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魏巍：报告文学为什么由盛而衰？

告别魏巍：报告文学为什么由盛而衰？
8月24日晚，曾创作著名报告文学作品《最可爱的人》的魏巍病死。《最可爱的人》长期入选初中语文课本，被评论为“对几代人有影响”。而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报告文学作为一种顺应政治需要和时代潮流的文体，确实对造成深远影响。二千年后，由于横行天下的新闻媒体的挑战，报告文学可说已经衰落了。今天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曾经感动过我们几十年的报告文学，确实还有其存在的必要吗？
再者，如果让我们选择的话，我们是需要魏巍的“歌德派”报告文学呢，还是更需要陈桂棣的揭露型报告文学？
极早期的报告文学与梁启超
19世纪的晚清，登陆，散文与新闻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报告文学才开始孕育。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第一批初具报告文学雏形的作品，但只是到了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才明显具备了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梁启超之后，报告文学作品慢慢多了起来。
“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深刻的变革，报告文学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取得了巨大突破。冰心、瞿秋白、梁启超、鲁迅、柔石、谢冰莹和文学研究会的诸作家都积极写作报告文学。除坚持一贯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宣扬外，同情人民生活疾苦、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罪恶、寻求中国出路、赞扬苏俄革命、表现北伐革命等思想内容更多地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作者们多以亲身经历的事件为素材，作品的抒情性大为增强。到这时，作者们尚没有文体的自觉性，“报告文学”这一名词直到1930年才正式被引进。
什么是“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这个名词是从翻译过来的。它是由“报告”和“文学”两个单词连缀成的词组。“报告”指内容的真实性而言；“文学”指表现手法的艺术性而言。因此，我们所说的报告文学，是用文学手段处理新闻题材的一种文体。它叙写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先进人物，反映人民群众多彩多姿的生活，揭露为人们嗤之以鼻的丑恶事物。于是，有人称它为“ 用文学形式写的具有新闻价值的报告”或“艺术的文告”。
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通讯有密切关系，但又有所区别。两者相同的，是都以真人真事为写作对象；它们的区别在于：
一、新闻通讯依附于某一事件，写人是以事带人；而报告文学是以人带事，事是背景，甚至是朦胧的远景。它把人物推向前台，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磨擦、矛盾、冲突……二、它有更多的文学色彩，十分注意的刻划与细节描写，强调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注意文学手段的运用。
报告文学在表达方法上是类似小说的。但是，它和小说 相比，要求严守真实性原则，不能虚构，所有的艺术概括与加工，都不能违犯真实性的原则 。《基希及其报告文学》的作者Ｔ•巴克指出：
“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
“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
“小说有它自己的主要线索，它的主角们的生活。而报告文学的主要线索就是主题本身。”
作为一种介于通讯和小说之间的文体，报告文学以叙事纪实为主体，以报告真相为己任，即要求作品中占主体的人与事必须真实，具有新闻性；又经过艺术加工，以形象反映生活，并饱含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情感态度，具备文学性。也就是三个特征：新闻性、文学性和政治性。
这种文体是近代新闻事业发达的产物，曾盛行于20世纪初期的苏联。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某些通讯、旅行记和叙事散文已具有报告文学的部分特性。但正式倡导和自觉创作报告文学，是从30 年代初开始的，并与左翼文艺运动和外国报告文学的传入有关。
报告文学成熟期：与抗日战争有关
1932年阿英选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第一部以“报告文学”命名的作品集，对“报告文学”这一新兴体裁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3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报告文学获得很大发展，已成为一个独立的重要的文学品种。
3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创作迎来了丰收的成熟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一批风格各异、形式多样，在艺术性、思想性上都非常成熟的作品的集中问世。它们是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流民图》、宋之的的《1936年春在太原》、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戈公振的《东北到庶联》、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这一时期还诞生了一部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这部作品集除少数作家外，大多数作者是非文学工作者，但作品的质量却不低，体现了报告文学的群众性特点。
