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识字多诲淫 女人识字就无德

核心提示：另一条理由，是“妇人识字多诲淫”(归有园：《麈谈》)。最典型的一个例证，据说是崔莺莺。在唐代，对女人的贞操看得并不那么重，公主再嫁的达二十三人，而且嫁过三次的达四人。但是，到了宋、元，女人的处女膜成了身份证。检查女子是否处女，已经成了一种职业。有的地方还有结婚后又因为处女膜的问题而退回娘家的风俗。于是，莺莺的“酬简”，就成为有关男子汉利益的大问题。评论家追根求源，莺莺所以失身，全由她的能诗。如果她不知诗，断不能与张生酬韵，更不会写出“待月西厢下”那样的“淫诗”。“妇人知文，即此可鉴”。清代了，袁枚收了几十个写诗的女弟子，而且公然出了一本《随园女弟子诗选》，这无疑是典型的“自由化”，于是章实斋写出大批判文字说：“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征刻诗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人心世道，大可忧也。”他认为，做诗是妓女辈的事，“良家闺阁，内言且不可闻阃外，唱酬此言，何为而至耶？”。

生在中国，女人是极不幸的。大凡有什么祸害，正人君子都能从女人身上找到根源：甚至亡国，那责任也得由女人来负。同样跟异性乱搞，男的叫风流佳话，女的则是淫荡不贞。而只要这一条，就足以把一个女人打倒，即使象武则天这样的女皇帝也不能免。“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在孔老夫子看来，女人同小人一样不好对付，“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于是给女人规定了“三从四德”，而且还加上一条：“女子无才便是德”。

为什么“才”对于女子那么大的害处，以至于无才便是德呢？这也有它的一个发生、发展过程。最初，对于女子的才并没有看成是同德对抗的坏事。母系社会不在话下。汉代就有不少堪称“才女”的妇人。《汉书》、《后汉书》都有记载，可见那时并不认为女子有才就导致“缺德”。感到才对女子产生不良作用的，恐怕是从理学昌盛的宋朝开始。司马光说过：“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这是一个信息。当然，司马光是有保留地作这个规定的。他同时还主张女子应当读书，大概到了明代，要求女子无才的“才”，就扩大得相当广阔了。明代有一本《温氏家训》，是温璜的母亲陆氏的训言纪录。她提出：“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这就有点有才即缺德的味道。

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把禁诗当作重点。这就得看看妇女们写的什么诗了。《迷楼记》中谈到被禁锢在隋炀帝的后宫苦闷得自杀的侯夫人，写过不少为自己的命运伤感而作的诗，其中一首《自伤》，实在凄怨婉转：

初入承明日，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侵入骨，独坐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深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方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

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首诗，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观，知道封建社会黑暗的一角；对于诗人本人来说，则是可以怨，控诉皇室的不人道。对于“兴”同“群”，站在皇帝这边看，则是社会效果不佳。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孔子说女人难养，其中一条就是“远之则怨”。怨已不好，怨了又写诗，散播不满情绪，当然大大影响宫内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女人都不会做诗，有牢骚只能私下说说，就不致那么麻烦。

而且，有时又何止怨？简直是对某些男人的鞭答：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这是一位王后写的对女人亡国论的抗议诗。唐僖宗的部下从黄巢那里抓回来一批妇女，唐僖宗在训话时批判她们说：“你们都是勋旧的女儿，何以从贼？”其中竟有一位妇女反驳说：“你们带了成百万兵，还逃到四川，反而责备我们从贼！你那些公卿将帅们该如何处置？”皇帝大怒，把她杀了。这位妇人如能写诗，大概也会写出一首好诗来的——然而这就更加危险。

