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

　

〈兰亭序〉

《王羲之兰亭序临写法概述》，行书差不多与草书同时产生，早期的行书，是草行掺杂，行书发展为成熟而独立的书体，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作出了杰出贡献。史称王羲之“创非草非真的新体”，就是指的行书。如传世二王墨迹、摹本，以及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是行书的典范。行书介于楷草之间，近楷者称“行楷”，近草者称“行草”。行书的用笔比楷书活泼，又没有草书放纵，既不是楷书的一板一眼，又不是草书的“狂欢乱跳”，它的节奏属于“轻歌曼舞”。行书的点画上有游丝牵引，所以在结体上对楷书来说，行书是“加法”，是在布白上求“散乱之白”，从点画结体、字形等方面，都要求有参差变化。所以《兰亭序》中二十几个“之”字，都各不相同。

行书虽有自己的特点，但可变性很大，如用诗歌比拟，则楷书是律诗，草书是古风，行书就是绝句了。有人主张行书不必学，有楷书和草书的根底，自然就能写好行书。这虽有一定道理，但不无偏颇之处，因为行书也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则

行书推荐碑帖：王羲之《兰亭序》、《圣教序》王献之《鸭头丸帖》王珣《伯远帖》李邕《麓山寺碑》、《李思训碑》颜真卿《争座位帖》、《祭侄文稿》杨凝式《韭花帖》苏轼《黄州寒食诗帖》黄庭坚《松风阁诗》米芾《蜀素帖》、《苕溪诗帖》、《群玉堂述书帖》、《虹县诗》、《研山铭》、《多景楼诗》、《大行皇后挽词》。

我们以王羲之《兰亭序》为例，来详细讲解行书的学习过程和方法。

　

附：兰亭序全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王羲之兰亭序临写法概述

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羲之书，访募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寻知在辩才处，凡三召之，恩赐甚厚，方便善诱，才确称历经丧乱，坠失不知，竟靳固不出，后经左仆射房玄龄奏举监察御使萧翼以智赚取兰亭，辩才惊悸成疾，岁余乃卒。太宗喜获兰亭，宝爱有加，命供奉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摹数本，并命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名字各临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以为永宝，贞观十二年，帝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谓高宗日：“吾欲将所得兰亭去”，遂将兰亭真迹殉葬於昭陵。今行之於世的“兰亭”有虞世南、褚遂良临本，冯承素摹本，欧阳询的临本早已不存，拓本称“定武兰亭”，翻刻本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冯承素摹本於“永”字旁有“神龙”半印，神龙乃唐中宗年号，是断为唐摹的确证。所谓“摹本”，亦称“搨本”或“双钩廓填”，是指把纸或绢复在真迹上，向光照明，以细笔钩出字的轮廓，再于空心字中填墨，高手于游丝牵连、墨色浓淡也能填出，毫发不移，与珂罗片或水印木刻效果相信，下真迹一等，此为唐人绝艺，临本不免渗入书家已意和个人风格，与真迹很难完全相似，故冯承素摹本最真切地保存了兰亭原迹的风貌，为后人所一致公认。因此本书以冯承素摹本（神龙本）为资料，进行点画和结体的分析。

神龙本兰亭，纸本，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24.5×69.5cm，故宫博物院藏，元郭天锡跋曰：“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搨书人真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遂定为冯承素所摹，此帖曾入宋高宗内府，元初入郭天锡手，明代藏于杨士奇家，后又藏于王济处，后归项元汴，清初递藏於曹溶、陈定、季寓庸诸家，乾隆时入藏内府，《珊瑚网书跋》、《平生壮观》、《大观录》、《石渠宝笈续编》等皆有著录。历代赞《兰亭》者不知凡几，今略举一二，唐孙过庭曰：“但王右军书，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此如《兰亭序集》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既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宋黄庭坚《山谷题跋》：“《兰亭序》草，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摹写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会其妙处耳。”米芾曰：“天下法书第一。”明董其昌曰：“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清朱和羹《临池心解》：“正锋取动，侧笔取研，王羲之书《兰亭》取妍处时带侧笔。”作为王羲之行书代表作，其用笔之随势而变，酣畅婉转，左右映带，使沈静与流美相一致，轻画与重画相和谐，字的结体能各尽其态，忽而相揖，忽相让，忽而放纵，忽而收敛，盘旋、曲折，千姿百态，虚虚实实，似欹反正，既无过当，亦无不及，增之失于有余，损之失于不足，得八面变态之妙。其章法因出于草稿，信手而书，无心工拙，涂窜之余而笔黑萧散，得意之态跃然纸上，自有天然奇趣。

世称羲之善用内捩法，故腕力劲健、落笔详舒，尖、逆、侧、中锋随心所欲，然又得中和之美，无偏胜这弊。其书实看难知奥妙，须经反复临摹和品味，则处处藏机巧，笔笔有情趣，内涵深沉，赏心悦目。学兰亭者往往初不经意，越深入则越有趣味，得其百分之几即可称为知笔，若得其百分之几十，定当名世，请学而试之。

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察出《兰亭序》真迹在会稽一个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从此引出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唐人记载兰亭故事有两种版本。刘悚《隋唐嘉话》记：“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众所得。……果师死后，弟子僧辩才得之。太宗为秦王后，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才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大有不同。何文称，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后访知在辩才处，三次召见，辩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萧翼隐匿身份，乔装潦倒书生，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后辨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兰亭》，遂为萧翼乘隙私取此帖长安复命。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于是，《兰亭》真迹葬入昭陵。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辩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刘、何二说，情节悬异。一般以为，何说漂浮失实，刘说翔实可信，骗取与耳语没有了。两者情节虽异，但《兰亭序》真迹埋入昭陵，说法却一致。此事又有余波。据《新五代史·温韬传》，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依此记载，则《兰亭》真迹经“劫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另外宋代蔡挺在跋文中说，《兰亭序》偕葬时，为李世民的姐妹用伪本掉换，真迹留存人间。然此后《兰亭》真迹消息便杳如黄鹤，其下落如何，更是谜中之谜了。唐太宗得到《兰亭》后，曾命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诸人钩摹数本副本，分赐亲贵近臣。太宗死，以真迹殉葬。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唐太宗命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由于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冯承素摹的《兰亭序》纸本，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24.5厘米，宽69.9厘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项元汴，乾隆复入御府。

王羲之——<兰亭序>

王羲之是东晋伟大书法家，他一变汉魏朴质书风，开晋后妍美劲健之体，创楷、行、草之典范，后世莫不宗法。他行书字帖《兰亭序》是他的的代表作，被书法界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习书者。王羲之亦因此被后人尊称为“书圣”。唐太宗李世民倡导王羲之的书风。他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搜集、临摹、欣赏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摹制多本，赐给群臣。在中国书法史上，帝王以九五万乘之尊而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而已。宋代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一千六百多年来无数书法家都孜孜不倦地释读过，何尝不想深入羲之的堂奥，但最终只能得其一体而已。因此，《兰亭序》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王羲之（303－361）字逸少，东晋时期人。祖居琅琊（今山东临沂），西晋末年南迁后，定居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遂为绍兴人。王羲之故居位于绍兴城内蕺山脚下的戒珠寺。在绍曾任会稽内史，官至右军将军，所以世称王右军。在他任职期间，薄功名利禄，为人耿直，关心百姓疾苦，是一个务实为民的清官。同时时常以作书养鹅为乐。晚年辞官隐退后，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卒年59岁，葬于嵊州市金庭镇瀑布山。羲之生七子，均有书名。幼子献之得羲之真传，书法不下乃翁，世称“小王”。王羲之7岁拜师于女书法家卫夫人和叔父五广，勤学苦练，后又遍学李斯、钟繇、蔡邕、张昶等书法家，并博采众长，自辟蹊径，自成一体。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据说在梁武帝曾收集他书一万五千纸，唐太宗遍访王书，得三千六百纸，到宋徽宗尚保存二百四十三纸。现传世墨迹，寥若晨星，真迹无一留存。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他的行书名品《快雪时晴帖》唐钩填本，现为台湾故宫慱物院收藏。《快雪时晴帖》《快雪时晴帖》与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并为稀世之宝，合称“三希（稀）”，乾隆时藏于养心殿西暖阁“三希堂”。王羲之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浮云，矫如惊龙”。王羲之的书法精致、美仑美奂，是极富有美的观赏的。总之，他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

王羲之书法中影响最大是《兰亭序》，也是书法史上一段千古传奇的故事：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得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在他去世前8年，也就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的王羲之邀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文人雅士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修褉，曲水流觞，饮酒作诗。曲水流觞，也称之为曲水宴，42位名士列坐溪边，由书僮将盛满酒的羽觞放入溪水中，随风而动，羽觞停在谁的位置，此人就得赋诗一首，倘若是作不出来，可就要罚酒三觥。明·文征明《兰亭雅集图》正在众人沉醉在酒香诗美的回味之时，有人提议不如将当日所做的三十七首诗，汇编成集，这便是《兰亭集》。这时众家又推王羲之写一篇《兰亭集序》。王羲之酒意正浓，提笔在蚕纸上畅意挥毫，一气呵成。这就是名噪天下的《兰亭序》。序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慨。翌日，王羲之酒醒后意犹未尽，伏案挥毫在纸上将序文重书一遍，却自感不如原文精妙。他有些不相信，一连重书几遍，仍然不得原文的精华。这时他才明白，这篇序文已经是自己一生中的顶峰之作，自己的书法艺术在这篇序文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开创了妍美流畅的行、草书法先河。特别是行书《兰亭序》有如行云流水，潇洒飘逸，骨格清秀，点画遒美，疏密相间，布白巧妙，在尺幅之内蕴含着极丰裕的艺术美。无论横、竖、点、撇、钩、折、捺，真可说极尽用笔使锋之妙。《兰亭序》凡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都姿态殊异，圆转自如。王羲之出神入化，不仅表现在异字异构，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重字的别构上。如出现的20个“之”字，名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无一雷同，宋代米芾在题《兰亭》诗中便说：“廿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无一拟。”。重字尚有“事”、“为”、“以”、“所”、“欣”、“仰”、“其”、“畅”、“不”、“今”、“揽”、“怀”、“兴”、“后”等，都别出心裁，自成妙构。在唐太宗之前，王羲之书法就为人称道梁萧衍《古今书人评优劣评》：“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解缙在《春雨杂述》中说：“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王羲之得享天下盛名与唐太宗的推崇备至不无关系，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

王羲之-<兰亭序>

唐太宗亲为王羲之作传云：“详察古今，研精求篆，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察出《兰亭序》真迹在会稽一个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从此引出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唐人记载兰亭故事有两种版本。刘悚《隋唐嘉话》记：“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众所得。……果师死后，弟子僧辩才得之。太宗为秦王后，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才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大有不同。何文称，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后访知在辩才处，三次召见，辩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萧翼隐匿身份，乔装潦倒书生，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后辨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兰亭》，遂为萧翼乘隙私取此帖长安复命。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于是，《兰亭》真迹葬入昭陵。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辩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刘、何二说，情节悬异。一般以为，何说漂浮失实，刘说翔实可信，骗取与耳语没有了。两者情节虽异，但《兰亭序》真迹埋入昭陵，说法却一致。此事又有余波。据《新五代史·温韬传》，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依此记载，则《兰亭》真迹经“劫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另外宋代蔡挺在跋文中说，《兰亭序》偕葬时，为李世民的姐妹用伪本掉换，真迹留存人间。然此后《兰亭》真迹消息便杳如黄鹤，其下落如何，更是谜中之谜了。唐太宗得到《兰亭》后，曾命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诸人钩摹数本副本，分赐亲贵近臣。太宗死，以真迹殉葬。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唐太宗命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由于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冯承素摹的《兰亭序》纸本，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24.5厘米，宽69.9厘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项元汴，乾隆复入御府。    

书圣王羲之

　

兰亭序传奇

然而兰亭之书，犹如美人国色，纤浓合度，增一分则太肥，减一分则太瘦，“自生民以来，未之有也。”那些东施效颦之作，只能使人更加怀念中国文化史上这一空前绝后、震铄千古的艺术奇葩。

兰亭序传奇之一——晋诸贤修禊山阴

会稽山阴，旁倚青峰千寻，下临碧湖万顷，风光绝佳。此地本为春秋时越王种兰之处，后人建亭志之，名曰兰亭。晋永和九年暮春，正值三月，莺飞草长，王羲之与亲友四十一人,大会山阴，修禊於兰亭。修禊之俗，源于战国，传说秦昭王于三月三日置酒河曲，忽见一金人，自东而出，奉上水心之剑，曰：此剑令君制有西夏。昭王以为神，恭敬受之。其后强秦果霸天下，威镇诸侯。因此传下年年三月三日，临水之曲，修禊洗沐，以消灾祈福，相沿成习。至两汉魏晋，修禊之风甚盛，朝野好之。这一天有两个传统习俗，一是水滨洗祓，用于避邪；另一个是曲水流觞，用于欢娱。曲水流觞出处更早，昔周公建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有‘羽觞随波’之句。后人于修禊处，建亭阁，引清流，刻石为槽，曲折于亭下。浮杯水中，酌酒杯内，围坐群饮，赋诗吟咏，欢尽而散。

晋人放达闲雅，号为江左风流，于修禊之时，更注重曲水流觞之戏。

兰亭修禊处，位于南涧之滨，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青山倒影，翠竹摇风。群贤藉芳草、鉴清流、览卉物、观鱼鸟，只觉万物欣欣，滋生不已，大自然充满了生机。然后曲水流觞，美酒玉杯，不禁胸襟开阔，饮酒赋诗，其乐也融融，不知老之将至。这是一次江南文人的盛会，才子名流，少长咸集，会中有孙绰、谢安、郗昙等高士及羲之诸子。此次诸贤之诗作也传了下来，谢安诗曰：“伊昔先子，有怀春游，契兹言执，寄傲林邱，森森连岭，茫茫原畴，回霄垂雾，凝泉散流。”

诗人们不仅流连于美景，也从哲学高度俯视世界，看到了宇宙之浩大，变化之神奇，事同流水行云，新故相换，物若春花秋月，往复推移。遂叹万物如是，人又何如？思绪纷竞，百感交集，碧水春愁，皆入于诗。
座中十五人成诗，王献之等十六人诗不成，各被罚酒三巨觥。

兰亭序传奇之二——王羲之醉写兰亭

诸人诗成，汇为一集，相互吟咏，品第高下。词则清越玄远，声则珠圆玉润，皆大欢喜。但诗集不可无序，不可不说成诗之由，于是诸人共推王羲之作序。这位晋右将军，遂乘几分酒力，展蚕茧之纸，持鼠须之笔，当场挥毫制序。他尽兴而为，笔墨酣畅，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有若神助。这篇兰亭之序，凡二十八行，三百四十二字，写得清逸高古，道尽兰亭风光，也写出了诸贤之胸襟与抱负，可谓大气淋漓。更妙地是，兰亭序这一墨迹，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剑挫於毫芒。或似鸿飞兽骇、鸾舞蛇惊，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似对绝岸颓峰、临危据槁，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同自然之妙，非力运之能，通篇遒媚劲健，绝代所无。文中“之”字，竟有二十多种变化，随文生形，绝不重复。书罢观之，不但众人称颂，连王羲之自己都惊异不止，醒后连日又书数十百纸，欲再现精绝，但终不能及，始叹无心之妙，潜可通神。

时为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即公元３５３年，羲之五十有一岁。就是这本兰亭序墨迹，在以后的历史上，成为中国文坛稀世珍宝，惊天地，泣鬼神，引发出无数波澜。王羲之对于兰亭序，视作平生最得意之笔，异常珍爱，秘藏於家。羲之死后，王氏世代相传，七传而至智永。

王羲之，字逸少，为王旷之子，官至晋右将军，故亦号王右军。七岁善书，将谓大能，曾学于卫夫人。年十二，窃父枕中所藏前代秘书《笔说》读之，为父发现，惊曰：“尔何得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其父见羲之年少，恐泄秘于外，夺其书不与。羲之拜曰：“使待成人，晚矣！”父遂与之。得书而后，不盈期月，书艺大进。曾于木版上书《祭北山文》，久乃更写，工人削之，笔墨入木三分。卫夫人见其书而泣，曰：“此子将来必蔽吾名”。

传羲之入山，逢一人，仙风道骨，自言天台紫真。视羲之之书曰：“子虽至于斯，仍未至于斯。”羲之悚然而惊，乃求指教。紫真授予笔法曰：“若书之器，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似七宝之贵，垂万古之名。阳气明而华壁立，阴气大而风神生，把笔抵纸，肇於本性。力圆则润，势疾则涩，法似紧而劲，逸以险而竣；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向迎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尽妙矣。”计九十七言，羲之谨记于心，归而日夜揣摩，书遂达乎神。

戢山一老姥，持卖六角竹扇。羲之见扇好竹洁，乃墨书其扇，各为五字，姥以为污而怒。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可售百钱。”姥疑而去，人果竞买之，一时便尽。

平生爱鹅，山阴有一道士，养鹅好，羲之观焉，意甚悦，欲买而道士不肯。道士云：“为吾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情率放如此。

羲之晚年，泛沧海，游名山，适情任性，喜修黄老之术。与高士许恂、妻弟郗愔，俱有迈世之风，栖心绝谷，雅好道德。或称其书法乎自然，与此有关云云。

王羲之墨迹，当世即名，至萧梁之时，已极珍贵，帝王每以之赏赐贵亲功臣。王羲之也被后人推上中国书法史上最高的宝座,号为“书圣”。而书圣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兰亭”。

兰亭序传奇之三——僧智永秘传珍宝

智永，王羲之七世孙，乃是羲之第七子王徽之一脉。智永舍俗为僧，居会稽之永欣寺，人号“永禅师”。说起智永出家之永欣寺，并非一般寺院，此寺本是王右军旧宅，不知何时施为寺院，初名云门寺，亦有称原为嘉祥寺者。据《会稽志》称：僧智永与其兄惠欣皆出家本寺，梁武帝以二僧德高，能崇释教，特以二僧之名，各择取一字，赐新额为“永欣寺”。

名贤古风，加之寺名由梁武帝亲题，使永欣寺成为越中名刹。智永自幼聪慧过人，尤喜书道，大有乃祖之风，毕生潜心书法，精勤此艺。常居永欣寺楼阁之上，临写兰亭，磨损毛笔无数。所坏笔头，置大簏中，一簏可容石许，日往月来，七簏皆满。数十年间，智永书法亦达到了很高的造谐。后人称其临书，登楼不下，四十余年。虞世南心慕，曾从智永学书，妙得其体，声名也由此而起，成为初唐大书法家。

