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中国

人口是文明的载体。人口政策是攸关民族长远发展的大事情，人口政策失误很容易导致民族萎缩。
希腊科学文明非常发达，希腊涌现了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阿基米德等大师。但先进的希腊却被落后的罗马所灭。罗马破坏性地继承希腊文明，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城市规划与建筑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城市文明。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并且建立了共和政制。然后由于生育率低下，人口减少，被日耳曼蛮族灭亡灭亡，使得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经济大倒退、文化跌入低谷、人们的精神陷于愚昧和迷信之中。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牛顿在物理、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才能才超过希腊的阿基米德。
一些考古学证据甚至怀疑存在史前文明，这些数十万、数百万年前的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却没有延续下来。这些表明文明并不总是向前发展的，有时候会突然倒退，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都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比如近2千年后的牛顿时期才超越希腊的科学文明；中国至今没有恢复春秋时期的思想繁荣）。英国《新科学家》杂志2006年10月12日刊登文章，认为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失20万年后，将再也找不到人类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痕迹，地球将会变回到史前蛮荒世界。另外一群原始人类（假如数量足够，并且也有足够的运气的话）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的文明程度。
几乎与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的同期，中国西晋朝也遭受五胡乱华。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部分汉族于公元317年在江南建立东晋。但是南方也刚经历蛮族张昌之乱、杜弢之乱，人口也减少。东晋的版图狭小，湖南、湖北等很多地方还未开发，人烟稀少，其疆域只比三国时期的吴国稍微大一点，吴国人口只有两百多万。《通典》载464年南朝户口数是：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那么东晋建立的时候人口可能只有三百万左右。
留在北方的汉族也只有几百万。北方各族竞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还几近灭绝），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讧中，人口减少；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鲜卑皇帝北魏孝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为了补充兵源上的不足，北方鲜卑政权不得不开始大量起用汉军，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加上南朝汉族政权的的主体汉族人口，隋唐的时候，汉族占有绝对多数，从而避免了“黑暗的中世纪”出现在中国。
中国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同化来的。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表明：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而不是民族融合。这篇题为《遗传学证据支持汉文化的人口扩张模式》的论文在2004年9月1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当时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的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七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国唐朝的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经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但是西藏后面喇嘛教兴起，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人口减少，对中原政权不再构成威胁。2000年全国人口12.6亿，藏族人口541万。
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占中国人口比例曾接近1/10。但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关爱女孩”）。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喇嘛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满清政府对蒙古族的“计划生育”使得现在蒙古族人口只占中国的1/220。
法国长期是欧洲政治格局的主导者，17世纪中期法国人口两千多万，中国清朝初年也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但是由于法国后面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在法国人口只有0.6亿，而中国却有13亿。随着人口比例的降低，法国也逐渐丧失了其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而16世纪人口不到法国1/4的英国（人口400万），现在后裔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地英裔人口）却超过2亿，主导世界政治格局超过两个世纪，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主导世界格局。500年前英语还只是欧洲一个落后地区400万人口的方言，现在成为世界语言。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感叹说，人口就是命运。
自唐朝以来，中国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位。19世纪初全球人口达到10亿时，中国人口有4亿，占全球40%左右。但是近代中国人口增长缓慢，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20世纪初降低为25%，1950年降低到21.9%。解放后中国人口增长与世界保持同步，1980年中国人口仍占全球的22.4%。但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再度下降，2005年下降到19.3%，并且下降达到势头很难遏止。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也很难维持在15%。以人为本，是历史的共识，没有足够的人丁，何来兴旺？随着人口占全球比例的减少，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将下降。如果拿中国与印度作对比，则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减少得更快。1901年印度人口2.38亿，中国人口4.26亿；2005年印度人口是1901年的4.6倍（11亿），而中国人口只是1901年的2.95倍。现在中国每年出生女孩只有600万，印度却有1200万，意味着今后印度在人口再生产能力上是中国的两倍。考虑到中华生育文化破坏严重，而印度生育文化却相对保存的比较好，那么今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可能不到印度的1/3。虽然中国目前比印度要富强，但是几十年之后中国将是有4亿老人的极端老化、人口不断萎缩的国家，而印度却朝气蓬勃，实力将远超中国。
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人口政策失误后果不堪设想。不能贪图五年战略的政绩而误了千年大事。比如现在抬高房地产，发展一些超前的高消费，虽然能够刺激经济，有利于“五年战略”；但是却让老百姓养不起孩子，误了“千年战略”。“五年战略”的功臣，可能是“千年战略”的罪人。韩国、台湾、香港的低生育率很大程度是因为房地产等的畸形发展使得民生压力增大。中国于1990年开始生育率从2.2左右直线下降，降低到2000年的1.22，现在连生育意愿也只有1.73了，这很多程度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在分配制度、住房制度不断畸化以及教育、医疗等的产业化，使得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不断降低。
评价一个领导人历史政绩不同时代有不同标准。长期以来土地资源是最宝贵资源，开疆拓土的圣君、名将名垂青史；近代政治制度成为发展的瓶颈，制度改革者让世人敬仰。但今后最主要资源是人力资源本身，最大的问题是人口本身难以持续发展，要是能在人口问题上拨乱反正，将是功近而德远。
政绩标准要用面向未来的新标准，不要着眼于过去的老标准（东施效颦）。比如台湾、韩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依照几十年前的老标准算是成功的，但是这套制度却使得生育率降低到1.1，社会难以持续发展下去。
从政治角度看，相对来说拉夫桑贾尼算是伊朗比较开明的领导人，但是伊朗的生育率下降（现在只有1.7左右，预计还将继续下降）就是因为拉夫桑贾尼的"两个孩子就够了"的人口政策。一些伊朗有识之士认为拉夫桑贾尼总统的人口政策毁了伊朗的前途。当年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开明派领导人，但是他的民族政策导致后面南斯拉夫的分裂。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出现失误还有弥补的机会，人口问题的失误几代人也承受不了，中国有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现在学者和媒体似乎只关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忽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将危害几代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