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执政个案

安徽是农村推行税费改革的试点省，2001年朱镕基总理专程考察过那里。

今年2月下旬，本报记者沿着总理当年走过的路线进行采访，那里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我向总理撒了谎”

55岁的乡村教师叶长玉用手摆弄着衣角，面有羞涩。尽管事情已过去两年了，但一说起朱总理前来视察的情形，她仍觉得无地自容——当年她当着许多父老乡亲的面，对尊敬的总理撒了谎。

20世纪末，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朱镕基决定在农村推行税费改革。这是他“心中的三件大事”之一，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最重要的措施。

总理说，当初全国有4个省自荐要进行试点，但到最后，有3个省打了退堂鼓。

留下的只有安徽省。

阜阳市下辖的太和县及滁州下辖的定远县作为试验点率先进行了改革。

按照安徽省上报的材料，太和县很快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一些诸如乡统筹、村提留等等收费项目被砍掉，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了。

“太和经验”迅速在阜阳地区推广开来。叶长玉所在的颍上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3年前实行了税费改革。

2001年7月18日午后，火辣辣的太阳下，一辆中巴车沿着简易的机耕道开进了颖上县五十里铺乡一个有着近2000人口的大村——粉坊村。

朱镕基这次是带着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等一行人在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的陪同下到颍上县考察的。总理想实地了解农民的负担是不是真的减轻了、又在多大的程度上减轻了。

总理说，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农民减负后，减少了收入的乡村政府机构能否正常运转？乡村教师的工资能否正常发放？因为乡政府的开支70%到80%是用在教育上的，总理担心，乡政府的收入减少了，就会砍教师们的工资，教师们为了要吃饭，就会提高学生们的学杂费：这实际上还是等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朱镕基下了车，村民们看到他面带笑容，很随意地朝村民们打招呼。“电视里总看到他板着脸，原来也有笑得这么随和的时候呀。”村民们想。

“我很高兴朱总理到我家做客。”67岁的村民顾其生说。那天，总理微笑着，像朋友一样拉着他的手走进他家。

顾其生按照当地风俗让客人坐了上座，总理让他坐在身旁，和他拉家常。

顾其生一一回答：家里共有5个人，7亩多地；税费改革后，每亩地只交税68元，比以前少交了50多元，这样，他家一年就比以前要少交350多元，这差不多等于赚了一亩地回来——那时一亩地的收入，也不过三四百元。

总理问，“那这么看，你家的负担确实是减轻了？”顾其生点头。粉坊村党支部书记付辉说，总理问话很实在，他知道村民们不太懂大道理，提的问题都很具体，“在拉家常中就把一些要害的问题都了解到了，让大家回答起来又容易又很自然”。

从顾家出来，总理来到村子里一片树阴下，和大家围坐一圈。他问教师叶长玉：你一个学期收每个学生多少学费？

叶长玉答：60元。

旁边的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气氛怪异。

总理和教育部长陈至立似乎看出什么。陈部长拉过面前的一个姓胡的二年级小学生，问他交多少学费。那孩子先看看叶，不敢说。陈部长拍拍他的肩膀，叫他不要怕。那孩子好一会才回答说是120元。

叶长玉耷拉下头来，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

总理摇了摇头，接着问她：那你的工资有没有被拖欠？

这时叶长玉急忙从怀里掏出一沓钱来，说：不欠不欠，总理您看，我昨天还领了两个月的工资呢！

总理眉头一皱。旁边一些人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叶长玉后来对记者说，工资本来是有欠的，因为总理要来，县里在前一天才想办法发了两个月工资；当着这么多领导的面，她不敢说实话。事后虽然谁也没有因此责怪过她，但她不能原谅自己。

“这些就不说了，你就直接点”

当天下午5点多，五十里铺乡政府一间会议室里，4个乡的乡党委书记、村干部正襟危坐，接受总理的询问。

总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讲什么都不会犯错误，也不会罚款。”

