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台灣的九大師》：生命離歌與文化鄉愁

《移居台灣的九大師》：生命離歌與文化鄉愁

2010-09-03 13:36:54   華夏經緯網

    1949年，鼎革易轍，中國大陸發生天地玄黃的政治變化，知識分子群體面臨著艱難的個人抉擇。這一群體的何去何從、出處進退及其中的複雜心態，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歷史話題。近年以來，學界陸續出版了一些觸探這一話題的著作，如傅國涌的《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等。但我們的視野仍有著巨大的盲區，那就是大多局限于對大陸知識分子心境的描述，而對於當年大批移居台灣的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則由於史料缺乏與消息隔絕等原因，一直乏人問津。那些當年名動天下而渡海遠去的巨大背影，仿佛消失于　洞的歷史風塵中。事實上，理解這一群體的“出走”，對於理解當年文化版圖、知識圈的分化離合以及其背後豐富的時代內容，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眾所週知的是，在這次前所未有的政治巨變中，一批知名學人身不由己地漂移到了台灣。胡適、傅斯年、梁實秋、羅家倫、錢穆、蔣夢麟、殷海光、葉公超、雷震、王世傑……這些名震一時的人物，無奈地收斂起當年風雲際會、風華絕代的神采，隨著政治敗退的人流裹挾退守到台灣這座對於他們來說無疑有些逼仄的孤島上。對於普通人來說，這只是一次地理意義上的故園別離，或至多是一次政治意義上的利弊抉擇；而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這還意味著一種人文意義上的文化飄流，一種精神家園的無奈遷徙。他們此後經歷了怎樣的悲喜？中國的文心學脈，在無奈的政治紛爭中又遭遇了怎樣的改變？……最近出版的《移居台灣的九大師》一書，以人物心路歷程個案的方式，記錄了在社會政治變局中移居台灣的九位著名學者——梁實秋、錢穆、羅家倫、林語堂、蔣夢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適此後的學術生命、社會活動等遭際及其心態變化。從單篇看，這是九位代表性人物個人命運的剪影與歷史檔案的努力拼合；合而觀之，則體現了一代知識分子在特定時空中的命運悲歌與文化鄉愁。

　　喜歡咀嚼個人體驗的文學家常說，幸福的命運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則各有其不幸；而對於喜歡總結歷史經驗的史學家來說，林林總總的個體不幸中，總體現出時代必然性這只無形大手的掌控力量。在《移居台灣的九大師》一書中，我們看到，即使是當年指點江山的大師，也無法擺脫或明或暗的傷害。“一生為故國招魂”的錢穆，生前因女兒來臺探親而被民進黨惡毒攻擊，他只能哀嘆:“這些人已經完全拋棄了中國文化傳統，不承認父女間的親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兒為何會從那麼遠的地方來看望父親。”民進黨還以“侵佔公產”為名要求其限期搬離著名的素書樓，而將其改為錢穆紀念館。屈辱臨身，錢穆黯然神傷:“活的不許住，還沒死就要做紀念館！”錢穆與梁實秋逝世後，子女都因政治的隔閡而無法入臺送終，抱恨無已。在“五四”運動中狂飆突進、光芒四射的一代才俊羅家倫，入臺後輾轉官場，彌縫補罅，只能在權力的蛛網中漸漸喑啞了自己嘹亮的歌喉。元氣漓淋的“五四”健將傅斯年，因保護學生、捍衛學界尊嚴而不斷面臨政治的高壓，最終在議員的質詢中瘁逝。甚至於被公認為學界宗師、自由主義靈魂人物的胡適，也處於不停的攻訐與撻伐之中，而只有徒嘆“情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至於與胡適自由主義思想一脈相承的雷震、殷海光，則更在以《自由中國》雜誌為依託的群體抗爭中，或身陷冤獄長達十年；或慘遭全面封殺，含恨而終。算來只有和光同塵的蔣夢麟和幽默處世的林語堂，晚年生活還算平和……《移居台灣的九大師》所記錄的九位知識分子，都有著不同的個體命運軌跡；但是，在他們身上，都明顯地折射出遷臺知識分子的命運共性:他們起初都在歷史的徘徊與徬徨中一度親近敗退的國民黨政權，甚至走進了其核心圈，但最終幾乎毫無例外地與這個孤島上的專制政權發生了齟齬與衝突，甚至是激烈的抗爭。經受過“五四”精神熏染的他們，以道抗勢，不惜以知識分子高尚而又脆弱的尊嚴抵禦著堅硬的政治鐵幕，直至生命消磨，而只有那自由的思想與高貴的靈魂，還在厚厚的政治塵埃下唱歌。

