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

科技文化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并成为人类文化一个独立部分的。虽然无论是东方，或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里都有着科技文化的因素或萌芽，但均未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科技文化从一开始似乎就是近代社会文化中的异质性因素。近代科学技术在其发展中所经历的种种血与火的洗礼，固然有着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深层的、基础的社会根源，恰恰是传统文化对科技文化的拒斥。然而科技文化不仅顽强地破土而出，而且由于它所具备的普适、基础性和创造性特点，使它逐渐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传播、创造、发展。它是近代以来全人类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共同事业。正是由于近代以来科技文化的发展、壮大、才打破了人类文化史上长达数千年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众多传统文化缓慢进化和各自独立发展的局面。科技文化不仅使全人类的各种不同类型、模式的文化得以沟通，而且还渗透到各种不同类型、模式的文化之中，以“基频”的推动力，促使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大科学时代，是科技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和人文文化在科技文化的基频作用影响下，推陈出新，更加丰富多彩，并且与科技文化相互融汇、综合，达到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新时代。

8．1 文化科学的体系

文化问题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兴起，才受到人们重视的。1871年泰勒(Tylor：SirEdwardBurnett 1832—1917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关于文化的经典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文化作为一千科学术语，1920年以前只有六个不同的定义，而在1952年便已增加到160多个。”就是现在，仍是众说纷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这既反映出文化研究的繁荣，更说明文化问题的极端复杂。面对纷繁的文化现象与众多的文化论述、研究，克虏伯(A．LKroeber)和克拉克洪(C．Klukhohn)，曾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中，对160多个文化定义进行分析、比较、考察。“他们的结论是：文化是一成套的行为系统，而它的核心是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

由于他们强调了文化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整体性和历史性，因而他们的看法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也应是我们现在研究文化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的指导思想。

在对文化进行整体性和历史性的研究中，怀特(Leslie AlvinWhite 1900—1975年)的工作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文化是一个组织起来的一体化的系统。……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把文化区分为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的系统、社会学的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系统。技术系统是由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仪器以及使用这些仪器的技术构成的，……社会学的系统由人际关系构成，这种人际关系是以个人与集体的行为方式来表现的。……意识形态系统由思想、信仰、知识构成，它们是以清晰的言语或其他符号形式表现的。”上述三个亚系统从总体上构成文化系统。……每一个亚系统影响着其余两者，另外二者反过来又影响这一亚系统。“不过，相互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在各个侧面并不是等同的。各个亚系统在作为整体的文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绝不是一样的。”“在重要性上，技术系统不仅是首要的，而且也是基本的，整个人类的生活和文化莫不仰仗于它。”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把文化系统分成三个层次：底层是技术的层次，上层是哲学的层次，社会学的层次居中。这些不同的层次表明了三者在文化过程中各自的作用；技术的系统是基本的和首要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的功能；而哲学则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反映社会系统。因此，技术因素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因素。它决定社会系统的形式，而技术和社会则共同决定着哲学的内容与方向。”他还特别强调：“这并不是说社会系统对技术的活动没有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和技术系统不受哲学的影响。事实恰恰相反。不过，制约是一回事；而决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怀特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他关于“整个文化的功用依赖于能量的数量以及使用能量的方式”的论述。他认为：“从动物学的观点看问题，文化只不过是人类这一特殊种族的生命过程得以绵延不断的一种手段而已，它是一种向人类提供生活资料，保护、进攻与防御、社会规划、宇宙调节以及娱乐的机制。为要满足人类的上述需要，能量是不可或缺的。…”这样，我们所面临的文化，乃是一种复杂的热力学的和机械的系统。通过采用技术装置，能量能够转化为功。社会体系和哲学体系既是这种技术过程的附属物，又是它的诠释者。”他指出：“我们可以在任何文化环境或体系中区别出三种因素，(1)每人每年消耗的能量数：(2)使能量消耗并使其产生作用的技术工具的效能；以及(3)由此而产生的人类所需物品及其服务的数量。”并进而由此“构划出文化演进的基本规律：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每人每年消耗能量的数量逐渐增加时，或者，使能量产生作用的工具效能不断提高时，文化逐渐发展。”怀特正是依据人类得到能量和利用能量的科学技术水平把人类文化的发展依次划分为四个阶段：仅依靠自己体内能量的阶段(原始社会)；通过种植和饲养得到食物的阶段(古代文明)，通过动力革命利用新能源的阶段(工业社会)，和平利用核能的阶段(未来社会)。