站在他们的立场看问题，章实斋们的担心，并不是无穴来风。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那重要工具之一，确是情诗——只不过她们唱而不写，把情诗称为山歌。公卿士绅们不会找她们做妾侍，因而这还罢了。严重的是确有不少诸如红叶题诗之类的事情发生：被禁锢在宫中的宫女把抒发宫怨的诗句写在大梧叶上，让流水飘走宫外，被秀才拾得，于是也题诗叶上，泛于波中，一来一往，这位秀才竟同宫女谈起恋爱来。这类故事，老百姓看来是“佳话”，皇帝看来却未必佳：什么把题诗宫女赐给秀才之类的大团圆结局，只是小百姓的痴心妄想。别说把他那一百二十四位后妃弄走一个，即使要同他那数以千计的宫婢中的一位传书递简，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的。

写到这里，大概对为什么学写诗、能写诗就意味着无德，总算是有点眉目了。

中国，不，准确点说，应当是封建主义的中国，其中一个相当顽固的特点就是理论脱离实际。

就拿那位标准淑女薛宝钗来说，她是一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论宣传者。她关于作诗写字并非你我分内之事的一席话，竟把黛玉这位封建叛逆者几乎征服了，可见如果让她写起《论女子无才便是德》来，无论如何也要比当年《学习与批判》的文章富于说服力，说不定还会得优秀论文奖的。但是，妙也妙在：薛宝钗本人不仅识字，而且博学多识；不仅会写诗，而且在海棠社里常常夺魁，比诗社里唯一的男子宝玉强多了。如果挖得更深一些，这位淑女又还曾经有过对宝玉一闪念的爱恋之情——这一点，用“狠斗私心一闪念”的精神来对待，宝钗是足以开一次“讲用会”的。薛宝钗尚且如此，可见从“无才”中求“德”之难，之矛盾不可调和。

那位大骂袁枚鼓励女人作诗的章实斋这番话似乎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分明矛盾的现象。他说：“古之贤女，贵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无才便是德’者，非恶才也，正谓小有才而不知学，乃为矜饰鹜名，转不如村妪田妪不致贻笑于大方也。”最少，这也应算是一种解释：“才”取决于“德”。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德是主要的，甚至不妨是唯一的。

只要德好——例如宝钗那样的模范淑女，识字、会作诗并不碍事。而且，宝钗还有一个可爱的特点，那就是，虽然她的诗写得好，她从来不把写诗当作正经事，只是逢场作戏地耍耍。陈后主陈叔宝封宫人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她们的职责只是侍宴后庭，陪他共赋新诗，并把那些写得特别艳丽的唱给他听，这就不致有何不良效果，是可以允许的。相反，莺莺就属于“小有才而不知学”一类，远不如根本不识字的村妪田妪有利于维护那个社会制度。黛玉不仅识字，而且诗写得好；但她的诗却常常被评为二等，居宝钗之后。社长李纨讲得很清楚：虽然“风流别致”得让她占首位，但不如宝钗“含蓄浑厚”。这还罢了。她还常常写些对现状极不满的诗，说些尖酸刻薄的挖苦人的话。这些言论，搜集起来，加以整理，黛玉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有人说黛玉如果活在现代，当是“右派”，看来有理。这类人，岂不是无才更好？！

抽象来说，无德而有才确实往往不如有德而无才。汉桓帝时有一个黄允，以隽才知名，傲气得很。司徒袁隗也很赏识他，说：“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人当女婿就好了！”为了当袁隗的女婿，黄允要求同老婆离婚。在那时，他老婆只好同意。只是临走时请了几席酒向宗亲告别。在酒席上，当众揭发黄允十五件见不得人的丑事。这位黄允，应当说就是有才无德的一类。可惜的是，这类人，似乎还是男子偏多，以至于我一时还想不到哪一位女才子可以做例子。

问题扯远了一些；但是，说来说去，归根结底得解决一个什么叫做德，什么叫做才的具体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各个时期、各个阶级有不同的标准，而且在同一时期的同一阶级里面，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标准；对同一个人，此一时彼一时的结论也未尽相同。例如诸葛亮，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可谓德才兼备，“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理想宰相了。但是，有人却认为他只顾打仗，没搞好建设，并无治世之才；重用姜维、张裔，是任人唯亲，冷落马超、魏延，是忌才妒能。结论是德薄才平，过大于功。端的是：此一亦是非，彼亦一是非了。

