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的生命历程与文化创造

——刘士林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演
日期：2010-08-07 作者：刘士林 来源：文汇报


现代上海都市文化在中国现代城市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谱系。在这个谱系中，源自西方世界的工具理性有利于现代文明的生长，源自中原文化圈的实用理性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构，而源自吴越地区的江南诗性文化又有助于培育现代审美生命，因而正是在现代时期的上海，而不是中国的其他大都市，较为顺利地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而一百年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晚近十余年来的都市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从上海城市发展中获得灵感或启示的。
讲演者小传
刘士林
河北曲阳人，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主编，《中国都市文化研究》集刊执行主编。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等。从事以中国诗性文化、当代审美文化、都市文化学为主要领域的文化研究。出版有《中国诗性文化》、《先验批判》、《新道德主义》、《苦难美学》、《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江南文化读本》、《江南文化精神》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等多项。先后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曙光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多项奖励与荣誉称号。
一、“沧海有情”：一座从大海里升上来的城市
对于上海而言，最重要的是这个海边偏僻之隅，如何与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区域建立起必要的联系。这是上海进入文明世界、并借助后者的资源与空间以获得更高程度发展的基础。
上海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很像一部小人物痛苦、坚韧的奋斗史。城市史研究表明，刺激城市发生和发展的真正因素，往往不是优越的自然资源与条件，相反却是各种艰苦的环境与悲剧性的处境，后者可以刺激出更大的激情、意志与创造力。对于今天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而言，人们已很难想象它漫长而痛苦的城市奋斗历程。由于本身不是陆地，没有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上海城市史首先要从浩淼、深邃的太平洋开始，从它摆脱大海统治，成长为陆地的意志与努力开始，然后才能涉及到城市形态与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奋斗。
上海是从苦涩海水中生长出来的陆地。有关研究表明，上海西部在6000年前已成陆，但主要市区的形成却相对较晚，大约在10世纪前叶。海水中的经历，也注定了这块土地的顽强生机。所以，关于上海名称的解释，完全可以称之为从大海里升上来的城市。
刚离开大海时，上海还没有城市的模样。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或小天鹅，丑陋又脆弱。然而，城市生命一旦初具，其他不过是时间和历练的问题。在芒福德看来，古代城市的发展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生态城市”（Ecopolis）。它的关键要素有“植物和动物开始驯化”、“出现第一批永久性居住的村庄”、“村庄是最大的社会组织形式”、“每个村庄的人口很少，同村庄以外的人交往十分微弱”等。这实际上相当于后来人们习惯使用的“村庄”。第二个阶段，随着“人口增长”、“经济繁荣”、出于防卫等现实需要，“两个或更多的村庄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村庄”，“生态城市”过渡到“城市”（Polis），主要标志是出现了“宗教”、“劳动的分工和专业的分工”、“机械的采用和技术的改进”，以及有了从事“艺术、写作、阅读活动”的“空闲时间”。第三个阶段是“大城市”（Metropolis），一是出现了“更大的专业化、更复杂的劳动分工”，二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农业让位于工业”，三是城镇和地区之间交流的扩大与频繁，四是文化成为推动“社会变化速度加快”的重要力量。按照这一理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生与发展，往往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刺激与催化密切相关。对于上海而言，最重要的是这个海边偏僻之隅，如何与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区域建立起必要的联系。这是上海进入文明世界、并借助后者的资源与空间以获得更高程度发展的基础。
