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帝王御臣之术与当代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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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君王的御臣之术。能做到极致的应该是乾隆皇帝了，不管是大贪官和珅还是清廉的刘墉和纪晓岚，都可以一面彼此争斗制衡，消耗内力，一面对作为帝王的他忠诚至极。
其实这种御臣之术也是一种谋略。一个官职的任免，头上戴什么样的帽子，身上穿什么花色的衣服，衣服上配以什么样的服饰，站在哪个位置，都可以成为表彰下属臣子，让臣子尽职尽责的一种方法；皇帝给臣子一封信，给臣子或者其家属什么样的封号，与皇帝同餐共饮，赏赐黄马褂，让他跟自己一起“出差”等等，都可以让其感觉殊荣备至，对祖先是一种告慰，对子孙是一种荣耀。
再看鼓舞士气方面。越王勾践以铜铸造为国捐躯的将士的头颅，并以此来激发将士们为保卫国家而作战的士气。曹操著名的“挟天子以令不臣”也让其成就了一生的伟业，历来兴兵造反的起义军，都要先发布“讨贼檄文”，然后再拥兵发动进攻，此可谓御兵之术。
此外，军队的锦旗、军衔、军功章以及各种形式的表彰大会也可以为企业管理提供借鉴。
假如一家大企业也可以为创业者与有特殊贡献的职业经理人提供包括锦旗、军衔、军功章、铜铸雕像形式在内的嘉奖，定可取得理想的激励与传播效果。
假如我们把军队和国家的治理之谋略引进，并为企业所用，则何愁企业不能达到以弱胜强的效果？
天下历来有两者不可欺，一为王道，一为民意。
王者的核心在于知人善任，用对了，则会得其忠；用错了，则会得其义。
伍子婿在将王位选择给夫差的时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夫差提到“恩德加于百姓，道义之于诸侯”。夫差在治国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至少在当时鲜有其他的人能够匹敌的，但之所以兵败垂成，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及时将勾践及其一干臣子杀掉，以至于养虎成患。
当今的人才流动比春秋战国期间百姓迁移要容易得多，而企业之间的竞争数十倍甚至百倍于诸侯争霸，实力间的悬殊也比不上诸侯。
做企业不像治国，企业家不是帝王，员工也不会有那种根深蒂固的忠义，因而做企业比治国困难得多。
但假如把百姓比做企业内部的员工，把诸侯比做外部的市场、传媒甚至是竞争对手，则在许多方面都是可以相通的。
在吴越战争期间，文种力主不要掀起战争，以和平为目的，最终被伍子婿和夫差利用，为吴军打造水师赢得了时间，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以大将军石买和灵姑浮为首的武将希望能够趁吴军水师未打造成功的时候，向其主动进攻；而范蠡曾经向勾践进言《审战之策》，罗列了战争所必须考虑的各方面因素，他的意思是让勾践想明白了再去决策。
自古武将倾向于战争，文官倾向于和平。大约每个大臣都会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并能够提出诸多的原因支持自己的观点，帝王则要从这诸多因素中做出自己的决策，并为自己的决策负责。 而为人臣子，不管帝王是否接受了自己的建议，都要跟帝王共同承担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帝王做出正确的决策并承担由于决策失误而导致的责任，这固然是不易的；但大臣能够承担并非由自己的决策而导致的结果，更为不易。古代给大臣施加忠义的标准，“一仆事二主”就是不忠；变节投降便是不义。这就是帝王希望有忠义之士站在自己身边，这行动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声援了。
自古评判将军优劣的标准大体是能否攻城略地，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成为；而评判谋士优劣的标准则是能否树立良好的形象，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是把让自己影响到竞争对手。
在当代，销售就可以成就将军，策划则相当于谋士与幕僚。
在商品时代的企业竞争之中，其实一种业务（产品与服务）就可以称作是一个王国，各地的分销渠道就相当于地方诸侯或者封疆大吏，在各地以主题活动的方式来推广之。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基础亦不同，因此，也难以要求统一。产品的研制方与负责人就相当于王，需要先寻找各地的合作伙伴，播下希望的种子，为其提供养料生根发芽，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