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从《资治通鉴》看官吏品性的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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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伟
《资治通鉴》显示，在官吏的品性(性格、气质与价值倾向的总和)与他们的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进而影响到政治效果——关系到事业成败或者个人命运。从《资治通鉴》中的例子来看，一般来说，人的品性罕能合“中”，多偏执，偏则易失，这是为官者在个人修养当中应特别注意的。
一 偏于良的一些品性。
一是廉则多不容人过。一个官吏具有此种品性，若是逢一宽厚上级，则无事，否则易被废。如，西汉文帝丞相申屠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曾揭发文帝宠臣邓通，致使邓顿首出血求释。好在文帝宽大。有些人就不那么幸运。汉宣帝时杨恽，“廉洁无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由是多怨于朝廷。”终被杀。
二是宽则不能断。199年，杨阜评袁绍：“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南北朝时北凉王段业，“儒素长者，无他权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401年，败于沮渠蒙逊。
三是明察则易细。北齐孝昭帝高演，“明习吏事，即位尤自勤励，大革前朝之弊，时人服其明而讥其细。”
四是喜施恩而难以及下。西晋末，北地太守麹允“性仁厚，喜以爵位悦人。然恩不及下，故诸将骄恣而士卒离怨。”316年，刘聪来攻，将士多不出力，麹允被迫自杀。
五是喜小恩小惠而不识大体。206年，韩信对刘邦评项羽：“项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383年，石越评秦主苻坚父子：“公父子好为小仁，不顾大计。”
六是慎而柔则易媚。东汉灵帝时太傅胡广，“练达故事，明解朝章，然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
七是刚直则易受疾。后唐任圜“性刚直，且恃与帝有旧，勇于敢为，权倖多疾之。”后被谮死。
八是过细则下易推诿。316年，割据凉州的张寔求能举其过者，有隗瑾言道：“明公为政，事无巨细，皆自决之。万一违失，谤无所分。群下畏威，受成而已。”寔悦而纳之。
二 偏于劣的品性。一是苛察。西汉文帝时，吴王刘濞因自己儿子曾被文帝太子误杀而称病不朝，朝廷治问其使者，吴王恐，再派人至朝廷，文帝问之，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吴王恐，以故遂称病。夫‘察见渊中鱼者不祥。’”西汉末，公孙述称帝于西川。“为政苛细，察于小事”，大臣皆怨。
二是峻深险刻。汉武帝时，杜周为廷尉，“外宽，内深次骨，治狱，二千石（太守及以上官）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一岁（上劾书）至千余章。”汉成帝丞相方进，“以经术进，其为吏，用法深刻，好任势立威；有所忌恶，峻文深诋，中伤甚多。”后失势，被迫自杀。
三是刚愎自矜。三国末邓艾被杀，人皆冤之，然无为之辨者。273年段灼上书晋武帝：“艾性刚急，矜功伐善，不能协同朋类，故莫肯理之。”东晋桓玄“性苛细，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体，或片辞之谬，必加纠挞，以示聪明。”后败事。
四是报于睚眦。西汉元帝时宦官石显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然也多受人攻击，终失势，自杀。
五是褊急。东晋时，王如降。王敦弟王稜爱如骁勇，“请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辈险悍难畜，汝性狷急，不能容养，更成祸端。’稜固请，乃与之。如数与敦诸将角射争斗，稜杖之，如深以为耻。”终杀稜。
六是猜忌。204年，陈平对刘邦评项羽：“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唐德宗“性猜忌，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有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