五十里铺乡党委书记孙军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向总理介绍这个乡的概貌、税费改革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议等等。当时在现场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后来对记者说，总理足足用20多分钟时间才听完该书记“从三百年前说起”似的“四段论”汇报。

总理问：费改税之前，你乡上的年均收入是401万元，费改税后是289万元(按：该乡一些干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费改税后是210万元，乡领导当时有顾虑，报的数字有水分)。你说你硬缺口有65万元，你这个账怎么算的？又怎么解决的？教师的工资发没发？

孙军算不清这笔账，答：现在从上面借钱发工资，再困难我们也要保教师的。

总理说，借钱，增加你的债务；你还不了了，就开口叫我减免？

孙答：我们要深化改革。总理摇摇头，说：这个道理别讲了，没钱不能吃饭哪！

孙军额头上见汗，答：当务之急是精兵简政、调整结构、加快发展，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培养财源……

总理摇头一笑，诙谐地说：口号正确，做起来难。一句话说得满屋子都笑了。

当地一名记者说，阜阳的官员们一般有两本账：一本实际账，一本给领导看的账。看得出来，总理似乎洞悉这一点，他对孙军的回答不满意，说：“这个钱(指硬缺口)或者是欠的，或者照你说是借的……但我最担心的还是义务教育保了没有？教师的工资、学校的运作保了没有？”

总理转过头来问圣堂乡党委书记。该书记掏出材料，一字一句地念：“尊敬的领导……党中央、国务院……”总理打断他：“这些就不说了，你就直接点，你的情况是不是和刚才这个乡一样？”

乡党委书记见来不得半点虚的，便说了实话：税费改革后，2000年乡上的财政赤字高达142万元，拖欠教师一个季度的工资。按照上面的要求，现在这个乡的小学生人均一学期交学费120元，中学生交160元，比正常的收费高了很多。现在乡上还要给历年欠下的沉重债务付利息……

再问另两个乡，情况也差不多。总理在听了安徽省常务副省长张平介绍阜阳乡镇财政缺口的原因以及乡镇机构改革的情况后，问众人：现在的情况是，你们的人员太多了，负担不起，能不能减下来？答：能减。

孙军苦着脸向总理介绍五十里铺的情况：该乡一共有干部教师400多人，税费改革后，干部编制一下子从130多人减去了93人，但按照政策，这些减去的人员在3年内还要在乡上拿工资，对乡上来说，编制减了，负担并没有减轻。

张洋村村支书朱志恒反映，现在农业税的80%要交上去，干部的工资全部要在剩下的20%内解决，可是这20%全部用来救济五保户、特困户、钉子户都不够，干部的工资能不泡汤？

总理点点头，说：五保户的问题很复杂，最好大体有个标准。五保户还是交给村里，由乡里给村里一定的补助。你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再考虑吧，要及时调整。

与乡村干部的会谈持续了很长时间。一位乡党委书记说，总理来之前，该怎么向总理说，上面没有明确，大家心里没有数，不免搞了些假材料。但是总理以他务实的作风和平易近人的形象影响了大家，使大家渐渐地放开了，“我们感到总理是来倾听我们烦恼、解决我们问题的，不是追究我们责任的，他能体谅我们的苦衷。”

当晚，颍上县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乡镇干部，一定要和总理讲真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掺假。

“农村基层教育的条件真是苦哇！”

摸着凹凸不平的课桌面，再看看高低大小不一的凳子，朱镕基长叹一声：

“农村基层教育的条件真是苦哇！”

这声叹息至今仍清晰地响在十八里铺宋洋小学前校长王伟的耳边。

2001年7月19日，总理来到该校考察。总理先在各个教室看了看，又到图书室里呆了20多分钟，里面的图书少得可怜，也没有桌子板凳，不多的空间里堆满杂物。

“你别看总理好像只是随便地往图书室里一站，其实包含的内容可多着呢。”王伟说，从图书室书籍的多寡、种类、价格、设施等等上面，至少可以在一个侧面上推断出这个学校的经济状况、学生家里经济负担状况等等。

