县所属的弘农郡(弘农郡的郡治，在今天河南灵宝县的境内，县城西南若干里)。献帝本人(这时候有了十五岁)，也派人向李傕再恳求，求了十次。最后，李傕居然答应。
兴平元年七月甲子日，献帝与公卿从长安附近的李傕的北坞营出发，郭汜与董卓的其他旧部杨定、杨奉、董承，都参加了护送的行列。张济也乘此回到他的驻防之地陕县。
人马走到八月甲辰日，才到达了新丰。
两个月以后，人马走近华阴之时，郭汜忽然后悔，想抢走献帝，杨定与杨奉和他打了一仗，将他打败。
郭汜败了以后，回长安，与李傕真正和解起来，而且约好张济，一齐对杨奉、杨定动手。
十一月庚午日，献帝与公卿的行列，走近弘农郡的东涧，被李、郭二人的联军追上，这一次，杨奉与杨定打不过他们，连累得九卿之中死了四个，又死了侍中朱展、步兵校尉魏杰、射声校尉沮儁。
杨奉和董承商量，想出一条计策：请来山西的大强盗李乐、韩暹，与归化的南匈奴左贤王(这位左贤王的名字，叫做去卑)。
李乐与韩暹是所谓“白波贼”的首领。白波与黄巾的性质，差不了许多。
李傕与郭汜打得了杨奉、杨定，却抵挡不了白波军与南匈奴。董承等人便乘着战胜的机会，赶紧在今日茅津渡的附近将献帝与皇后、贵人，及少数的随从渡过黄河，到河东郡安邑住了下来。河东郡太守王邑，与河内郡太守张杨，均对献帝及其随从表示欢迎与拥戴。
张杨而且派人去洛阳，把焚毁了的宫殿加以整修，这些宫殿虽则是因陋就简，不值得一看，就当时情形来说，已经是献帝所梦想不到的了(比较大的一座殿，称为“杨安殿”，以表示这是张杨所筑，以安天下的殿)。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献帝由安邑迁回到洛阳。
朝廷的大小官吏，很少人找得到房子住，而且也谈不上有什么薪水倖禄，雇用仆人，当然免谈。他们这些可敬的忠贞官吏，只有自己出去找干果、水果、野生的五谷，自己砍树木，捆荒草，背回家去烧饭。
而且，他们要被韩暹等人欺负，韩暹此时，已经官居“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假节钺”，不仅“假节”，又假了钺，钺是很大的令人害怕的大斧。
张杨与王邑这两位深明大义，具有实力的太守，却又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均回了他们职责所在的郡(河内郡与河东郡)。
朝廷之中的一位“卫将军”，不甘心让韩暹长此跋扈下去，就在暗中派人邀请曹操来洛阳“保驾”。
曹操这时候(建安元年)已经全凭他自己的作为，崛起于群雄之中，由骑都尉而东郡太守，又由东郡太守而兖州牧。
曹操的力量，确是能胜过韩暹的。
《细说三国》四、吕布
曹操这时候刚刚战胜了吕布，夺回了吕布所袭占的兖州。吕布的活动，值得先行叙述。因为，在曹操战胜他以前，他在各地表现了强悍的战斗力，很有点所向无敌的样子。
事实上，他只会骑马耍戟；至多能带上几百人或几千人，作一个偏裨之将。他个人的武艺相当高强，然而战术的知识有限，战略的学问毫无。至于政治，他更是门外汉了。我们再说得浅一些，他有勇无谋；而他的勇，也不过是比起匹夫之勇略微高些而已。
他连李傕、郭汜之流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到关东(函谷关以东)来逐鹿中原?他慌慌忙忙离开长安，把董卓的臭腐了的头颅挂在他的赤菟马的颈子上，带了几百名骑兵溜出武关，直奔南阳，投奔了袁术。
袁术起初对他相当礼遇，因为他毕竟是杀了董卓、替袁家几十口报了血海深仇的人。他这人似乎是不识抬举，在南阳住了不久，便放任自己的部下胡闹，抢劫老百姓的财物。他之如此，也可能是对袁术的一种抗议，袁术生平不甚慷慨，大概是“日久厌生”，不热心供应吕布及其几百名骑兵的粮饷。然而，话说回来，吕布论什么也不该在南阳有骚扰，当强盗也得选个地方。合则留，不合则去，既然宾主之间弄得不甚愉快，那就另找出路好了，以客人的身份兼为小偷，总有点儿那个!