怀特在40多年前提出的上述观点，尽管不够全面且有着十分明显的“唯能论”和“技术决定论”色彩，但其积极意义是更为重要的。

首先，他把科学技术纳入了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为文化科学提供了结构与功能研究的新视角、新理论。而在这之前，科学和技术只是在文化研究中被“偶尔提及过”，怀特不仅把文化区分为三个亚系统，而且他认为技术是了解文化发生和发展的一把钥匙。他指出：“一个人是一个物质实体，而整个人类则构成一个物质系统。地球是一个物质实体；而宇宙则是一个物质系统。技术是人类和宇宙两大物质系统联结的机械方式。不过这两大系统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这不仅仅包含物质，也包含能量。各类事物——宇宙、人类、文化——都可依据物质和能量加以描述。”怀特提出的文化系统框架，在当时是新颖的，即使是现在，也仍是耐人寻味的，特别是当脱离科学技术侈谈文化已经成风的时候，其现实意义更加突出。 其次，怀特不仅对人类文化作了整体性的描述，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文化发展的动力学解释。他认为，各种文化都是一个动力系统，而能量就是推动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这样，怀特所描绘的整体文化图景就不只是存在着、展现着，而是依赖于人类所开发的能量的数量和使用能量方式的变化运动着、发展着。 再次，当怀特把文化看成是一种利用能量的机制时，他实际上也就把能量当成了衡量人类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而他从文化环境或体系中区别出的三种因素，即消耗能量的数量、使能量产生作用的工具效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类所需物品及其服务的数量，也就构成了能量这个测量指标的基本参数。可以说，这是对人类文化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深入研究的大胆尝试，是直到现在仍很值得进一步完善的正确思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大系统。论述文化的结构、功能和发展的著作和文献真是浩如烟海。然而，能像怀特这样对文化演进提出量化研究与规律性描述的理论，并不多见。综合国力问题，是近些年才为人们所充分重视的。如果对比一下衡量综合国力的诸多因素与怀特的能量指标参数，我们可以看出，怀特提到的三种因素恰恰是判断综合国力最重要的一些基本因素。 文化的历史性与整体性，是通过其多样性、复杂性表现出来的。以至人们认为，“文化”这个概念，“它是产生现代社会科学的最深奥的概念之一。给这个概念下个定义并不难，但要理解它却非易事”。“这个概念之所以深奥是由于它能应用于人类行为的无数领域。根据我们能应用这个概念的范围，我们可以确定，与其说人类是受生物学或生理学的要求支配的，不如说是受感知世界的不同方式支配的，而这些感知世界的方式是由文化背景形成的。”这样就自然形成了多维视野之中的形形色色的文化定义和文化观。一百多年来对文化的研究，已经突破仅只是人类学家们热心于原始文化探源和考察人类起源与文化起源关系的状况，逐渐成为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必须研究的重要内容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现在也已到了需要综合，也可以综合的时候。因而，一些比较简要的表述，倒更能为人们接受。例如，布鲁斯和蒙塔古把文化非常简单地定义为：“在社会里学到、共有和传播的环境——环境的人造部分。”还有说“文化是人类所学习和共同享有的一切”，如此等等。而认为“文化即人化”的观点可称是最简单的了。应当说，这些简要概述的最大特点，是把握住了文化的整体性本质，同时，也必然地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发展，表现出文化的历史性特征。尽管这类表述显得比较笼统、原则，甚至空泛，但对于从宏观上理解文化的本质却是完全必要的。 另一种对文化作“一分为二”分析的探索，是联结“一”与“多”的纽带。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等，皆属此列，这样，就形成了由一到二，再到多的文化科学体系框架。由于“将人的社会分工作一种概括的划分，便有‘主要与物打交道’，还是‘主要与人打交道’的分别，前者产生出对外在对象的客观描述与分析，后者产生出对人的主观感受与体验的抒发与阐释，这就是‘主要偏向于科学’，还是‘主要偏向于人文’的差别，进而形成了相 关的人的精神气质的差别。”这也可以说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由来。它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正如本书已经介绍过的，这是直到19世纪末，随着科技文化的走向成熟，才出现的社会文化的“二分现象”，而认识到这种现象并科学的予以分析，是在本世纪5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的。

