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诗化的道路（转载）

走向诗化的道路

——浅析《铁木前传》的艺术思想性

霁月路

摘要

以周易思想揭示《铁木前传》全篇形成的对比结构，分析主要人物的艺术形象特色以及核心情节的深刻暗示，论述“路该怎么走”的基本问题，阐明孙犁在小说创作中对人性美的发掘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以及诗化倾向的艺术特色对道路选择问题的解决，展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对后世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对比 人性 道路 诗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革命文学作品，于今日之读者而言，有着难以逾越的表现在思维方式、生命体验甚至是价值观念上的疏离感。其原因自然是我们与文本被时间距离和时代偏见所割裂，缺乏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到事情本身中去”的切实体验。然而自十八世纪以来，诠释学和现象学的突破性发展却可以让我们打消顾虑，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强调，理解并非简单的复制性行为，而是一种创造性行为，时间距离和时代偏见亦非必须克服之物，反倒为理解行为本身的创造性提供可能，通过与文本的对话，本为虚妄的现在视域与历史视域才可能实现视域融合，开启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

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选择那个时代的纷纭作品中较为“另类”的《铁木前传》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至于其“另类”之处，将在后文说明）铁木前传由孙犁于1956年写成，通过讲述铁匠与木匠两家两代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展现新旧时代的农村风貌，以及人的思想状况的变化。鉴于前述的不可规避的“成见”和“前理解”状态，我们将努力避虚就实，从小说的主要创作手法切入。

小说的创作手法丰富多样，孙犁也是一位善于变换手法的作家。但以我们看来，《铁木前传》的第一创作手法必是“对比”无疑。且对“对比”的应用可以说既有统摄全篇，体现在整体叙述结构上的“大手法”，又有熔铸在微观具体情节的铺展过程中的“小手法”，即便是人物的形象甚至思想情志，都存在着相对而出的现象。除却增强表达效果，寄寓作者的褒贬之外，恐怕还另有深意。

就人物的名称设置而言，已然预示着这一复杂对比结构的初步显现。若以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解释，则铁匠傅老刚属金，方位为西，其性刚强；木匠黎老东属木，方位为东，其性柔顺。铁匠傅老刚于小说中的村庄而言是外来的，而木匠黎老东则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村民。据上推而衍之，铁、西方、外来似可理解为来自西方的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新生的社会思潮；与之相对的，木、东方、本土又似可理解为东方本土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略显保守的传统思想。如此一来，则不难理解，为何傅老刚乐于从青年那里了解新时代的思想动向并兴奋地加入了合作社，而黎老东却说：“时代是不断前进的，可是，我们过日子，还得按照老理儿才行”，他关注的不是时代的变化而是自己为儿子安排下的“大车计划”。

书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青年钻井队的高大的滑车，在平原上接二连三地竖立起来了。它们给漠漠的平原，添上了一种使人向往并能诱发幻想的景色。它们使人想起飘扬的旗帜，使人想起外国故事里的风车，使人想起车站的水塔，矿山的竖井，都市里高大建筑的木架。”这段文字象征的正是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同传统的农业文明的碰撞和交融，归根结底，傅老刚同黎老东的对比，正是这两种文明对立的体现。

在铁木两家的第二代人身上，我们也可以如此解释。在《易经》中，阳爻皆用数九表示，六阳爻组成乾卦，乾作“健”，刚健之意，小说中铁匠傅老刚的女儿九儿正是一个内心坚定有着刚强魄力的进步青年；阴爻则用数六表示，六阴爻组成坤卦，坤，则有柔顺之意，这也正与木匠黎老东的儿子六儿的温顺柔弱甚至腐朽堕落十分相合。

中国文学历来有在人物名字上做文章的传统，《红楼梦》中“元迎探惜”（原应叹息）即为例证，且《易经》作为中国文化轴心期的原典，其对后世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于此，我们并无意于重新树立所谓“微言大义”的考据学旗帜，只是想藉此引出《铁木前传》在多个层次多个角度上的深刻对比。换言之，“金与木”“阴与阳”这种相反又相成、彼此不容又互相成就的矛盾冲突，为本文奠定了基调。

至此，则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那些具体的人物形象和情节暗示，将小说结构内部深刻的对比揭示出来，并由之引向这种对比或者说矛盾冲突的最终指向为何的问题。