他终于不得不向袁术告辞，一口气由南而北，渡过黄河，到并州(山西)河内郡投奔同乡张杨。张杨这人对皇帝忠，对朋友义，待吕布比袁术待他好得多了。吕布却又无法在河内郡久留。原因是，张杨自己虽然十分厚道，张杨的部下之中倒颇有人存心想把吕布杀了，送他的头去长安，向李傕、郭汜领赏。吕布见到情形不对，连张杨本人也怀疑起来，他向张杨说：“长安的朝廷悬赏捉拿我，捉到活的我，赏金大于捉到死的我，你与其杀了我，送我的头去；不如把我捆起来，送活的我去。”
张杨很幽默，不说“我没有意思出卖你”，却向吕布冷冷的说：“你的话很对。”
吕布被张杨这一句话，弄得坐立不安，想来想去，想出了“以走为妙”。于是，他带了部下若干人向东走，投奔袁绍。袁绍这时候已经逼走了冀州牧韩馥，取而代之，作了冀州牧，住在冀州的邺县(河南临漳西南)，正在为了“黑山贼”大伤脑筋。
所谓“黑山喊”，也是造反的老百姓，与黄巾大同小异。他们的领袖是常山人，姓张名燕，原名张飞燕；最初在河南朝歌县的黑山起事，因此部众被称为“黑山贼”(常山是汉朝的一个郡，州治在元氏县)。
袁绍费了很久时间，很大力气，平不了张燕及其部众。吕布一到，立刻就把逆势变成优势。吕布带了几十名猛将与勇士，骑着马，冲入敌阵，横冲直撞，每次都杀了一些敌人才回来。而且，每天一次，甚至三次四次。
结果．他这种攻势战法和主动作风，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瓦解了“黑山贼”的士气，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迫使张燕接受招安。
吕布的功劳确是不小。他的威名，也建立了起来。人们看见他一马当先，能奔上敌人的小城城墙，冲进敌人的堡垒，越过敌人的水壕土堑，由不得不佩服、不欣赏。他座下的那匹赤菟马，也十分可爱。因此，大家流行了八个字的赞美之语：“马中赤菟，人中吕布”(赤菟的菟字有草头，不是小白兔的兔)。
吕布和袁绍也好不了多久。原因，仍旧是他自己与部下没有纪律。
他被袁绍送走。送走的方式，是“承制”以吕布为“领司隶校尉”，派三千壮士陪伴他去洛阳上任(所谓“承制”，在字面上是“奉了皇帝的制书，皇帝的圣旨；但在事实上袁绍从来不曾收到过献帝的这种制书。献帝这个小孩子，当时处于李傕、郭汜的掌握之中，哪里能够颁发如此的制书给袁绍或任何其他军阀，授权他们代为任命中央或地方的大官)。
吕布只得带了他的几十名部下，跟着囊绍所派遣的三千壮士。离开邺县。他在董卓死后，败于李傕、郭汜，奔向南阳，依附袁术之时，尚有几百名军官与兵士。其后，转往河內投张杨，又由河内转往常山投袁绍，走了许多地方，部下的官与兵越走越少。现在又离开邺县往洛阳走，部下就只剩了几十人而已。
这几十人，显然与袁绍的三千人不成比例。袁绍的三千人，与其称为护送吕布的壮士，不如称为押解吕布的狱卒。
袁绍早已吩咐了这些壮士，在走出邺县不远便将吕布杀害，吕布倒也相当警觉，看出了这些壮士来意不善。于是，他在某一天的夜晚，坐在帐篷里弹筝，弹了一阵，把筝交给了一位亲信继续弹。他自己却在箏声之中，悄悄地由帐篷之后溜走。
袁绍的三千壮士之中的情报人员，躲藏在帐篷前门之外不远的地方，偷听吕布弹筝，一直听到了筝声停止，似乎吕布已经就寝，酣睡。这位情报人员，去向上峰报告；上峰率领了一大批人将帐篷包围，一声吆喝，刀斧齐下，把帐篷砍碎，把帐篷里面的东西也砍碎，却不曾砍到吕布，也不曾砍到那位代替吕布弹筝的亲信。