总理和大家座谈。

江口镇党委书记李敬业首先发言：“敬爱的、尊敬的……”总理一听，赶紧笑着说：“前面的可以去掉，敬爱的、尊敬的在那儿呢。”总理用手指指黑板上方的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人画像。人们“哄”地笑出声，气氛活跃起来。“咱们开门见山，谈的就是教育。”总理说。

李敬业便向总理交底：我们镇每年资金缺口200多万元，没法投入教育。

总理望向王伟：校长，请你说说他们怎么欠你工资的？

王伟：“1998年和1999年各欠两个月工资，去年欠了4个月工资”。

“过去8个月的现在补发了吗？”

“没有。”

“津贴发了吗？”

“津贴是没有的。”总理的脸色凝重起来。接下来他和夏桥小学校长张勇算了一笔学校收费的细账。以小学五年级为例，每学期每个学生学杂费、书本费等几项合理收费合计不足120元，学校却向每个学生收了160元。

总理问：你160元是怎么算出来的？答：镇里还要提留。总理睁大了眼睛：镇里还要提留哇？李敬业向总理解释，镇里将学校收来的钱全部收上去，然后再按一定比例返还部分办公费，这是近两年实行的“零户统管”。总理说：“收了以后再还？那不是俗话说的脱了裤子放屁？”

总理对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说，因为看到了乡镇财政的困难，所以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一种由国家财政对乡村进行补贴的办法)的力度，现在看起来似乎仍然有很大的缺口。“不行，我们得另想办法。”他说，只是千万别在农民身上打主意了。

有一件事让王伟和宋洋小学的老师们至今提起来仍感动不已。会谈结束后，总理想要一套学校的教材，以便回去研究。“为这一套教材，总理竟站在大太阳下足足等了10分钟。”不久之后王伟才明白了总理此举的深意：在国务院的推动下，全国实行对中小学教材“减肥”，把纸张、价格大幅度下调，“这实质上等于再次给农民减了负。”王伟说，阜阳地区的农民们当然也在受益之列。

临走上车，总理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声音低沉但同时又很坚定地说：“谢谢大家对我们说了真话，使我们了解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实际情况。”54岁的曹老师说，总理还说了一句令她“终生不忘”的话：“很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们回去一定想办法。”大家动了情，用力地鼓掌，含着泪水目送总理。

学校遇上新问题

2003年2月下旬，记者来到颍上县，沿着当年总理走过的路线进行采访。

3月1日，星期六，宋洋小学。当年总理和大家会谈的办公室，墙壁上还挂着伟人的画像，王伟的后任李明彦坐在第一排中间的课桌前，这是他的办公桌，桌上堆放着近尺高的作业本。他说，没办法，学生的作业太多，而老师太少，他这个校长也只好在星期六加班改作业。

总理离开后，2001年7月22日，新华社播发消息说，总理指出，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各级政府必须确保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由县级财政部门通过银行直接发放在编教师的工资，对财力不足、发放教师工资确有困难的县，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增加转移支付的办法加以解决。

总理同时发布禁令，不准通过提高向学生收取杂费标准等来增加教师收入。

李明彦说，现在看起来，总理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农民减轻了负担，教师的工资也得到了足额的发放。但是，对学校来说，新的问题又来了。李明彦说：“说实话，一年多来学校的一切几乎看不到什么变化。因为我们没钱。”

现在，农民们减轻了负担，学校的学生一下子增加到600名，比总理来时增加了五分之一。但学校的教室、桌子板凳就不够用了。

乡镇政府自身财力都很紧张，学校只能靠从收取的学费里挤出一点钱来作为发展资金。

李明彦算了一笔账：总理考察后，有关方面对中西部核定的小学收费，一学期是80元，除去书本费、杂费等必要的开支后，学校只能得到30多元的支配费用，也就是说，学校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只有3万多元，除了笔墨、纸张和水电等基本的开支外，剩不下几个钱，举凡校舍的修建、改造、设备的增添都没有钱。