“七七”事变激起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许多作家南下流亡，或者参加了军队，目睹、亲历了残酷的战争，激发了为抗日写作的热情。特别是1938年前后，“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发表报告文学”，这种简捷、及时的文体的创作蔚为风气。《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等都是当时较好的新闻性战地报告。
从抗战爆发到建国前的12年里，连续不断的战争和生活的剧变为报告文学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素材，使报告文学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范长江的《芦沟桥畔》系列战地报告文学，丘东平的作品，大部分反映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情况，如《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等描写了正面战场；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姚雪垠的《战地书简》等再现了人民自发的抗日热潮；肃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国际援助的滇缅路的修造情况；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运用镜头语言，刻画了大汉奸的内心世界；《上海一日》是沦陷后的上海奉献的一部珍贵的报告文学集……
而解放区的报告文学首先是革命历史的记录。反映劳动人民中的先进人物、民族英雄，是解放区报告文学的另一特点。这些作品虽风格不同，但都充满感情，描写真切，其中周而复、华山、刘白羽、黄钢等人的作品成就显著。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堪称表现先进人物作品中的优秀代表。华山的战争题材作品多大笔勾勒，却唱出一曲曲时代气息浓郁的战斗凯歌。刘白羽关于东北战场的报告文学，以强烈的新闻性和政治抒情色彩取胜。
解放后报告文学多以讴歌新社会、新生活、新人物、新事物为主要表现内容。
49年后是报告文学的鼎盛期
抗美援朝曾是50年代最引人瞩目的题材，涌现出许多影响巨大的作品，出现了报告文学的繁荣局面。
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报告文学集《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从此崭露头角。此后他又重返朝鲜战场，创作了报告文学《挤垮它》、《前进吧，祖国！》、《志愿军叔叔和朝鲜小姑娘》等。1960年后，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1965年访问后，他创作了一组报告文学《人民战争花最红》等。
房树民与王石所作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1960年2月28日刊载于中国青年报。这篇报告文学详细记叙了1960年2月3日下午5时到深夜7个小时之间发生的一件从死亡线上夺回工人生命的故事：61位民工，不慎食物中毒，急需本地没有的特效药。消息立即传到北京、上海等省市。卫生部以及有关单位紧急动员，以最快速度，由空军把药品投送到目的地。61个民工得到药品，经过抢救，化险为夷。
这部作品构思新颖，采用倒叙、平叙、跳跃、穿插等手法，大量运用剪辑、组合、时空转换等类似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手法，显示出时间的紧迫感，并在同一时间内，描绘不同地区人们为挽救民工所做的巨大努力和表现出的感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篇作品问世一年多以后还拍成了电影，影响遍及全国。
文革后，报告文学复苏：百花齐放的黄金时期
报告文学同其他文学品种一样，受到政治气候的干扰，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坎坷路，终于迎来了新时期的曙光。
1980 年初，人文社现代编辑室副主任孟伟哉联系上遇罗克之妹遇罗锦，约稿发于《当代》杂志，名为《一个冬天的童话》，也是冠以“报告文学”之名。文中既有遇罗克殉难的经历，也有遇罗锦自己的婚姻爱情。当年的反革命分子遇罗克（“遇犯思想反动透顶，自1963 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遇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遂得以名满天下。
其后，科学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真理的英雄这三类人物的撰写，首先掀起了报告文学复兴的热潮。紧接着，风格各异的作家风起云涌，他们贴近生活，紧跟现实，追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地拓展创作题材，开始了中国报告文学的新纪元，有影响的作品层出不穷：
黄宗英的《小木屋》、《大雁情》、《桔》等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黄宗英描写的对象一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贡献，她的眼光更多地投向那些经历坎坷、尚处于困境中的人物。《大雁情》发表于1978年，描写了遭受非议的植物园科学家秦官属为科学事业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和正直、刚强的品格，并通过她的遭遇，进而直面中年知识分子面临的严峻现实，即长期以来极左思想及思维方式，使知识分子政策正在落实，又未能完全落实，从而严重地影响和束缚了知识分子才能积极性的发挥。
陈祖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不断追求，不断出新；理由以文采见长，其“小说式”作品强调了他对报告文学艺术价值的重视；以儿童文学起家的柯岩，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保持了她一贯的纯真的童心；李延国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诠释他“礼赞这英雄的国土”的创作理想，代表作《在这片国土上》刻画了引滦工程中的英雄群像；孟晓云顽强地不断发出“爱”的呼唤；刘亚洲的军事题材作品题材新颖，知识性、新闻性强，信息量大；为普通人树碑立传，而且比较成功的有李玲修、肖复兴，前者以体育界、艺术界人物的闪光点为创作冲动，后者侧重的则是通过普通人的遭际，揭示现实的隐忧；《二月逆流始末记》、《李宗仁归来》、《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等开启了历史题材纪实作品的先河……作家、作品之多可谓星光灿烂。