智永以兰亭真迹在身旁，穷年累月，心追手摹，深得逸少风神，所书真草千字文，飘逸俊秀，字字珠玑，见者无不惊叹。乃择八百馀本，散施浙东诸寺。及至宋时，或因岁月淹久，或因战乱，许多寺院已经不存，八百余本千字文也大多散逸，偶逢一本，值钱数万，寺院或以为镇寺之宝。智永长寿年高，几尽百岁乃终。终前，将一生珍视之兰亭墨迹，秘授与弟子辩才。

智永之所以传兰亭与辩才，盖辩才实是弟子中之翘楚。辩才俗姓袁，为梁司空袁昂之玄孙，此人博学多才，琴棋书画，皆臻其妙，书法造诣，直逼其师。他对于兰亭序，比乃师更加珍视。时天下窥视此宝者大有人在，他惟恐有失，暗将卧室梁上凿一秘槽，藏兰亭于槽内。此事绝密，无人知晓，只在无人时，方才关闭房门，把出玩味，私加临写。

兰亭序传奇之四——唐太宗穷搜真迹

大唐贞观年间，天下太平，书学大兴。那太宗李世民天生英武聪睿，文治武功，俱为上上，闲暇之时，亦以玩赏书法为乐事，最善飞白书，喜为殿阁书榜。曾赐宴三品已上官员于玄武门，操笔作飞白字，赐赏群臣，群臣乘酒争抢，有人甚至不顾君臣之礼，跳上御座夺于帝手。太宗皇帝酷喜法帖，尤醉心于二王之迹，二王者，大王王羲之，小王为羲之第二子，王献之也。乃于天下搜访二王真迹，并亲撰《王羲之论》。出御府大批金帛，为购赏之资，凡有公私所藏，求之百方，志在必得。从此，人间古本，纷纷出现，贡献之人不绝。太宗命书法家褚遂良一一鉴定，辨别真伪，真品收入内府。对于贡献之人，厚加赏赐。如若献书人亦喜好书法，则原本入宫后，重新精榻一副本，金装玉裱而回赠之。数年之间，访摹世间二王真迹几尽。但是，惟独那件最著名的兰亭序，始终未曾现身，不知流落于何处。唐太宗梦寐以求，而不可得。

一日，见智永书千字文，拍案而惊，曰：此人书法神清气爽，绝似羲之，不知何术，达乎此境。

询问大臣，有人称兰亭旧曾存江南永欣寺，为智永所藏，得朝夕临习，故智永之书，最得王氏精髓。太宗点头道：朕闻陈天嘉二年，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希昙墓，大获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盗墓事发，其书并没于皇室，藏于秘府。后为王伯茂所得，由是伯茂书艺大进，甚得右军之法。今智永亦然，可见学书若欲有成，必法乎其上。闻听兰亭墨本登峰造极，惜至今无踪，不知尚在人间否？

太宗复问诸臣曰：兰亭何得传入智永之手？一人出列奏曰：“臣闻兰亭序墨本，旧时收入萧梁宫廷之中，梁乱，流出宫外，至南朝陈天嘉年间，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年间，陈宣帝闻知，问之，智永不敢留，献与宣帝。隋灭陈，此帖归于晋王杨广（即后之隋炀帝，时封晋王。）晋王不知爱惜，为永欣寺僧智果从其手借出影搨。及杨广登基称帝，竟然淡忘，不加追索，遂流落寺中。智果死，辩才得之。”

魏徵在旁曰：“臣之所闻，与此不同。兰亭之帖，右军生时即宝爱有加，不欲他人所得。其子孙昌盛，世代高门，岂能流落于外。是帖乃王家代代秘传，故传七世而入于智永之手。”

太宗听罢，愈加向往，派人往江南寻求，归报智永已死，其书下落不明，太宗嗟叹不已。

房玄龄奏曰：主上不必失望，以臣揣度，此本恐尚在寺中，想那智永，并无子嗣，必传法帖于徒。今寺僧辩才，为智永高徒，且雅好书学，此事只问辩才即可。

太宗大喜，曰：“可速召辩才献帖，朕将厚加赏赐。”

魏徵在旁曰：“此事尚容三思，圣上爱兰亭，辩才亦爱兰亭，辩才之爱，恐或愈於陛下。臣闻此和尚生性倔犟，必加推脱，不肯奉旨”。太宗曰：“朕统三军，纵横天下，所欲必得，奈何不了了一老和尚。”于是三召辩才，恩赐甚厚，循循善诱，索求此贴。那辩才口称：往日侍奉先师，兰亭之贴，确实有幸见过。先师谢世之后，存经俱散乱流失，兰亭亦坠失，不知所在。太宗反复诘问，辩才终不承认寺中存有兰亭墨宝。

太宗无术。对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偏宝，求见兰亭，劳于梦中。此僧风烛残年，苦持此宝，又有何用。若得一智谋之士，用计取之，庶几必获。”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曰：“臣识一人，乃监察御史萧翼，本是南朝梁元帝曾孙，此人博雅聪慧，身负才艺，胸多权谋，若令此人前往，必能称旨。”太宗命立即宣召萧翼。

翼至，奏曰：“辩才既然不承认有书在寺，臣若公然前往，明言求书，义无可得之理。愿借圣上宫中二王杂帖三数通，名画二轴，间行以往，相机行事，事或可就。”

太宗悉依所求，令禁中秘府即时付与。

兰亭序传奇之五——箫御史智赚兰亭

箫翼受命，遂易冠服，化装作一书生，悄悄出了京城长安。为掩蔽形迹，不敢直接赴越，乃绕道南下，先达湘潭，再搭乘客船至越。此时萧翼，一路风餐露宿，加之扮装巧妙，已经不是丰采甚都的翩翩佳公子，只见他黄衫宽袖，面有风霜之色，活脱是一位潦倒的山东书生。到了越中，相度形势，先行租居于永欣寺旁。

箫翼不慌不忙，每日悠悠然，必入永欣寺观玩壁画。原来古时寺院，并不收取门票，纵人入内游览，布施随心。各寺院为吸引香客游人，不但建造得殿宇宏丽，佛像庄严，而且竞请丹青妙手，精绘壁画，供游客鉴赏。那时寺中僧人，也多有博学儒雅之辈，于佛经之外，参禅谈玄，吟诗弹琴，书法绘画，无所不能。永欣寺是江南名寺，寺中壁画，俱为南朝旧迹。而南朝时节，江南画工，天下无双。国手张僧繇等，尽出江南。

却说箫翼一边看画，一边故意啧啧赞叹。辩才在寺，遥见一书生，负手看画，虽衣着简朴，但看他凝目之处，却尽在画中妙处，不禁暗暗佩服，知此人见识非凡。辩才于丹青一道亦为高手，偶遇知音，不觉技痒。那箫翼踱步闲行，有意无意间，行到辩才院前，停於门前小息。辩才细观其人，觉风尘之中，不掩眉宇轩昂之气，心甚爱之。遂开言问曰：何处檀越，造访小寺。萧翼见此老僧须眉皆白，气度雍容，知是辩才，心中暗喜。忙答曰：山东书生，久怀仰慕，因卖蚕种，得睹宝刹，敢问大师尊号？寒暄才毕，两人都觉语意投合。辩才邀客入内小饮，箫翼谢过，昂然而入。

但见老僧小院，洁静无尘，芳草沁绿，栏干影斜，木兰枝头，偶闻间关鸟语，果是高人居所。小沙弥献茶毕，二人围棋抚琴，握槊谈文。辩才见书生才思敏捷，学问淹博，情甚相得，更挽留烧烛夜饮。特设缸面新篘，以待佳客。江南所谓缸面，犹如北方人说的甕头新酝也，乃是一等好酒。烛影摇曳，主客二人，推杯换盏，乃乘酒酣，探韵赋诗。辩才得“来”字诗，吟曰：“初酝一缸开，新知万里来，披云同乐莫，歩月共徘徊。夜静孤琴思，风长旅雁哀，非君有秘术，谁照不然灰。”翼探得“招”字，诗曰：“邂逅欵良宵，殷勤荷胜招，弥天俄若旧，初地岂成遥。酒蚁倾还泛，心猿躁自调。谁怜失羣翼，长苦业风飘。”诗成，双方功力悉敌，妍蚩略同，二人相视，哈哈大笑。彼此讽咏，流连忘返，自恨相知之晚。

这一夜，二人饮酒对诗，遂成莫逆，直到天亮，萧翼乃去。临去，二人约以再会。

过了二日，翼又携酒赴寺，造访辩才，客来主往，绸缪月余。翼曰：你我一见如故，有忘年之谊，有酒同饮，有福共享，我有家传之宝，不敢自私，愿与和尚共赏。乃于袖中，出示乃祖手画《职贡图》，辩才观后，叹赏不已。因谈论翰墨，翼曰先世皆传二王楷书法，自幼躭翫，亦有数帖自随。辩才闻听有二王之迹，欣然求观，约以明日擕至。萧翼如期而往，将出书贴，辩才熟视数过，点头曰：“果是真迹，妙则妙矣，然非是二王得意时书，未达乎绝品之境。”翼曰：“和尚怎知未达绝品之境？”辩才曰：“实不相瞒，贫僧亦有一真迹。”言罢微笑，意颇自得。翼问何帖，答以兰亭。翼佯笑曰：如说它贴，余尚相信，若道兰亭，嘿嘿，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响榻伪作无疑。辩才大急，曰：“先师寳惜，临终亲付於吾，付授有绪，如若不信，便请明旦来看。”翼摇首而去。

次日翼至，辩才自梁上匣内出之。翼见真迹，心中暗惊，却不露声色，故意指瑕摘类，两人纷竞不定。辩才自将此帖示翼之後，不复更置梁上，与从翼处所借之二王数帖，并留几间。辩才时年已八十馀，犹日临数过，老而弥笃。两人情既密好，无他猜嫌，自此任从萧翼往还小院。

辩才偶然有事出门，赴严迁家之斋事，小院由弟子看守。只见翼匆匆而来，谓守房弟子曰：忘净巾在内，弟子乃为撤闗开门。萧翼入内，乘机窃取兰亭序，并所借留辩才处二王书函而出，出寺之后，不回租居之舍，直入永安驿。呼驿长凌愬而告之曰：我乃朝中御史，奉有圣上墨勅在此，可速报汝都督。都督齐善行闻听御史奉敕而来，不知何事，驰马急至。萧翼向之宣示太宗墨勅，令促召辩才。时辩才犹在严迁家，闻命不知所以，入永安驿见所谓御史，乃山东书生，吃了一惊，顿感大事不好。及听说已经将兰亭帖取走，辩才心如雷震，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倒在地，萧翼命人救治，良久始醒。

音俗世流，纷扰何时休？东篱把酒醉，天涯任遨游！雅情南山舞，竹林听风幽，茶心淡然品，语意别无求！

兰亭序传奇之六——老辩才饮恨古寺

话说那萧翼既得兰亭秘帖，不敢久留，不停换乘驿马，星夜赶到长安，将兰亭真迹进献于唐太宗。

太宗展玩后大悦，群臣皆贺。太宗以房玄龄举荐得人，功不可没，赐采缎千匹。萧翼不辱使命，本职官小，擢升为员外郎，跻升五品。赐以精工银瓶一件，金丝编就金缕瓶一件，珍稀玛瑙碗一件。以上三器之中，更将内府明珠装满，一并赏与。再赐御苑宝马二匹，外加金鞍银蹬，珠镶宝嵌，随马赐与。萧翼舞蹈拜谢，曰：微臣以一纸之功，而获大赏，不胜恐惶。太宗笑曰：“兰亭岂值此耶？卿一纸之功，足抵连城。”着令再为萧翼于京城择址造官府一所，豪华宅第一所。一时萧翼恩荣，无人能及。

侍臣奏曰：永欣寺老僧辩才现待罪于外，不知圣上如何发放？

提及老僧，太宗不禁大怒，怒这老和尚悭吝，兼有欺君之罪。令召辩才入来，当廷责问：朕先时闻听兰亭藏于你寺中，欲你献出，却三番五次，推托无有。今日兰亭在此，更有何辞？辩才面若死灰，不加辨对。唐太宗一来得宝，心中喜不自胜，二来见辩才年过耆耄，老态龙锺，失去兰亭，状如槁木，心亦怜之，不欲加刑。于是赦免其罪，乃诏命宫中高手麻道嵩将兰亭序精榻，复制二本，其一本赐与辩才，一留身边。数日後更召辩才，赐其丝绸三千段，榖米三千石。曰：朕非夺人之物也。

辩才归寺，对太宗所赐之物，不敢私有，转施於本寺，乃于寺中建宝塔三级，极其精丽。然而，已经八十多岁的辩才和尚，经过此番变故，惊悸成疾。更兼内心痛惜兰亭之失，又恨为箫翼所欺赚，悔恨交加，从此不能行动。气息奄奄，饮食难进，寺僧惟用稀粥灌入，延缓性命。一年多后，一代高僧，竟然圆寂于寺。

大周长安二年，上柱国何延之南游，访辩才弟子元素禅师于永欣寺，时于智永旧居之所，灯下夜谈，话及此事，两人嗟叹久之。

兰亭序传奇之七——唐君臣龙廷夸宝

此时太宗所获二王书迹，除天下征献所得之外，尚有梁隋两代皇家旧藏官本，仅王羲之所书即达三千六百贴，可谓洋洋大观。世上所传王羲之真迹，经此一役，几乎被搜罗殆尽。乃特命褚遂良入宫，于禁中西堂，编次先后，写成《晋右军王羲之书目》，以便翻捡。内府将羲之诸贴以一丈二尺长卷精装，镂牙为轴，紫罗为褾，于贞观十二年十二月全部装成。其中行书，装成五十八卷，共含二百六十贴。以兰亭序为第一，列为首帖。命书法国手褚遂良楷书签题。褚书学王，得其媚趣，若婵娟不胜罗衣，别有妙处。此外，禁中所藏，凡是梁隋官本，其上署记无不精美。梁署记题跋则有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之徒，隋署记题跋则有江总、姚察之流，无一不是名士大家手迹。闲暇之日，太宗便与善书群臣，把玩诸帖，鉴赏评论，乐此不疲。

其中兰亭之卷，太宗最宝爱之，置於座侧，朝夕观鉴。或有心得，曰：“夫学书者，先须知有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论》，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勿令有死点死画，方尽书之道也。” 褚遂良以为：数千宝贴，皆具龙凤之姿，而独此书为最，当以兰亭为天下第一。

时太宗立李治为皇太子，一日附耳语太子李治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在玉华之宫，病势日渐沉重，太子李治於含风殿侍奉。太宗自知不豫，执李治手曰：吾欲向你求一物，你要真正有孝心，就不会不答应，不知你是否同意？李治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太宗道：“别无它求，吾只欲将所得兰亭带走。”由此可见，唐太宗之于兰亭，已经魂牵梦萦，至死难以割舍。

太宗下葬之日，诸遂良再次提醒高宗，先帝意愿，不可违背，请以兰亭殉之。遂以玉匣贮兰亭序，葬入昭陵。

兰亭序传奇之八——诸名手竞模真迹

太宗获得兰亭真迹之后，曾命宫中供奉榻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其中，惟冯承素本今传。

古人于书法传形，不外乎三种途径：曰榻，曰模，曰刻。

模，也书为摹，即今日临帖之术，学习之帖名曰法帖，或曰范本。将法帖置于面前，另取一纸，对照临写，所获新本，即名模本。模写时若觉笔划安排不匀，也可用九宫格或米字格等辅助。

榻，后代也叫响榻，是将法帖对准灯窗等明亮处，上覆透明或半透明纸，透过上覆之纸，可以看到后边法帖上的字迹。然后用笔着墨描划，所获新字，即为榻本。但榻写用笔有轻重缓急，这样所得字形也往往与原帖走样。更为精确之法，名为双钩。即用细笔将每字之笔划外廓精心勾出，成为一个个空心字，然后取下，用墨将廓内填实，即可得到一副比较精确的副本。但双钩之术，只能限于大字。

古时的透明纸，有一种是将蜡溶化浸纸，用此种纸本所钩者名曰蜡本双钩。

刻，是将原帖文字传写到石面，然后用刀刻石成字，如同今日刻碑。这种石刻，可以用纸拓印，所以制成一碑版后，即可以大量传拓。

兰亭序这三种本子，唐初都已出现。

其实，当初太宗命麻道嵩将兰亭序另行精榻复制二本，其一本赐与辩才，一留身边。不意这个麻道嵩得知此为国宝，竟然不顾性命危险，偷偷为自己另行多榻一本。

太宗后又命冯承素等榻摹八本，赐房玄龄诸大臣。或云其中一人名汤普彻，汤私榻一本秘藏，携带出宫，此本遂暗传宫外。

太宗同时还命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各自临摹。兰亭之迹，通过这些榻模与拓印之本，由是流传人间。

兰亭序传奇之九——兰亭序随葬昭陵

中华自古以来，多为土葬，帝王权贵，上加封土，或高若山丘，故也称山陵。唐太宗改帝陵为以山为陵，生时即择陕西关中北部的九嵕山，以为陵地。那九嵕山位于陕西关中，天生奇特，一峰高耸，势若北斗，众山低伏，状如列星，形势暗含天子驾驭群臣之意，传说是奇人袁天罡与太史李淳风遍踏山水所选。唐太宗选得此地大喜，马上用鞭遥指曰：“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绝，实有终焉之志”。

贞观十年，太宗皇帝发布《九嵕山卜陵诏》，曰：“犹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尚习流俗，犹循常礼。加四重之榇，伐百祀之木，劳扰百姓，崇厚坟陵。今预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嵕之山，足容一棺而已。”

昭陵工程，为闫立本所规度。为入葬便利，于九嵕山主峰，构筑凌空栈道环山，达于玄宫之口，上架重阁。建成之后，云霞光耀，飞栈高阁，悬绝百仞，遥望如同仙境。

太宗葬毕，高宗见此景观，不忍拆除栈阁，群臣力劝，方去之。自此封闭玄宫之门，断绝南岩之路，其地空山荒崖，人所难觅。

其实，九嵕山昭陵规模何只足容一棺，其地宫埏道斜行，深入地下，计有二百七十五丈，内设门五重，远较土葬为固。传说兰亭玉匣即置于地宫玄堂之内，或云太宗枕之。

太宗葬后，兰亭再不存留人间，惟九嵕山高出天外，云遮雾绕，书学之人无不感叹。宋人苏易简诗云：“昭陵自一闭，真迹不复存。”

兰亭序传奇之十——贼温韬盗发玄宫

唐末五代之时，天下大乱，后梁耀州节度史温韬，乘机大掘唐帝诸陵，搜罗财宝，时人号其为“劫陵贼”。

郑元素，为温韬外甥，性好诗书，颇有识见。闻韬探寻玄宫，将掘昭陵，登门劝阻曰：以舅氏今日之财宝，已雄于天下，何必再为墓中小利，暴露帝王尸骨，失大义于天下？吾恐此举之后，将为它人相伐制造籍口。