话分两头：吕布安全脱险以后，不敢继续往洛阳走。凭他的那一点点实力，怎么够资格去就任“司隶校尉”之职?洛阳有什么人肯欢迎他?承认他?连袁绍自己都显露了并无支持他为司隶校尉之意了。
在袁绍的那一边，袁绍接到了谋杀吕布未成的消息之时，吓得心惊胆战。吕布的武艺，非袁绍下面的任何一员大将所可对敌。袁绍赶紧下令：把邺县的城门关了，叫将士登城防守，袁绍认为，吕布一定会来邺县，找他算账。
吕布却并无找袁绍算账的勇气。他想来想去，在这世界上只有张杨真对他好。于是，就老着面皮，奔往河内。
张杨果然是唯一真对他好的朋友，再度收容他，不计较他上次之不辞而别。
张杨以外，吕布竟然在路过陈留之时，又交到一位好朋友，陈留太守张邈。张邈对昌布的武艺十分佩服，对他热诚招待；临别之时，还和吕布“把臂言誓”。这四个字的意思，可能是结为同盟，也可能是“结拜为异姓兄弟”。
陈留郡属于兖州。当时的兖州牧已经是曹操。曹操接到袁绍的信，叫他杀掉张邈。曹操不肯当袁绍的刽于手，置之不理，却让张邈晓得这件事，叫张邈恨袁绍，感激他曹操。张邈呢，固然有点儿感激，却不能对他放心。袁绍为什么要杀张邈呢?因为，在起兵讨伐董卓之时，袁绍当了盟主而按兵不动，张邈当众责备袁绍，声色俱厉，弄得袁绍下不了台，损威。因此而恼羞成怒，视张邈为眼中钉，后来想出这条坏主意，借刀杀人，在暗中写信给曹操，叫曹操杀张邈。就凭这一点。袁绍已经太不够料，怎配当什么盟主!
张邈这人，有恨有怕有爱。他恨袁绍，怕曹操，爱吕布。
他听到曹操前往徐州，打陶谦，吃了败仗，后方仅有程昱、枣袛与苟彧三入留守范、东阿与鄄城三县，以为机会难得，就听从东郡太守陈宫的话，联合起来对曹操叛变，深入去河内郡，迎吕布来兖州，拥护吕布为新的兖州牧。
陈官，是京剧《捉放曹》的主角。剧中说他是中牟县县令，曾经捉住曹操；捉住曹操以后，知道了曹操是反对董卓的一位忠臣，便把曹操放了，挂印弃官，陪曹操逃亡；在逃亡的中途，见到曹操忍心杀害吕伯奢的全家大小，十分后悔，便不再跟曹操一起走，分道扬镳。
现存的间接史料，只告诉我们，放曹操的是中牟县的一名功曹(科长)，不是县令；这位功曹是否姓陈名宫，史料不曾交代。
史料所交代的，是陈宫于曹操作了兖州牧之时，也作了兖州东郡的太守。似乎陈宫不曾于陪同曹操逃亡之时，中途与曹操分手。倘若分了手，他如何能在曹操得意之时当了东郡太守呢?他似乎也不曾见到曹操杀吕伯奢全家。吕家在中牟之西，不在中牟之东；曹操由洛阳来，只能先经过吕家，后到中牟。
历史的特性之一，是它的“不可深考性”。没有一件历史的事实，曾经留下了全部的史料，在留下的局部或零碎的史料之中，又每每由于来源不一而互相抵牾，再加上传写史料与传说史话的人，自然而然地加油添醋或张冠李戴，于是当年的真相就越传越失真，越模糊，甚至越来越胡扯，越颠倒。小事如陈宫之捉曹放曹，或捉曹、随曹、叛曹，大事如曹操之何以在赤壁战败，都会成为后世历史家的难题。
然而历史这门学问，虽则有捕风捉影之嫌，却不可废。先民过去的经验，我们总不能不参考，总不能不研究。“往事不忘，后事之师。”要紧的是，研究之时，在方法上不可不谨严。
陈宫之所以不惜断然反曹，《典略》说他“自疑”。《典略》这部书,是站在曹操的立场说话的。事实上，陈宫没有自疑的必要。东郡是兖州最重要的一个郡；曹操交给了他，显然是对他十分信任，他又何必自疑?我猜想，陈宫可能是听到曹操在徐州滥杀无辜，屠了好几个城，才决定反曹的。
自疑的，是张邈。张邈知道了袁绍叫曹操杀他，又很明了曹操的为人是心狠手辣，他不能不自疑，于是陈宫一建议，张邈就立刻接受。