在传统社会，一个官员事业的成功与否，因素众多。单就品性来说，既不能“偏执”，还要与时、地、人等因素相配合，这就增加了许多偶然性。就如唐宪宗宰相杜黄裳，“有经济大略而不修小节，故不得久在相位。”宪宗号称明君，尚有如此之举，所以官员行事要随时注意检讨自己的品性，正如西汉元帝时太子少傅匡衡所言：“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
《资治通鉴》显示，在官吏的品性(性格、气质与价值倾向的总和)与他们的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进而影响到政治效果——关系到事业成败或者个人命运。从《资治通鉴》中的例子来看，一般来说，人的品性罕能合“中”，多偏执，偏则易失，这是为官者在个人修养当中应特别注意的。
一 偏于良的一些品性。
一是廉则多不容人过。一个官吏具有此种品性，若是逢一宽厚上级，则无事，否则易被废。如，西汉文帝丞相申屠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曾揭发文帝宠臣邓通，致使邓顿首出血求释。好在文帝宽大。有些人就不那么幸运。汉宣帝时杨恽，“廉洁无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由是多怨于朝廷。”终被杀。
二是宽则不能断。199年，杨阜评袁绍：“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南北朝时北凉王段业，“儒素长者，无他权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401年，败于沮渠蒙逊。
三是明察则易细。北齐孝昭帝高演，“明习吏事，即位尤自勤励，大革前朝之弊，时人服其明而讥其细。”
四是喜施恩而难以及下。西晋末，北地太守麹允“性仁厚，喜以爵位悦人。然恩不及下，故诸将骄恣而士卒离怨。”316年，刘聪来攻，将士多不出力，麹允被迫自杀。
五是喜小恩小惠而不识大体。206年，韩信对刘邦评项羽：“项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383年，石越评秦主苻坚父子：“公父子好为小仁，不顾大计。”
六是慎而柔则易媚。东汉灵帝时太傅胡广，“练达故事，明解朝章，然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
七是刚直则易受疾。后唐任圜“性刚直，且恃与帝有旧，勇于敢为，权倖多疾之。”后被谮死。
八是过细则下易推诿。316年，割据凉州的张寔求能举其过者，有隗瑾言道：“明公为政，事无巨细，皆自决之。万一违失，谤无所分。群下畏威，受成而已。”寔悦而纳之。
二 偏于劣的品性。一是苛察。西汉文帝时，吴王刘濞因自己儿子曾被文帝太子误杀而称病不朝，朝廷治问其使者，吴王恐，再派人至朝廷，文帝问之，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吴王恐，以故遂称病。夫‘察见渊中鱼者不祥。’”西汉末，公孙述称帝于西川。“为政苛细，察于小事”，大臣皆怨。
二是峻深险刻。汉武帝时，杜周为廷尉，“外宽，内深次骨，治狱，二千石（太守及以上官）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一岁（上劾书）至千余章。”汉成帝丞相方进，“以经术进，其为吏，用法深刻，好任势立威；有所忌恶，峻文深诋，中伤甚多。”后失势，被迫自杀。
三是刚愎自矜。三国末邓艾被杀，人皆冤之，然无为之辨者。273年段灼上书晋武帝：“艾性刚急，矜功伐善，不能协同朋类，故莫肯理之。”东晋桓玄“性苛细，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体，或片辞之谬，必加纠挞，以示聪明。”后败事。
四是报于睚眦。西汉元帝时宦官石显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然也多受人攻击，终失势，自杀。
五是褊急。东晋时，王如降。王敦弟王稜爱如骁勇，“请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辈险悍难畜，汝性狷急，不能容养，更成祸端。’稜固请，乃与之。如数与敦诸将角射争斗，稜杖之，如深以为耻。”终杀稜。
六是猜忌。204年，陈平对刘邦评项羽：“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唐德宗“性猜忌，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有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
在传统社会，一个官员事业的成功与否，因素众多。单就品性来说，既不能“偏执”，还要与时、地、人等因素相配合，这就增加了许多偶然性。就如唐宪宗宰相杜黄裳，“有经济大略而不修小节，故不得久在相位。”宪宗号称明君，尚有如此之举，所以官员行事要随时注意检讨自己的品性，正如西汉元帝时太子少傅匡衡所言：“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