在众多的人物形象当中，六儿无疑是颇为独特的，尽管孙犁对六儿着墨有限，但却又不难发现六儿乃是居于人物矛盾冲突网中的核心，从小说叙述的角度来看，这部没有完成的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思想情志都已基本交代清楚，像四儿、九儿似乎都已经明确了人生的最终意义并作出了他们在新时代面前的价值选择，而六儿呢？似乎他依然是像出场时那个九岁的孩子，做小生意却乐得别人随意拿取，自己掏钱为女孩儿们买东西只为博得红颜一笑，偷窃并弄死了杨卯儿的鸽子却不敢直面失主的质问，他的纯真、幼稚和逃避责任，不都是孩子气的表现吗？即便抛开这些不论，我们在六儿身上又看到了一种几乎只属于孩子的单纯的无忧无虑，对现实生活近乎漠不关心，终日徜徉在自己头脑中的世界里，对他人的指责帮助也一概不论，甚至有几分“谪仙人”的味道。这些，孙犁都通过六儿与九儿的形象对比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人童年时曾一起拾柴，六儿却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追鸟逐兔的乐趣当中，面对年少更事的九儿的劝告，他却“严肃地驳斥”：“就是一天三筐，也过不成地主”。两人一起玩弄小田鼠，小田鼠钻进老鼠洞，六儿用盐水灌洞，九儿心疼的是战时昂贵的食盐，而六儿却心疼失去了小田鼠这绝佳的玩伴。“两个人玩儿的不好”，六儿甚至气恼地摔了瓢。起大风的时候，六儿蜷缩在大空扇车里安然无事地去见周公了，而九儿却“在思想，面对着现实”。

这些童年的记忆，以孙犁的话说，是“将长久占据人们的心”。或许六儿与九儿都会敏感地察觉，他们似乎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两人在各自不同的成长环境中形成的思想认识，实在是有着太大的不同了。当经历多年的分别之后，两人早已成长为青年，“桃花依旧笑春风”，这种本源性的差异已然成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重回村庄的九儿，早已是一名加入了共青团的进步青年，她性格越发坚强，认识水平大大提高，甚至有了相当高的思想觉悟，建立她此生所追求的信仰，更富有为自己的信仰奋斗终生的激情。反观六儿呢，安逸的生活环境使他不思进取，对于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新的思想，他都显得麻木不仁，而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对父亲为他指出的谋生道路，他也显得毫无兴趣。（黎老东为他忙前忙后，甚至为此与挚友决裂，可他却像事不关己一样置身事外）他仍旧沉醉在自我的世界里，在玩乐中虚度青春，唯一有所变化的是，小田鼠变成了鸽子，陪伴他的也从童年的九儿变成了而今的小满儿。他甚至有了自己的“小沙龙”，只不过黎大傻夫妇和杨卯儿却又是副村长口中和大家眼里公认的落后分子，无怪乎连一贯溺爱六儿到了极端盲目的老父亲黎老东都极其愤恨地要拿斧子砍他，在他脸上只看到了一副灰败气象。

此时的六儿和九儿，几乎已经到了不得不决裂的程度了。于是，在小说第十六节，九儿正与青年钻井队一起热火朝天地挖井，为治理村庄周围的风沙危害而不懈奋斗时，以孙犁的话说，“在南面沙岗上出现了一副和他们的谈话非常不相称的景象”，六儿带着他的“小沙龙”以及小满儿在架鹰行猎。可以想见，代表工业文明的高大滑车和青年澎湃的激情，仿佛八旗子弟纨绔风气再现的架鹰行猎和不务正业的闲人，这种巨大的反差，早已经不是一对青年男女彼此的个人感情可以承载的了，俨然而成为两种文明形态、两种不同层面的思想境界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深重矛盾。九儿感受到了这一点，她听着滑车下四儿同锅灶的高谈阔论，自己“像一个勤奋的小昆虫”一样地工作，她严肃地反思着，彻底排除了同六儿发生爱情的可能性。