这两人以外，还有一位热心于反曹拥吕的人：徐州广陵郡的太守张超。张超是张邈的弟弟，在他们三人的拥护之下，吕布有兵有粮，很快地作了兖州的第二个州牧，以东郡的濮阳县为根据地，逐渐扩展到兖州其他的郡，与东平、住城、济北等侯国。
不曾被吕布袭占的，只剩下东郡的范与东阿两县，及济阴郡的鄄城县，守范县的是东平国国相程昱；守东阿的．是县令枣祗；守鄄城的是县令苟彧。
曹操慌忙从徐州赶回来，走到(济宁县之南的)亢父，见到这亢父山隘还不曾有吕布的兵据守。大笑，说：“我知道吕布没有出息。”
曹操进军到濮阳，与吕布对垒，相持了一百多天，双方都把粮食吃完(这时候，老百姓更没有粮食吃，有旱灾，又有蝗灾)。
吕布感觉到死守濮阳不是办法，就移军到山阳郡(山阳郡的郡冶是昌邑县，在今天的山东金乡县西北)。曹操暂时不到山阳去跟吕布胡缠；利用这空隙时间，夺回若干处的“外县”。
到了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的春天，曹操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向吕布挑战，便进军巨野，围攻吕布驻在当地的薛兰与李封。呂布领兵来救，遇到曹操的埋伏，大败，退往东缗(金乡东北)。薛兰与李封二人，均披击溃，斩首。
吕布在东缗集合了陈宫的兵，卷土重来，总数虽不过是一万多人，却比曹操当时的兵多。然而，他又中曹操的埋伏，溃不成军。他灰了心，放弃兖州，逃往徐州，去投奔刘备。
刘备这时候已经继陶谦作徐州牧(刘备崛起的经过，我以后再说)。
吕布的好友张邈，随吕布去徐州，其后由徐州往寿春(安徽寿县)，向袁术求教，在中途被自己的人杀害。
张邈的弟弟张超，替张邈守陈留郡的雍丘(河南杞县)。曹操来打，围攻了几个月，终于攻下。张超与张家的全族人口，尽被曹操屠杀。
张超的一个旧幕僚兼好友藏洪，这时候在袁绍下面当东郡太守(东郡本是兖州的一郡，曹操以兖州牧的身份，早己任命陈宫为东郡太守，郡治设在濮阳。袁绍只是冀州牧，却也先后任命了曹操与臧洪为东郡太守，叫臧洪把东郡的郡治，设在“东武阳”；东武阳是一个县的县城，在今日山东朝城县之西四十里。袁绍不仅对兖州有兴趣，也派了人和公孙瓒争夺青州)。
臧洪听到张超在雍丘被曹操围困，就点齐了东郡的兵，准备前往雍丘去救，请求袁绍批准，并请袁绍加派人马。袁绍不肯加派人马，而且不许他离开东郡去雍丘。几个月以后，雍丘被曹操攻破，张家全族被杀，臧洪气愤到极点，对袁绍绝交，翻脸，对立。袁绍派兵打他，围攻东郡的郡城东武阳县(山东朝城县西)，围了一年多。他的同乡兼亲戚、广陵郡射阳县人陈琳，奉了袁绍之命，连写两封信劝他不必为了一个已死了的朋友兼老上司张超，而对现在的上司、未尝不也是一个朋友的袁绍，生这么大的气，拿个人生命与全城军民的生命来拚。陈琳的第一封信，臧洪未复；陈琳的第二封倌，臧洪复了。
戚洪在复信中向陈琳说：当年他与袁绍成为朋友，是为了同心讨伐董卓；不料这袁绍心里所想的，只是要“统一山东”，“抑废王命”(所谓山东，不是指今天的山东省，而是指崤山与函谷关以东很多的地区)。
臧洪说，袁绍而且杀了那曾经参加反董同盟，又曾经劝韩馥让出冀州地盘给袁绍的一位大恩人一一张导。袁绍不仅杀了张导，而且杀了张导的全族。袁绍这人，对于穷途来归的反董同盟者吕布，不给兵支援，反而派壮士谋害吕布。此外，袁绍又杀了一个无罪而有功的入一一虎牙都尉刘勋。
陈琳收到臧洪的复信，交给袁绍；袁绍看了，知道和解无望，便下令加紧对臧洪所守东武阳城围攻。
臧洪原以为公孙瓒、袁术、被招安了的黑山首领张燕，都会直接派兵来救他，或是攻打袁绍的邺县，以间接的方法给他支援。可惜，这三人都毫无行动。
