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再版后记_

 这篇博士论文，在我的求学之路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篇论文，提升了我做学术研究的自信心。虽然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是做学问，但能否做出点名堂，一直都没有自信。当我取得了一点成绩之后，有的朋友认为我聪明，有才气。其实，直到这篇博士论文完成之前，我都感觉不好，写文章总是一字一句地磕磕碰碰地磨蹭出来，从来没有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的写作体验。几位博士同门师兄，起点比我高，基础比我好。跟他们相比，我有自愧弗如之感。正因为觉得自己天分不高，学问根基不深，所以，唯有刻苦努力，才能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读博三年，我几乎是分秒必争，丝毫不敢懈怠，每天用于读书学习的时间都在十个小时以上。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的努力，终于使自己有了明显的收获和进步。这篇论文写完后，得到了老师和前辈们的充分肯定和鼓励。特别让我难忘的是程千帆先生，他既是我博士论文的评阅专家，也是我博士论文答辩的主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评阅意见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篇相当优秀的博士论文”；在答辩会上，一向不轻易许人的程先生，又说我“有才气”，鼓励有加。我听了以后，非常激动，大大提高了自信心。同时也暗下决心，决不能辜负前辈学者的信任和期待，决不能对不起恩师唐圭璋先生的栽培，即使不能给唐门增光，也决不能辱没唐门的名声。所以博士毕业以后，我仍然在求学之路上持之以恒地不断探索，希望能做到最好。回头看看，才明白勤能补拙的道理，也体会到自信可以激发潜能，勤奋可以开启智慧的灵光。
这篇论文，改变了我的治学路数，由从“单打”式地考据转向“混双”式的实证考据与理论阐释并重。我的学术道路，是从做考据起步的。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硕士论文做的是《张元干年谱》。读硕期间，一直关注的是实证研究；读博士的第一年，兴趣也主要是在考据方面，在《张元干年谱》的基础上，做与张元干同时的其他南渡词人的年谱。一年内，写了十几家词人年谱的初稿。做实证研究，虽然熟悉、阅读和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史料，但成天只关注史料，大脑里却少有“思想”没有思辨能力和理论分析能力。当时有一种说法，博士论文不能做纯粹考据性的题目，只能做理论分析性的题目。虽然并不能肯定这种说法的可靠性，但我听说以后，是焦急得不行。理论分析是我的弱项，如果考据性的年谱不能作毕业论文，那我很可能就写不出毕业论文，拿不到学位。为了写出理论阐释性的博士论文，我只好改弦更张，改变学习方法，尽量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到了博士二年级的上学期，我下决心将没有整理完的几十万字的年谱初稿封存起来，把考据暂时搁置一边，全天候泡在图书馆里，广泛阅览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学理论等方面的理论书籍，并重点精读了其中的一些经典名著。经过一年的专心“恶补”，自己的思维方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改变，仿佛脱胎换骨一般，有时写文章，能体会到思如泉涌的感觉了。1989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论“东坡范式”》的论文，可以说是一挥而就的，写作和修改的时间都不长。写这篇博士论文的半年内，为了使自己的思维总是能保持在比较活跃的状态，文思不枯竭，文笔不生涩，我基本上是白天写作，晚上阅读理论著作，因为阅读理论著作，能够激活思维，开拓思路。博士论文写成以后，自我感觉理论视野开阔了，理论思维活跃了，思辨能力也提高了。从此，我就既能够做实证性的考据，也能够做理论性的建构、阐释性的分析了。
一个人长于做什么，不长于做什么，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习惯形成的。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有人记忆力好，长于实证性的研究；有人思辨能力强，善于理论分析；有人二者兼擅。各有所长，似乎是出于天性，其实都是在治学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做惯了考据，越来越觉得做考据得心应手，偶尔去做理论分析，不免有点捉襟见肘，缺乏自信，以为自己只能做考据而不会做理论分析，久而久之，也就在心理上认同自己强于此而弱于彼了。做惯了理论分析，偶尔去做考据，一时不知从何下手，于是觉得自己不会做考据，干脆就不再问津，时间一长，就自我认为只能做理论诠释而不适合于做实证研究了。其实，做实证考据与理论研究，不过是做学问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而已。一个人的智力，既然足以掌握其中一种方法，就一定能够掌握另一种方法。只要下决心去学习，去实践，是完全能够二者兼擅的。
这篇论文，也为我破格晋升教授增添了砝码。我博士毕业2年后，学校重新开始评职称（1989年以后，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职称评定停止了3年），开明的学校领导想让我由讲师直接破格晋升教授，我当时心存疑虑，担心自己的条件不够。犹豫之际，正好这本博士论文正式出版，样书从台北航空快件寄到，为我教授的评定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硬件”。1992年夏天，我顺利地晋升教授。当上了教授，不仅做学问的信心更足，而且做学问的心态也更平和了。做学问，可以不那么急功近利，不必为评职称而一定要写出什么样的论文、出版什么样的著作了，可以做到有感而发，有心得才写。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台北文津出版社的邱镇京先生。不是他的慧眼，我这本书不知要束之高阁多长时间才能面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大陆学者学术著作出版最困难的时期，像我们这样当时还没有出道的青年学人的著作，是很难获得出版机会的。即使能够获得出版社的青睐，也不知要等上几年才能付印出版。邱镇京先生既是出版人，也是学者，他既掌控着文津出版社，同时还身兼教职，是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出版人的责任感和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出版人的魄力和学者的眼光，使他毅然决定斥巨资出版《大陆地区文史哲博士论文丛刊》，先后出版了大陆博士论文100种，在两岸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大推进了两岸学术的交流，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术骨干。当年入选《大陆地区文史哲博士论文丛刊》的论文作者，如今大多数都成了大陆学界的知名学者，有的甚至成为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所以，我们这批被入选的论文作者都对邱先生怀有特别的感激之情和敬佩之意。我个人受惠于邱先生的更多。我的《两宋词人年谱》，也是由邱先生安排在文津出版社出版的。有着良好学术声誉的、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的文津出版社，我原以为是一个财大气粗的大型出版社。2003年我到台北讲学时，专程去文津出版社拜访邱镇京先生。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文津出版社的办公场所压根儿就没有我们大陆出版社的气派，它不是一栋大楼，而是很小的一层楼，它的编辑业务人员不是几十人、几百人，而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不太起眼的出版社，却出版了那么多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这更增加了我对邱先生的魄力和办事效率的敬佩。
我这本书1992年在文津出版社出版以来，由于大陆读者很难买到，经常有读者来函索书，我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本来早就想修订在大陆再版，但怕影响文津出版社的销售利益，所以我一直没有着手修订。现在，这本书在文津出版社的库存里应该不多了，正好凤凰出版社总编姜小青兄计划选择一部分当年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博士论文予以再版，而我这本书又在入选之列，于是就趁机加以修订了。
这次修订，主要是打磨字句，校核引文，并增补了一些引文资料，观点上没有做多大的变动。尽管有些观点和看法我后来有些改变和完善，但我想还是尽量保留原貌更好，这样更便于了解和考察学术史的进程。1997年，应华东师范大学《中文自学指导》编辑部的约请，我写了一篇谈治学体会的《求学之路》，其中也谈到本书的写作过程和知识背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位热心的读者把它传到了互联网上，传播较广，反响较好。现在把它附录在这里，以供读者参考。

 王兆鹏
 2008年6月6日于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