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利益

一、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双边问题向多边和全球问题拓展。中美关系中的问题，现在绝大多数涉及第三方或更多国家，例如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最近的例子，是美欧联手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
第二，双边问题向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纵深方向渗透。当前中美经贸关系问题最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如不进行大幅度的国内政策调整并加大实施力度，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摩擦都将有增无减。由于中美关系问题向两国国内问题转移，参与的部门和行业迅速增加，中国对美政策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已经高度复杂，战略层面的国内协调和双边协调难度增大。
第三，在任何一个问题领域（issue area)，都是合作和摩擦并存。过去说台湾问题上双方没有共同目标，终将引发对抗，现在双方找到了利益上的交汇点。过去说中美经贸关系是避免翻船的“压舱石”，现在看来却是烈度最大的摩擦点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中美经济的相互开放、相互渗透，延长了各自国内利益的链条，催生了一批“跨国利益集团”（参见王勇的新著《中美经贸关系》）。在这种跨国利益集团中，两国企业利益的共性超过了各自同本国其他企业的共性。
由于上述复杂性，中美关系中任何单个领域的摩擦，都不致引起双边关系的严重倒退或全面对抗；而任何单个领域的合作加强，又都不会导致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
重要的是，两国决策者和政治主流都认识到了这种复杂性。 “复杂”即意味着“成熟”。 尽管两国国内都有人夸大矛盾的尖锐程度，也都有人幻想出现什么突发事件能使双边关系迅速改善，同时还有不少人在继续争论如何界定中美关系的性质（“遏制加接触”、“利益攸关方”、“非敌非友”等等），但中美关系的大局是稳定的，未来若干年将循目前的基本轨道继续前行。
二、战略互信成为核心问题
上述结论主要是在宏观层面，按照理性选择推导出来的。当然，突发事件导致中美爆发严重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说，微观层次上的非理性因素，可能经过两国内部政治运作而发酵，上升到国家层次、战略层次，从而引发重大政治危机或军事危机，对两国利益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要避免微观层次上的危机导致国家关系危机，需要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的努力是完善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实际上，中美军事领域的危机管理机制问题早已提上日程，而且有所进展。关键在于危机一旦爆发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防止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还有一类危机管理涉及第三国，例如因朝鲜进行核试验或发生其他不测事件时，中美两国应当如何协调政策。这是高度敏感的问题。我不清楚两国在金融等领域有没有涉及双边关系的危机管理机制，以及是否有必要建立这种机制。
另一方面的努力是建立中美战略互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吴仪对保尔森）和中美战略对话（副外长戴秉国对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就是为此而设立的。我认为，从最高决策层次看，两国政府都是力图通过发展合作、避免对抗来促进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在展开战略竞争。美国最高决策者明白，他们无法阻止中国国家实力的发展壮大，但力图去“引导”中国的内外政策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中美政府间不同层次的战略对话对于增进相互理解、避免对抗是起作用的。
但是，两国决策的其他层次在中美交往中的利益是多元的。参与中美交往的部门、地方政府、企业和行业越多，利益就越发多元化。双方的经贸和财政部门、军方、国防工业，以及不同的行业系统（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和夕阳产业），还有美方的大跨国公司、中小企业、工会和非政府组织，中方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美关系中的利益越来越分散。不能期待它们会自觉按照国家的最高战略需求来界定自身利益，规范自己的行为和发展战略。相反，它们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视角去诠释国家利益，进而去影响国家战略。同时，这些部门和利益集团还会根据自己的视角或需要，去解读对方国家的战略意图，将本来并不特意针对本国的行为，视为对方战略意图的表现。在这种利益驱动下产生的误解和误判，就不是政府间战略对话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更有甚者，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需要依靠夸大中国军事力量和战略挑战、曲解中国战略意图来维持和拓展。中国发表的国防白皮书等政策宣示，对这部分美国人来说，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中美在国家层次的战略竞争，存在于军事、地缘政治、能源、高技术等领域。我认为，中美经贸摩擦更多是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所致，而不是战略意图所致。当美国经济衰退、增速减慢、就业问题严重、贫富悬殊扩大时，中美经贸关系很容易变为替罪羊。