最后，东武阳城的粮食被吃光了，老鼠、牛角、羊角，也都被吃光了。臧洪叫城内的军民退出，不要与他同归于尽。他说，他是为朋友张超而死，将士与人民并非张超的朋友，不必死。然而，七八千名将士与人民，包括女子，没有一个肯出城，都心甘情愿地饿死于城破以前。城破了，臧洪被捉，与袁绍见了面，大骂了袁绍一顿以后，被杀。
吕布到了徐州的下邳(江苏邳县之东)，刘备待他很好，把小沛指定给他屯驻。小沛是今日的沛县。
这吕布却恩将仇报，暗中接受袁术的收买，乘刘备在淮河边的盱眙、淮阴与袁术对垒之时，由小沛袭取下邳。
守下邳的是张飞。张飞与下邳国国相曹豹，处得不好，把曹豹杀了，城中的秩序大乱，有人开了城门，引吕布的兵进来(国相是代替该国之王或侯治理人民的官，地位相同于太守)。
吕布不仅占了下邳，而且掳了刘备的太太与儿子。这位刘备的太太是谁?儿子是谁?《后汉书》与《资治通鉴》，均没有交代。
太太也许是甘夫人，与陶谦的夫人同姓。儿子绝对不是阿斗，阿斗还不曾出世。
刘备听到根据地下邳出了问题，从前方回军，与吕布打了一仗，打不赢；转向广陵郡发展(广陵郡的郡治广陵县，是今日的江都)，又吃了袁术另一次亏，只得撤军到海西县(东海县南)。
刘备在海西县活不下去，粮食没有。他老着面皮，倒过来向吕布投降。吕布却也慷慨，派车子，派马，迎刘备回下邳，把小沛指定给刘备与他的部队驻扎。
刘备原已从陶谦的手中，接了“徐州牧”；现在，建安元年六月，他把徐州牧让给吕布去做。吕布礼尚往来，也请刘备担任所谓“豫州刺史”，至于，豫州究竟能有几郡几县，服不服刘备管?那就难考了。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九月，曹操把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许县(河南许昌)，挟天子以令请侯。吕布派人去向曹操讨好，希望曹操用献帝的名义追认他为徐州牧，曹操不肯。
建安二年春天，袁术在寿春(安徽寿县)自称皇帝，吕布表示拥护，而且把女儿交给袁术的钦差韩胤，带去寿县嫁给袁术的儿子。
韩胤和吕小姐走到中途，被吕布追回。吕布是一个习惯于轻举妄动、妄动以后又很后悔、反复无常的人。吕布把女儿留了下来，把韩胤押解去许县。曹操杀掉韩胤，发表吕布为“左将军”。
袁术恨透了吕布，命令大将张勋、桥蕤，与白波的韩暹、杨奉，分七路来攻下邳。兵力共有多少，史料上只说是有数万人；但无论如何，总是多过于吕布的“兵三千，马四百匹”的。
吕布却也能干，略施小计，便大胜张勋，生擒桥蕤。这小计，是分化敌人，说服韩暹与杨奉，叫他们对袁术倒戈，答应以战利品全部送给他们。
次年，建安三年，这位举棋不定的吕布，却又和袁术言归于好，替袁术解决刘备(实际上也是替自己拔去眼中之钉。他知道刘备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小沛袭取下邳)。
刘备禁不起吕布的大将高顺一击，便丢掉了小沛。
曹操曾经于高顺来攻之时，派了夏侯惇来救，救不了。曹操自己率领大兵，来到下邳。
吕布想降，陈宫不赞成。
陈宫建议：吕布在城外打，他在城内守，互相呼应。吕布的太太(貂蝉？)不肯，说陈宫不是一个可以托妻寄子的人。于是吕布也留在城内，死守。
守了三个月，城破。城破的原因，是一位部下侯成，因喝酒而被吕布大骂，遂因怀恨而捆了陈宫与高顺，开城门，向曹操投降。
曹操的大队人马，与刘备的小部队，都涌进了下邳城。吕布与太太及少数亲信，一退再退，退到了一个城门楼子之上。这楼子的名称，是“白门楼”，楼下的城门，叫做“白门”。