让李明彦最发愁的是，学校的师资严重短缺。按照规定，像宋洋小学这样规模的学校，教师应该有20名左右，可是现在该校却只有13名教师，其中有数名即将到达退休年龄。

由于经费短缺，一些院校的毕业生根本不愿到学校来。学校以前有4名聘请的老师，在每个月只能拿100多元工资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与学校挥泪告别。

如今，包括李明彦本人在内，13个老师身兼数职，既教语文又教数学、英语，还得客串教音、体、美、自然、社会、思想品德等等，每个老师每天至少上五六节课以上。

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北海、惠州成了全国经济过热的三个符号，作为中国沿海“最后一块处女地”，北海无疑是热中之热，被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泡沫经济博物馆”。10年过去了，这些当年“超常规、超想象、超规模”开发造成的影响仍未消除。

从1993年到1998年，5年时间里，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朱镕基两到北海考察，这对于一个地级市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有人甚至认为，1993年1月朱镕基到北海的考察直接坚定了他实行宏观调控的决心……

朱镕基令北海回到地上

“没有谁比朱镕基对北海的影响更大了，是他的宏观调控政策给了北海当头一棒，北海热才大潮退去。”新华社北海记者站的主任记者梁思奇数了数来过北海的七八位国家领导人，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至认为，是1993年1月朱镕基来北海考察，直接坚定了他要实行宏观调控的决心。“因为他回去没多久，金融系统就开始整顿了。5个月后，即当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下发，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1993年1月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第一次踏上北海的土地。此时的北海已成了中国最“狂热”的一块土地。

广西社科联主席、时任北海市委副书记的周国丰用20个“暴”字来形容当时北海之“狂热”：项目暴立、地产暴热、高楼暴起、万商暴涌、边贸暴做、人才暴入、客房暴满、银滩暴游、车辆暴流、财政暴增、银行暴存、居民暴利、农民暴收、商品暴销、川味暴行、市容暴变、物价暴涨、剪彩暴举、领导暴忙。

在这20个“暴”字背后，是全国各地数千企业数百亿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北海。10万人口的小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四面八方拥入了50多万的炒家、淘金者。写字楼价格从1000多元／平方米飞涨到4000元-5000元／平方米；公寓楼价从不到1000元／平方米猛涨到2000元-3000元／平方米；房地产公司一下子冒出1000多家。

一个占地不过0.333平方公里的屋仔村，就有上千家公司在这儿安营扎寨，房产公司招牌林立，让人眼花缭乱。路边的小餐馆，通宵食客不绝，操着全国各地的口音在谈论着项目、土地、大厦，在憧憬着一夜暴富。

而北海市政府也在梦想着在短短的几年里，把北海建成一个人口100万、城区面积100平方公里、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的现代化大都市。

他们“勇敢大胆”地推出“低门槛”政策，低价出售土地，还允许拿到土地批文的公司炒地。于是一块尚在规划中的红线图上的土地就在不同的房地产公司间炒来炒去。市政府几万元一亩批出去的地，几经倒手，最高的竟被炒到了100多万/亩。一年多的时间，北海市竟批出去了8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为了吸引投资，北海市政府还对投资者实行“四不政策”：一不问投资项目可不可行；二不问上级有无批文；三不问资金来源可不可靠(只要尽快到位)；四不问年度计划是否达标(只要有实际项目)。一时间，北海经济“高度繁荣”。

“朱镕基与北海的领导站的位置不一样，他很冷静、清醒。”北海市委副秘书长廖德全回忆说，“在1993年1月5日市政府的汇报会上，朱镕基就提醒北海，要注意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他虽然没有说北海经济是泡沫，也没有提宏观调控，但对北海的做法并不赞赏。”