温韬笑曰：“吾今日所为，非为财宝，实为兰亭而来，掘得兰亭，亦非为一人，正为天下耳。昔汉文帝曾欲厚葬霸陵，谓大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紵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逢迎称善。群臣中只有张释之颇有见识，他说：‘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虽亡石椁又何戚焉？’李世民号为英主，年老昏悖，竟然忘却古训，将稀世之宝随葬于玄宫。天下至宝，岂容长伴死人，溃烂于地下，吾今日代天下发取，可令后世昏主为之惊惕。”

元素再劝曰：“岂不闻项羽掘秦，赤眉盗汉，其后不祥。此举实为不妥，还望舅氏三思。”

温韬见郑元素再三阻挠，面有不悦之色，乃徐徐言道：“掘墓取书，韬非始作俑者，况此亦是文人雅事。吾闻昔锺繇少时，随刘胜入抱犊山，苦学书法三年，顾盼自雄，自以为得意。出山后，听说韦诞家举行书会，诸贤皆至，遂飘然而往。书会之上，皆当世书手，主人韦诞之外，上座竟是曹操，其次有邯郸淳，孙子荆，关枇杷等名手。其时诸人议论风生，锺繇忽见蔡邕《笔法》一卷在案，随手览之，待看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灵光一闪，觉如醍醐灌顶，正出神间，书被韦诞劈手夺去，不令阅读。锺繇恍然自失，不语而归，自捶其胸三日，其胸尽青。魏太祖以五灵丹救之，乃活。向诞苦求邕《笔法》，诞坚持不与。及诞死，繇阴令人发其墓，遂得之。人或不以为非，而成美谈。晋太康中，又有人发锺繇之墓，得《笔势论》。这个锺繇，不就是你们称颂的儒雅者乎？”

元素无言以对。韬遂下令军士开掘。

郑元素随军士入昭陵隧道，至玄宫深处，见宫室制度，宏丽幽深，殆类人世。正寝东西厢，皆置石榻，其上罗列石函，中有铁漆匣，悉藏前代图书及锺王墨迹，秘护谨密，纸墨如昨。韬尽掠为已有。元素见状，知韬终败，出玄宫后，乘机逃离，隐于庐山青牛谷四十馀载。埋名隐姓，人皆不知其为谁何。

后韬死，兰亭序真迹不知流散何所。至宋朝元丰年间，这件国宝一度再现，有人持帖，并有一异石，名曰“织女支机石”，自称皆出昭陵。旋即不知何人购去，千古宝物，就此从世间消失。

兰亭序传奇之十一——欧阳询石本传神

到了宋时，兰亭真迹既已无踪，世人又开始疯狂追求模本。据贺方回说：时“世间本极多，惟定武本者最佳。”

原来，当初太宗初得兰亭，曾命御前诸书家各榻一帖，惟欧阳询所榻最妙，可以与真迹相乱，难辨真假。

欧阳询少好书法，尝过索靖所书碑，近观之，远观之，反复不止，及疲，乃布坐，至宿其旁，三日乃去，其嗜学皆类此。书体初仿王羲之，而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即今所谓欧体。其尺牍笔扎，人以为法，声名传于海外，高丽亦遣使求之。

于是太宗命宫中高手，将欧阳榻本，精刻于一方玉石之上，号为石本。此石秘藏皇宫之中，世所难见。至唐文宗朝，又以舒元兴所作牡丹赋辞，刻于石阴，美轮美焕，与兰亭前后辉映。唐亡，此石辗转入于后晋宫中，旋复为契丹所得，掠中原寳货图书，车载北运，适逢契丹内乱，途中弃石于中山郊野。

中山地在河北，原是战国时中山国地，宋时名为定武。至北宋庆厯年间，这方石刻落入当地一姓李名学究者之手，李学究得之，如获至宝，一直秘不告人。韩忠献守定武，李方以墨拓本示韩。韩见纸墨如新，大惊，当时即疑玉本兰亭在李手，索迫一见，李慌忙将石刻瘗埋地中。李学究死后，其子挖出此石，始打本售於人，每本必索千钱，由此而消息流传于外。後李氏子欠官款太多，无法偿还。时宋景文镇守定武，乘机用官费代为偿清债务，命李以石刻抵帐，这件石刻遂入藏于定武官库之中。后世因此又称之为“定武兰亭”。

宋景文将刻石藏於库中，不是权贵旧交，谁也无法得到一纸拓本。熙宁年间，薛师正出任定武官长，求拓本者蜂涌而至，捶拓之声，不绝于耳。薛心生厌恶，乃另刻一本於外，用来应付求拓者，此时定武兰亭，就有了真赝二方刻石。

后来发生之事颇出人意外。薛子绍彭，放荡无行，闻知此石贵重，常潜入库中搜寻。一日至公厨，见一块压肉石，上刻有牡丹赋，不由心动，反观之，正是宇内多年求不得的玉本兰亭。油浸玉润，显出本来面目，只见其上文字铁划银钩，精美异常，窃喜，乃另刻一石，偷换了原刻，运回长安，公石就这样落入私家。薛绍彭甚有心计，为了将来自己辨别真伪，竟将原刻“湍流带左右”五字各剜损一二笔作为记号。绍彭后亦精通书法，尤得王书之妙，宋时与米芾并称米薛，古人或云其书高于米氏。

至此，定武兰亭竟变为三件石本。世人对著这些拓本，一时真伪难辨。遂有人精研笔划，提出种种鉴定标准，有人称真迹之上：“仰”字如针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也有人以书中“云”字微肥带肉者为真迹。

北宋大观年间，徽宗皇帝闻知，下诏取此石於薛家，薛绍彭之子无奈，忍痛献出。玉本兰亭流落于外多年，由此复入皇宫，被龕置于宣和殿。靖康之乱，金人攻破京城开封，尽掠御府珍玩北去，甚至太湖奇石也不放过，一并运往中京。但千巧万巧，竟然没有发现这块龕置于宣和殿之石，具有连城之值，弃之未取。宗泽守开封，见之，献给宋高宗。一月后，敌骑大至，高宗仓卒渡过长江，混乱之中，此石竟然再次遗失。

宋高宗耿耿于怀，心有不甘，向子固镇守扬州时，诏令找寻，虽穷搜四方，却再也见不到这方石刻的影子。

这样，连定武兰亭也失去了踪迹。

兰亭序传奇之十二 ——冯承素妙手存真

兰亭之妙，天下共睹，风靡云从，世所景仰。唐张怀权《书断》评古今书迹，说王羲之行书千变万化、粉黛无施，造其极焉，定兰亭为神品。黄庭坚称兰亭为：“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抚写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会其妙处尔。”米元章更是大力宣扬兰亭帖为天下第一行书。

因其珍贵，自真迹失传，善模本亦价值大增。

宋时，王文惠的孙子在高邮购得诸遂良黄绢本兰亭，值五十千，转手之时，为沈存中借去，主人听得沈氏借去，脸色大变，捶胸顿足，立即追至沈家讨要，沈欲以王维著名的“雪图”抵之，被画主坚拒。这个沈存中，即历史上有名的沈括。

米元章亦多方搜寻，忽一日，借得一善本。米氏父子三人，欢喜若狂，于其家第一轩中，逐字钩勒，刻为一石，号其新本为“三米兰亭”。米元章就是北宋大书法家米芾。

兰亭诸模本中的冯承素模本，是双钩而成，上有唐中宗“神龙”小印，此本史称“神龙本”。冯是宫中供奉，绝代钩勒高手，宋人眼中，所见兰亭，惟冯模本精神与定武兰亭最近。故大多论者，均推真迹之外，以此定武兰亭与神龙兰亭两本为上上，将神龙本划入神品之列。

兰亭虽一去不返，不幸之中的万幸，神龙本今日尚深藏于北京故宫。其上可见双钩之迹，笔划之间，牵丝萦带，精细入微，尽显原作之妙。在所有的模本中，可以说无有匹敌，后人能品赏到兰亭风神，全仗此本。虽然不是兰亭原墨，但面对神龙本，世人犹如隔着一层淡纱薄绢，蒙胧之际，窥见了其后那位千古绝色美人之绰约风姿。

兰亭序传奇之十三——共丹青粉墨传奇

兰亭序如此传奇的历史，使它成为后代戏剧、绘画、诗歌、雕塑等创作的题材，形成了一大批以此为题的文学艺术系列，这其中，许多亦成珍品。

历史上以萧翼赚兰亭故事为绘画题材者前后相继，其中最早和最著名的是唐国手闫立本所绘。据说此画上绘有四人，形貌如生。一书生模样者，即西台御史萧翼，一老僧模样者，即比丘辩才。画中书生意气洋洋，满脸自得之色，老僧口张不合，一副失志之态，一旁执事二人，面容若嘘气止沸，想必已经惊异之极。此图正是写萧翼赚兰亭到手，告诉辩才身份，老僧意想不到的那一霎场景。一旁气喘嘘嘘的执事，大约是闻讯快马赶来的都督齐善行，与奔走传命的永安驿驿长凌愬。

闫立本正活动于唐初，甚至可能见过萧翼辩才，此图若真属闫氏手笔，则赚兰亭事，就不会是后人演绎出来的。图后有宋人吴傅朋跋，说此图流传有绪。闫立本之画亦极珍贵，此图后入于谢某之手，旋即为赵明诚借去，竟不归还。唐时闫立本屏风一道，已值金二万，其此画传至宋时，值不可量。

今辽宁博物馆亦藏有《萧翼赚兰亭》图一幅，据说也是闫立本手笔，只是描写的是萧翼与辩才会饮时状。

后代绘兰亭故事者代不乏人，象明代的文徵明就绘有兰亭修禊之图。

至于在笔筒石砚，屏风杂器上以兰亭故事为题材的雕刻，历史上更是多如牛毛。明清以来，官收民藏之器，其上往往有之。

宋时刘泾收藏有一唐绢本兰亭，米芾爱之发狂，恨不能长跪拜读，题诗曰：“刘郎无物可萦心，沉迷蠹缣与断简，求新不获狂时发，自谓下取且漫眼。猗嗟斯人今实少？我欲从之官有限，何时大叫刘子前，跽阅墨皇三复返。”

古人亦有萧翼赚兰亭之戏曲，元代的戏剧大师白朴，即创作有《赚兰亭》之戏。丝竹管弦相伴，粉墨人物登场，一代又一代，绘声绘色地演绎当年那件发生在书生和尚间的夺宝骗局。

兰亭序传奇之十四——高二适怒对郭老

一九六五年，中国书法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之辨的大争论，这一事件，被目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公案。连毛泽东也介入其中，特为此表态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争论的双方，一方为著名的诗人学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另一方为高二适。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是有名的诗人，学者，对于三代钟鼎款识，深有研究，曾在东洋，纂写出《三代金文辞大系》，海内将其与古文宗师王国维，研究甲骨奇才董作宾并称为“三堂”。郭不但文思如流，且好书法，亦慕兰亭风雅。不知何故，提出奇说，论证“兰亭”一贴非出于羲之之手，为六朝人所作之伪云云。此论一出，天下大哗。真是颠倒今古，扭转乾坤，无数人推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竟然不是书圣所书。许多人感到，如按此说，不但兰亭序的艺术地位被大大打了折扣，连书圣王羲之也光采顿减。对于这样激烈的反应，郭沫若也没料到，他说：“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骚动。”

郭居文坛领袖之地，位高言重，号为郭老。多数学者虽有意见，时值文网密布，文人噤声，唯恐有什么政治背景，皆犹疑不语。

时南京有一高二适，竟拍案而起，公然叫阵，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文中怒斥郭老之论，出言激烈。刊物发表高文时还将手稿全部影印，这在当时也是空前之举。这场兰亭之辩，是一场惊天动地影响深远的文坛大战，深为当时国人瞩目。

高二适者何许人？与郭老相比，当时他不过是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老者，江苏文史馆馆员，一位小之又小的人物。此人敢与郭老抗衡，对于兰亭，也是爱到了不畏生死之地步。通过影印手迹，人们发现，原来高不但精通书理，同时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书法大家，其章草尤得汉人三昧。林散之写诗说高二适：“平生青白眼，未肯让阮籍，人皆谓之狂，我独爱其直。”

此场公案，后来因时局巨变，而不了了之。但高氏之直名，郭氏之奇论，已传之天下，数十年后，许多人于此事尚难以忘怀。高二适之家乡，专为高建立纪念之馆，门上大书“天下一高”四字。有人猜想：以郭沫若之学问与书法造诣，必不至于不识王羲之书法，大约对王书爱之甚深，欲借此举，引起争斗而发掘乾陵，以便有生之年，亲睹一眼兰亭序这件天下至宝耳。

但郭氏早已谢世，他当时心内深处，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已不可得而知之。

兰亭序传奇之十五——文物局禁掘乾陵

兰亭既为如此绝妙之艺术品，世人都对其眷恋不舍，不愿这件绝代珍品就此在世上消失，人们幻想有朝一日，兰亭序又会突然降临人间。有学者推测，既然谁也舍不得将兰亭毁坏，它之所以失踪一千多年，大约是被深藏于世上某处。

有人宣称，温韬掘昭陵，内中并无兰亭。

那么兰亭何在？　千百年来，许多人都隐隐猜测，兰亭可能埋藏于乾陵！

原来，太子李治自幼受到耳濡目染，也酷好王书，性爱法帖，兰亭之珍，岂能不识。他于仪凤二年为李绩（徐茂功）所书之墓碑，今日仍立于陕西礼泉。碑上文字用笔飘逸灵动，是纯正的王体行草，显示出这位帝王临习王体书法的深厚功力。大约高宗不忍兰亭就此下葬昭陵，有所迟疑，唐太宗乃聪明之人，知子莫如其父，恐其不舍，故临终再三交待，要将兰亭随葬昭陵。这些举动，分明担心李治私留。而太宗下葬之时，诸遂良又提醒李治，不可违背先帝意愿。

高宗为太子时，太宗患毒疮，太子亲为吮吸，被称为宽仁孝友的孝子。然太宗死后，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纳父王才人武氏入于宫闱，并立为皇后，暴露出他并非真正恪守孝道之人，凡其所爱，不忌礼仪。美人固然千载难逢，兰亭更是百代罕有。所以，以兰亭的巨大艺术魅力，以唐高宗的性格为人，完全有可能将兰亭真迹留于已手，而将赝品入葬昭陵。果真如此，则温韬所得，亦为赝品。

不惟如是，女主武则天也雅好书法，喜阅宫中藏帖，她曾向王氏后裔王方庆追索二王真迹。但经太宗搜罗，王家几乎无甚珍品，所得大不称意。二王诸帖，自太宗收入宫中，天下罕得识见。武则天赏识狄仁杰的书法，狄仁杰苦笑道：虽好于书，却从未见过好本，因之所学甚浅。则天大笑，命出内府二王真迹二十五卷，特赐狄仁杰于殿中一观，观讫登时收回。则天之爱王帖，于此可见一端。以武氏之心计，将最好的法帖葬入乾陵，亦大有可能。

后人正是基于这样的猜想，推论真正的兰亭墨本可能随高宗的去世，而入藏于乾陵之内。

而乾陵又是号称未被盗掘的帝陵。这一线希望，使无数兰亭崇拜者的目光，一齐射向这座陵墓。如果有朝一日，乾陵发掘，兰亭复出，重耀人间，将是石破天惊之大事。郭沫若想发掘乾陵，难保与此种想法无关。

于是发掘乾陵之呼声，一时甚高。

但是，作为中国文物最高管理机构的国家文物局，出于种种考虑，一直不同意开掘乾陵。

郭氏直至谢世，发掘乾陵事亦未能如愿。

碧天如海，白云悠悠，这座高大坚固的帝陵，固守着兰亭线索最后的秘密。

兰亭序传奇之十六 ——留佳话兰亭千秋

兰亭佳话，引后世无数文人心慕。山阴兰亭故址，也成文人景仰古人风操的所在。宋人高文虎，曾携书结庐山阴，于当年“茂林修竹间，访王谢遗躅，但见壑崖深秀，云物兴蔚而已。”不禁感慨万千。

宋代皇帝心仪晋人风流，宋太宗也仿效唐时故事，遣使至民间搜购二王书迹，以帝王之威，宫中之财，多年所得，不过区区十卷而已。据说其中或残或伪，良莠不齐，远非唐时可比。

原来天下宝物，集于一处，最是危险，一旦遭到兵火之劫，极易全数丧失。所以，二王墨迹聚集皇家，入藏玄宫，早就埋下了被集中毁灭的祸根。故清代汲取教训，将所编《四库全书》，缮写数套，分存异地，以备不虞。唐太宗将二王真迹悉数搜罗入宫，初看是一佳事，实际是大大的坏事。倘任民间收藏，散之四海，千年之下，或许可见羲之墨宝。但至今日，羲之当初千百墨迹，仅有摹本与拓本，海内海外，真迹竟然一件也无。

然而对于王氏笔帖。太宗重金收购，有唐数代推崇，影响至巨，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平民百姓，不知多少人成为兰亭迷和王书的崇拜者。余风流韵，至今不绝。可以说，一篇兰亭，大大促进了我国文物复制与拓印之术，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文物收藏风气。唐代书法碑石之兴盛，宋代金石研究书画碑帖收藏学的发达，都与此有一定关系。

北宋太宗至道年间，复于兰亭旁建“天章寺”，民间传说，寺旁鹅墨池时有泛墨之瑞。南宋皇帝附庸风雅，绍兴年间，宋高宗常以临写的兰亭序赐赏臣下，大臣捧卷，颂声大作，说皇帝天资高迈，直追魏晋，称笔划龙盘凤翥，抗衡二王，高宗飘然而喜。这种本子，号为“御书兰亭序”。皇后同样不甘寂寞，大写临本，精心装裱，赐赏大臣。类似这种俗笔庸墨，都借兰亭之名流传人间。

然而兰亭之书，犹如美人国色，纤浓合度，增一分则太肥，减一分则太瘦，“自生民以来，未之有也。”那些东施效颦之作，只能使人更加怀念中国文化史上这一空前绝后、震铄千古的艺术奇葩。。

书圣王羲之

　

兰亭序

《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为文人春游所作诗集而写的一篇序文。王羲之以擅书法而流传百世，殊不知其为文也格调清新，一改魏晋士族文人的淫糜与颓废，为当时文坛注入一股新鲜空气。尤其是本文，内容为序，其在状物写景方面不落俗套，格调清奇。

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册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简介】

帖册，纸本，纵：23 公分，横：14.8 公分。

释文：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王羲之（约303~361），祖籍山东，出身仕族世家，西晋末随父南渡，作过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去职，与东土名士尽山水之游。热衷诗歌，音乐与书法。他学书历程是由近而古，转益多师，取资广博，尤其精研体势，将秦篆汉隶各种不同的笔法，融於真行草体中，形成最佳体势，所以唐朝人称颂他“兼撮众法，备成一家，为万世宗师”。