8．2 “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

美国科学史家G．萨顿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等著作中，就曾“提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概念，并注意到科学文化的局限性，主张建立一种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萨顿是在系统研究科学史的基础上，从把科学史发展为科学通史以至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性出发，提出以上认识的。同时，他主要是强调用人文精神(人性化)来充实、提高科学文化，并未对人文文化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可是，当斯诺(CharlesPercySnowl905—1980年)提出关于“两种文化”的理论时，却在50年代末掀起轩然大波。斯诺出身于英国一个中下层职员家庭，早年就读于莱斯特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从事红外线光谱学的研究并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然后又进入剑桥大学研究分子物理学，25岁时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成为一名科学家。两年后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后来由于另一部反映科学家道德和情感的长篇小说《探索》出版引起轰动，从而确立了他小说家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专门负责科学人才的选拔与组织工作。战后他仍继续担任过政府科学政策方面的顾问。他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还担任过政府高级官员，这种一身三任的经历使他对文化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形成了独特的见解。斯诺在1959年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中说：“在许多日子里，白天我同科学家一道工作，晚上我又和一些文学上的同事们在一起……由于我在这两群人中生活过那么久，……我认为这两群人智力相似，经历相同，社会出身也没有明显的差别，收入相差无几。但是他们几乎已经完全不再相通，在知识上、道德上和心理气质上，他们的共同点已经如此之少。”因此，他认为，在现实的生活中实际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存在着敌意和反感。他们彼此都有一种荒谬的歪曲了的印象。”在详细论证了确实存在着两种相互分离的文化之后，斯诺指出，这种分裂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损失。文化的分裂会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再也无法在同一水平上共同就任何重大的社会问题开展认真的讨论。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了解一种文化，因而会使我们对现代社会提出错误的解释，对过去进行不适当的描述，对未来作出盲目的估计。斯诺的分析和论述是充满着勇气、激情和社会责任感的，也是令人感到悲壮的。无论听起来多么使人不舒服，难以接受，甚至反感(斯诺本人正因此受到谴责甚至人身攻击!)但由此而引起的激烈争论，恰恰说明斯诺触及到了现代西方社会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理应被重视的问题。斯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为现代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他的分析论述是深刻的，也是发人深省的。

首先，他对现代社会文化体系进行了“一分为二”的研究，明确了科学文化在整个文化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斯诺认为：“文化”一词具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具有字典定义的含义，‘智力的发展，、心智的发展’…”‘表征了我们人性的品质与才能’”；第二个技术性的含义是“存在有共同的观念、共同的标准和行为模式、共同的方法和设想”。所以，斯诺所说的科学文化，就是指构成人类的品质与才能的科学体系和科学家共同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本书是在与斯诺所说的科学文化十分相近的意义上使用“科技文化”这个概念的，对此，将在8.3中专门予以说明——作者注)。斯诺认为科学就是一种文化，并且强调“任何人都应该明白科学是人类智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对科学的无知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无知”。他不是仅仅把科学当作是一种作用于器物层次的物质力量，或者是一种开启智力的精神武器，而是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一种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相统一的、改造现代社会的巨大力量。所以，他认为现代科学革命的发展是人类“希望的关键”和“最伟大的革命”。

其次，斯诺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对科学文化令人吃惊的不理解。“这种对科学的不理解，比我们体会到的要普遍得多，它在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并且给整个‘传统’文化增添了一种非科学的味道，这种非科学的味道经常转变为反科学的情绪”。“在我们的社会(即先进的西方社会)中，我们甚至丧失了一种共同文化的伪装。以我们所知的最大强度来受过教育的人们就再也不会在他们的主要智慧所关心的水平上彼此交流了。对于我们的创造性的生活，文化的生活，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正常生活来说，这是严重的。它使我们错误地解释过去，不正确地批判当前，并且否定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它使我们采取恰当的行动变得困难或不可能。”快40年过去了，斯诺所说的这种情况，依然严重存在着，其消极的影响还在进一步扩大。这也正是斯诺“两种文化”理论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在。需要强调的是，斯诺在深入分析两种文化分裂的严重性时，实际上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两点：第一，西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文文化在与科学文化的关系上是十分相似的，它们都是与科学文化相分离甚至是相对立的。现代西方社会对科学文化的不理解正是由于其传统文化与人文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现代西方文化并不等同于科学文化，因为它还应包含与科学文化相分离的人文文化。而西方的传统文化更不能与科学文化相等同。那种认为西方文化即科学文化或是主张科学文化为西方传统文化所固有的看法都是缺乏根据的，或者说是浮浅的、片面的。