若以上述材料评判，则六儿这一形象着实可厌可憎，既不能见容于风起云涌的新时代，也不符合传统道德的眼光，夹在两者当中显得分外尴尬。由于孙犁对六儿所着笔墨实在太简，甚至连一次心理描写也没有出现，况且这又仅仅是前传，故事的不完整性又制约着我们进行详细的论述，故而唯有付诸大胆的猜测。支撑这一猜测的论据又着实并非足够的确定，更多的只能是依靠文学经验和文学感觉。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曾就东方与西方的两部鸿篇巨制中的主人公形象——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做过一番高屋建瓴的比较，并因之而推论出东西方文化“逍遥”之于“拯救”的两大精神特质。后来，刘再复在“红楼四书”（《红楼梦悟》《红楼三十种人》《红楼哲学笔记》《共悟红楼》）中紧承这一话题以及比较方式，又添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塑造的梅诗金公爵，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特别使他们各自的思想性格的发展之路，总结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未成形的基督”。之所以称他们为“基督”，是因为他们都在心底消除了差别和歧视，有一种“泛爱”的精神，更往往为世所不容，甚至不被理解；之所以说他们“未成形”，则是因为他们都曾经被某个人、某件事甚至是某个理念、某个问题所羁绊和困扰，抑或者他们仍然处在“混沌未明”的状态当中。在此，我所想表述的是，六儿这一人物形态也具有与这种“未成形的基督”有着莫大的相似性，即便不能等同，至少他也是具有这种潜质的。那种无所不在的乐观，那种对美好生活和美丽生命的热爱，似乎这就是李泽厚所谓“乐感文化”的最佳代表。换言之，他也是《铁木前传》中众多人物里唯一有可能实现和完成某种思想境界上的转变和突破的，就好像，贾宝玉遁入空门寻求超世的解脱，阿廖沙背起十字架担当在世的苦难，梅诗金最终彻底成为白痴而走向内心的绝对孤独，六儿驾起父亲为他准备的大车离开这他过于熟悉的村庄而到外面更广阔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的世界去闯荡，或许他会流连于花花世界而变得更加腐朽堕落，或许，当然也仅仅是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他可能会经历一次极其神奇但是却又是理所应当的蜕变，完成一个如李泽厚所言的“内自然的人化”，去寻找亦或者说去开创一条全新的不同于四儿和六儿的选择更不同于父亲的安排的生存道路。

也正是基于这后一种可能性，我才敢于妄自揣测，如果说孙犁真的要为《铁木前传》续写后传的话，那么他要展现的内容必当如此，因为本篇小说所预设的一切情节、线索，以及结构上的纵横交错，已经有了几分加西亚·马尔克斯式的意味——这部小说的结局乃是注定了的。

这样说来，六儿身上还有着太多的未定和未知，但与他相爱的小满儿却是孙犁带着十足的个人偏爱所着意刻画出的一个性格鲜明、血肉丰满及至惹人怜爱的形象。小满儿有着让人艳羡的容颜，以致爱慕她的男青年竟然如部队一样等待她的检阅，以致阅美女无数的杨卯儿看了她呆得如同木楔；她又有着多方面的才能，轻松学会最复杂新鲜的鞋样，吃苦耐劳又高质高效地完成生产任务；同时她又在人际关系中优游从容，女同志们都是有些喜欢她的。这么样的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几乎是再完美不过的了，可是孙犁却非常直白地写道：“她的青春是无限的，抛费着这样宝贵的年华，她在危险的崖岸上回荡着”。

这却又是为何呢？一个如此美好的生命，究竟潜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我们认为可以从小满儿同干部夜行至破庙突发歇斯底里这一情节中发现端倪。这一节颇有几分诡异色彩，小满儿自述是看到了吊死的小尼姑而吓得歇斯底里发作。我们必须追问，她何以会看到这样的幻象？又何以会如此恐惧呢？那就必须清楚当故事发展到这个时间点时，小满儿终究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在她身上又发生着哪些转变。

小满儿逋一出场，孙犁就交代了她是有夫之妇，且她的丈夫长年在外。小满儿却在这个村子里同六儿渐渐生出了暧昧的情愫，两人背负着众人有伤风化的指责，而小满儿却还负担着背叛自己丈夫的恶名。这一时期的小满儿，内心是极为痛苦的，作为一个处在最美好年华中的女子，她珍惜自己的青春，但长年被丈夫冷落和肮脏的家庭环境的影响，使得她那燃烧着的激情被压抑被扭曲，并逐渐异化成为几乎连自己都要吞噬的魔魇。孙犁写得十分传神深刻，“炎夏的夜晚，她像萤火虫儿一样四处飘荡着，难以抑制那时时腾起的幻想和冲动”。“在冬天，狂暴的风，鼓舞着她的奔流的感情，雪片飘落在她的脸上，就像是飘落在烧热烧红的铁片上”。这样的状态，当然是“在危险的崖岸上回荡着”。村里开始宣扬婚姻法和“男女平等”的观念，这使小满儿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变化，而母亲前来催促她回到丈夫家则使得这种变化来得更加激烈和迅速。这时孙犁才交代了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小满儿的婚姻是被包办的。她，一个无比聪慧和美丽的生命，一个有极强的个性和欲求的生命，显然是不会向这种荒唐的安排屈服的，她希望她像那个最后嫁给副村长儿子的尼姑一样，获得自由的恋爱和幸福的婚姻，但她担心，她害怕，她会成为另一个恋爱不自由的尼姑，最后“自挂东南枝”。因而，那吊死的尼姑一直悬在她的心上，那是她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她发歇斯底里的根源。