这是一件行楷书短简，内容是大雪之後向友人问候。明代鉴赏家詹景凤指出，此迹笔法圆劲古雅，意态闲逸，对赵孟頫的行书有很深的影响。从用笔来看，此帖多圆钝的用笔，点画勾挑都不露锋，结体平稳匀称，在优美的姿态之中，流露出质朴内敛的意韵。乾隆皇帝极珍爱此迹，誉之为“天下无双，古今鲜对”。乾隆十一年，他将此迹与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合称“三希”，宝藏在“三希堂”中。

《快雪时晴帖》仅次于他所书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又一件行书代表作。 赵孟頫、刘赓、护都沓儿、刘承禧、王稚登、文震亨、吴廷、梁诗正等人的跋语中都表示惊羡和赞叹。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他对《快雪时晴帖》极为珍爱，他在帖前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八个小字，“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又说：“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全书二十八字，字字珠玑，誉为“二十八骊珠”，他把此帖和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的晋人三帖，并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内，乾隆御书匾额“三希堂”，视为稀世瑰宝。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阅古楼”，把上述刻石嵌在楼内墙上，拓本流传以示临池之模范。三希原件仍藏在养心殿三希堂。

根据此帖附页的诸多题跋款识、收藏印章以及有关书籍录载， 《快雪时晴帖》曾经宋宣和内府，宋时入米芾“宝晋斋”，元代又入御府，上有赵孟頫题跋。明时为朱成国、王稚登，清冯铨所有，于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入内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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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从小喜爱写字。据说他平时走路的时候，也随时用手指比划着练字，日子一久，连衣服都划破了。经过勤学苦练，王羲之的书法就达到很高的水平。

因为他出身士族，加上他的才华出众，朝廷中的公卿大臣都推荐他做官。他做过刺史，也当过右军将军（人们也称他王右军）。后来又在会稽郡做官。他不爱住在繁华的京城，见到会稽的风景秀丽，非常喜爱，一有空，就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游览山水。有一次，王羲之和他的朋友在会稽郡山阴的兰亭举行宴会。大家一面喝酒，一面写诗。最后由王羲之当场挥笔，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这次宴会，这就是有名的《兰亭集序》。那幅由王羲之亲笔书写的《兰亭集序》，历来被认为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珍品，可惜它的真迹已经失传了。

王羲之的书法越来越有名。当时的人都把他写的字当宝贝看待。据说有一次，他到他门生家里去，门生很热情地接待他。他坐在一个新的几案旁，看到几案的面又光滑又干净，引起了他写字的兴趣，叫门生拿笔墨来。那个门生高兴得不得了，马上把笔墨拿来给王羲之。王羲之在几案上写了几行字，留作纪念，就回去了。过了几天，那个门生有事出门去了。他的父亲进书房收拾，一看新几案给墨迹弄脏了，就用刀把字刮掉。等门生回来，几案上的字迹已经不见了。门生为这件事懊恼了好几天。

又有一次，王羲之到一个村子去。有个老婆婆拎了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卖。那种竹扇很简陋，没有什么装饰，引不起过路人的兴趣，看样子卖不出去了，老婆婆十分着急。王羲之看到这情形，很同情那老婆婆，就上前跟她说：“你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我给你题上字，怎么样？”老婆婆不认识王羲之，见他这样热心，也就把竹扇交给他写了。王羲之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五个字，就还给老婆婆。老婆婆不识字，觉得他写得很潦草，很不高兴。王羲之安慰她说：“别急。你只告诉买扇的人，说上面是王右军写的字。”王羲之一离开，老婆婆就照他的话做了。集上的人一看真是王右军的书法，都抢着买。一箩竹扇马上就卖完了。

许多艺术家都有各自的爱好，有的爱种花，有的爱养鸟。但是王羲之却有他特殊的癖好。不管哪里有好鹅，他都有兴趣去看，或者把它买回来玩赏。山阴地方有一个道士，他想要王羲之给他写一卷《道德经》。可是他知道王羲之是不肯轻易替人抄写经书的。后来，他打听到王羲之喜欢白鹅，就特地养了一批品种好的鹅。王羲之听说道士家有好鹅，真的跑去看了。当他走近那道士屋旁，正见到河里有一群鹅在水面上悠闲地浮游着，一身雪白的羽毛，映衬着高高的红顶，实在逗人喜爱。王羲之在河边看着看看，简直舍不得离开，就派人去找道士，要求把这群鹅卖给他。那道士笑着说：“既然王公这样喜爱，就用不到破费，我把这群鹅全部送您好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您替我写一卷经。”王羲之毫不犹豫地给道士抄写了一卷经，那群鹅就被王羲之带回去了。

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的生平

王羲之生平，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又作321-379年），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从小向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据史书记载，朝廷公卿看重王羲之的才器，屡屡召举为官，他却屡屡辞谢。后为征西将军瘐亮参军，累迁至长史，晋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他后来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世称“王右军”、“王会稽”，即出自于他的这一番经历。王羲之晚年移居于剡之金庭（今浙江嵊州市金庭镇），与当时名士谢安等在此寄情山水，安度晚年，去世后即安葬于瀑布山下（史传此地为道家的洞天福地之一）。王羲之父王旷，历官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南渡后朝政之稳定，皆赖其力。当时有民谚：“王与马，共天下”，史书上亦曾记载东晋建立甫初王导与皇帝共同接受大臣朝贺。可以想见其家族之煊赫。羲之幼时不善于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晋大尉郗鉴选择女婿，“坦腹东床”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他在当时是朝野看好的人物。

王羲之自幼酷爱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王旷善行、隶二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卫夫人名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以后王羲之渡江北游名山，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见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经观摩各家，博采众长，终于“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后来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抒。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

王羲之临摹卫书从七岁一直到十二岁，虽已不错，但自己却总是觉得不满意。因常听老师讲历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使他对东汉“草圣”张芝的书法产生了钦羡之情，并决心以张芝的“临池”故事来激励自己。为了练好书法，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跋山涉水四下钤拓历代碑刻，积累了大量的书法资料。他在书房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厕所的外面，都摆着凳子，安放好笔，墨，纸，砚，每想到一个结构好的字，就马上写到纸上。他在练字时，又凝眉苦思，以至废寝忘食。他认为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禳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吧！”王羲之求鹅心切，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这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二十岁时，有个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导家去选女婿。当时，人们讲究门第等级，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和侄儿听说太尉家将要来提亲，纷纷乔装打扮，希望被选中。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躺在东边的竹榻上一手吃烧饼，一手笔划着衣服。来人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郗太尉。当他知道东榻上还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时，不禁拍手赞叹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啊！于是郗鉴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王羲之。这故事便成了“东床”和“令坦”两个典故。在他身上出现的成语还不只这些，据说有一次，他把字写在木板上，拿给刻字的人照着雕刻，这人用刀削木板，却发现他的笔迹印到木板里面有三分之深。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王羲之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曾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王羲之的书法长于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在汉魏质朴淳厚书风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造出一种妍美流便、雄逸俊雅的新书风。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书圣”。另外，据史书记载，王羲之还有洒脱漂亮的外在风貌，《世说新语》里曾说：“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这“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八字，即指其富赡的内心世界。晋代玄学盛行，崇尚老庄哲学，因此，王羲之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响。晋室南渡之初，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辞官归隐后，山阴道上行，山川相映发，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远采药石，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接纳自然万物之美，进一步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所有这些他都印证到书艺上，正如《书断》所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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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在我国书法史上，有一篇被历代书家公认为举世无匹的“天下第一行书”，这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王羲之晚年书法炉火纯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兰亭序》就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得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一位，到兰亭的河边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诗。作完了诗，大家把诗蒐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序】，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这篇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千方百计得到了《兰亭序》，常常“置之座侧，朝夕观览”。贞观十年（公元六三六年），让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摹拓十本以赐近臣，死后把真迹带进昭陵作为陪葬品。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兰亭序》的真迹，只能看到下真迹一等的唐摹本。

《兰亭序》晋朝人叫《临河序》，后人又称为《修禊序》、《禊帖》、《兰亭诗序》，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唐摹本中最逼真的是冯承素摹本，因帖前后印有唐中宗李显年号“神龙”各半之印，故又称为“神龙本”。郭天赐谓“神龙本”“笔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兰亭序》结体欹侧多姿，错落有致，千变万化，曲尽其态，帖中二十个“之”字皆别具姿态，无一雷同。用笔以中锋立骨，侧笔取妍，有时藏蕴含蓄，有时锋芒毕露。尤其是章法，从头至尾，笔意顾盼，朝向偃仰，疏朗通透，形断意连，气韵生动，风神潇洒，所以明末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右军《兰亭序》章法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出，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最难能可贵的是，从《兰亭序》那“不激不厉”的风格中，蕴藏着作者圆熟的笔墨技巧、深厚的传统功力、广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艺术情操。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苔惊蛇”，王羲之的书法是极美的。

兰亭序 释文：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行书法帖。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蓝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唐时为太宗所得，推为王书代表，曾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可惜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从此真迹永绝于世。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唐太宗时冯承素号金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石刻首推“定武本”。经郭沫若考证，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疑为隋唐人所伪托。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凤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

书圣王羲之

　

书圣王羲之书法来历

汉代以后，经过六十余年的三国鼎立，进入晋代。书法又出现了一高峰。隶书的草写，称为隶草，隶草是将隶体基本结构消解，只保留波磔，主要用于写奏章，所以也称章草。书写章草的代表书家有史游、皇象、索靖等。在章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今草。同时，还出现了楷书和行书。可以说，到了晋代，篆、隶、草、行、楷诸体已经齐备。

王羲之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王羲之楷书师法钟繇，草书学张芝，亦学李斯、蔡邕等，博采众长。他的书法被誉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给人以静美之感，恰与钟繇书形成对比。他的书法圆转凝重，易翻为曲，用笔内厌，全然突破了隶书的笔意，创立了妍美流便的今体书风，被后代尊为“书圣”。王羲之作品的真迹已难得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摹本。王羲之楷、行、草、飞白等体皆能，如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他所书的行楷《兰亭序》最具有代表性。

晋代书法以楷书和行书的成就最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代表书家是钟繇和王羲之。钟繇(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曹魏时期，官至太傅。他擅长隶、楷、行各体，尤以楷书影响最大。宋人《宣和书谱》中评价他的书法“各尽法度，为正书(即楷书)之祖”。他的楷书承袭了东汉隶书的遗风，八分开张，左右波挑，势巧形密，自然古雅。他写的《贺捷表》颇有鸿鹄飞张姿态，被梁武帝萧衍评为“群鸿戏海，舞鹤游天”。在他的楷书中，还有隶书的笔意。其作品还有《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等。

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契(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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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下关老虎山一处建筑工地在施工时发现了一座被毁坏的南朝墓葬，根据专家介绍，这一带正是南京六朝家族墓葬的重点埋葬区，著名的王羲之家族就葬在这一带。而出土的这几座古墓葬很有可能在1400多年前的隋朝就已经被“掘地三尺”了。

大墓门额为仿木人字拱

昨日下午，当记者再一次来到老虎山工地时，三座南朝大墓的挖掘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记者发现，这三座古墓位于老虎山脚下一座小坡的南麓。三座古墓呈拱形排列，一座大墓位于西侧，而两座中等墓葬分布两侧。据专家介绍，这是典型的南朝家族墓葬排列形式，因此可以判断这三座古墓中最大的一座墓主是该家族的长者，而其他两座古墓的主人是妻儿或晚辈。

记者围着这座大墓转了一圈，发现该墓的体积非常大，长约10米，宽约5米，高约4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大墓上遍布着许多漂亮的莲花纹样的墓砖，十分美观。墓门的门额是一个带有浅浮雕的仿木结构的人字拱，高约60厘米，宽约1米。据南京市博物馆的考古队员介绍，这个人字拱带有非常清晰的南朝特色，他们将带回博物馆作进一步研究。

专家推测可能是王羲之家族墓

根据考古队员介绍，由于本次考古发掘没有出土墓志等文字性资料，因此无法准确得出墓主的身份。但从这三座古墓的形状以及埋葬区域来看，这座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与赫赫有名的王羲之家族有关。考古人员向记者介绍说，老虎山属于南京市13个地下文物重点埋葬区之一的幕府山古墓葬区，当时著名的王羲之家族就葬在这一带。

疑遭隋朝皇帝“挖地三尺”

“这三座南朝大墓在早期就被盗过，盗墓贼把墓室席卷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个砚台以及几块碎瓷片，甚至连厚厚的铺地砖，这些盗墓贼都没有放过，他们简直是挖地三尺！”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向记者介绍。记者发现，整个大墓周围堆积着厚厚一层泥土，考古人员向记者解释说，这些泥土都是后世的堆积层，这座古墓被盗的年代非常久远，可能是在隋朝早期被盗的，从盗墓贼对大墓的“挖地三尺”行为来看，有组织的军队以及官府进行盗掘的可能性很大。

据南朝史专家介绍，公元589年，隋军攻占当时的南京，灭掉了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后，隋文帝杨坚竟然下诏，将南京的都城、州城、郡城统统荡平为田，官署、宫殿等建筑全部拆毁。对于当时的前朝墓葬，隋文帝杨坚也不放过，竟然公然盗掘。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濛、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

书圣王羲之

　

书圣王羲之真迹

对于书圣的真迹，众说纷纭。汉代以后，经过六十余年的三国鼎立，进入晋代。书法又出现了一高峰。隶书的草写，称为隶草，隶草是将隶体基本结构消解，只保留波磔，主要用于写奏章，所以也称章草。书写章草的代表书家有史游、皇象、索靖等。在章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今草。同时，还出现了楷书和行书。可以说，到了晋代，篆、隶、草、行、楷诸体已经齐备。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徒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王会稽。王羲之楷书师法钟繇，草书学张芝，亦学李斯、蔡邕等，博采众长。他的书法被誉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给人以静美之感，恰与钟繇书形成对比。他的书法圆转凝重，易翻为曲，用笔内厌，全然突破了隶书的笔意，创立了妍美流便的今体书风，被后代尊为“书圣”。王羲之作品的真迹已难得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摹本。王羲之楷、行、草、飞白等体皆能，如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他所书的行楷《兰亭序》最具有代表性。晋代书法以楷书和行书的成就最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代表书家是钟繇和王羲之。钟繇(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曹魏时期，官至太傅。他擅长隶、楷、行各体，尤以楷书影响最大。宋人《宣和书谱》中评价他的书法“各尽法度，为正书(即楷书)之祖”。他的楷书承袭了东汉隶书的遗风，八分开张，左右波挑，势巧形密，自然古雅。他写的《贺捷表》颇有鸿鹄飞张姿态，被梁武帝萧衍评为“群鸿戏海，舞鹤游天”。在他的楷书中，还有隶书的笔意。其作品还有《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等。

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契(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此帖为草稿，28行， 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

如果能够给古代所谓“收藏家”们论“资”排辈的话，恐怕各朝代的帝王将相会霸占九成九的份额。毕竟，“家天下”的年月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会有几个比皇帝富有？至多不过是富可敌国，打个平手。

萧翼赚兰亭，也是奉了唐太宗的旨意，不得不处心积虑地算计辩才和尚。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太宗喜欢，千方百计地想要据为己有。

这个故事出自张彦远的《法书要录》，说是太宗喜欢王羲之的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独少了《兰亭》，得知在辩才和尚手里。可惜，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和尚坚称《兰亭》已经遗失，不肯进献给皇帝。随后，身负皇命的萧翼假扮山东客商投宿寺观，与辩才谈古论今，切磋围棋、抚琴、投壶等技艺，投其所好。

看来，萧翼也是个多才多艺的才子，不然也不会让辩才觉得相见恨晚，把他当成暮年“高山流水”的知音。也因此，萧翼展示了自己带来的王羲之书帖后，辩才就毫不犹豫地把藏在屋梁暗槽里的《兰亭》取出来给他看。只是，老和尚推心置腹的这个朋友，却趁他出访的时候把他爱如生命的珍宝“窃”走，让他郁郁寡欢，几个月后就“驾鹤西去”永远离开让他伤心的世界。

不过，太宗倒是心满意足，不仅自己喜欢，还让人榻了数本，赏给皇裔重臣，临终还要嘱咐儿子：“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而这件能让人感觉到 “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的“天下第一行书”，从此隐没，只剩下各版摹本代代流传。收藏一件艺术品，让几个原本青史无名的人物光鲜至今，也轰动了多少代，不能不说是个传奇。

真耶？非耶？“台北故宫”典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据说并非王羲之真迹。

名列“台北故宫”十大“国宝”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不是王羲之的真迹？唐代韩幹的“牧马图”也不是韩幹画的？“国宝”虽然还是“国宝”，但观众还是要辨明真伪。岛内媒体19日的报道就相关事件结合专家的观点道出了其中的“奥妙”。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在“台北故宫”名品中，最受瞩目的当是“快雪时晴帖”，它不但被乾隆捧为“神品”，也是被专家及观众同时票选为十大“国宝”的唯一交集。其实，东晋王羲之的墨宝早已失传，蒋勋等学者认为它是“双钩填廓”的唐代摹本，“台北故宫”书画处处长王耀庭也证实它是临摹本，但“台北故宫”在官方的导览手册上并没有言明，还是把它当成王羲之的真迹，有误导观众之嫌。

美学大师蒋勋笑称，故宫“假作真时，真亦假”，但还是要赶紧为“国宝”“正名”。“台北故宫”现正筹备文物大清点，蒋勋认为，此时不“正名”，更待何时？

一般人以为入藏“台北故宫”的文物件件是“国宝”，但“台北故宫”前副院长庄严在他的著作“山堂清话”里直言，“台北故宫”的收藏“真真假假好好坏坏，什么都有。”但他还是认为“真的未必好，伪的也未必坏”。被喻为“美学传教士”的蒋勋也说，“台北故宫”典藏文物奠基于乾隆的收藏，而乾隆“最常把假的当成真，真的当成假”，因此，“台北故宫”文物经常张冠李戴、断代有误、也不乏赝品。

蒋勋说，“台北故宫”收藏的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即描述这一段著名公案，讽刺的是，这幅画并非如“台北故宫”所称是阎立本所画，作者另有其人。

相传，唐太宗生前搜集了二王真迹3600件，蒋勋说，唐太宗身后这些墨宝极可能全进了他的陵墓，传世所谓王羲之的墨宝皆为后世临摹。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唐韩幹的“牧马图”，这幅名画因为左上角有宋徽宗亲笔题写的“韩幹真迹”，一直被当成是韩幹所作，现已证实是宋徽宗命人摹绘

蒋勋认为，上述书画张冠李戴，虽不损其价值，但攸关社会教育责任，“台北故宫”有必要“正名”，冠上“传”字表明这些书画的作者可能另有其人；且过去“台北故宫”的编目太老旧、未顺应时代需求，“台北故宫”也应另新编文物目录；此外，“台北故宫”的监督机制应该更加透明化，在清点文物前成立的“监督委员会”应该广纳学术界、企业界及广义的文化人参与。