上海和内地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在古代世界中主要分为两块，一是离它在地缘上最近的江南地区，二是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方与中原地区。在文化视野有限、交通相对不便的古代世界，地缘上距离最近的江南文化和作为中国主流话语的中原文化，成为上海文化生产的重要学习对象与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文化资源。按照现在普遍的看法，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前2世纪）是人类文明和精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在这之前人类的文化创造并不是很多。尽管当时上海的一大半还深埋于沧海中，但正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早在春秋战国，上海与江南就有了直接的文化联系。如上海的简称“申”，有一种说法即认为与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有关，传说黄浦江是他开凿的，因此黄浦江又名春申浦、春申江、春江、申江。甚至更早，从考古文化看，位于青浦城东赵巷崧泽村北部的崧泽古文化遗址，既是上海地区发现的最古老原始文化，也是江南古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可以看作是上海与江南文化同根同源的直接证据之一。至于上海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是从很早就开始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修筑了一条很重要的驰道。历史记载，这条驰道宽50步，从咸阳出发，中间经过湖北和湖南到达江苏和上海。在上海一带，驰道从今天的松江西北经过，具体位置是“经青浦古塘桥，西通吴城”。有了这样的交通条件，上海与中原文明的交流应该是相当畅通的。一个有意思的记载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南下巡游，曾到达松江西境和青浦南境的横山、小昆山、三泖地带。当时，上海已是物产丰富、人口繁荣，还有人划着船在水上做生意。由此可知，以人口迁移往来和相对便利的交通设施为基础，一条上海与江南、与中国的文化线路在轴心时代就已形成。而由春申君带来的当时最发达的江南文化，和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当时最发达的北方文化，很早就在上海境内传播和交流，为这片原本落后的地区吸收高度发达而又异质多样的文化因子提供了可能。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直到开埠以前，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始终是上海文化发展与创造中两股最重要也最活跃的力量。
如同候鸟迁徙一样，文化的交流线路一旦形成，也不会很轻易地中断或夭折，江南和中原-北方文化圈以后的每一进步和创造，都可能通过已形成的文化线路传播过来，带动这片偏僻海隅的文化发展。
二、“三岁看到老”：上海城市发展的“青龙镇”原型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仅仅是开埠通商，而缺乏以往的国际商贸经验，就很难解释，在近代中国沿海城市中，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天津、广州、青岛、南通等，迅速成长为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大都市？上海在近代以后迅速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原因有很多，但无论怎样，这一地区固有的历史积淀与本土经验也是绝对不能绕开的。
按照罗兹·墨菲的看法，历史上的大城市，尽管在发展的具体细节上千差万别，但基本条件有二：一是政治中心，如罗马、伦敦、北京。二是经济中心，如纽约、鹿特丹、大阪。上海就属于后者。与之相应，中国经济史学家傅衣凌先生，将中国城市分为“开封型”与“苏杭型”，前者，“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后者与之不同，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从这个角度看，上海又属于以工商业为主导结构的“苏杭型”城市。上海城市发展的首要条件与工商业相关，同时从一开始，它就表现出外贸型和国际化的商业模式。这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深层而基本的机制，也是它对“苏杭型”城市的超越之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从城市史的角度，也可以看出上海城市发展与商业、制造业的相关性，汉代的海盐县在今金山县境内，当时为刘濞的封国，以煮海水制盐著名。特别是由于盐的质好、量多，所以多被运往吴都（苏州）集散。这表明上海境内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农业生产要素的集聚。到了晋代，依靠渔、盐之利，上海地区的经济已相当发达。到了宋代，华亭县以东的海滩，仍然是重要的盐场。在制盐业的基础上，相关的贸易机构与商业十分发达，直接影响到古代上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起源理论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城市的发展，总要有一个中心地，如管理机构、宗教圣地和大型市场等，它通过物质和信息交换把各地区连接在一起。而中心地的放大、扩散与辐射形成了城市。上海的这个过程则颇费周折，不像中国古代的苏州、杭州、北京、开封、西安等城市，从一开始就建有自己的城墙与中心建筑。但这并不表明，上海城市发展完全无规律可循。上海古代的城市化进程，与青龙镇关系密切。青龙镇得名于3世纪的东吴，孙权曾于此地建造青龙战舰。但它真正成为古代上海地区的中心，却是借助了唐宋两代强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天宝五年(746年)，唐王朝在今青浦东北的吴淞江南岸设置直属华亭县的青龙镇。当时，青龙镇是对外贸易的新兴港口，它的航运不仅通往沿海和内河重镇，还可以直达日本、朝鲜。这表明，尽管当时青龙镇处于偏远海隅，但也得益于盛唐而成为重要商贸中心，并为日后成为工商业中心城市打下了良好基础。到了两宋，青龙镇的政治、经济地位更是与日俱增。宋人杨潜《云间志》对此曾有详细描述：“青龙镇瞰松江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广之途所自出，海舶辐辏，风樯浪楫，朝夕上下，富商世贾，豪宗右姓之所会。”相关文献记载，宋代已有日本、新罗等国的海船在青龙港卸货付税，进行官方贸易。如当时有很多日本的珍奇货物，就是通过青龙镇港进入中国内地。发达的国内国际贸易与人员往来，使青龙镇成为“人烟浩穰，海舶辐揍”的枢纽，极大提升了整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据诗人梅尧臣《青龙杂志》记载，当时的青龙镇有二十二桥、三十六坊，还有“三亭、七塔、十三寺，烟火万家”，并因此获得“小杭州”的美誉。这表明，原本在江南地区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经过几百年奋斗，在城市经济与社会高度发达的古代江南城市群中，已占据重要的一席。特别是其商业贸易具有的国际化特征，通过小小的青龙镇露出端倪，标志着一个国际化城市的形态与功能初步形成。