至此，我们重新想起这样的一个情景。在小满儿的首次登场时，有众多的男青年围观，可是孙犁却有意突出了大壮的形象，原来是有这样的一重关系。大壮同样身处一桩包办的婚姻当中，不但极不幸福，甚至阻碍了他独立人格的形成。因此，大壮对小满儿的苦楚可谓感同身受，只有他出面帮助小满儿也就不足为怪。在此处，孙犁便设置了一个空缺待补的对比，即，同样面对被包办的不幸婚姻，大壮选择了忍受，那么小满儿呢？她会如何选择？

文中第十四节末尾写到：“在这一刻，她了解自己，可怜自己，也痛恨自己。她明白自己的身世：她是没有亲人的，她是要自己走路的。”于是我们在小说的结尾看到，小满儿选择了登上六儿对外探索的大车，彻底同这个不能为她提供栖居之所的地方告别，她要寻找的“路”，看来是在外面的世界。

至此，就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浮现了：“路该怎么走？”

四儿和锅灶在滑车下就此问题进行过高谈阔论，但我们却认为无关紧要，反倒是小满儿同那位干部夜行中的玩笑话，真让人觉得石破天惊。“你带的这是什么路？干部半开玩笑地说，这不是正路。”“什么是正路？小满儿说，只要抄近儿就好。”

干部何许人也？我们知道他至少是从保定下来的高级干部，其职责也并非抓生产而是了解人的思想状况，那么，他其实正是符合上级领导号召、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符合社会发展主流的那条“正路”的当然化身。他先后住到杨卯儿和黎大傻家，目的也无非是将这两家落后分子，这两家走上“歪路”人领回到“正路”上来。但纵观全书，干部始终处于尴尬的境地，被杨卯儿下了逐客令，而今又被小满儿嘲笑。

为何？那是因为小满儿、黎老东和黎老七这些人对于“路该怎么走”的问题都有自己的回答。在他们看来，无论政治制度如何变化，社会思想如何更新，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会变化的：人可以也应该按照自主意愿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去追求幸福的生活，去实现自我憧憬的价值。这也是人生的一种活法，即黎老东口中的“老理儿”。

哲人海德格尔在生命走到尽头时，对他包罗万象的作品集只说了一句话：“道路，而非著作。”他将道路看得远远高于生活方式，而是一种具有形上意味的终极选择。诗人弗罗斯特也说过：“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人生道路虽然有很多可能性，但人只能活一次，选择无疑该是审慎的。孙犁在这组截然对立的对比中实则透露出了他的看法，即这世上就不该有一种强加给个体的“正路”，路该是每个人自己自由选择的。

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回答开头说孙犁的《铁木前传》在那年代显得“另类”的原因了。奥尔巴赫在其巨著《模仿论》中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主题进行了定义，即，不是表现严肃的社会问题，就是表现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在与孙犁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那里，大多侧重前一方面，表现新时代背景下，水火不容的阶级矛盾，刀光剑影的政治批判，高扬主旋律的人物思想，而且，还往往有一个近乎完满的领导干部充当大家的“领路人”。换言之，在那样的小说中，我们不大读得出“人”的存在，充耳的是革命口号，满目是革命符号，而人的价值，人的血肉，都被某种洪流所淹没了。

孙犁自己曾说：“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相比轰轰烈烈的时代变革，他更关心人的基本生存问题，更希望真正得到幸福的是每个活生生的个体。我们很容易发现，对于笔下的这些人物，孙犁很少表现出“恨”，更多的是“爱”和“同情”。对人人视为“荡妇”的小满儿，他却极力美化，宛若天仙；对生活荒唐不堪，“精神胜利”到了无以复加地步的杨卯儿，他以充满同情的笔调叙述他极具浪漫色彩的传奇性故事，让读者只觉“哀其不幸”而不觉“怒其不争”；对“一脸灰败气象”的六儿，他几乎没有批判，反而让读者感受他的单纯。这样的笔法，不再将人物类型化、符号化，而是发掘他们内心的人性之美，再以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的笔触赋予他们以活生生的现实意义。