乾隆搞乌龙假作真时真亦假

“台北故宫”有假“国宝”？乾隆自知清宫的收藏良莠不齐，文物有真有假，他喜欢扮侦探、主持文物鉴定，可惜的是，他曾搞出大乌龙，错判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真假闹出笑话。

“台北故宫”收藏有两卷“富春山居图”，其中一卷叫“无用师卷”，另一卷叫“子明卷”。乾隆皇帝最先得到的是子明卷，他非常喜欢、经常把玩。其实，真迹“无用师卷”尚藏在天津的大商人安岐家，后来真迹进入清宫，乾隆皇帝自己主持文物鉴定，认定“无用卷师”是假的，“子明卷”才是真的，还逢人就邀诗题词将“子明卷”的留白处题得满满五十六则赞叹诗、盖满各式钤印。

在蒋勋等学者眼中，此画可说是被乾隆毁了容。当年满朝文官很难说人人都看不出“子明卷”是伪作，只有沈德潜留下弦外之音：“两图谁是复谁否？众眼蒙瞇云亦云”。

直到现代，美术学界总算为黄公望年高八十、为好友无用师所作的“富春山居图”翻案，辨明真伪。此案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因乾隆看走眼，真迹的原貌得以完整保存。

在中国美术史上，皇帝往往是主使“造假”的始作俑者，只是当年他们没有著作权的概念而“视假如真”，如：被宋徽宗题上“韩幹真迹”的“牧马图”，经“台北故宫”书画处处长王耀庭考证，极可能因此画原收藏于北宋宫中，却因年久残朽无法重裱，而由皇帝命名家摹绘替代，此画在徽宗时代被视为“等同真迹”，却因流露出宋代画院的风格而露出马脚；看在现代人眼中就可能因“名不副实”而遭到质疑。

“台北故宫”文物多来自清宫旧藏，而清宫收藏的来源主要是承袭前朝(宋、元、明)收藏及臣工贡献，其次是抄家所得及皇家搜购，这些收藏来源，固然不乏精品，但也不免夹杂伪作。

书圣王羲之

　

书圣王羲之与历代皇帝

位极天子后，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书法的，尤其是喜欢书圣的书法。梁武帝、唐太宗、宋仁宗、宋高宗、康熙、乾隆等历代皇帝都与王羲之及《兰亭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东晋以后历代帝王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导致了东晋以后中国书法史的发展以王羲之书法为正宗，这是不争的事实，有其学术意义。本文就历代帝王与王羲之及《兰亭序》的一些关系作粗浅的论述。

一、历代帝王的推崇使王羲之走上了书圣宝座

1. 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梁武帝

王羲之书法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最初处于劣势，书法“不胜庾翼、郗愔”，后来书名渐盛，学王的人由少到多，渐成风气，从而引起庾翼的不满，但当时庾翼无法扭转时人学王字的风气，后来对王羲之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表示“叹服”。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将右军书法与古贤比，认为名盖当时与钟张并美。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一度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

萧衍(464～549年)，南朝梁书法家。他是我国南朝梁王朝的创建者，世称梁武帝。王羲之后一百余年的梁武帝，可能是历史上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可以说梁朝出现了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晋武帝、元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等皇帝都擅长书法，其中以梁武帝书法成就最高。梁武帝把当时的书法排位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 “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虽然王羲之仍排在钟繇之后，但超过了王献之，这是极大的转变。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也列王羲之书法为"上之上"，因而舆论遂定。

梁武帝时期，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书法，当时内府秘藏的王羲之书迹已经杂有不少赝品。梁武帝搜集过“二王书法”作品达一万五千纸以上，只是后来兵乱毁失，留存很少。梁武帝与陶弘景书疏往返殷勤，许多是讨论王羲之书法及其真伪的。梁武帝一方面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辨别真伪；另一方面，他又将定为真迹的墨宝钩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记载，王羲之的《乐毅论》“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

梁武帝云：“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①这句话后来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重要依据。

梁武帝对王羲之的重视，为后来的帝王喜欢王羲之及《兰亭序》起了个好头，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2.将王羲之推上书圣地位的关键人物——唐太宗

第二次学王羲之的书法高潮是在唐朝。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羲之法书，而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广泛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其实，在《晋书》撰成之前，欧阳询就在《用笔论》中评王羲之曰：“冠绝古今，唯右军工逸少一人而已。”跟《王羲之传论》对王羲之的评价如出一辙。唐太宗之后，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评论王羲之说：“且元常(钟繇)专工于隶书，伯英(张芝)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认为王羲之兼有钟繇正书、张芝草书之美。唐代李嗣真《书品后》云：“右军正体……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可谓草之圣。其飞白也……可谓飞白之仙也。”明确地称王羲之为“书圣”。可见唐太宗的评价也不是他一人的观点，只是因为他是皇帝，所以影响特别大而已。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喜欢，可以从“萧翼智赚《兰亭序》”的故事中充分体现。《兰亭序》一直是王氏传家之宝，后来真迹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手中；而智永再传于其弟子辨才。据称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兰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认，太宗无奈。后来有个足智多谋的萧翼运用巧计才诱使辨才出示《兰亭序》真迹，从而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太宗得到了《兰亭序》，爱不释手，下令当时大书法家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进行临摹，临摹本分赐诸王近臣，从此得以传播；而自己则将真迹密藏起来，死后还不肯放弃，要殉葬于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从此便成绝响，增加了人们对《兰亭序》的距离感与神秘感，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谜，这对于书坛可能是遗憾的，对于王羲之也许未尝不是好事。

自古帝王所好下必效之。受太宗皇帝的影响，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等书法家无不受王羲之书法影响，于是有"虞世南得其美韵"、"欧阳询得其力"、"褚遂良得其意"、"薛稷得右军之情"②的说法。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甚于梁武帝。他不但自己精研王氏书法，对王羲之书法亦步亦趋，你看他书写的《晋祠铭》基本上是"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右军风骨。而且他广泛悬赏收集"二王书法 "作品。据史载，唐太宗收藏御内的书法作品达2290纸，其中以王羲之的书迹最多。他还将褚遂良"召入侍书"，加以重用，整理、鉴别右军书法。又让释怀仁集王字集成自己所撰的《圣教序》，并让初唐书法名家和臣民百姓学习王羲之书法，使王羲之书法从此受到社会的普遍推重。

3.宋朝皇帝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立为帝，建立宋王朝以后，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混乱局面至此结束，国家复归统一。从公元960年至1279年，三百多年间，书法发展相对来讲比较缓慢，但对王羲之的书法可谓推重备至。

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下旨命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当时每个朝中大臣都御赐一部拓片。《淳化阁帖》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汉章帝至唐高宗，及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书法，是继唐太宗遗风宗"二王"的，在《淳化阁帖》中就可见端倪。《阁帖》的广泛流传，促进了宋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中帖学书法的传统，它对以后的书法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太宗赵光义功不可没。

高宗亦曾临《兰亭序》赐孝宗，于帖后记曰："须依次临五百本。"孝宗书法与高宗书法不易分别，不无原因。

宋高宗曾自谓：余"自魏晋以来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③魏晋至六朝笔法，宋高宗什么都学，可见他学书极其用功。"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口，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味久愈在。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④他对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也情有独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⑤，达到不管小字大字，都能"随意所适"，而"颇具佳趣"的地步。御书《兰亭序》一本，勒石于宋兰亭天章寺。他从广泛临摹到专精《兰亭序》，其广榘博取的传统功底，锲而不舍的学书精神，不像一位皇帝，倒像一位职业书家。

虽然宋高宗专精《兰亭序》，但对待书法权威，他也曾大胆地提出质疑，决不迷信。他认为何延年说王羲之写《兰亭序》时"如有神助"及"醒后更书百千本，无复如者"的话是说得过分了。他觉得王羲之的其他书法作品并不一定比《兰亭序》逊色，只不过这些"数行数十字"的信札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罢了，而《兰亭序》则"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之锦"，使入 "心目不可忘"也。

宋高宗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书法水平，更在于他提携和影响了南宋一代书风。他自己整理收集宣和内府因战乱而散失的古代法帖名画，身体力行地提倡大众研习书法。他认为"士人于字法，若少加临池之勤，则点画便有位置，无面墙信手之愧。"他自己善学《兰亭序》，便赠之与王子和朝中大臣，又让宋孝宗学书。一时间，以高宗为中心，南宋几乎掀起了一个学书高潮，而且也是以王羲之及《兰亭序》为中心的。

宋四家苏、黄、米、蔡，苏东坡少时"日学兰亭"，蔡京到晚年都感到"右军难学"，他们既取法二王，又能破除迷信，不拘成法，追求个性，引领潮流。黄山谷甚至告诫时人，"《兰亭》虽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并提出"承学之人，更用《兰亭》永字，以开字之眼目，使学家多拘忌，成一种俗气。"这与高宗的不迷信二王也是一脉相承的。

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兰亭序》的精妙释读之难，也可见文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用功之勤。

由于宋代这么多皇帝对王羲之，对《兰亭序》的重视，当时，士大夫的家里出现了家家都有《兰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兰亭序》各种版本上百种(浙江绍兴兰亭王右军祠内墙上，至今仍保存着游相藏的《兰亭序》刻石)。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比唐太宗时期更有过之。

在中国书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而已，其他书法家没有这么幸运。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我认为，到宋朝为止，王羲之已经被推上了"书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

4.明清帝王的流风余韵

明代是继宋代以后又一个崇尚帖学的时期。明朝诸帝中，成祖朱棣好文喜书，曾经诏求四方善书之土写朝廷的诏书及皇帝的特殊文告，这些人都被授中书舍人官职，舍人中又选28人专习二王法帖，并且尽出密府所藏古今法书，供他们临摹和赏玩。仁宗朱高炽也在万机余暇，留意翰墨，曾经临《兰亭序》帖赐沈度。宣宗朱瞻基、孝宗朱祐樘酷爱沈度之书，而沈度之书亦多从王羲之而来。神宗朱翊钧，少年时的书法就笔力遒劲，即位以后，也常常携带王献之《鸭头丸帖》等随意欣赏。

清朝建立后，虽然定满文为国家文字，但仍以汉民族文化为重，几朝皇帝也雅好翰墨。

顺治皇帝自称"亦临《黄庭》、《遗教经》二帖"。康熙帝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而追溯王羲之，有时日临《兰亭序》数遍，曾为兰亭御书《兰亭序》，并在兰亭勒石立碑，此碑高近6.86米，宽2.64米，所临《兰亭序》全文，不失右军之意，20个"之"字也写得各不相同，没有反复临写《兰亭序》的功夫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乾隆帝喜欢的赵孟頫书法，也是王羲之一脉的书风。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将内府所藏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钩摹的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和柳公权《兰亭诗》及《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原本，于敏中补《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阙失部分，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乾隆临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享诗》，命工摹刻在8个石柱上，名为《兰亭八柱帖》。首刻乾隆题八柱册并序，分为8册，每册首题隶书帖名及次第。石原置圆明园中。他又专辟一室为"三希堂"，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为性命。

与唐宋帝王直接取法王羲之比，明清帝王取法王羲之的徒子徒孙的做法，其品格已下降许多，所以那个时期的整体书法是下滑的。

兰亭碑亭 (绍兴)

二、历代帝王为什么选中王羲之?它的积极意义？

历代帝王为什么对王羲之情有独钟?为什么没有推钟繇、推王献之或颜真卿、褚遂良等等，要知道这批人也是有身份、有地位、书法成就很高的人。或者说：张芝、钟繇、王献之、颜真卿等也曾被一些帝王所推崇，为什么没有推到书圣的宝座呢?为什么只有王羲之被那么多皇帝历代宝之?有那么多文人士大夫喜欢?为什么王羲之书法产生了恒久不衰的魅力?

艺术的发展史必然是一部创新史，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就会走向衰亡。我认为王羲之被历代帝王与文化人看好的原因，首先是他的创新精神。由于东晋时期受老庄玄风的影响，加上当时仕族优裕的生活条件，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已经逐步从古朴、凝重转向妩媚、自然、适意、洒脱。"东床坦腹"⑥、"雪夜访戴"⑦等典故只有在那种时代才会被津津乐道。这种不入时俗、强调个性、追求自然、反对束缚的精神，也是魏晋士大夫对人生与艺术的独特理解与追求，成为魏晋时期的独特文化现象。

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美学散步》)在这样一个时代下，王羲之不满意于当时书法用笔滞重，结体古拙的局面，努力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以自己厚实的传统根基与胆敢独造的革新精神，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创立了自然、适意、洒脱、流便的书风，使中国的书法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由"古质"、走向"今妍"的关键性人物。

那么，是否仅仅创新就能打动这么多帝王呢?张芝、钟繇、王献之等等也都是富有革新精神的名家，他们为什么在与王羲之的比拼中最终退下来了呢?我认为更关键的是王羲之的书法处处渗透着魏晋崇尚的那种" 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国文化精神。王羲之温尔文雅、刚柔相济的书风确立后，由于它符合中和之美的要求，所以才会被历代帝王所喜欢，使历代文人学士奉为圭臬，使王氏书风雄霸书坛一千六百多年，帖学的潇洒流美之风长期以来成为书坛的主流。这种影响虽然与帝王推崇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植根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审美意识决定的。这种审美意识就是贯穿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庸观念、中和之美。中庸思想的包容性很大，所以王羲之书法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也极丰富，这种思想反映在书法上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自有它积极的意义。

而且王羲之的书学比较全面，他的楷书结体匀称俊俏，点画细微之处蕴蓄多姿。行书更加随意，不求笔画平正严谨，而是强调变化，使字里行间婉转灵动，变化多姿，写出了俊逸、妍美而又雄健的行书，特别是《兰亭序》万法齐备，炉火纯青，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至于草书，则是删除了章草中带有隶书笔意的波磔，加强了用笔的使转，使得转折处笔势连绵，流畅而富有韵致，开创了今草的新局面。

由于王羲之书法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后世学者可以从王羲之身上化身千万，得以发展。如颜真卿对王羲之的继承是以他不同于王羲之的面目出现的，米芾又不同于颜真卿，颜真卿和米芾无疑都是王羲之最伟大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还有，作为一个皇帝，推崇古代贤哲，理所当然，而推崇一个本朝土大夫就显得比较困难，很难想象唐太宗为给褚遂良写传论，把褚遂良的书法说得"尽善尽美"。艺术的推崇，需要历史的筛选与时间上的距离感，一般人们不敢把我们身边的高手与古代的贤哲相提并论，哪怕这个高手已经超过了古人，因为艺术确实需要时间来考验。

正因为王羲之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才走上了"书圣"宝座。

历代帝王在广度上、深度上如此热爱书法、热爱王羲之，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势力，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推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

三、帝王对王羲之特别重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历代帝王对王羲之书法的情有独钟，最终使王羲之走上了"书圣"宝座，它对中国书法史的积极意义是巨大的。但事物是要一分为二的。帝王独宗右军，加上朝臣附和，文人学士竞相推崇，容易造成千人一面，不利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历代帝王对王羲之的情有独钟，对《兰亭序》的顶礼膜拜，使一些人对王羲之及《兰亭序》书法达到了迷信与盲从的地步，这反映了千百年来人们认同权威的心理定势。以唐太宗时期为例，当时朝野崇尚右军书法，若论学王书的条件，真是极为有利，但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却只得了右军一面，总觉得缺少点什么。究其原因，是因为在顶礼膜拜的同时，人们丢失了王羲之藐视权威的独创精神，缺乏王羲之敢于比肩先贤的气概。人们不敢平视经典，人们总是仰视古贤，从而希望达到王羲之的境界，苦苦地心摹手追，胶柱鼓瑟，却往往苦不可及。至今仍有这样的人，希望临《兰亭序》临得一模一样，真是愚不可及，因为即使王羲之本人它日更书数十百遍，都没有达到兰亭曲水流觞时所书写的艺术效果，何况过了一千六百多年以后的你我，笔、墨、纸、心态都与王羲之不一样了，怎么写得像，又有什么必要写得像!?