尽管后来由于陆地与海洋的斗争，引发了吴淞江的潮淤水涸，曾经十分繁华的青龙镇风光不再，逐渐被新兴的上海镇取代，但这并没有改变以商业贸易、特别是国际物流与贸易为中心的上海地区的结构与功能，相反是城市商业贸易、特别是外向型的国际商业贸易获得更大发展，如晚明人王云《云间第宅志》记载：“余家居城南三百余载，少时见东南隅皆水田，崇祯之末，庐舍栉比，殆无隙地矣。”清代上海的城市化与国际化水平越来越高，据嘉庆《上海县志》记载：“上海，为华亭所分县，大海滨其东，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也。”再后来，尽管上海地区屡有行政区划的变化，有战争破坏，有中心城区的此消彼长，但已具备相当实力，人口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繁荣。上海在开埠之前积累的主要家底，使这个“小人物”已初步具备了在现代世界中生存、竞争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上海在开埠前只是偏远小县，繁华程度远不及苏州、杭州等城市。只在开埠通商后，中外商旅才大幅度增加。但从上海地区在古代的城市化进程看，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尽管开埠通商使上海可以借助整个现代世界的资源、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与文化，因而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发展，但不能因此而忽略在这之前上海1000多年漫长的积累与准备。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仅仅是开埠通商，而缺乏以往的国际商贸经验，就很难解释，在近代中国沿海城市中，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天津、广州、青岛、南通等，迅速成长为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大都市？上海在近代以后迅速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原因会有很多，但无论怎样，这一地区固有的历史积淀与本土经验也是绝对不能绕开的。
三、“得少失少”：上海特有的现代文化生产原理
在研究与阐释上海现代都市文化时，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如洪水猛兽的西方文化输入与同样滚滚而至的本土文化资源，如何在上海克服了彼此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最终融通为一种新型都市文化，实际上，这只有与上海特有的“得少失少”文化生产原理联系起来才好理解。
马一浮先生曾把先秦诸子与其传统的关系分为四类：一是“得多失多”，二是“得多失少”，三是“得少失多”，四是“得少失少”。这个原理也适合解释城市的文化生产，如果说那些传统文化积淀过于沉重的城市（如南京、扬州等）属于“得多失多”，那么像上海这样的“新兴贵族”恰好可用“得少失少”来概括。
文化传统是上海的弱项，在古代世界尤其如此。主要是因为上海生存的自然条件与环境过于艰苦，无法提供从事文化生产和更高级的精神活动所必需的剩余时间与精力。与中国、特别是与江南时代的大都市相比，上海在文化创造上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但另一方面，这决不等于说上海的文化史与传统文化生产是一片空白。正如任何地区的文明创造都不可能缺少文化推助一样，以青龙镇为突变起点的上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同样得到过文化方面强有力的支撑。只是与江南其他大都市相比，其来路有所不同。如果说，有2000多年以上城建史的杭州、苏州等江南大都市，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原创与创新，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传统，那么也不妨说，上海则主要是通过学习、模仿与交流来弥补自身文化上的先天不足与缺陷。这一点，实可看作是上海文化生产的基本模式。
这一文化生产的具体情景可以这样来还原，一个将全部物力与精力投入到实际事务的“小人物”，最初不可能有意识与能力去关注文化、精神、艺术等更高层次的生存需要；只是在逐渐积累下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之后，并在一天突然发现人生还应有比衣食住行更为重要的东西——这种发现一般说来，主要是由于周边发展层次更高的文明的吸引与感染，使他发现自己原来生活方式的粗陋与贫乏，促使他改弦更张、洗心革面地否定自我，同时以更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对高级文化的学习与吸收上。有时，由于强烈的文化需要无法抑制，以至于即使生吞活剥、邯郸学步也在所不惜。这是很多原本没有文化的荒凉之地，在某些年代可以迅速发展、以至于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青龙镇最繁华时，可与当时的南宋京城临安相媲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原本没有多少文化财富的上海可以迅速发展为现代文化中心。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其他城市也不是城市不够大或人口不够多，而是它们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完全乱了阵脚，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由于传统文化的负担过重，特别是在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中缺乏手段与勇气，因而极大地影响了经济与文化资源的集聚与扩张，使它们在城市的现代性竞争中最终败下阵来。这就是所谓的“得多失多”。与之相比，上海的传统文化积淀弱势，恰好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和发展的优势。