这样的处理方式，实际上是符合文学的内在规律，也反映了真正的文学主张。周作人曾说：“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这样一种“人的文学”，才会超越政治，超越时代，以其“普遍人性”的价值成为真正优秀的作品。

尽管在小说展现了那样的两条人生道路，并且对那些走上“歪路”的任给予了足够的同情，但在作者自身的价值选择上，我们却无法得到确定的认识。毕竟，孙犁并没有明确表示出对某一条道路的认同，小说的未完成性使我们在此问题上无法进一步回答。只能如此理解，即孙犁身处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作为“亲在其中”，他显然无法预料到未来。换言之，孙犁本人就生活在时代的困惑当中，他也一样像我们等待着一个答案，只不过他等待的对象只能是时代本身。他只能将自己的困惑原原本本地写在这部小说中，希望历经时代的变换可以给后世人一些有益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孙犁像苏格拉底一样坦诚的，也是一样不凡的。

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孙犁给出的小满儿和六儿的结尾，六儿驾起了父亲为他打造的大车，带着爱着他与他私奔的小满儿，“两辆大车的后面，扬起了滚滚的尘土”。这是让人充满遐想的，令人不禁想起吉普赛人、大篷车、流浪还有永恒的还乡。是的，充满诗意，充满诗的味道。这也是孙犁在这小说中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即对于北方破败落后的乡村以及生存在其中的人们，他的笔调始终是充满诗意的，似乎他在有意地建构一个诗化了的世界，建构一个自我意义上的“桃花源”。过去的研究和评论也常关注到孙犁小说的“诗化倾向”，但似乎都是作为某个无关紧要的特点略略带过而已，我们却以为，这种“诗化倾向”可能却是孙犁本人对于人的生存问题，甚至上文所提出的“路该怎么走”的问题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回答。

在西方，德国浪漫派首先提出“人生向诗转化”的命题，他们看到了人生活的现实世界时如何的庸俗，充满限制、异位、矛盾、对立，甚至是不自由的，是割裂的，那么，机械地适应和一味的盘剥显然都不是办法，唯一的办法反倒是通过诗的想象、激情、爱、幻想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无限充实的生命体验。人的灵性得以彰显出来，广被于天地，让生活的世界得以罩上一个虔敬的、富有柔情、充满灵韵的光环。而在东方，我们的文化中历来重视那种率性而生的“诗酒年华”，消弭对立，消弭束缚，甚至消弭一切的差别，品味那一种“悠然”，期望着“物我两忘”，在与现实若即若离的“出神状态”中，以有限的生命去领受时间的永恒。刘小枫在《诗化哲学》中有这样精彩的表述：“诗提供了拯救普遍分裂这一历史厄运的可能，而且只有诗，才能担当起使普遍分裂的对立和差异趋同的使命。”换言之，“路该如何走”与“路该如何选择”从根本上就是两个问题，“选择”依然是建立在束缚和限制的基础上，其本质依然是“非诗”甚至是“反诗”的，人的主体性意义依然是是被压抑的；而“走”则大有不同，这里面有着一个绝对自由个体的主体性的全然体现，他是确确实实地“活着”，在不断地进行着属于人类的创造，而不是因循某一条已然证明了的道路，这才是真正的诗意，才是真正的“诗化的生活”，他才真的进入到了“诗本身当中去”。这或许才是荷尔德林所憧憬的那个“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之上”吧。基于这一点，我们在前文说六儿也属于“未成形的基督”，具有贾宝玉、阿廖沙、梅诗金的那种特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他也存在着去创造性地生活的意愿和可能，去开创一条未曾诞生过的生活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讲，孙犁实际上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完满的答案，即真正值得一个人去过的道路并没有选项，它不是确定下来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就贯穿在我们的人生中，在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自降生起，直至生命的尽头。换言之，道路即是生命，生命即是道路。故而，他安排六儿和小满儿离开这个村子，而是到外面去。他们（尤其是六儿）没有去“选择”道路，而是赶着大车去实际地“走”他们的路，去满怀诗意地享受他们的生命。任何真正的道路都该走向诗化。这大概才是孙犁的“诗化倾向”所追求的吧！

结尾处，我想起了纪伯伦的一句诗：“声音无法带走赋予它翅翼的唇舌，它只能独自寻找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