吕布困守在白门楼之上，穷极无聊，我这穷字在此处的字义，是日暮途穷的穷，不是贫穷的穷。野史说，他异想天开，把秦宜禄的漂亮太太送给了关公(关羽)，拜托关公在刘备与曹操的面前说几句好话。关公让秦宜禄的太太留下来，却不敢就收为已有。他向曹操报告了这回事；曹操很忙，听到报告未置可否。关公不放心，又一连几天，重复报告。最后，曹操嫌烦，说，“你把她送来给我看看。”关公遵令送去，这位秦宜禄的太太便一去不回，被曹操收了。
元朝以来的民间戏剧之中，有一出叫做《斩貂蝉》，是说：关公在月光之下拒绝貂蝉的诱惑与游说，挥动了青龙偃月刀，刀起头落，把宛转娇啼的貂蝉砍了。俞大纲先生告诉我，这出戏在《曲海》一书之中，附见于《连环计》之下。南方从安徽、江苏到广东，都有名角唱过。
京剧之中的《辕门射戟》，倒很像是真有其事，有正史作为根据：当刘备投降了吕布、屯在小沛之时，袁术派了大将纪灵率领三万兵来打他。吕布亲自带了一千多人来调解，邀请纪灵来喝酒。酒酣耳热之时吕布提议：由他自己射箭，倘若能射中他的戟的小支，纪灵与刘备双方必须退兵；否则，大家便不妨厮杀一阵。他射了，果然一箭就中了戟的小支。据说，纪灵就退了兵(这位纪灵奉了袁术之命而来，如何可以为了吕布的这一场表演，便马马虎虎地退了兵?讲故事的人，以及写这个故事在正史上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的)。
《三英战吕布》在京剧里也有，所根据的不是正史，而是演义。它把刘、关、张三人，说成在武艺上都敌不过吕布，三人合起来也仅能与他打个平手，事实如何，姑且不论；就戏论戏，就故事论故事，的确是十分精彩。
《白门楼》是吕布一生的悲剧性结束。《后汉书．吕布传》，把他与曹操的对话，以及刘备插进来的“冷语”，记载得活灵活现。
吕布在走下城楼，束手就缚以后，向曹操说：“从此以后，天下太平了。”曹操说：“这话从何说起?”吕布说，“明公所顾虑的，只有我吕布一人。以后，您自己统率步兵，派我统率骑兵，平定天下，不成问题。”吕布转过脸来，向刘备说。“你现在是座上客，我作了阶下囚，绳子捆得我太紧，你不能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吗？”曹操听到，笑出声来，说：“捆老虎，怎能不紧一些?”说罢，就吩咐左右，叫把捆吕布的绳子放松。刘备这时候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向曹操说；“绳子不可放松。明公，你忘记了，他杀了他的长官丁原，又杀了他的义父董卓么?”吕布立刻对刘备破口大骂：“你这个大耳朵的小子，最叵信!”
叵字，是“不可”两个字连起来读的一个字，音“po”。它很像今日北京语之中的“甭”字，是“不用”两个字的连读与合写，音“beng”(但是，用字是去声，甭却是阳平)。
刘备，诚然是“最叵信”。吕布自己又何尝是可信呢?是他先对不起刘备，刘备在他被曹操击败于兖州以后，收容了他，指定小沛给他屯驻；他不该接受袁术的收买，于刘备在盱眙与淮阴对袁术作战之时，由小沛袭取下邳。后来，刘备向他投降，他一度叫刘备和部下到小沛去驻扎，可谓差强人意，然而他不久又把刘备赶走，弄得刘备不得不去依附曹操，引了曹操到下邳来，灌城，把他围困在白门楼上。这真是咎由自取。吕布自己不够英雄，怪不得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