再次，斯诺分析了造成两种文化分裂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专业化教育的狂热推崇”；“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一种使我们的社会模式僵化的倾向。”因此，斯诺提出：“所有这些只有一条出路。这当然就是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他还强调，“单单依靠在教育中的变革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没有这些变革，我们甚至不会认识到问题究竟是什么。”他期望“如果幸运的话，我们能把我们具有更好的头脑的那些人中的大多数教育好，使他们既不忽视文艺和科学中的有想象力的感受，不忽视应用科学的奉献，也不忽视同他们一样的人类的大部分所受到的可以补救的苦难，更不忽视那些一旦承认就无可否认的责任。”斯诺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他的期望十分恳切。30多年过去了，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都已有很大发展，但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相分离的状况并无根本改善。造成这种分裂的两个原因依然存在。斯诺的分析与基本认识不仅并未过时，而且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理论，是文化史研究的里程碑和重大转折。它标志着科技文化(即斯诺所说的科学文化)已正式走上了社会文化的舞台，与人文文化并肩而立。尽管世纪之交时，科技文化已走向成熟，并已在学术圈子里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在社会文化领域里尚未自立，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就是在即将面临又一次跨世纪的年代里，人们虽然在日常生活里，天天与物质和器物层次的科技文化交往，特别是5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一次次的革命性发展，卫星通讯、家用电器、信息高速公路、层出不穷的新科技产品，已使得科技文化的器物层面，渗透到了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结果许多人仍然是“熟视无睹”，仍然仅仅把科学技术当成是“为器、为用”的东西，而不认为它可以，而且应该是“为体、为本”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禁使人想起著名的海伦所精辟指出过的：“只有聋子才懂得听力的价值，只有盲人才能意识到视觉带来的种种幸福。这观察尤其符合那些在成年时失去视觉与听觉的人们。但是那些视觉和听力从未受到损害的人们是很少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天赐的感官的。他们的眼睛和耳朵茫然地容纳进所有的景和声，漫不经心，很少欣赏。”“那些双目完好的人显然看不到什么东西。大干世界中五光十色千变万化的景象被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现代科学技术对于人类来讲确实是太方便、太平常了。就是走到异国他乡，面对着那些体现着科技文化的生产与生活用品(机床、汽车、家用电器等等)，人们也丝毫不会感觉到如语言、风俗、习惯那样明显的文化差异，而会觉得与在本乡本土，与在自己家里是完全一样的。所以，难怪会出现对科技文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情况。斯诺就像伟大的海伦一样，用“两种文化”的理论，唤起人们的注意，正视我们社会文化整体中的“一分为二”现实，这是他巨大的历史贡献。

第二，斯诺以亲身经历与感受为例，揭示了两种文化分裂、对立的现实，丝毫没有褒此贬彼的意图，更不是似有些人文学者所过分敏感地认为的，是唯科学主义的“理性至上”论。相反，斯诺是痛苦地认识到，由于落后的教育体制、教学内容与方法，才酿成了奉行两种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互不沟通、互不理解的状况。这是对双方都造成极大损害的历史误会，也是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承担责任的。必须靠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事实上，对于两种文化来讲，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也不存在谁主谁从的问题。唯科学主义其实只是一种缺乏科学理性的表现而已。自法国启蒙运动时起，唯科学主义即已出现，而且至今仍有市场。如前所引述的恩·卡西尔的看法：“科学是人的智力的最后一步”，“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是人类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就是一个典型。其实，自近代科技诞生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大师和科技代表人物发表过如此非理性的极端言论，相反地，从唯科学主义代表人物的经历、背景和职业特点上人们会发现，他们多是一些热心于科学技术，但又并未真正理解和掌握科技文化真谛，本质上却都是充满着人文主义激情和非理性创造精神的人。他们的“理性至上”、“唯科学主义”，恰恰是违背了科学理性基本精神的。当然，这种对科学技术爱之过甚，爱至“发狂”的表现，是情有可原的。归根结底，仍是因为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造成的。