廖德全还记得在会上朱镕基拿北海与上海进行了比较：“北海不同于我的上海，上海经济实力雄厚，人才济济，产业发展已相当成熟，想上什么项目就上什么项目。即使是这样，上海的浦东也远不同于浦西。城市化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逾越不得。”对朱镕基在“上海”前加“我的”两字，廖德全印象深刻。

也参加了那次会议的北海现代产业城的部门经理邵鸣声，对朱镕基那次的北海之行记忆犹新，他说：“朱镕基这个人个性鲜明，市长帅立国在汇报北海的大发展时没讲几句就被他打断了，脸色很不好看。”

虽然朱镕基进行的宏观调控对置身房地产业的邵鸣声影响很大，但他还是说：“我很喜欢朱镕基，因为他很可爱！”邵解释他觉得朱镕基很可爱的原因是：一个朋友告诉他，朱镕基搞宏观调控时，有人劝过朱，说这得罪人，不讨好，但朱镕基说，再不搞宏观调控，中国的经济还了得，大不了不当这个副总理。

很多人后来注意到1993年朱镕基给北海指出的发展方向是：发展港口，城以港兴；利用亚热带气候，抓现代化农业；利用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旅游业。他对当时炙手可热的房地产业只字未提。“虽然朱镕基1993年到北海只有短短的20多个小时，但他走后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让北海从高空应声落地，摔得很惨，现在都没有缓过气来。”一直关注北海房地产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陈地盛说。

“朱镕基点过我的名”

遭宏观调控“当头一棒”的北海很快冷了下来。易文，湘军进军北海的领军人物，当年，他可是意气风发，被称为北海开发的一匹“黑马”。作为一个经历了北海开发由热得发烫到冷到谷底全过程的人，易文对此体会颇深。

“北海开发大潮退去之后，我们就像一个没娘管的孩子，晾在了海滩上，下一步的命运是什么，不知道。”像许多经历了北海热潮的人一样，易文也带着很强的迷茫感和挫折感：“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1992年，带着深居内陆的6000多万湖南人走向大海、走向世界的梦想，带着省政府的重托，易文来到北海，很快与北海市政府达成协议，湖南国信出资修建构建大北海框架最关键的疏港大道。作为补偿，北海市划出2000亩土地给湖南国信。

疏港大道路宽120米，全长14.8公里，预计投资4亿元，号称“中国城市第一路”。湖南国信则开始规划那2000亩土地，他们预计投资60个亿建设北海湖南经济开发区。其中一个激动人心的项目是建设一座68层高的湘信国际金融中心大厦，作为北海湘军的标志。

还没等疏港大道完全建成，开发大潮回落，资金断流，“中国城市第一路”烂尾在北海城外。如今那里已是杂草丛生，几无车行。

而北海市政府补偿的土地，只拿到了500多亩。当年的豪情壮志，如海潮之泡，转瞬成空。

10年过去了，这些当年“超常规、超想象、超规模”开发造成的泡沫还没有散尽。走在今日的北海市，不多远便可看到一幢幢烂尾楼散落道边，城外，一条条烂尾路伸展于野地、荒草之中。北海，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泡沫经济博物馆”。

经过10年的盘整消化，现在的北海还闲置土地28659亩，积压空置房109.9万平米，半截子工程121.55万平方米，沉淀资金200亿元以上。除积压空置房外，闲置土地和半截子工程超过三亚，沉淀资金总量是三亚市的3倍。

在北海市政府住宿区的一幢小楼里，1993年向朱镕基汇报工作的市长帅立国早已离休在家。2月27日，记者找到了他。提起朱镕基，提起北海热，他说：“你找对人了，北海那段历史，我最有发言权，有许多话要说。朱镕基多次点过我的名。”