　　在歷史的進程中，政治的高壓是粗暴至極而無所不在的。即使對於光芒“照遠不照近”的知識分子來說，也無法擺脫這種吞噬一切的旋渦。20世紀40年代末，一敗塗地的國民黨退守台灣，而美國杜魯門聲明放棄台灣。為了點綴政權，營造“自由中國”寬容的表像以贏得美援，蔣介石與國民黨高調打出“自由”牌，籠絡了一批多數有著英美留學背景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批自由主義者包括學者胡適、王世傑、蔣廷黻、葉公超、雷震，以及軍政人員吳國楨、孫立人等。他們甚至一度接近了政權的核心。但他們終究只是“過河棋子”，是台灣“自由開明”招牌的“樣板”。隨著國民黨改造、情治系統整頓等措施的實施，尤其是北韓戰爭爆發後美國將台灣納入自己的防禦體系，台灣風雨飄搖的局面稍有緩和，國民黨建構威權體制的面目又開始現出本相，逐漸變得有恃無恐，自由主義者與蔣家威權之間的牴牾不可避免地加劇。首先是駐外官員蔣廷黻在美國組織“中國自由黨”的活動被視為搗亂而遭扼制；1953年，吳國楨因議員被綁架案等而與蔣經國不可調和，憤而辭去“台灣省省長”一職遠赴美國，併發表公開信揭露國民黨政權一黨專政等六大弊端，公開隔海發難；同年，“總統府秘書長”王世傑因涉及“吳國楨案”觸怒蔣介石而被免職查辦，只得重操舊業當起了教授；1955年，有著自由派背景的“陸軍總司令”孫立人被誣以“陰謀叛亂罪”而遭軟禁，直到1988年才獲得自由；1960年，自由主義的主要思想陣地《自由中國》雜誌社遭剿殺，雷震入獄，其靈魂人物胡適也只能徒嘆“情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1961年，“外交部長”葉公超被棄而不用，委以閒職……在此日益跼踀的歷史情境之下，陰影無處不在，“移居台灣的九大師”或許收穫了短暫、表像的歡愉，卻依然擺脫不了最終的悲劇。遙想“五四”之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同氣相求，風雲際會，激蕩出黑暗時代裏的一抹亮色；而在政治的高壓下，終於如《紅樓夢》所說，“呼喇喇似大廈傾”，“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對於在大變局中作出渡海選擇的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台灣遠非他們理想中的“民主國”，“道不行”，即使“乘桴浮于海”亦不可得矣。1966年，困頓疲憊至極的殷海光給他的學生林毓生寫信說:“你知道我在這個島上是島中之島。‘五四’以來的自由知識分子，自胡適以降，像風卷殘雲似的，消失在天邊。我從來沒有看見中國的知識分子像這樣蒼白失血，目無神光。他們的亡失，他們的衰頹，和當年比較起來，簡直判若兩種人。在這樣的氛圍裏，懷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於孤獨，毋寧是時代的寫照。生存在這樣的社群裏，如果一個人尚有大腦，便是他不幸之源啊！”這是當年一代知識分子共通的感受。這種無奈與傷感，或者正如《移居台灣的九大師》編輯在按語中所說:“有那麼幾隻蟋蟀，在海峽這邊唱歌，又在海峽那邊唱歌；有那麼幾個老頭，他們一生漂泊，卻終未擺脫政治旋渦；是宏大的抱負，是小小的鄉愁，他們在夕陽下隔岸訴說。”這種訴說，緣于無盡的政治紛爭，是知識分子無處不在的生命離歌，亦是他們九逝不悔的文化鄉愁。

 作者：張國功    

來源：文匯讀書週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