死人好办，任你评来评去，不过纸上谈兵，诸葛亮笃定地坐在武侯祠里，用不着担心再给撤职一次。活人就不好办了。“德才兼备”，这四个字倒不难识，难的是它无法用尺量，用磅秤约，不易判准。在有些人看来，凡合我口味者就是德。有了这个德，也就等于有了才。于是，三亲六旧，秘书亲信，纷纷成了接班人或进入第三梯队。有些人看来，有才必缺德，而如果无德，才也就无用。于是，远则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近则不听话的爱提意见者，均属控制使用之列。广西林业局有一位负责林化生产的女干部还发明了一种逻辑：我们百色很穷，有才能的人都想往外跑；你这位栲胶专家却从西安主动要求来百色，想必是在陕西混不下去的人——结论自然可想而知。简单几个例子，说的是男人，也可以从中理解“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根橡皮筋的功能难量，根据需要，是可以把任何有一点想头的女人都捆得死死的。此外，还可以看出，“无才便是德”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有向男子汉领域推广的趋势，男子汉别高兴得太早。

于是，在宣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同时，也有对这句话持反对态度的。有男人发出的，也有女人发出的。清朝有一位妇女写了一本《女范捷录》说：

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诚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辨也。

另外还有一位替女人讲话的先生在给《古今女史》作序时说：

夫“无才便是德”似矫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等之论。

反映这种观点的文艺作品也不少，《梁山伯与祝英台》、《镜花缘》是比较知名的。祝英台不仅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腐论，而且女扮男装同男子梁山伯一起读书，产生了爱情，最后双双殉情而死。在冬烘先生看来，“德”大成问题。但是，剧本长期流行，说明观众还是投祝英台的票。《镜花缘》则主张男女智慧平等，“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畀”。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女子应同男子一样读书、考试、做官。小说还写了一位女才子，讨论问题，把男子汉驳得体无完肤。这也是一本得到公认的好书，一直流传到今天的。

可见“女子无才便是德”论，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坐稳过，越到后来，西学东渐，封建主义节节败退。到了清朝末年，不仅女子可以读书，女子有出洋留学的，而且还明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一九一九年，经过奋斗，九位女子终于进了北京大学读书。祝英台费了老大劲才偶然在舞台上争到的，这才在现实中争到了。这些，都是中国妇女光荣的一页。

当然，如果以为从此万事大吉，那就未免天真。八十年代，在我们这里仍然有着祝员外式的人物，甚至还曾有过效法梁山伯、祝英台那样为爱情的被父母破坏而自杀的痴男痴女。在我们这里，竟然还有那样一位管计划生育的女领导，同时是把生下女儿的儿媳妇“休”掉的婆婆。姑娘们作诗大概不会遭到反对了，但是，“挑逗”(！？)性的流行歌曲唱法则似乎不大通得过，而什么叫做“挑逗”却又闹来闹去不大清楚。此外，例如那发式与鞋跟之类是否符合某些领导“德”的标准，也早晚时价不同。这些是是非非，不独女士们困惑不已，先生们也颇伤脑筋的。

从“无才便是德”的圈子里跳出来，关键问题是更新“才”、“德”的旧观念。万里同志讲过这样的话：什么作为也没有的人，只知道做官、喝茶，即使两袖清风也不是好干部。张廷发同志说：长期以来，在“左”的眼光下，往往把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唯上是从、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人，视为好干部；把思想活跃、善于思考、勇于改革、有胆有识、有才干的人，视为“骄傲”、“不尊重领导”。宁可重用有缺点的能人，也不能选拔那种四平八稳的人。这种新的德才标准，实事求是，适合今天四化建设的需要，可谓大得人心。“无才便是德”的老口号早就过时，无论对男对女，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