第三，斯诺所提出的，改变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状况的唯一出路，“这当然就是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是极富远见，又特别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文理分家，以至理工也分家的过分专业化的教育，源于19世纪末期，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分化和细化，这种教育也一步步被强化，甚至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与研究，也都受到影响，也变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这是分析时代的历史产物，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它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和推动诸学科研究的深入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狂热推崇”专业化教育，却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现在理工科大学生，由于高中阶段即接受文理分家的教育，到大学后又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因此，写不出文章，写不好论文的已非个别，甚至连苏步青教授都因他修改博士论文还要当“语文老师”，为博士们修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而发出呼吁：必须加强大学生的人文学科教育。而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也实堪忧。一些学习或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或一见数理化就头痛，或既颠又狂，对科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术还未能搞清楚，却敢于大胆地构造涉及科学问题的理论的新体系。因此，从80年代起我国高等教育界就提出了培养T型人材，加强素质教育，造就综合型的新一代的改革理论。现在国家教委不仅明令禁止高中阶段搞文理分班教学，而且强调理工科大学生要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人文社会科学大学生要加强数理与现代科技知识教育，这都是有助于消除过分专业化教育不良后果的积极措施。从根本上说，加强素质教育、综合教育也是人的大脑健康发育的必要条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科学家斯佩里对“裂脑人”的脑生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大脑两半球是有不同分工的。左半脑“偏重于思维中语言的、概念的、分析的、连续的和计算能力”，主理性思维，而右半脑“则与知觉空间有关，偏重于对音乐的、绘画的、空间的形象感受和识别能力”，主情感活动。故左半脑被称为“逻辑半球”，右半脑被称为“情感半球”。“它们各司其职又互相协作，好比两套不同类型的信息加工系统，从相辅相成和互相配合中达到协调统一，形成人的完整的思维能力与活动。”这项科学研究成就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搞清了人脑两半球不同分工的明显区别，而且更在于强调两半脑之间通过脑胼体形成错综复杂的连系网络，互相促进、互相配合、相辅相成，这才是“形成人的完整的思维能力与活动”的关键。因此文理分家的片面专业化教育的危害也是双重性的，即它仅只强化了或左、或右半脑的训练，而“荒废”了相对的另一半脑的培育，是畸形发展的。而由于左右半脑训练、发育的不平衡，又从根本上破坏了两半脑互相促进、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关键性作用，因而使得受到着意强化训练的那个半脑，因为得不到应有的促进、配合与支撑，结果同样也受到了损害。由此类比，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也把人类变成了“裂脑人”。片面地强调任何一个方面的重要性，实际上不只是损害了另一个方面，归根结底，也使得被强调的一方同样受到了损害，是“两败俱伤”的。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使两种文化都得到充分发展，同时要特别加强相互间的沟通联系，使之互相促进、互相配合、相辅相成。这正是大科学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 8．3 走向大科学时代的科技文化

1961年，美国物理学家温伯格就曾说过，当代科学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科学由“小”科学变成为“大科学”。1962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普赖斯发表了讲演集《小科学、大科学》，“论及科学的形态、规模以及支配大规模科学的发展及方式的基本规则等普遍性问题，并涉及科学发展对当代社会，诸如政治、资财、国家地位以及未来发展的影响”。此后，“大科学”的说法便流行开来。

70年代以后，随着以微电子与信息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新兴科学技术群的形成和深入发展，一场以信息科学技术、生物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新能源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为主体的当代新科技革命赫然兴起。这是一场世界性的全方位的科学技术革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世界各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受到强烈影响，从而使人们对“大科学”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刻。当代新科技革命就是大科学时代到来的标志。 “大科学”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规模大、作用大、影响大。

“大科学”的巨大规模，是以前的科学技术所不可比拟的。像美国当年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调集15万科技人员参加研制、生产，投资22亿美元，花了三年时间。而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规模更大；有2万个部门和公司，120所大学和实验室参加，总投资244亿美元。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多达40万人，经过8年努力，终于在1969年7月20日实现了人类登上月球的宏愿。70年代以后不少科技项目都是国家规模甚至是国际上多国合作进行的。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大科学”的巨大作用，集中体现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历史性转变上。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智能因素，已成为全面渗透并深刻影响到社会生产力诸要素及其组合发展的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在农耕时代，科学技术还只是社会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一个加数的话，那么，近代产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已发展成为社会生产力诸要素的乘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而当代新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更加突出，更为巨大，它已成为社会生产力诸要素的一个远大于1的指数。