国内有的学者和媒体用“唱衰”、“捧杀”等词语来描绘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用“散布气候恐怖主义”等说法来反驳海外舆论对中国环保政策、气候政策的批评。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我们既然反对美国将经贸摩擦等问题政治化，自己就要考虑是否应当将对中国的非议上升到政治和战略的高度去解读，是否应当用泛道德标准去衡量QFII在中国证券市场的行为。将企业层次、社会层次、部门层次的行为混同于国家的战略行为，其原因既可能是分析框架不正确，也可能是自身特殊利益使然。
因此，中美两国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建立起战略互信，不仅取决于国家层次上的相互战略意图，更取决于两国政府高层能否更好地协调国内相关部门，克服国内特殊利益的牵制，将战略意图通过有效机制贯彻下去。最难研究和处理的，是国家安全问题、经贸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交叉点，其中较典型的是能源问题。
三、研究范式的转型：在功能性问题与国家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点
在冷战时期以至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中的功能性问题（functional issues，如贸易、投资、金融、技术、教育、文化、移民、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等），主要服务并服从于两国关系的政治需要和战略走向。例如，当两国政治关系出现紧张时，会使用取消在功能性领域的互访、暂停执行协定、降低合作层次等方法，或威胁使用这些方法，来向对方施加压力。90年代初美方制造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到90年代末转为正常贸易关系问题），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李登辉访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等令中方愤怒的事件发生后，中方亦采取过取消某一领域的互访、中止对话等形式，以示对美国的“惩罚”。当双方关系出现转机或需要出现转机时，都会以促进在功能性问题上合作的方式来展现善意。因此，在功能性问题领域的交往，往往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工具，是国家关系的风向标。
近年来，中美关系逐渐脱离上述模式。这一方面是双边关系走向成熟、稳定的表现，同时也是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诸多功能性问题的重要性逐渐上升的表现。当然，把阻碍或促进功能性问题上的合作作为政策工具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美国对中国加强技术出口管制、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中国在某些契机派遣大规模采购团等等。但是，在经贸和非传统安全领域，越来越多的情形，是具体问题上的合作与矛盾影响双边关系，需要由政府去协调；而由政府主导、针对中美双边关系的举措，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2003年“非典”期间，国外虽然也有不少对中国政策的非议，但加强合作战胜“非典”，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在公共卫生、知识产权等许多领域的中美合作与摩擦，也都涉及国家关系，但又都不能从国家关系的原则出发去处理。
近来，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威胁要通过制裁中国的议案，企图迫使中国按照他们的意愿调整人民币汇率，打开金融业、服务业市场，改善劳工待遇。还有的议员要求美国官方以抵制北京奥运会为筹码，要求中国改变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立场。虽然我们应当重视中美关系中的上述消极因素，但并不会以稳定中美关系为主要考量，去做出相关问题上的妥协和政策调整，就像那些美国国会议员不会因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而放弃其利益诉求一样。
事实说明，在中美战略关系和涉及两国国内利益的功能性问题之间的平衡点正在逐渐向后者偏移。中美两国的相互政策，不能不努力去适应这种趋势；反过来，对于负责处理功能性问题的部门和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中美关系”越来越不是它们关注的对象。
因此，我们的政策思维方式和学者的研究范式，都有调整的必要。经常听到我国政府部门对美国人的下列呼吁：“双方要从中美长期战略合作的高度来认识中美经贸关系，从维护两国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加强两国间的经贸合作。”这种说法，不仅不符合美国人的思维习惯，也没有考虑到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对于美国的国会议员、企业、工会、非政府组织来说，他们绝不会“登高望远”，“从中美长期战略合作的高度去认识”他们的利益。中国的许多部门和企业，也不会按照这种要求去考虑问题。
对大多数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来说，传统的研究焦点是国家间关系及国际战略格局，功能性问题是作为国际关系的变量来加以考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点也是国家及其外交政策、国家间力量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如果我在此所描述的国家关系同功能性问题之间出现的新平衡点有任何意义的话，国际政治学者的研究范式和知识结构就有重新建构的必要和可能了。具体地说，我们的逻辑推理就可以不再是从国际大局到中美关系，再到中美经贸关系，再到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而可以从诸多功能性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出发，推导到中美关系的战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