也由于部分帝王及一些追随者对王羲之书法的浅表理解，使王书似乎越来越成了漂亮与甜美的象征，离梁武帝所说的“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感觉越来越远了。

唐初书家基本学王羲之，虽各具风格，但已走向温和。二王潇洒倜傥的魏晋风骨在唐代已减弱了。如果说，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还存有一些古雅气息的话，到元代赵孟頫则古雅少了，秀媚多了。至清代，由于康熙、乾隆不直接取法王羲之，而是极端喜好王羲之的徒子徒孙董其昌、赵孟頫的书风，从而满朝上下最终出现了与之相呼应的"馆阁体"，使这种笔法与结字几无变化的死气沉沉的书体成了流行，使清代书法大有没落之势。

话得说回来，导致这些负面影响的，这并非王羲之之过，而是后学者缺乏创新和亦步亦趋的低能。

对王羲之书法的亦步亦趋只能使书法走向衰落，任何时候都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发展。

(作者单位：绍兴兰亭书法博物馆)

书圣王羲之

　

书圣王羲之宗谱

王羲之生卒纪年到底是何年？史学界一直没有定论。《辞海》自1979年问世后，在每10年的更新内容中，对王羲之生卒纪年出现过3个不同年代的版本，分别为：“321－379”“303－361”“307－365”。在这3个不同的生卒纪年中，有一个共同点是，王羲之享年59岁。

浙江绍兴文物爱好者张笑荣收藏的王羲之之妻郗璇墓碑，日前经过北京4名文博专家的考证和研讨，揭开了王羲之的生卒悬疑。专家认为，王羲之的生卒纪年当为公元303－361年，享年59岁。

绍兴市文物部门证实，这块墓碑长68．5厘米，宽56厘米，厚8．8厘米，其底部由于长年水土侵蚀，除部分字迹无法辨认外，绝大部分文字清晰可辨。墓碑为隶书，共28行，345字。

这块墓碑刻有墓主人“升平二年戊午岁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薨”字样。升平二年即公元358年，专家从碑文得知，时年王羲之56岁，并且比其夫人郗璇多活了3年，王羲之的卒年就是公元361年，卒年扣除享年，王羲之的生年即为公元303年，与《辞海》中3个版本中的一个相同。

“山阴华舍寿氏宗谱”由绍兴县一居民珍藏，宗谱共八卷。这部宗谱系清光绪十年(一八八五)重修本，早在清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和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有重修和续修本。“书圣”王羲之的故事广为人知，但是“山阴华舍寿氏宗谱”里记录的一段王羲之父子题书的故事恐怕鲜为人知。浙江绍兴县文化普查人员在翻阅这本古老宗谱时的意外发现了这些资料。

宗谱记载历史始于北宋景祐二年(一0三五)，宗谱除详细记载了八百五十一年中寿氏三十八世源流世系变化、迁徙、家规、善行、婚丧寿庆外，还记录了许多名人掌故。

据介绍，“山阴华舍寿氏宗谱”与一般的宗谱不同之处在于，一般的宗谱只记录家族世系变化，但是“山阴华舍寿氏宗谱”还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许多故事的原委，如有历代皇帝赐予寿家的七次奉天诰命、敕命，有南宋末年抗元英雄文天祥为寿氏人像题赞语。

据绍兴县文化普查员沈兴国介绍，“山阴华舍寿氏宗谱”第一卷中，记载了东晋时期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题书的故事。这则故事由翰林学士真德秀撰写。故事发生在四川靖州，讲述东晋时安定王的女婿寿囦与莘老评论王羲之和王献之题书的故事。一天，王羲之在四川靖州动身前往南京，行前酒醉而在壁上题书，其子献之偷偷地将其揩去，摹仿父字重写一遍，羲之归来一看，大吃一惊：难道我当时真的大醉了，写成这样。献之听后内心感到惭愧。在场的寿囦和莘老当即评论，虽献之尚能摹仿父字，但父子之书功力毕竟有优劣，“书圣”羲之的笔力有神妙之处。

绍兴县有关专家认为，家谱是记载同宗同祖的血亲世系人物的历史档案，在里面可以找到祖先留下的痕迹，家谱是很好的信息库，“山阴华舍寿氏宗谱”对王羲之父子题书故事的记载，说明王羲之与他们的祖先曾有交往。浙江籍谱牒文化专家、北京东方文化馆副秘书长柳哲先生则表示，真德秀与王羲之相距的年代比较久远，这个故事的可靠性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不过，这一故事的发现对研究寿氏与王氏的渊源及王氏父子生平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书法至宝、“书圣”王羲之的《丧乱帖》在流传海外1300多年后，终于回家了。昨天，是上海博物馆《中日书法珍品展》布展的第一天，记者兴冲冲地赶至上博三楼展厅，期盼着能在第一时间，亲眼目睹这件宝物的真面目，不料找遍整个展厅，在众多的书法珍品中，却始终没有觅得《丧乱帖》的身影。一打听才知道，日本方面对这件文物瑰宝万分重视，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拿出来展示。

本次参展的珍品，除了被大家所熟知的《丧乱帖》外，可谓是“群星璀璨”。仅王羲之的墨迹，就还有《孔侍中帖》，《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吴炳本）》以及《十七帖（上野本）》。同时，由他的儿子王献之创作的《地黄汤帖》此次也将被公开展出。其它珍品还包括唐代诸多书法大家的作品，例如，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以及褚遂良的《孟法师碑》等赫赫名件。

据介绍，这样大规模的展览，机会十分难得，因为许多珍贵的书法作品都流传于私立博物馆和个人收藏，想要借出文物向公众展出非常不易。此次在上海博物馆的展品，可谓是最具规模，最有历史价值的一次。许多来自于私人收藏，各大博物馆甚至日本宫廷的珍贵文物都是第一次被公开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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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王羲之的辞官归结为他执着而不圆通的书生气不为官场所容，原是我多年前从清代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的一段话中引出来的结论。我那时还认为，使王羲之“耻居其下”的王述，“比起王羲之，或许是要圆通得多的”。话虽然没有说死，但在我的潜意识中，总以为让王羲之受王述的领导与管辖，乃是贤与不肖的倒置，于是遂有王羲之的“耻居其下”及“谢病归”。

多接触一些史料，方知王羲之辞官的原因与我的推论尚有不少出入。王述原与王羲之齐名，王羲之看不起王述。王述以母丧居会稽郡境数年，代他出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只是吊丧时去过一次，再也没有登王述的家门，以至王述多次洒扫庭院空候，这使王述“深以为恨”。王述日后升任扬州刺史，王羲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以免受扬州刺史王述之节制，因“行人失辞”，成为当时官场上的一个笑柄。王述“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王羲之自己没有出面，他的下属偏偏又办事不力，于是“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凡此种种可见，导致王羲之辞官的是他的那种性高气傲的性格弱点，或许也与他的“官念”比较淡漠有关。

于是反思此前的认识偏差，深感知人论世之不可者有二。

不可望文生义。《越中杂识》中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尝遗书殷浩，止其北伐；上书谢安，谏其清淡。众皆韪之。后王述为扬州刺吏，羲之耻居其下，谢病归”。这话原由《晋书》王羲之本传简缩而来，连《晋书》说的“上书谢安”（当时谢安尚未出仕）也照录不误。因为是“简缩”，其中的许多弯曲也都被“简缩”掉了，上下文之间未必都有必然联系。只看这段文字就望文生义，从他的“疏”、“谏”、“争”、 “止”使“众皆韪之”，去推导其辞官的原因，也就难免有偏。

不可先入为主。根据《晋书》王述本传之记载，王述并非趋炎附势看风使舵的“圆通”之人。他年轻时王导风头正劲，“导每发言，一坐莫不赞美”，王述却为此“正色”，说是“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致使王导“改容谢之”；王述也不是无能之辈，他的为官，《晋书》仅以“八字”为前提的，并非游手好闲。然而，因为书圣王羲之“做官也做得相当不错”的正面形象先在自己脑中占了优势，就难得去想他的性格弱点，更不会去想使王羲之“耻居其下”的王述也有他的操守与业绩。

客观地说，王羲之敢于为民请命直抒己见值得称颂；有王羲之这种执着而不圆通之秉性的人也往往为官场所不容。然而，王羲之辞官，却与此并不相干。执着而不圆通与褊狭而不宽容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执着而不圆通的，有时也会褊狭而不宽容，这也是“一块硬币两个面”。不能将此二者混为一谈，不能将性格的弱点也当作优点去欣赏去坚持去揄扬。同是执着而不圆通的官员之间，有时候也会弄得势不两立，此中起作用的恰恰是褊狭而不宽容。王羲之看不起王述，便当属后者，也有这种褊狭而不宽容的因素。王述在赴扬州任刺史，却没有这样的气度去向王羲之辞行，要不，他们之间或许也会尽释前嫌的。 

书圣王羲之

　

砚池街王羲之故居

临沂是王羲之的老家，就是现在的王羲之公园。

王羲之故居是以陈列书法、绘画作品为主的文化公园。故居内景色宜人，亭榭台阁，溪水吟吟，文竹片片，相得益彰。春夏之际，临台凭眺，故居内亭堂参差错落，花红柳绿，白鹅绿水，池光桥影，环境清幽，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人来此观美景，赏书法，思前贤，心旷神怡，叹为佳景。 2002年临沂市政府有又重新规划扩建王羲之故居，东至普照街，西到王羲之路，南至砚池街，北到兰山路。

明正德年间，被封于沂州的泾王朱祜舜又对此寺进行大规模修缮，并铸大批铜佛像及一口大铁钟。此后为纪念王羲之，后人又在普照寺和洗砚池之间增建右军祠。祠堂内立右军坐像，两边各一童子，左抱文房四宝，右抱白鹅；祠院内立一龙凤碑。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将原在城南关的忠孝祠移此，建于普照寺的西南。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知州李希贤在右军祠内设立琅琊书院。同治年间，在忠孝祠西又修建了万善庵。昔时，夕阳西下时，苍松古桧，暮蔼朦胧，古城沐于一片灰暗之中，唯普照寺内高耸的大雄宝殿的西山壁上，被夕辉所映射，红光熠辉，光彩夺目，堪称奇观，被誉为“普照夕阳”，列入琅琊八景。千百年来，竭拜书圣故里的游人墨客，吟诗作赋，大加赞赏。明代诗人舒祥，七律《普照夕阳》赞曰： 碧玉楼头日未沉，几家残照半城阴。斜分宝刹千层影，光灿瑶龛百丈金。 归雁携云投百浦，啼猿迎月上东林。 柴门欲掩诗僧定，坐上闲庭抱膝吟。 抗日战争前，寺院仍一直保存，为省立第五中学的第三、四院。日军侵占临沂后，古建筑被破坏，古文物遭洗劫，普照寺等名存实亡，仅存的大铁钟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建兴元年（公元313年）王羲之5岁时，“临沂诸王”举族南迁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旧居舍为佛寺。后魏时，名律寺，唐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赐名开元寺。北宋改称天宁万寿禅寺。伪齐刘豫时，改名为普照寺。寺内有金代妙济禅师觉海集柳公权之字而成的《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碑》，称名“集柳碑”。《集柳碑》记载了王羲之故居“东有晒书台，南有泽笔池，一日洗砚池，皆其遗迹”等情况。

1982年始，政府拨款，对故居分期整修。现故居位于兰山区办事处砚池街中段北侧，为古典园林式建筑。四周青墙环绕。大门南向，前出檐，立明柱4根，门上悬挂“王羲之故居”扁额。入门向北，为洗砚池。池岸砌假山怪石，池畔植垂柳花草。池东西两侧狭窄处各一石桥横跨。池北临畔修砚碑 亭，亭内 立“晋王右军洗砚处”、“洗砚池”石碑二块，字迹古朴苍劲。亭东临池建厅堂，名晋墨斋，内陈列文房四宝、书、画等。亭西，池中建留香亭，池面曲桥回旋，衔亭接岸。池西，回廊环绕，长百余米，廊壁嵌大理石石碑50余块，系全国著名书法家为故居重建时所题。砚碑亭迤北空旷处日“晒书台”，上有石碑，台北部亦建有厅堂，名书院，内设陈列书圣的碑帖、碑刻、石刻及书法名家的真迹。故居西则的百米长的书法碑廊内，均为当代南北大家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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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321～379)，字逸少，原籍山东琅琊(今山东临沂)，定居会稽山阴。出身贵族，父王旷曾任淮南太守，伯王导，晋元帝时丞相。其幼时言语迟钝，及长始显才华。性坦率，不拘礼节，有“坦腹东床”佳话。初仕为秘书郎，累官至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当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朝廷赋役繁重，吴会更甚，每上疏争之，多被听纳。羲之淡泊名利，雅好养性，初渡浙江，便有终仕之志。朝廷爱其才，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后称病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善作文、工书法。原师事钟繇，但博采众家之长，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独创妍美流畅之风格。

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谢安、支遁等41位名士修禊山阴之兰亭，乘兴作《兰亭集序》以抒发志趣，畅其翰墨，成传世名篇。唐太宗称其书“尽善尽美”，遂遗命以《兰亭集序》帖殉葬，真本从此失传。今传帖本均为诸书法名家摹写。兼善隶、草、正、行，被后世尊为“书圣”。《晋书》称其隶书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为“古今之冠”。行书有《奉桔》、《丧乱》、《孔侍中》等帖；草书有《初目帖》、《十七帖》等，但真迹无存，仅临摹本存世。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先旨，固让不受。

羲之七子：献之、凝之、徽之均善书，尤以第七子献子成就最著。相传现存兰亭“鹅池”碑，“鹅”字为羲之所书，“池”字为献之所续，世称“父子碑”。著有《王羲之集》10卷，已散佚。明人辑有《王右军集》传世。因其书法而得名之遗迹，尚存兰亭、笔飞弄、笔架桥、题扇桥、躲婆弄等。羲之舍宅为寺之戒珠寺，现辟为纪念馆。《晋书》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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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是晋朝著名的中国书法家，其书法风靡于世，受后人尊称为“书圣”。他不但以革新书法闻名于世，而且也因为他毕生献身于中国书法，建立了划时代的功绩而流芳百世。王羲之在公元３０３年生于东晋，在七岁时就开始学书法。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伯父和著名的女书法家卫铄夫人。王羲之先学正楷，所谓正楷，就是用正体的笔划把文字写出来。

在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开始创立自己的风格，他的字自成一体，独创一格。他的行书生动活泼，充分表现出他的感情。他最著名的书法作品是《兰亭序》。 这是他在公元３５３年完成的作品，那时候，王羲之邀请了四十一位亲朋戚友（其中包括当代的书法家和诗人），在乡间的兰亭举行野外盛会。他们列在溪水两旁，把羽觞（一种轻便的酒杯）放在水上，顺水而下，每人顺序取觞饮酒作诗。写不出诗的人，都要被罚酒，当天有２６人作诗，一共写了３５首。大家也都喝了不少酒。

王羲之带着醉意，即席挥毫，为这些诗集作序，写成《兰亭序》。据说，他在几天后再重写近百次，但是总比不上他当天即兴完成的作品。《兰亭序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它的原本后来被唐太宗取去。他很喜爱这幅作品，就命令朝廷最好的几位书法家摹临许多副本，原本则留下来作为自己的陪葬物。

《兰亭序》的原迹虽然在公元６５０年失传，但王羲之的字体后来对中国书法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太宗对兰亭序的偏爱，促使更多书法家学习和摹临王羲之的字体。王羲之父子一生勤学书法，他们的专心与毅力，以及他们在书法上的成就，得到了世人的推崇和景仰。每当人们提到他们的名子时，都会联想到他们的耐心和勤劳。

一个好的书法家不但能通过书法表达他的思想，而且他所写出来的字也必须充满生气，活力并具备完美的形体。书法是一门艺术，它需清醒的头脑以及对毛笔有全面的掌握，才能够把字写好。这需要很多年的精心磨练才会有成就。

在童年时代，王羲之就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他在练字的时候，往往废寝忘食。据说有一次，他想书法入了迷，居然把手中拿着的面包当毛笔，用来沾墨想写字！他经常到屋外的小池塘洗毛笔，结果池里的水都变黑了。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他的第七儿子）也是很勤于练字。他在十二岁那年，把一个经过父亲改写过的字拿去给母亲看。他的母亲也精于书法。她一看就认出丈夫所写的那一画。

王献之因此体会到自己的书法还差，不能与父亲的相比。他决心勤练，要把字练好。他找到十八口缸，盛满了水，下定决心，要拿缸里的水磨墨练字，不把它用完，绝不罢手。

王羲之当过官。他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他曾劝过同僚，对人要公正仁慈。王羲之后来因为生病而辞官，在公元３６１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王羲之父子因为努力用功，成为有名的书法家，一直到今天，人们还是把他们奉为勤劳这种美德的象征。

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的儿子

晋代书法家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儿子，自小跟父亲王羲之学写字。有一次，他要父亲传授习字的秘诀，王羲之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指着院里的十八口水缸说：“秘诀就在这些水缸中，你把这些水缸中的水写完就知道了。”

王献之作为书圣之子，字自然很好，他心中不服，认为自己人虽小，字已经写得很不错了，下决心再练基本功，在父亲面前显示一下。他天天模仿父亲的字体，练习横、竖、点、撇、捺，足足练习了两年，才把自己写的字给父亲看。父亲笑而不语，母亲在一旁说：“有点像铁划了。”王献之又练了两年各种各样的钩，然后给父亲看，父亲还是不言不语，母亲说：“有点像银钩了”。王献之这才开始练完整的字，足足又练了四年，才把写的字捧给父亲看。王羲之看后，在儿子写的“大”字下面加了一点，成了“太”字，因为他嫌独生子写的“大”字架势上紧下松。母亲看了王献之写的字，叹了口气说：“我儿练字三千日，只有这一点是像王羲之写的！”王献之听了，这才彻底服了。从此，他更加下工夫练习写字了。

书圣看到儿子用功练字，心里非常高兴。一天，他悄悄地走到儿子的身背后，猛地拔他执握在手中的笔，没有拔动，于是他赞扬了儿子说：“此儿后当复有大名。”王羲之知道儿子写字时有了手劲，这才开始悉心培养他。后来，王献之真的写完了这十八缸中的水，与他的父亲一样，成了著名的书法家。

王羲之劝子于学，采用的是“不动声色”的方法。王羲之对儿子没有一句说教，却使王献之逐步懂得学无止境的道理，从小就开始确立了严格的治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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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与马，共天下

晋愍帝在被俘前留下诏书，要镇守在建康（原名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的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王司马睿继承皇位。司马睿在西晋皇族中，地位和名望并不高。晋怀帝的时候，他被派到江南去镇守。他带去了一批北方的士族官员，其中最有名望的是王导。司马睿对王导言听计从，把他看作知心朋友。

司马睿刚到建康的时候，江南的一些大士族地主嫌他地位低，不怎么看得起他，也不来拜见他。为了这个，司马睿心里不踏实，要王导想个办法。王导有个堂哥王敦，当时在扬州做刺史，很有点势力。王导把王敦请到建康，两个一商量，想出一个主意来。这年三月初三，按照当地的风俗是禊节，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去“求福消灾”。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前面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

这一天，在建康江边看热闹的人本来很多。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见到过的大排场，都轰动了。江南有名的士族地主顾荣等听到这个消息，从门缝里偷偷张望。他们一看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这样尊敬，大吃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一个接一个地出来排在路旁，拜见司马睿。

这一来，提高了司马睿在江南士族地主中的威望。王导接着就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这一带的名士。只要把这两人拉过来，就不怕别人不跟着我们走。”司马睿派王导上门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两个人都高兴地来拜见司马睿。司马睿殷勤地接见了他们，封他们做官。

打那以后，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就站稳了脚跟。

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士族地主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又劝说司马睿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司马睿听从王导的意见，前前后后吸收了一百零六个人，在王府里做官。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安排，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地位，心里十分感激王导。他对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公元３１７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重建晋朝。这就是晋元帝。在这以后，晋朝的国都在建康。为了和司马炎建立的晋朝（西晋）相区别，历史上把这个朝代称为东晋。

晋元帝登基的那天，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晋元帝见到王导，从御座站了起来，把王导拉住，要他一起坐在御座上接受百官朝拜。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大为吃惊。因为在封建时代，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事的。王导忙不迭推辞，他说：“这怎么行。如果太阳跟普通的生物在一起，生物还怎么能得到阳光的照耀呢？”

王导这一番吹捧，使晋元帝十分高兴。晋元帝也不再勉强。但是他总认为他能够得到这个皇位，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特别尊重。他封王导担任尚书，掌管朝内的大权；又让王敦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封了重要官职。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意思就是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了东晋的大权。

王敦掌握军权，自以为了不起，把晋元帝不放在眼里。晋元帝也看出了王敦的骄横，另外重用了大巨刘隗和刁协，对王氏兄弟渐渐疏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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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307—365)，东晋著名书法家。字逸少，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后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历官秘书郎、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世称王右军。  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是当朝丞相，他的父亲王旷也很喜欢书法，因此家中搜集了许多前人讨论书法的书籍文章。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王羲之自幼酷爱书法。他7岁时就从当时著名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12岁时，王羲之就开始聆听父亲传授前人的书法理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总之童年的王羲之就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少年时代的王羲之对于练习写字更是着了迷。据说有一次，王羲之练字时，居然把手中的面包当毛笔醮墨写字。成人后的王羲之曾渡江北游，博采历代书家之长。王羲之的正书得力于钟繇，草书师法张芝。在前人的基础上，他独创一体自成风格。王羲之第一次将汉字书写从一味地追求实用引入到注重技法，讲究情趣，以及表情达意的新阶段。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最明显的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千变万化，形成一种中国历史上最优美的书体。正是基于他在书法上的卓越成就及其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因此后人尊称他为“书圣”。