“大科学”的巨大影响，就是指它已渗透到了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已“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地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它已成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火车头。

由“小”科学变成“大科学”，是经历了本世纪以来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社会化和社会科学技术化等各个阶段的。 技术科学化，是从19世纪下半叶煤化工科技革命及电力科技革命开始的，即技术的进步是依靠科学上的创新实现的。

科学技术化，则是指科学的发展，要以技术上提供设备条件与支撑而言的。没有大型加速器就不可能有粒子物理学的不断进步，没有射电望远镜，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宇宙学的发展。

科学技术社会化，既是指科学技术体制化过程的不断完善，又是指科学技术已日益成为社会大系统中一个愈来愈重要的社会子系统。

社会的科学技术化，则是指科举技术的物质功能、生产力功能与科学技术的精神功能，文化功能已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根基。 十分自然的，“大科学”本身也在突破传统的、狭隘的专业分化、分立过程之后，成了科学整体的代名词，成了包括着自然科学与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完整的体系。

14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曾经指出：“我们仅仅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科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他们还特别强调：“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体系整体性的最早论述。后来，马克思还特别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化具有受历史制约的暂时性，并且预言：将来“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同样，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这一深刻的思想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空前广阔的视野，是他们进行伟大理论创造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他们不仅没有成为时代狭隘专业分工的奴隶，而且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促进、协调和综合统一，进行了毕生努力，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中，总结马克思的科学贡献时，特别指出，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一论述精辟、深刻地概括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伟大历史作用，已经成为对科学的最崇高赞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科学整体性的基本指导思想，把这里所说的“科学”仅仅理解为是指自然科学与技术而言的，没有认识到其更为深刻的含义是就整体科学(即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在内的整个科学体系)而说的。这当然事出有因。因为正式发表的恩格斯的《马克思墓前讲话》是这样讲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人们从这段论述，特别是从所举的例证，很容易产生上述片面的理解。但如果对比一下该讲话的草稿，那么就能对恩格斯的本意有全面深刻的领会。草稿的相应部分是这样写的：“尽管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但是他还没有完全陷进科学。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做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渊博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用处就在这里。”(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非常清楚，尽管讲话草稿与正式讲话两段文字的论述角度与范围，所举例证与侧重点明显不同，但其中心思想却是一致的。被马克思、恩格斯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的，是做为整体的科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整体性的指导思想，揭示了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人类知识综合化、系统化和社会化本质特征的反映。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它还只是一种天才预见的话，那么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它正逐步变为现实。很多著名科学家也都强调过这个问题。量子论的创立者、德国著名科学家普朗克(Planck，Max Karl Ernst Ludwig，1858—1947年)指出：“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日本学者玉野正芳更为风趣、精辟地指出：“自然科学可称为‘自然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可称为‘社会的自然科学’。”这些论述说明，科学的一体化、系统化，即大科学的形成，正是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正是在这种对“大科学”概念认识的前提下，我们认为有必要将萨顿、斯诺所讲的“科学文化”，改称为“科技文化”。原因有三：第一，正如大家所熟悉的，人们通常所说的“科学”一词，实际上包含着三个不同层次的涵义。狭义的“科学”是指基础自然科学，即数、理、化、天、地、生等学科。它是在把自然科学与技术区别开来的意义上应用“科学”一词的。如讲“科学技术”，就是指自然科学与技术。这种用法最普遍、最常见，人们也已习以为常了。而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一词，则是对狭义的“科学”与技术即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的简称。萨顿、斯诺就是在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区别的意义上，这样运用的。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也是在这种一般意义上来运用“科学”一词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次“科学技术大会”。而广义的“科学”，则是指包含着自然科学与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体系而言的。由于我们在本书中所考察的“科技文化”，是在与人文文化相区别的意义上说的，它既不是狭义的“科学”文化，亦不是广义的“科学”文化，所以，有必要做这样的改动。这实际上，也是符合萨顿、斯诺关于“两种文化”论述的宗旨的。第二，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它与科学技术，都是广义的“科学”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因名称曾造成误会，所以，1995年召开相同性质会议时，就改称为“全国科技大会”了。我们的更改，也是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误会。第三，当人们已普遍运用“大科学”概念的时候，科学文化应该是大科学时代的社会文化的总称，应当专属于大科学时代的社会文化，而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都仅只是科学文化的所属子系统。这样理解大科学时代的文化体系，亦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系统科学的诞生和迅速发展，是本世纪下半叶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也是大科学时代到来的一个标志。系统科学既是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同时它又为其它科学子系统和整个科学体系的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发挥着任何其他学科所不能相比的重要作用。与此有点相似的是，大科学时代的科技文化既是现代文化科学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它又广泛渗透于其它文化子系统之中，并已成为整个文化科学体系的基础与依托，发挥着任何其它文化子系统所不能发挥的、独特的“基频”作用。 人类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相比之下科技文化的历史十分短暂。可是科技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中的新生力量，其发展之迅速，作用之巨大却是任何其它的人类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尽管人们至今仍然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科技文化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还未形成共识，唯其如此，更应该化大力气，认真地、系统地开展对科技文化的研究。

