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在唐朝的变异及对后世的影响（1）

2009-03-04 16:17:44 作者：华夏风韵管理员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史学界的基本共识是，科举制首创于隋朝。

公元581年3月4日（开皇元年二月甲子），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由禅让即位的皇帝杨坚自“相府常服入宫”登基,史称隋文帝（隋高祖）。隋朝在一片“祥瑞庆云”中宣告成立。八年后，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统一，就此，奠定了中国社会稳定的统一局面。这是一个短暂的国度，从建立到消亡，仅存37年。但却为东方民族1400余年的发展史留下了厚重的政治文化印迹。

一、科举制发端的历史背景。

隋朝建立后，为了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之变革，实行了察举和科考并重、分科举人的用人制度改革措施。这之前，汉代实行的是以德取人的察举制，魏晋及后实行的是以门第取人的九品中正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是隋朝政治制度变革的一大创举。

科举制是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必然需求，是民本意识呼唤下催生的公开公平的民主选士制度。据史书记载，隋朝之前的北周静帝，以丞相杨坚“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帝位于他，“高祖（杨坚）三让，不许”。“开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设坛于南郊，遣使柴燎告天。是日，告庙，大赦，改元”。[1]隋朝虽然时间短暂，却是个最非凡的皇朝；开国皇帝隋高祖（文帝）可谓最卓越的皇帝，这个皇朝给中国打下了厚重以至于永不磨灭的烙印。不管对隋朝的印象是浓重还是轻薄，现今的我们仍然能够隐隐约约感受到这个皇朝给后世的深刻影响。为此，杨坚还被美国人列入《世界100名人排行榜》[2]。在这里，北周王朝从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着想、深明大义的伯乐情怀，以及隋文帝如何成为“西方人眼中最伟大的中国皇帝”的雄才大略，我们姑且不论，只看杨坚“众望有归”，就可充分感受到民主的威力和民本思想的深入人心。在当今的政治舞台上，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个国家通过民选产生了新的国家领导人，明天那个国家发生了政变，而国家秩序仍然井然有序，百姓仍旧安居乐业。其实，在我们中华民族1500年前上溯几千年的政治历史上，从商周到五胡十六国，从尧、舜、禹，到周静帝，“禅让”成风，素有“道高者称帝”[3]的民主政治传统，人心向善的政治文明风尚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曾被称为禅让制时代，即便是世袭制建立之后，禅让制仍然并存着。禅让制被孔子及其儒家学者们称颂不已，成为“托古改制”、“克己复礼”的原始依据。从那时到今天，中国人所认识的民主并不是一种浮躁的形式，它有着极其深厚的民族精神、民族道德和民族政治文化内涵。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其民主的核心是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是在用心、用文化、用道德和良知行使着自己的民主权利。民主政治，并不是今天某个国家自封的专利。可以说，中国历史发展到了隋朝，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举贤荐良的民主风气，是科举制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这也是作为后人，至今我们能看到的科举制由隋朝到唐朝过渡期间发生变异，导致了社会价值取向的背道，并由此痛失民本社会意识形态、集权专制横行的根本原因所在。隋朝的诞生，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实属民主政治进程中最为成功的范例之一。隋朝统一中国的过程，是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过程，也正是中国民本政治走向成熟的过程。国家的统一，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意志，而是普天下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从中我们不难看到，隋文帝推行民主的选官制度，是建立在“重望有归”的民意基础之上的。

科举制是统一的政治局面出现后，求得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隋朝是继秦朝统一中国之后，经历两汉、三国和魏晋南北朝，动荡分裂300年，第二次实现了全国统一的一个强大封建王朝。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为了扩大新兴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用全国统一的标准选拔各级官吏，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前代选举之权，操之郡县，士有可举之材，而郡县不之及，士固无如之何，今则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夫苟怀牒自列，州县即不得不试之：试之，即不得不于其中举出若干人。是就一人言之，怀才者不必获信，而合凡自列者而言之，则终必有若干人获举；而为州县所私而不能应试者，州县亦无从私之；是遏选举者之徇私，而俾怀才者克自致也。此选法之一大变也。”[4]这一制度的建立，也为其后继者隋炀帝进一步确立规范的科举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科举制在唐朝的变异。

唐朝以后的科举制，背离了隋朝初创科举制的本义，大概用了200年，走完了一条由皇权主宰的既背离民本意识又脱离社会现实的官本造仕之路。

迄今，人们在谈论科举制时，总会习惯地认为，是唐朝承袭了隋朝形成的取士制度，使得科举制几经风雨，日臻完善，在自唐代之后清代以前的13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历代政治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基本事实。但科举制在隋朝初创时的体系并不是后来这个样子。实际情况是：唐代的科举制，除了通过考试选士用人的意图和科举制的名称没有发生变化外，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异；隋朝“十科举人”的选才标准被严重篡改，其中大部分重要科目被放弃；用人价值观发生了根本变化。

毫无疑问，科举制是唐朝实现集权的基本制度之一，对唐王朝几度辉煌，达到鼎盛起过重要作用。通常，流传于社会的一般说法是：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成殿亲自主持对贡生的考试,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殿试制度。而据唐史记载，在这之前31年的公元659年（唐高宗显庆3年），“春二月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惟郭待封、张九龄五人居上第，令待诏弘文馆，随仗供奉” [30] 。由此看出，由史册记载的首创“殿试”的皇帝应该是唐高宗李治。科举制本来就是一项选官进士的政治措施，对于最高统治者亲临殿试，通过公开的方式遴选治国良才，本也无可厚非。但此时科举的内容与隋朝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隋朝在向唐朝演变的过程中，只是借用了科举制的名称、方法和组织形式。是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旨意，对考试科目进行取舍，摒弃了以孝、德、礼、义等为用人核心价值取向的察举项目，大量增加文才类的考试科目和内容，科举制便很快取代了以往以荐举为主的选士制度。

唐朝的“科举考试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常科，每年定期举行，一种是制科，由皇帝根据需要下诏举行。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其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为常设科目”[31] 。与隋朝科举制所设置的十科相比，唐朝的六个常设科目，相对应、相关联的只有“文才秀美”和“学业优敏”两科。“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和“执宪不挠”，这些重要的科目被舍弃了，或作为轻描淡写的考察科目，并不列为正规程序，不为重视。重文重智，轻孝轻德，已在唐代科举制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考试方法有：帖经、墨义、口试、策问、诗赋五种。整个是在围绕着“文词”费心劳神。在报考对象上，唐朝规定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二是乡贡。由中央、地方官学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合格，选送到尚书省应试的，称为生徒。不由馆、学而学有所成的为士人，自己向所在州县报考，经县、州考试选拔报送尚书省应试的，称为乡贡。从公元736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以后，对报考资格的要求越来越严。公元807年（唐宪宗元和二年）诏令：“举人曾为官司可罚，曾任州县小吏，虽有辞艺，长吏不得举送，违者举送官停职，考试官贬黜。”[32]公平公开在这个时候也大打折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各方面的，靠几科考试是不可能选出真正的人才，这是简单的逻辑问题。古代用吟诗赋词好坏来选行政官员不就是很荒唐的吗？今天一个研究古汉语的专家学者有何必要一定会外语呢？普遍意义上的‘好官员’首要的是道德高尚，而这一点肯定是不可能用考试来决定的。同时固定的考试内容很容易使人丧失创造力，缺少综合能力，这样选出的人才如何能应付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呢？”[33]那种认为“唐朝继承了隋朝科举制”的理论观点是名不副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