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才元：陈志武呼唤的公司只是“现代海盗”

　　日前,陈志武先生发表文章《中国主旋律仍是赤裸裸的经济和创业不自由》,一贯的有话就讲,直抒胸臆,不遮遮掩掩,我喜欢;但同时,一贯的西方经济学语调,一贯的新自由主义宣泄,一贯的在整体上不利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继续反对。

　　陈志武先生主张“公司的力量”,参与的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央视（2）热播的《公司的力量》被有些人称作是中国第一部深刻探讨公司制度的电视大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 30年来,大家并没有对公司这个事物本身做一个更清晰更理性更丰富的认知。《公司的力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非常客观理性。据说,《新周刊》执行主编封新城、《创业家》杂志总编牛文文等知名媒体领袖也在微博中对《公司的力量》向网友进行了推荐。但我认为,《公司的力量》是不合时宜的“电视大片”

• [名人] 揭秘少年袁世凯荒唐事
• [史话] 宋庆龄不为人知的哭泣
• [野史] 唐高宗悟出的生存策略
• [书摘] 蒋经国留学苏联成人质
• [连载] 热门：夜谭十记让子弹飞
• [史话] 杜月笙晚年为何不去台湾

　　首先,“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沉重的时间思维,阻碍历史创造的思维。恰恰相反。你拥有多远的过去,就会失去多远的未来。只有结束过去,才能开辟未来。在欧美,英国因为没有希腊般漫长的过去,所以开辟了近代经济的未来;美国因为没有英国般漫长的过去,所以开辟了现代经济的未来。在东亚,日本因为没有中国般漫长的过去,所以开辟了近代东亚经济的未来;在中国,深圳因为没有西安般漫长的过去,所以开辟了现代中国经济的未来。公司确实有辉煌的过去,开辟了世界贸易,但公司开始时的另一个身份是“海盗”,整个殖民主义都是公司的“产物”。我们无法从公司辉煌的过去看到辉煌的未来,也无法从公司曾经具有的力量预见将来还会释放巨大甚至更大的力量。也就是说,虽然公司是欧美大国崛起的主导力量,但我们无法得出公司也是中国崛起的主导力量。简单的类比毫无意义。这样的类比其实已经进行了100多年,不但和欧美比,还和日本类比,都没有实质收获。

　　其次,经过500-300年的发展,公司已经从经济的主要力量蜕化为经济的次要力量。500-300年前,公司的力量确实摧枯拉朽。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基础上的现代公司依靠先进技术和管理,在“利润决定成本”时代,以较低的成本为武器,第一步统一国内市场,第二步统一国际市场,从国内垄断公司发展到跨国垄断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公司的力量决定国家的力量,这是“司天下”的时代,取代了过去几千年的“家天下”的时代。在“司天下”的时代,国家从属于公司特别是大公司。《公司的力量》总导演任学安先生的这句话说对了:《公司的力量》从2008年年底就开始筹划,团队在创作《大国崛起》的时候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在用国家的角度来观察五百年的现代化的进程的时候会经常看到,甚至是更重要看到了公司在中间所发挥的作用。这确实是公司发挥积极力量的时代。

　　但是,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公司的消极作用-逐利的自私本性和必然的短期行为,而且是毁灭性的消极作用。美国金融危机和希腊、英国等欧洲国家债务危机都是公司负面作用积累带来的结果（主要是资源和资源金融类公司的自私行为）,终结了西方300多年的工业文明。现在,古代的希腊、近代的英国、现代的美国,西方世界的三代中心,都被公司特别是大公司的不负责任的后果覆盖。公司的命运何去何从,正在考验西方文明的“祖孙三代”。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股份公司,尤其是证券交易表现出强烈的怀疑态度。陈志武对斯密的怀疑提出了怀疑。他说:“斯密生前没有想到,股份有限制度和资本市场给后来的美国乃至世界带来了长久的繁荣。”但他又说说:“现代公司的生命力只有到了20世纪,特别是近30年,才完全展示出来。”我不知道,30年算不算“长久的繁荣”,但是我知道现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正在反思这30年,正在重新审视公司的合理性,这个时候,中国人还有必要奉公司为神吗？

　　最后,在企业、行业、国家的递进发展关系中,由于企业特别是跨国大公司的大发展,现在大企业几乎成了行业的代名词,例如高盛可以代表证券行业,微软可以代表电脑行业,美孚代表石油,两拓代表铁矿石……随着企业垄断行业,原来企业之间的关系逐步让位于行业之间的关系,企业斗争让位于行业斗争,最终形成两大行业的斗争关系:实业和实业金融∨资源和资源金融的斗争关系。企业只是一滴水,一大滴水,或者一个很大的浪头,它们从属于海洋中的冷流或者暖流,冷流是资源和资源金融,暖流是实业和实业金融,二者的关系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主要矛盾。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一矛盾的第一次大爆发,我称其为“金融内战”。