王羲之的代表作是《兰亭序》，此作是他于公元353年完成。

王羲之大约在21岁时和妻子郗结婚。郗是在东晋曾任龙骧将军、兖州刺史、车骑大将军及太尉的郗鉴的女儿。说起王羲之和郗结婚之事，还有一个挺有趣的故事。郗是父亲郗鉴的掌上明珠。当才貌双全的她长到18岁时，父亲郗鉴决定为女儿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大家族，去挑选一个女婿。为此，自然想到与自己交谊颇深的丞相王导的家了。

 郗鉴平时就听说王家子弟很多，且个个都是才貌俱佳的好后生。一天早朝之后，郗鉴找到王导，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王导一听，非常高兴，对郗鉴连声说：“好！好！”并告诉郗鉴，所有王家子弟任其挑选。

第二天，郗鉴带着一名管家来到王丞相家。早已得知郗府千金郗才貌双全的王府子弟，听说郗太尉要来择婿，个个都精心打扮了一番之后，便高高兴兴地出来接受郗大人的挑选。

郗鉴左看右看之后，又一一数过，发现王府子弟中少了一个人。这时，王府管家便带着郗府管家来到了东院书房里，一进门，看到靠东墙的床上仰卧着一个袒腹的青年，他与众弟兄不同，对于今天热闹的择婿场面却无动于衷。郗府管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郗大人，郗鉴告诉他说：“我要选的女婿就是这样的人。”王府管家便将这个青年带到了郗鉴面前。郗鉴一看，见这个青年既豁达，又文静，且谈吐不凡。当场决定将这个青年选为自己的“东床快婿”。这个王府子弟就是后来的“书圣”王羲之。

 郗璇，字子房，亦工书法。她的两个弟弟郗愔、郗昙称她为“中仙笔”。据说郗璇活了90岁，大概在太元(376—396)末年去世。此时，王羲之去世已30多年了。学者们大都认为王羲之一生没有纳妾，这表明王羲之与妻子郗璇感情深笃。他们夫妻二人共有七子一女，其子女几乎在书法上都有成就。

长子王玄之，字伯远，工草书和隶书。其妻何氏。玄之婚后不久病逝，身后无子，以其弟凝之之子蕴之为嗣。玄之生前曾参与父亲羲之主持的兰亭聚会，有帖传世。

 次子王凝之，字叔平。历任江州刺史、右将军、会稽内史，亦工草书和隶书。他也曾参加父亲王羲之主持的兰亭聚会。其妻为才女谢道韫。

三子王涣之，善草书。自幼学习父亲书法，达到了形似的程度。有帖传世。涣之也参与了父亲王羲之主持的兰亭聚会。

四子王肃之，字幼恭，历任中书郎、骠骑咨议。参加过父亲王羲之主持的兰亭聚会，并有诗流传于后，只是不见其法帖传世。

 五子王徽之，是兄弟中在书法上有突出成就者之一。

六子王操之，字子重。历任秘书监、侍中、尚书及豫章太守等职。其妻贺氏。贺氏祖父为当朝司空贺循。操之有宣之、慧之二子。

七子王献之，为兄弟中书法成就最高者。

王羲之惟一的女儿，不知其名，只知她成人后嫁给浙江余姚刘畅，生一子一女。子刘瑾，有才力，曾任尚书、太常侍卿等职。女刘氏，嫁谢奕之孙谢，生一子，就是著名诗人谢灵运。可见谢灵运为王羲之的重外孙。

 学者们认为王羲之七子一女，繁衍至今的全都世居浙江嵊县金庭镇，即晋代剡县金庭。这里也是王羲之晚年所居之地。

书圣王羲之

　

书圣王羲之与国宝

书圣的任何只字片都是国宝，四十多年前，正是文革动乱时期，刘光启所在的天津市文物公司接到了新的任务，那就是负责接收和清理造反派抄家来的书画物资。一天，负责鉴定书画的刘光启象往常一样分类清理查抄来的书画，突然他在堆积如山的大纸堆中发现了一卷黄黑色的旧纸卷，他抽出打开一看，眼前展开的是一件年代久远的草书纸本书帖，凭着多年鉴定书画的经验，刘光启读出该帖的内容为：“ 足下各如常。昨还殊顿。胸中淡闷，干呕转剧，食不可强，疾高难下治，乃甚忧之。力不具。王羲之。”看到“王羲之”三个字，刘光启不禁大吃一惊，难到眼前的东西竟是文物界苦苦寻觅了30多年的故宫流失国宝、书圣王羲之的《干呕帖》。

这个东西原来属于溥仪到东北，成立伪满时期带到东北去的。后来，这批东西就流落到民间，到了民间里面，文化大革命一抄家就抄出来了。

在中国书法史上，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具有崇高的地位，被誉为书圣，他的墨迹受到历代书家的推崇，然而，据史书上记载：王羲之的真迹早已失传，传世的王羲之的书法墨迹都是后世的临摹本，但就是这极为稀少的临摹本留传到今天已经都是稀世珍宝了。除海外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外，今天所知道留在内地的只有《兰亭序》、《姨母帖》、《初月帖》、《上虞帖》、《寒切帖》和《干呕帖》等几件。

《干呕帖》当时从东北流落到民间后，故宫博物院曾多次派人四处查找，均未找到，刘光启没想到稀世国宝《干呕帖》竟差一点被淹没于废纸堆中，这既让他心痈不已，同时也为自己的幸运发现而欣喜万分。但是多年鉴定书画的职业敏感又让他有些不相信眼前的东西就是真的。

刘光启:发现了王羲之，在当时的心情也是欣喜若狂啊，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很多东西似真非真，又不像假，那你就值得考虑，考虑什么呢，考虑它的客观情况。

刘光启考虑的客观情况就是书画鉴定行比较看重的书画文物的收藏历史，看它是不是从古到今一直流传有绪，这是鉴定古代书画作品真伪的必经步骤。

这个东西是宋代的，起码宋代的收藏家对这个东西收藏过，对这个东西有评语。到了元代也如此，到了明代也如此，流传有序，一直序到现在，这个东西证明一点错没有。

刘光启仔细研究了《干呕帖》上历代收藏者的印章和题跋，他断定眼前东西的年代极有可能是唐代之后南宋之前，即便是古人的造假品，同样有历史和文物价值。

最起码来说是五代，五代那就是唐代以后，梁、唐、晋、汉、周，或者是北宋，再晚恐怕晚不了了，为什么？后面有文彭啊，周天球啊等等这些人的题拔，本身都有乾隆御玺，绝不是明代，更不是清代。

在文物鉴定这一行中，字画类叫"软片"，是最难鉴定的。鉴定书画需要掌握的知识也最复杂，最多。《干呕帖》到底是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临摹本？或者是古人的造假品？刘光启认为仅凭历代收藏者的印章和题跋还不能给出准确答案，因为收藏家也可能会走眼，要鉴定东西到底是真是假，还得回到文物本身。

对它本身你得有一套认识，从理论上，从笔墨上，从纸张上，从字体变化上，如何如何，你得认识。如果说你对本东西一点不认识，仅从客观认识，你这个程序是错的，也就是你总不能躺在历史上这些收藏家也好，题跋这些人身上，睡大觉，不行。

然而，王羲之的真迹早已失传，不可能作真假对比，那么有还什么办法可以判断《干呕帖》就是从王羲之的真迹上临摹下来的？刘光启决定抛开《干呕帖》上的收藏和题跋信息，进入到王羲之书法艺术世界中去寻找答案。

历史上也有很多东西，没有题跋，也没有收藏，什么也没有，那就看它的气韵，看他的时代风格，因为什么呢？任何一个书家，任何一个画家这里面有一条规律，他自己带着一种时代风格，不管你一个书家，或者说你一个画家，你高兴不高兴不行，你总是在你的绘画里面把你的时代风格，要在你的绘画里面要表现出来，这不是你乐意不乐意的问题，这是什么呢？这是一条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一条什么？客观规律。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干呕帖》被刘光启珍藏保护了三年。三年中刘光启查阅了大量有关王羲之书法的资料，反复分析《干呕帖》的书写特征，还找来天津博物馆馆藏的另外一件王羲之的唐代勾填本《寒切帖》相对比，反复推敲王羲之书法的时代风格和笔法变化的规律，最终认定《干呕帖》的笔法风格与王羲之的其它草书临摹本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判断《干呕帖》确是王羲之的真迹临摹本。

这里面也有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假王羲之假的年代越早，也就是王羲之的真迹的面貌新的就越纯越多，越厚---那么在这里面，能够看到王羲之到现在他字体的余序，所以鉴定这些东西，不是光单独看他的字体等等等等，各方面，集中到一点，这才叫鉴定。

《干呕帖》，又名《如常帖》、《昨还帖》。纵14.1厘米，横26.4厘米，共4行36个字，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临摹本。国家一级文物。是王羲之病中写给友人的短信。该帖笔意神采超逸，书风沉着劲健，曾刻录于《淳化阁帖》之中，是流传有序的艺术珍品。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件从纸堆里偶然发现的王羲之的《干呕帖》，它和《寒切帖》一起成为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刘光启是河北冀县人，13岁时离家到北京琉璃厂古玩铺做学徒。50多年来经他的眼晴发现和鉴定过的书画文物不下几十万件，被文博界誉为“神眼”。

现在刘光启早已退休，但每天还乐于去单位上班，天津博物馆有重要书画文物收藏时，还要请他来看看，行内称“掌眼”。尽管生活清贫，但能有幸饱览天下这么多书画国宝，刘光启认为自己是最富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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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曹娥碑》，是张大千的曾祖父当做传家宝遗留下来的，帖上有唐代名人崔护、韦皋等七人的题跋，曾由项子京、成亲王先后收藏，且都附有详跋。一天，张大千应江紫尘之请，将这一名贵碑帖带去给众人观赏，不料当晚他“入局”以后连续败北，转瞬间就欠了江紫尘1000多大洋的赌债。江紫尘假笑着对他说：“你欠了我偌大数目的债，干脆用那碑帖来抵账吧，我可以再找补给你200元，帮助你翻本。”输红了眼的张大千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冷静下来后，他对自己的孟浪行为十分悔恨，从此绝迹赌场。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10年后，张大千的母亲、女画家曾友贞在安徽郎溪病危时，把他叫到病榻前，询问为什么很久都没有看见祖传的《曹娥碑》帖？张大千惶恐之极，只好撒谎说仍放在苏州网师园。母亲叫他第二周必须带来展阅，以小慰病中的枯寂心情。张大千生怕慈母赍恨以殁，自己将终身负咎，又听说江紫尘早已将碑帖售出，辗转不知落于谁手，急得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回到网师园后，恰遇叶恭绰与王秋斋来访，询及张太夫人的病情，张即以实情相告，并将自己输掉碑帖的经过也一一述之，最后叹气说：“倘若还能够找到这幅碑帖的下落，我决定不惜重金赎回，使老母得到安慰。”这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叶恭绰指着自己的鼻子，用京腔道白说：“这个嘛，在区区那里！”张大千又惊又喜，不禁流下了眼泪，他立刻把王秋斋拉到屋角，央求王向叶转达三点请求：一、如能割让，愿付其购买原价。二、如不忍割爱，则愿意用自己所收藏的历代书画，不计件数的任叶挑选，以为交换。三、如果这两种方式都不行，则乞求暂借两周，经呈送老母观览后，即完璧归还。

王秋斋即把张的意思转告给叶。叶恭绰慨然说：“这是什么话！我一生爱好古人名迹，但从不巧取豪夺，玩物而不丧志。这碑帖是大千祖传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意欲一睹为快，这也是人之常情。我愿意将原璧返赠给大千，再不要说偿还原值或以物易物了！”张大千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立刻上前叩首相谢。

书圣王羲之

　

书圣王羲之的后代

王徽之迁居江宁

王羲之在南京还有后裔吗？

江宁区禄口镇山阴村，是王羲之后裔聚居地。前不久，笔者去该村探访，了解王羲之的三子王徽之定居江宁及后代繁衍情况。

从禄口铜山北行4公里，依傍在秦淮河边上的山阴村是个古朴的小村庄，男人农忙耕作，农闲外出打工，女人在家种麻、刮麻以补贴家用。

山阴村藏有《王氏宗谱》，据载：东周时，周灵王的长子姬晋，为保护京郊农田而上书直谏被其父贬为庶人，改姬为王，成为王姓的始祖。晋的儿子王森，为东周末年上卿，封平安公。15代孙王翦为秦国大将，曾破赵、燕、楚等国，封武成侯。18代孙王元迁琅琊临沂。28代孙王祥西晋时官至太保，他卧冰求鲤，奉孝母亲的故事编入24孝，为后人传颂。王祥是王羲之的曾祖，这样算来，羲之是王晋的31代孙。

江宁山阴村王氏是以王羲之为源头的，最早定居的是王羲之的第三子王徽之。东晋太元五年(380年)，王徽之与谢安在朱雀桥乘船从内秦淮河出城到了外秦淮河，行至铜山弃舟上岸，徽之看到这里依山傍水、风景优美，就定居下来，取名道德村。南宋时，王羲之的第23代孙王五四，原任朝奉郎，因得罪权贵，罢官归隐，为纪念乃祖当年山阴兰亭修禊之盛事，将道德村改名山阴村。

村前有王家渡，传说是王徽之泛舟秦淮寻觅隐居地弃舟登岸处，故此得名。村后竹墩山，是王徽之栽竹之处，也是他的归葬地。“文革”时墓地被毁，碑石也无踪迹。村头有一水塘，名“星塘”，相传古时落进一颗陨星，故有此名。传说干旱水枯，还能看到塘里有东西闪闪发光。

王惠宽老人今年86岁，是村里年岁最大的一位老人，他是王羲之的46代孙，如今四世同堂，与儿子王先树、孙子王扬胜、重孙王健住在一起。山阴村王氏从45代孙“采”字辈到53代孙“远”字辈共9代同村，这在全国极为罕见。

王氏后人修宗谱

山阴村保存有《王氏宗谱》37本，其中王先树保管13本，王先胜保管24本。这些谱书中有清同治七年，(1868年)、光绪十八年(1892年)、民国九年(1920年)重修的。

解放后这些家谱先由王采金保管，“文革”开始，江宁县的红卫兵听说山阴村有家谱，要来“破四旧”，恰巧这天凌晨，王采金前屋失火，他急忙将家谱藏在后屋写有毛主席语录的大牌匾后面，然后告诉红卫兵说家谱被烧毁，《王氏宗谱》这才逃过一劫。

后来谱书一分为二，其中24本由王惠家保管。前年农历六月初六，应是每年晒谱之日，这天恰逢下雨，按惯例延期到十月初一。那天，老人开箱，家谱不翼而飞，这可急坏了村民，大家分头寻找，有人说是老人孙子偷拿了，一查果然是孙子以1000元价格卖给了铜山镇上的收藏爱好者李林。后多次协商不果，去年 3月，经江宁区法院禄口庭裁定，山阴村以2000元赎回。《王氏宗谱》历经劫难，如今尚存，实为万幸。

《王氏宗谱》有序、记、题、跋；有世系表、先祖像，有家规、家礼、家祭、家训等；还有皇帝敕诰、圣谕。谱为木刻楷书印刷，内容详实、图文并茂，是一部罕见的历史资料。1977年，江宁铜山与溧水石湫为两地山田归属发生争执，后依据《王氏宗谱》所给田产图，解决了纠纷。

近有媒体报道，王羲之第46代孙南京人王耿，历时20年编撰了一部《王氏通谱》，从周灵王时第一个王姓开始共87代，长达2500多年，有名有姓王氏人物3万多个，该谱长达14018页，摞起来足有2米多高，可称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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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临近尾声，轰动一时的上海博物馆“古书画藏品展”和上海美术馆“意大利贝利尼博物馆藏文艺复兴时期作品展”相继落幕。在《平复帖》和“文艺复兴三杰”走后，上海市民看什么？记者昨天独家获取了两馆的展览计划，从其中看，新年上海的艺术大展依然是名家名作领跑，王羲之现存唯一墨迹的《丧乱帖》无疑将成为最大亮点。

2006年3月，上博将迎接从日本远道而来的书法绝品。在这个名为“书法至宝———日本与中国”的联展中，不仅有王献之的《鸭头丸帖》、《淳化阁帖》最善本等上博馆藏中国国宝，更有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等一批由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日本国宝，但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唐代传入日本的王羲之墨迹《丧乱帖》。

有专家考证，《丧乱帖》是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带去的，1300多年一直为日本皇室收藏。据介绍，该帖用白麻纸写就，共8行62个字，尽管仍是惯用的行草字体，但由于正值晚年丧乱时期，王羲之无心于书，字迹反显出羲之书法难得的自然之意。更难得的是，《丧乱帖》可能是王羲之存世的唯一墨迹。刚去世的上博原副馆长汪庆正曾表示，王羲之书法现存20余幅，但因有勾描填墨痕迹，而几乎都被证明为后人摹本，惟独《丧乱帖》最具晋代古意，因此如果羲之真迹尚有一幅存世，也许就是《丧乱帖》。

秦淮河，南京的母亲河，一源发自溧水东庐，流经江宁，在禄口镇境内，有个紧靠秦淮河的村庄叫山阴村。这个背山而立、临水而居，200多户、600余口的小村子大多姓王，他们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后裔。历史上的王羲之是怎样一个人？他在南京有何轶事？他的后裔又为何迁居山阴村？《王氏宗谱》又历经哪些劫难？本文采撷这些趣事，试释千古之谜，聊佐读者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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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南京轶事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5岁时王氏家族随晋室南渡，来到建康(今南京)。王羲之初为秘书郎，历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会稽内史、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晚年辞官居浙江嵊县，卒后葬金庭观后瀑布山麓。

王羲之家居夫子庙乌衣巷，7岁起专心学书，初随卫夫人(卫铄)学习书法，艺事大进。年少时常去紫金山静坐，揣摩笔法，至今仍留有他洗笔墨池遗迹。成年后他又渡江北上中原，游历名山大川，博览李斯、曹喜、梁鹄、蔡邕、钟繇等人的书迹，兼习众家之法，从而擅长隶、楷、行、草诸体，被尊为“书圣”。

王羲之一生酷爱白鹅。一日，他见茂林修竹边的水塘里有群白鹅戏水，煞是好看，心喜欲求，一打听，鹅的主人是位道士。道士得知来意，便不露声色地说：“我这鹅是不卖的，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拿字来换吧。”王羲之欣然答应。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黄庭经》的来历。