这里可以把上海和南通比较一下。张骞长达30余年的实业救国、地方自治和社会建设，使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在很多方面为当时的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所不及。但由于张謇建设的“花园城”和“新世界”，建立在对现代文明感性需要与冲动加以压抑与限制的基础上，因而既无法吸收到全世界的资源与资本，同时也无法获得真正国际化的视野与素质，因而南通只能在群雄逐鹿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中黯然退场。与之相比，开埠以来的上海尽管相当紊乱，内部有很多问题与矛盾，但却创造出一个开放、多元的海派文化新模式，启蒙了现代中国都市人的新感性与新理性，同时也锻造出一大批新时代的弄潮儿，最终发展为名副其实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和“现代中国文化中心”。在很大程度上，这与上海的文化传统积淀浅、包袱轻密切相关。这也就是所谓的“得少失少”原理。“得少”是指上海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的少，这也是上海在古代文化地位不高的主要原因，而“失少”则意味着上海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的机遇、遇到的阻力也少得多或小得多。丰富的西方现代文明也正是因此而涌入上海滩的。在研究与阐释上海现代都市文化时，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如洪水猛兽的西方文化输入与同样滚滚而至的本土文化资源，如何在上海克服了彼此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最终融通为一种新型都市文化，实际上，这只有与上海特有的“得少失少”文化生产原理联系起来才好理解。
当然，还要看到上海都市文化的创造性和对现代中国文明的特殊贡献。作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发源地与集聚中心，如电影、音乐、舞蹈、戏剧等现代文化艺术，也包括咖啡馆、西方礼仪、洋节日等新生活方式与趣味都直接来自西方，因而，西方文化极大地促进了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的成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同时也要看到，上海毕竟是中国的上海，在开埠以来迅速迁入的大量本土移民，同样把中国各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加入到上海这个大熔炉中，同样成为上海都市文化发生和建构的重要基础性资源。
上海现代都市文化在形态上决不仅仅是“十里洋场”。如果要为它找一个具体的象征物，我想首选应当是在中国已有近百年历史的月份牌。按照一般的理解，月份牌源自中国传统木刻年画“灶王码”，是一种印有24个节气与“百日忌”的简略历本。1888年，《申报》开始向订户随报赠送一张新式月历牌，主要内容包括365天、12个月、24个节气和“二十四孝”图。在某种意义上，月份牌是现代上海重要的文化原创之一，也很能体现海派文化的风格与气质。从月份牌的要素分析看，以所承载的公司广告和赠阅形式为中心，月份牌再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商业实用主义；内容上以“二十四孝”图为中心，月份牌延续了北方与中原文化圈的伦理实践理性；艺术形式上以时髦美女为中心，又与江南诗性文化的精神与趣味十分贴合。进一步说，在月份牌的深层结构中，既包含了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西方工具理性，包含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实用理性，同时还包含着以审美自由为最高理想的江南诗性文化。由此可知，以西方实用主义、北方实践理性与江南诗性文化为代表，感性地呈现了上海现代文化的生命形态与精神要素，它们为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的复制、生产与传播提供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深层结构。这个深层结构的现代性意义在于，其中既有易于在现代世界中积累物质财富的西方实用主义，有易于组织纷乱移民以形成有机城市社会生态的北方实践理性，还有易于解脱都市的压抑和现代文明异化的江南诗性文化。这是现代上海不仅在城市规模与功能上迅速超越了中国北方传统的都城和明清江南都会，甚至也不逊色于当时西方大都市的根本原因。
现代上海都市文化在中国现代城市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谱系。在这个谱系中，源自西方世界的工具理性有利于现代文明的生长，源自中原文化圈的实用理性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构，而源自吴越地区的江南诗性文化又有助于培育现代审美生命，因而正是在现代时期的上海，而不是在中国的其他大都市，较为顺利地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而一百年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晚近十余年来的都市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从上海城市发展中获得灵感或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