科技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科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串富。一方面，它体现着科学技术作为文化过程的特征与功能，另一方面，它又是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重要条件和科学技术的认识功能与实践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基础。因此，对科技文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众多的方面。 首先，科技文化研究应该搞清楚什么是科技文化。有人把科学当作文化，或认为科学即是科学文化。斯诺实际上就是持这种观点的。再如韩民青在其三卷本的《文化的历程》中，也是这样论述的。其第二卷是专门论述科学与科学时代的文化的。他把科学文化理解为三个方面：理论形态上的科学文化——科学理论；实践形态上的科学文化——技术；物质形态上的科学文化——科学物质。此外，也有人探讨过科技文化的定义。如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一书中，就提出两类文化的观点。他认为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领域里所产生的文化是第一类文化，“它是人类在认识、改造、适应和控制自然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它表现为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等智能文化以及由此创造出来的工具、房屋、器皿、机械等物质文化”，这种观点与斯诺的两种文化观有些相似。不过司马云杰把文化定义为“乃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与斯诺所理解文化的两种含义又相去甚远。再说，无论是“两类文化”，或是“两种文化”的认识，都是着眼于近代以来的文化史研究的，其分析虽然深刻，但综合仍很不足，因而还不能对大科学时代的科技文化，提供充分的认识。 其次，要进行科技文化史研究。科技文化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却丰富多采，引人入胜。对科技文化史的研究，是科技文化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近代史研究中，文化史历来是薄弱环节，而科技文化更难见触及。1978年以来，科学史的研究成果累累，然而涉及科技文化史研究的却只有星星点点。科技文化史的研究处在文化史与科学史的交叉地带，还是一片有待开拓的处女地，应该而且可以开展多侧面、多层次的探索研究。本书尝试按照“汤浅现象”所揭示的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路径，分别探讨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科技发展史与它们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相互关系，然后又进行了一些共性、个性的综合分析，还是十分粗糙的。发表出来，只是希望它能起到一点铺路沙石的作用，仅此而已。 再次，可以对科技文化进行量化研究。我们已经充分肯定了怀特以能量相关的三种因素，作为衡量人类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测量指标的积极意义，可以考虑对其加以改进用于对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的测量。此外，如张仲梁主编《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以及张正伦主编的《中国公众的科学技术素养》等书中所提出的调查指标体系也可作为我们研究的参考。再如美国北伊利诺大学的米勒(J．Miller)教授也曾提出过一个衡量民众科学素养的三维指标系：“一是对确定的名词、概念(如放射性、DNA)的理解与认知能力；二是遵循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行事的能力；三是对涉及科学技术的公共政策论争的关切程度。”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当进行不同地区、单位、或不同时期的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时，上述各种量化指标都可用于实证研究的测量。因此，科技文化的量化研究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此外，科技文化与科学发展、科技文化与经济、科技文化与教育、科技文化与社会协调发展等等，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科技文化史研究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科研系统工程，非少数人所能完成。大科学时代是科技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同时也是在科技文化的基频作用下，人文文化更加兴旺发达的时代。因此，重视并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应该是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