询问了记者的采访意图和记者对朱镕基的看法后，帅立国说：“接受不接受采访，说什么，怎么说，我得考虑考虑。”在闲谈中，对朱镕基，他的评价是“一个廉洁、有个性的领导人”。记者等了两天，最终，帅立国还是决定不接受采访，不愿多说。

“现在的数字，咬一口流很多水出来”

1998年，北海还没有从1992、1993年经济过热的阵痛中走出来，但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软着陆，走上了高增长、低膨胀的健康之路。

10月20日，为视察缉私工作，朱镕基再次来到北海。“晚上7点10分，我挎着相机等着拍照，朱镕基的车驶进了北海市迎宾馆，在五号楼前徐徐停下。车门一打开，身穿灰色西装的朱镕基总理走下来，和迎候的领导亲切握手。我拼命按动快门，闪光灯跟不上快门速度，一下闪，一下不闪，我一边避让着，一边抢拍，慢慢退到五号楼的台阶旁。迈步走上台阶的总理注意到全场惟一挂着‘记者牌’、拿着相机的我，还朝我点了点头。”梁思奇回忆说，“我一直后悔，为什么没有脱口问候一声：‘总理好！’。”

那次采访完后，这位惟一在场的摄影记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敬爱一个人》，获得了当年广西新闻奖(副刊类作品)。文章中，梁思奇写道：“那张印象中冷峻的脸，除了在谈到打私、谈到重复建设和金融危机时仍旧显得冷峻，更多时候流露的是宽厚、和蔼的神情。他谈吐幽默，一针见血。”

当晚，朱镕基没让任何人作陪，晚餐是他和夫人劳安在房间里吃的。负责接待的宾馆老总说：“朱总理一边吃，一边看《焦点访谈》，当时曝光的是山西运城假渗灌工程。看着看着，只吃了小半碗饭的朱总理就放下了筷子，劳安劝他多吃一点，他说：‘不吃了！’房间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沉闷起来。”

晚餐后，朱镕基和北海市市长在下榻的北海迎宾馆长时间散步，了解北海市的发展情况。他对自治区和北海市的领导说，不要再搞泡沫经济了，北海走了很大的弯路，要不然的话，北海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北海要好好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参加采访的梁思奇清楚地记得朱镕基对北海领导说：“我是专泼冷水的，我一路都在泼冷水。”

在第二天的情况汇报会上，朱镕基还结合东南亚金融风暴，阐述了中央实施的宏观调控、金融秩序整顿对避免金融危机发挥的重要作用。

谈到北海的经济，朱镕基语重心长地指出，北海房地产方面遗留的问题要继续努力解决，在处理遗留问题中，要努力探索新方法、新措施，革除积弊。

梁思奇说，朱镕基明察秋毫，幽默风趣，在会上，朱镕基询问有关乡镇企业的一个统计数字，领导一时答不上来，朱镕基说：“算了，反正现在的数字，咬一口，流很多水出来。”惹得大家笑了起来。

讲到当时因违规借贷导致资不抵债而被关闭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朱镕基说：“有人对我说，广东国投是块金字招牌，不能拆，拆了可惜，但我看它并非金字招牌，而是镀金的，没有多少金了。”此话令全场解颐。

在这次会上，令北海干部记忆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讲话中，朱镕基脱口问道：“缉私码头沙滩上的两个大油罐是谁摆在那里的？听说是一个个体户。是不是谁得了什么好处，允许人家把两只难看的大油罐摆在沙滩上？”问得会场上的人哑口无言，会后，北海市领导便布置人拆除了那两只难看的影响北海海滩风光的大油罐。

另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在北海有关领导汇报说有一个走私头子跑了后，朱镕基大声对在座的公安部副部长、主管缉私的李纪周说：“李纪周，你给我把他的名字记下来，跑到天涯海角你都要给我抓回来！”一个多月后，包庇走私的李纪周被双规，而那个走私头子还躲在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