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退休高官带农民上访导出的残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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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退休高官带农民上访导出的残酷真相

2010年12月22日07:49东方网刘洪波我要评论(0) 字号:T|T

刘洪波 杂文家

原题:退休高官的热忱导出的残酷真相

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89岁老人杨维骏因带农民上访,被称为“最可爱官员”。

这当然是一个误植的称呼。退休官员,就不再是官员。“最可爱官员”,并不属实。

然而,这个称呼仍然有意义。官员在体制中,退休官员仍在体制中。退休官员只是不行使职务权能,但纳入“老干部管理”,不只包括生活待遇的发放,也包括政治生活的延续。

一个退休的省政协副主席,没有政治职务,但生活待遇与政治待遇不受影响。杨维骏以89岁高龄,带一群失地农民到省政协上访,可以作多个层面的解读。

这些农民曾上访80多次,去过省政府、省人大政协、市区政府,但所反映的征地拆迁未获安置与补偿的问题“毫无进展”。这就是说,上访作为一种被纳入“正常程序”的中国式权利救济方式,至少在一些地方,已经失去实现救济的能力,而希望得到救济的人们,仍然被告知要继续通过这个渠道去反映问题,从而使这个渠道实际上变成心照不宣的虚应故事。

杨维骏坐着政府配备给他的专车为上访农民开道,仍然是将民间的问题引入到体制中去解决。“没有我带路,农民肯定进不了大门”,他知道权力体系与农民之间相隔甚远,机关大院有着“侯门深似海”的安防,普通公民被纳入“闲杂人员”的范围,被施以“不得入内”的管理。

杨维骏为带上访农民进入大院而使用他的配车,应当算是不合乎配车的潜在意图。官员配车用于工作,这里面不包括利用配车的通行权给上访者开道;退休官员的配车,用于退休老同志生活与办事方便,同样不包括用配车的通行权给上访者开道。

然而,配车乃至干部身份的不言自明的使用方法,并不符合权力语言自身的逻辑。杨维骏说,“我为什么不能以退休干部身份,为群众反映问题?”,“配车只用于游山玩水那才是不正常现象”。这些话,正是以权力体系自身的语言逻辑,来回应权力体系不言自明的行为逻辑,并且显示出不可辩驳的力量。

很显然,权力行为与权力语言之间,有着两种逻辑。语言编织着一幅曼妙的图景,而行为演示着一幅冷峻的画面。冷峻的行为不可以不用曼妙的语言包裹,曼妙的语言也不可以落实为温暖的行动。杨维骏带农民上访,这是将曼妙的语言转为温暖的行动,反对者显然无法以已经惯熟的权力语言的逻辑来反驳,只能用同样惯熟的权力行为的逻辑来对应,这就是所谓的“不恰当”、“不应该”、“不妥”。这种回应,从语气上就是无力的、理屈的,它所凭依的是不言自明的行为逻辑和内在意图,那些都无法冠冕陈辞。

然而,权力体系的行为逻辑,其真实性和力量,远远超过漂亮的语言逻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杨维骏以省政协退休副主席的身份,去给上访农民开道,会受到省政协老干部处一位处长的指责。一个处长指责省政协副主席,哪怕是退休的副主席,并且辩论2个多小时,这绝不是官场规则允许的,这也不是现在“民主风气浓厚”的证明,而是表明一个官员触犯了权力的行为逻辑之后,是多么容易被权力系统从心理上清出队列。

如果在某些地方,权力系统本身对待民众是淡漠的,那么某个人对民众很热忱,这就是异数,体系会显示整合的力量,对热忱者给以标记,并通过各种压力使之回到淡漠的道路上来,这是挽救。如果挽救不成,那就视为异类,作冷处理,乃至视为异己者,加以切割。

杨维骏带农民到省政协上访,虽然带人进门成功了,但信访是失败的,他对一个副秘书长说要到信访处,副秘书长说要请示领导,他直接带着农民到信访处,办公室空无一人。杨维骏得到的是软钉子,闭门羹。

更加不可理喻的是,这个89岁的退休高官,一旦管起农民的事来,不仅在权力体系内受指责、碰钉子,而且“有人托人转告我再瞎管闲事,小心灭口”。我相信,这种灭口威胁不是来自权力体系之内,而是来自别的利益相关方面。但这种威胁表明权力体系的利益与从农民失地中获得利益的方面捆绑之紧密,以至于这样的集团可以威胁权力体系内的退休高级官员的生命。

能够说杨维骏的行为,是解决上访问题的可行方式吗?当然不能。信访解决不了问题,以至于有杨维骏来帮忙信访,这本身就是信访的失败,而且杨维骏也只是一个特例。就个人来说,杨维骏89岁高龄,血仍未冷,实属可嘉。而他的热心行为引发的那些故事,更加令人深思。一些个权力体系已不屑回应民众的苦难,其中之人谁作回应,谁就是异类,这是残酷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