　　金融内战意味着“司天下”时代的结束。公司的力量必须也确实正在受到史无前例的限制。美国奥巴马新政、英国卡梅伦新政都是在限制和规范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谁来“教导”大而不能倒的公司？人们只能依靠国家——一种崭新意义上的“国家”。只有从国家和行业的高度出发,才能解决公司的自私和短期行为。并且,现在是纸币时代,纸币的先行（在创造出产品和服务之前印刷出来的纸币）特性决定了“利润决定成本”（多少纸币投向哪个行业和区域,事先决定了这个行业和区域可以分得多少利润,不同的企业只能从这个先天的行业和区域利润中拿到自己的一部分）。现在,纸币的力量已经高于公司的力量,而国家的力量高于纸币的力量,因为国家是纸币的发行者。

　　当然,“公司的力量”永远不会被消灭,就像家庭的力量永远不会被消灭一样,但一定会受到限制,而这个限制的历史早已开始。1929-1933年的大危机后,美国开始了对上市公司的强制性信息披露。陈志武辩解道:“美国只是重新定义了公司制度、证券交易的规则,但并不是让政府的手插进民间经济事务的决策之中,不是由政府去干预经济。制定和维护规则是政府该做的,但这不等于政府代替企业、代替民间私权利。”我要问的是,企业没有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吗？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企业还存在吗？2008年以后,现在,美国对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的监管难道没有根本性变化？我只指出一点,美国对金融企业的监管已经从监管企业上升到监管产品——从金融衍生品开始。一家连产品都被监管的企业,还具有纯粹的公司的力量吗？希望大经济学家们尽快提高对时事的敏感度。不要把100年前的美国空运到100年后的中国。

　　总之,我们现在要强调纸币和国家的力量,首先要把这两种力量管好用好,其次是在行业间“调结构”,最后才是公司的力量。公司的力量不能再膨胀,更不能不合时宜地鼓吹公司的力量,因为今天的公司已经成为纸币和行业的从属者。现在,人类需要一个“真正的国家”,需要这个“真正的国家”来挽救自己。我们应该把主要的学术精力用在寻找和建设这个“新国家”上。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欧洲正在探索这个新国家,中国还要用主要的精力探索“公司的力量”吗？千万不要再次偏离主航向!千万不要再次唱错主旋律!

　　陈先生一贯反对儒家文化对公司发展的制约,说儒家重视血缘关系但轻视超越血缘网络的诚信架构建设,其实主张文化再造。我对此怀疑,儒家文化不是万恶之源。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家庭变化,是“经济学霸权”的典型表现,不是无知,就是狂妄。我在《金融内战》中已经指出这是不同的两个范畴。

　　关于公司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陈先生强调,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特点是“有限责任”。我要讲的是,恰恰是“有限责任”使公司在中国“水土不服”。 “有限责任”固然让公司轻松,减少创业的后顾之忧,但也容易产生欺诈,在成立公司时就主观主动暗含的欺诈,自殖民时代至今100多年间,到中国来行骗的公司还少吗？感谢公司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因为这恰恰是公司在中国没有成为“恶之源”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强调商业诚信,强调父债子还,强调无限责任,这方面的案例在浙商、在晋商中都不难看到,这是我们无比宝贵的资产。这一点告诉我们,在中国,股份公司的背后最好有一个可以承担无限责任的大股东,无庸讳言,最后的最大的大股东就是国家。

　　这就谈到了陈先生一贯诟病的国企问题。陈先生至今没有弄明白在中国的独特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改革前,中国的国企是国有国营,确实问题很多,改革退了一步,从国有国营变成了国有-多种经营,主要是股份制改造,退一步海阔天空。现在的问题是,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真正搞好,虽然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但不应该也决不会再退一步,不会让国有变私有。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两步粉身碎骨。

　　他说:“现在在中国,银行、电信、石油、能源等等行业,民企还是不能进入,民营企业家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些行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尽管现在有一点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主旋律。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中国的国企改革确实还应该进一步深化,特别要在资源领域进一步找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我在《出轨的纸币》《金融内战》都作了论述,我们要靠进一步优化公有制实现形式做到进一步利民。我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最为核心的问题绝对不在于国家从经营领域的退出,不在于还产于民,而是还利润于民。我坚信,在中国,接下来的主旋律决不会是陈先生希望的产权改革,而是利润改革,不是国企如何私有化的问题,而是国企利润如何民有化的问题。

　　公司中心论,还是国家中心论,这是个问题。在纸币时代,如果公司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公司必然会成为纸币金融海洋里的海盗,其残酷不亚于殖民航海时期的海盗。

　　另外,我也不看好《华尔街》。现在在央视（2）播出。据说,该片有利于加深国人对资本市场的认识,将对中国金融带来不可小觑的影响。但是,就像我不看好《公司的力量》一样,继续不看好《华尔街》,因为央视（2）被浓厚的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占领了,这两部片子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具体化,而西方经济学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