徐迟在“四人帮”垮台后倾力创作报告文学，致力于刻画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工作者。他的作品不但有诗的语言和节奏，还有诗的想象和意境，文字生动优美，感情奔放；既富于哲理思考，又充满浓郁诗情，在报告文学领域独树一帜。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有《哥德巴赫猜想》、《结晶》等。发表于1978年的《哥德巴赫猜想》被誉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繁荣的报春花。它叙述了数学家陈景润的传奇经历，多方面展示了他的个人遭遇，揭示了知识分子的不幸与民族命运的关系。在新时期文学中它率先展现了“文革”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时代烙印和心灵伤痕，呼唤对人的价值、科学、知识的尊重。
徐迟按自己的创作个性，在刻画主人公不屈不挠的攀登精神的同时，还写出了他善良、坚韧、孤僻、内向的性格特征。作者这种不把作品写成先进事迹介绍，而突出人物鲜明个性的写法，在当时颇为叛经离道。
鲁光的报告文学作品以体育题材为主，着力于表现中国体育运动员顽强的拼搏精神，以及他们比赛、训练和日常的生活，叙事之中往往结合抒情，真挚感人。《中国姑娘》和《中国男子汉》曾分获第二、四届报告文学奖，已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有：《踏上地球之巅》、《在世界屋脊旅行》、《中国姑娘》、《东方的爱》、《中国男子汉》。《中国姑娘》和《中国男子汉》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书名分别为《红色魔妇》、《不进则退》。
《中国姑娘》发表于1981年，写于中国女排首次夺冠之前。作者沿着中国女排的足迹，记录了她们遭受挫折时的苦闷，夺得胜利后的欢乐和激荡在她们心中的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介绍了她们的训练、比赛、国际交往、老运动员的爱情生活以及理想和情操。
刘宾雁的报告创作也是横跨文革前后的。他原是《中国青年报》记者、编辑，1955年到兰州黄河大桥工地采访，写成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随后又发表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57年定为右派。后调至《人民日报》社。1979年发表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引起更多注意。这篇作品与1980年发表的《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同时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艰难的起飞》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第二种忠诚》、《未完成的埋葬》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争议。1987年初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一般把把刘宾雁的《人妖之间》视为转型期改革背景下的第一篇反腐力作。关于这个作品的示范价值，李炳银作了很好的概括。
他说：“刘宾雁复出之后，呈现给广大读者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人妖之间》，既是他过去创作风格的延续，也是报告文学思辨色彩及批判功能被接受的实践验证。它的成功不光表明了刘宾雁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才能，重要的还在于它打开了报告文学批判功能的禁区并有力地促进了这种作用的充分发挥。这之后，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作品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自觉地举起正义的旗帜，向一切丑恶的思想、势力、行为进击，在民族进步的路途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出现了祖慰的《啊！父老兄弟》、韩少华的《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乔迈的《三门李轶闻》、孟晓云的《胡杨泪》、麦天枢的《土地与土皇帝》、李延国和临青的《虎年通缉令》等等。”
看来，人们已经把《人妖之间》定位为后来所说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开篇之作了。
凋敝期：仍有闪光点
时至今日，应该说，报告文学虽然被平媒和网媒的新闻报道所挤压，失去了大部分市场，但应该说，还是有其生命力的，而这生命力更多的来源于其官方式的背景和定论——譬如一合的《红与黑——一位“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把震惊全国的“慕马”大案中的主角——原沈阳市长慕绥新的腐败形象刻划得栩栩如生。
值得一提的还有：《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检察官汤铁头》、《以人民的名义》、《讨个说法》、《为了国徽的庄严》、《中国反腐》、《昂贵的选票》（一个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的小村竟在村委会主任的选举中付出近230万元的“拉票费”）……
最后须大书一笔的是２００３年第６期《当代》杂志所刊发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
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以深刻的观察和特殊的敏感再现了中国农村触目惊心的现实，显示了其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惊人的勇气，张扬了关注底层社会的新文学传统。如果说中国还有“文学良心”的话，显然不在巴金、莫言这类作家那里（当然也肯定不在魏巍那里），而在这对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夫妇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