王羲之为人不善言谈，也不讲究修饰。太尉郗鉴听说王导家族子弟英俊多才，便派人上门择婿。王导将来人引至东厢，只见王家其他子弟衣饰华丽、矜持高傲，只有王羲之视而不见，坦胸露腹坐在东边床上啃胡饼。郗鉴得报后大加赏识，就选中他为女婿，此即有名的“坦腹东床”的故事。

某年夏至，东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覆舟山(今小九华山)设坛祭地，需更换书写祝辞的木板，匠人在削去原先王羲之的手书时，发现笔迹已透入木板三分之深，众人大为惊叹，后来“入木三分”就成了一个著名的成语。

《世说新语·言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王羲之与太傅谢安共登冶城，王见谢潇洒自如、超凡脱俗，就提醒他要像大禹、文王一样，宵衣旰食、勤于政务，而不能“虚谈废务，浮文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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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千古之谜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偕同当时的名士谢安、孙倬等41人，踏青郊游，宴集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咏诗论文、饮酒赏景。王羲之将37首诗汇集，写成一篇324字的序文，记下了集会盛况，文章优美、书法矫健，这就是被唐代褚遂良评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

王羲之作《兰亭序》，完全是即兴书录，随意而成，用蚕茧纸、鼠须笔，信手写来，却达到一种不曾意料的和谐之美。

《兰亭序》全篇28行、324字，章法自然，气韵生动。文中“之”字20多个无一相似，长短伸缩，各得其妙，令人惊奇其变化的多样。文中7个 “不”、5个“怀”、3个“盛”字，在不同情况下作不同处理，增添了全篇的异彩。传说过了几天，王羲之又用同样的书写工具重新书写数十帖，但效果远不及当时书写的《兰亭序》。

《兰亭序》是王家的祖传之宝，传到7世孙智永，因他出家无子，临终传于弟子辩才。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听说“兰亭”真本在辩才手中，多方设法难以得手，于是派御史萧翼专程赴山阴永欣寺，骗取真迹。萧翼假扮僧人，携“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 书法杂帖拜访辩才，两人谈书论字，引为知音。辩才取出珍藏的《兰亭序》，萧翼急忙洗手取香，说要焚香跪拜墨宝。香烟袅袅，辩才渐渐失去知觉，被萧翼盗走真本。辩才和尚醒后，发觉失却珍品，气急交加，惊悸而死。唐太宗得到真迹后，爱不释手，临终遗诏，以黄绢包裹、密藏玉匣陪葬。《兰亭序》后世都有争论：有人认为是隋代和尚智永伪作；有的猜测是否随葬昭陵？遂成千古之谜。世间所传都是唐人的临摹本，著名的有欧阳询的“定武本”、冯承素的“神龙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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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永和九年（公元３５３年）的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的王羲之邀谢安、孙统、孙绰、支遁等四十一位文人雅士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修躒，曲水流觞，饮酒作诗。正当众人沉醉在酒香诗美的回味之时，有人提议不如将当日所做的三十七首诗，汇编成集，这便是《兰亭集》。这时众人又推王羲之写一篇《兰亭序》。王羲之酒意正浓，提笔在蚕纸上畅意挥毫，一气呵成。这就是名噪天下的《兰亭序》。

然而关于王羲之与《兰亭序》的传说有很多种。唐人记载兰亭故事称，《兰亭序》在王羲之死后的二百七十年间在民间珍藏，后唐太宗设法从民间赚进御府，旋又殉葬昭陵。《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大有不同。后据《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兰亭》真迹经“劫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另外宋代蔡挺在跋文中说，《兰亭序》偕葬时，为李世民的姐妹用伪本掉换，真迹留存人间。虽然传说不同，但有一个事实就是《兰亭序》真迹杳如黄鹤，不知下落如何，成为千古之谜。

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它的化身经过摹、刻流传，各种本子不下数百种，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清光绪年间李文田认为《兰亭序》其文为伪托，其书也为后人伪造。１９６５年中国书法界还曾掀起一场“兰亭真伪”的大辩论。

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后代的书法家

什么叫行书呢？简言之是在楷书的基础加以小的变化，书写起来很简便的书体，故而与楷书相间流行开来。行书是介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它不象草书那样难写难认，又不象楷书那样严谨端庄。所以古人说它“非真非草”。它的特点是运用了一定草法，部分地简化了楷书的笔画，改变了楷书笔形，草化了楷书的结构。总之它比楷书流动、率意、潇洒，又比草书易认好写。行书是继草书、楷书之后，出现的一种书体。相传是后汉桓、灵帝时一位书法家刘德升所创，西晋时期的卫恒的《四体书势》里讲：“魏初有钟（繇）、胡（昭）两家，为行书法，具学于刘德升。”可惜刘德升没有留下墨迹。

王羲之的行书从刘德升、钟繇一脉传来，并把行书推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但他留下的真迹不多，多是后人所摹。其行书帖有《姨母帖》、《快雪时晴帖》、《兰亭序》、《圣教序》等。其中，《兰亭序》（见图2—42）为王羲之行书的最突出的代表，被历代称为天下行书第一。《兰亭序》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其好友谢安等12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举行“祓禊”之会，饮酒赋诗，各抒情怀，汇为《禊帖》。王羲之满怀激情，笔走龙蛇，为本诗集写了序文，这就是光照千古的《兰亭序》。此帖表现了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在用笔上有藏有露，侧笔取势。遒媚劲健，自然精妙。结体上变化多姿，匠心独运，文中20多中“之”字，7个“不”字，虽重复出现，却无雷同。章法上则疏密斜正，大小参差，敛放揖让，承接呼应，均极为奇谲。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可惜这件书林瑰宝，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从此真迹永绝于世。行书在汉末是伴随着楷书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书体，在当时，没有普遍地应用。直至晋朝王羲之的出现，才使之盛行起来。上文讲过，草书、楷书到了王羲之手中才形成最完美的艺术。行书也不例外，行书到王羲之手中，将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最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光照千古的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将王羲之奉为“书圣”是当之无愧的。王羲之的行书，在他本人各体之中也应排在首位。

王献之亦极擅行书，其行草代表作有《中秋帖》、《鸭头九帖》、《新妇地黄汤帖》等。《中秋帖》是“三希之一”。《鸭头九帖》（见图2—43）也是王献之行书墨迹中的佼佼者。其用笔洒脱流利，与其他帖相比，此帖风格明显不同，极其雅逸，随意中书写，而神韵自得。《新妇地黄汤帖》及《廿九日帖》等也是王献之行书中的上乘之作。用笔秀劲飘洒，灵动宜人。在王氏一门书翰中，还有一件弥足珍贵的墨迹，就是王珣的《后远帖》。珣为羲之侄，其书法遒丽峭劲，潇洒流畅，“东晋风流，宛然在眼”。清代乾隆帝极珍爱此帖，将其与羲之《快雪时晴帖》、献之《中秋帖》同藏于养心殿书房，并称此处为“三希堂”。所谓“三希”就是三件稀世珍宝。该帖是存世最早的行书著名墨迹真本，极是珍贵。其中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列为“三希之首”。

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尤喜行书，他酷爱王羲之的行书。由于唐太宗的提倡，更加稳定了行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尤其是二王体系的行书，笼罩了整个唐代，成为一代风范。他本人也是行书的高手，他的代表作品《温泉铭》（见图2—44），就是学习二王典范。此碑也是第一块将行书运用到碑版上来的刻石。这在行书史上是一大飞跃；也为行书开辟了新的领域。盛唐时，出现了一位书法大家，他将二王行书又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就是李北海。

李北海，名邕，字泰和，因任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他在继承二王同时，发挥自己的特点，创立了行楷一路，所谓的“行楷”就是指在楷书的笔画中溶会行书的笔意，在行书的结构中又吸收了楷书成分。这种字虽早在李北海之先就有过试尝，但到李北海笔下才真正成熟和统一。当时的李阳冰称赞他为“书中仙手”。

李北海一生写字甚勤，有人说他平生书碑有八百多块，许多名碑都自书自刻。传世作品有《麓山寺碑》、《云麾将军李秀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法华寺碑》、《东林寺碑》、《叶有道碑》等等。其中《麓山寺碑》（见图2—45）最见风神。

此碑刻者托名黄仙鹤，其实就是李北海自己刻的。后人称此碑“三绝”：文绝、书绝、刻绝。

唐代杰出的书法家颜真卿，不仅楷书艺术博大精深，而且在行书上也有极高的成就。他的行书雄健刚强、气势磅礴，不追求雕琢之气，而渗透他那刚正的性格、豪放炽热的情感。其著名行书作品有《祭侄稿》（见图2—46）、《争座位帖》、《刘中使帖》等。字体挺拔、气骨情真，为历代书家所颂。宋代米芾号称《争座位帖》为颜书第一。元人鲜于枢把《祭侄稿》评为天下第二行书，有人将此帖同王羲之《兰亭序》并列为世之“双璧”。

行书到了宋代，出现了新的面目。书法家往往借助书法来表现个人的学识、个性和怀抱。所以古人评及宋人书法说“宋人尚意”。能代表宋代风格要推举“宋四家”。宋四家指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学识渊博，在古文、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都取得相当辉煌的成就，可以说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他在书法上主张师化自然，所以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天真烂漫之气。代表作品有：《天际乌云帖》、《寒食帖》、《赤壁赋》、《杜甫桤木诗帖》等等。以《寒食帖》（见图2—47）为世人所重。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他出自苏轼之门，而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他也具备多方才能，他的书法追求迭宕态势，他的字“中宫敛结，长笔四展”。特点是中部较紧实缜密，外围较开拓宽博。代表作品有：《松风阁诗》（见图2—48）、《幽兰赋》等。

米芾，字元章，他的号很多，常见有襄阳漫士，海岳外史。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应居宋四家之首，最善临古，据说传世二王墨迹，不少是他摹制的。代表作品有：《蜀素帖》、《苕溪帖》、《方圆庵记》等；其中《蜀素帖》（参见图2—49）最能代表其风格。全篇气韵高古，奔放潇洒，结字奇伟，翩翩若飞，用笔凌厉痛快，有人将它奉为“宋代第一行书”并非虚誉。

蔡襄，字君谟，他的行书主要以平和蕴藉见称，宗法颜真卿、虞世南，清秀圆润之中带有一种妍丽之质。米芾评他的书法说：“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繁华。”代表作品有：《蔡襄自书诗帖》、《谢郎帖》、《离都帖》等。

行书在元朝，如同楷书一样，还是要首推赵孟兆页。赵孟兆页的行书，一扫两宋书坛，独标晋唐风神。他对《兰亭序》深有研究，他的临本可入晋唐之室，他也深得李北海之神髓。无论知书与否，见到赵孟兆页的行书，无不称绝。他的代表作品有《兰亭十三跋》、《净土祠》、《洛神赋》、《中峰和尚寺》、《心经》等等，我们可举《心经》（见图2—50）以瞻其风彩，此帖是他中年的作品，流丽娟秀，字字可爱。

明代文征明以行书见长，他的行书作品主要有《文信国诗》、《满江红》、《赤壁赋》、《行书心经》、《滕王阁序》等。其行书用笔，法度精严，极少失度现象，中、侧锋运用自然得当，深得笔势劲健之妙。

明代董其昌，最为世人所推崇的，是他的行书。他的行书，灵秀天然，少有雕琢；墨色清润闲淡；结字奇宕潇洒，章法宽绰而不凋疏。董其昌的行书传世甚多，代表作有《书宋词册》等。

清代的傅山、王铎、郑板桥、何绍基都是行书大家。傅山行书圆转自如，天真烂漫；王铎的行书气势连贯，节奏强烈；郑板桥的行书隶、楷参半，间行、间草。何绍基的行书宗法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和《裴将军诗》，卓然自成一家，世有“何全之说”。

为什么草书和行书应放在楷书前面呢？这得先从隶书说起。隶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始于秦代，盛于汉魏，所以称“汉隶”。隶书产生的意义是完成了古文字向今文字的演变，使汉字不再复杂难认。但是，隶书与篆书一样，写起来有个毛病，就是速度慢，所以一直存在着隶书的草写。这种草写被称为“章草”（图一）。东汉大文字学家许慎在其著作《说文解字》中说“汉兴有草书”，这里的草书就是指章草。章草是草书较早的一种形态。可见，草书起码应和隶书同时代，是隶书的衍生品，是大大早于楷书的。

隶书向下发展，如同到了一个岔路口，沿着两条平行的方向发生着演变。一条是不断草化，由章草至今草；一条是楷化，向行书、魏碑、楷书方向发展。下面我们重点探讨后一条线。行书相传始于汉末，而楷书也始于汉末，那究竟那个先哪个后呢？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位东汉末年的大书法家钟繇。钟繇字元常，生于东汉桓帝时，主要活动是在三国时期。他对书法艺术的贡献，主要是创立了楷书，被后世誉为“楷书之祖”（图二）。但就是这位楷书之祖，也同其他书法家一道，创立了行书（图三）。既然起点一样，那就很难说行书和楷书孰先孰后了。从源头找不到答案，我们可以尝试从二者的兴盛时代作一些探讨。

行书盛于晋代。魏晋时，整个文艺界的风貌有独特的特点。思想界崇尚玄学，文学上讲究骈丽，后世称为“魏晋风度”。此时的书法界，受益于东汉蔡伦纸的发明，以及东汉以后知识分子阶层的涌现，异常繁荣，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这样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此时，崇尚法度的楷书并不十分流行。随着东晋司马氏禅位给南朝刘裕的宋家王朝，中国历史进入了又一分裂时期——南北朝。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唐代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指的就是当时中国佛教之盛。佛教的兴盛使得北朝石窟艺术涌现，伴随石窟艺术，石刻书法也获得了空前发展，进入了“北碑”时代，也称“北楷”。北朝石刻古朴，注重法度，书法上称为“魏碑”（图四），成为楷书艺术的第一大高峰。此高峰距二王（王羲之、王献之）时代整整相去至少近一个世纪。魏碑沿用至今，成为常用美术字体。魏碑是自钟繇后向楷书发展的重要过度，开隋唐楷书先河。到了隋唐，楷书才逐渐走向巅峰，出现了初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盛唐颜真卿、柳公权等一大批楷书大家。因此，行书、楷书虽兴起时间相近，但兴盛时间却明显有差异，我们可以认为行书是早于楷书的。

另外，从逻辑上讲，我们可以这样阐述：“楷书是草书向行书发展的总结。”这样阐述就不会使我们弄错草、行、楷的嬗变次序了。

综上所述，中国书体的演变是遵循着甲骨文——金文——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的发展顺序进行的。

王羲之

王羲之（303～361） 中国东晋书法家，文学家。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山东 临沂）人 ，后移居会稽山阴( 今浙江绍兴 )。生于太安二年 （303），卒于升平五年(361) ；一说生于永嘉元年( 307)， 卒于兴宁三年（365）；又说生于大兴四年（321），卒于太 元四年(379) 。曾任秘书郎 、长史 、宁远将军 、江州刺史 、 会稽内史，因任过右军将军，故后人称他为王右军。唐太宗是一个爱好书法的皇帝，他一生对王羲之的墨迹，真是“心慕手追”，称赞他“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直到临死还留下遗言，将古今行书第一的《兰亭序》陪葬昭陵。王羲之自幼学习书法，曾师从卫铄，后遍学众家，整日临池不辍，书艺大 进。其书法长于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在汉魏质朴淳厚 书风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造出一种妍美流便、雄逸俊雅 的新书风。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书圣"。 王羲之书法无真迹传世，今日所见之墨迹大都为响拓勾 摹本。作品有：《兰亭序》 ，为记永和九年（353）三月三 日与谢安等 41人宴集山阴兰亭修禊事所作 。 书风劲健遒媚； 《 姨母帖 》、《 初月帖 》结体端庄凝重 ，笔锋遒劲浑圆 ； 《寒切帖》书风腴润遒劲，沉着流动；《 平安帖·何如帖· 奉橘帖》侧媚多姿；《快雪时晴帖》行笔流畅 ，妍媚浑圆 ； 《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结构紧劲内，险劲沉着；以 及《孔侍中帖》、《远宦帖》、《上虞帖》等帖。另外，唐 代还有集王羲之书法的《圣教序》、《兴福寺碑》、《集王 羲之书金刚经》及《十七帖》等。

苏　轼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于四川)人。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以诗文称著于世，世称“三苏”。他的书法从“二王”，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他讲自己书法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讲他的书法艺术创作过程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用传统技法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在书法艺术创造中去丰富和发展传统技法，不是简单机械的去模古。他在执笔方法上运用异于常人的特殊方法，还注意书写工具的改革。其代表作有《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蜀中诗》、《醉翁亭记》等。 其主要作品有：黄州寒食诗帖、罗池庙碑、赤壁赋、丰乐亭记、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 纸本，25 行，共129字，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正如黄庭坚在此诗后所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罗池庙碑： 行楷。罗池庙，原为纪念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的，庙内立有韩愈撰写，沈传师书写的《罗池庙碑》，其石久佚。此碑据苏轼所书原碑文末篇的“迎享送神诗”真迹上石，刻于宋嘉定十年（1217）。楷书十行，字大四寸。清人书：“《罗池庙》健极，本唐人法而变其方整，本晋人韵而偏侧取势，摆宕有姿，大小长短，随其结体。此碑笔力扛鼎，结体雄健，似乎从颜鲁公《东方画赞》化出，肥而不肿，厚而不软，实为苏字大字之冠。

赤壁赋： 苏轼真迹精品的代表作。纸本，行楷书。其书法丰腴劲秀。明董其昌对它评价很高，认为此卷书法“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每波画尽处，隐有聚墨痕如黍米珠。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笔法，况墨法乎。”这正是由于他的文学修养深厚，书法传统功底坚实。结字在方整中有流动的气势，特别是用墨虽浓，而灵活不滞，看去平平正正，但令人玩味无穷，被称为宋代第一，并不为过誉。

丰乐亭记碑： 楷书。《丰乐亭记碑》欧阳修撰文，原石刻于北宋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已佚。明嘉靖年间重刻。此碑是苏轼晚年书法力作之一。前人称“体度庄安，气象雍俗”，确为恰当，字体楷中稍见行意，有“笔圆而韵胜”的特点。明人王世贞评论他“自颜真卿，徐浩，结体虽小散缓而遒伟俊迈”， 在此碑中可以得到印证。

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 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江西修水人。后世称他黄山谷.《宋史·文苑传》称他：“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 他的行书，如《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善藏锋，注意顿挫，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学他的书法就要留心于点画用笔的“沉着痛快”和结体的舒展大度。至于他的草书，赵孟俯说：“黄太史书，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如高人雅士，望之令人敬叹。”我们看他的《花气诗》笔势苍劲，拙胜于巧，肥笔有骨，瘦笔有肉，“变态纵横，劲若飞动”。其美韵不亚于行楷书。《请上座帖》“笔势飘动隽逸”更是稀世佳作。

其主要作品有：花气熏人帖、黄州寒食诗卷跋、李白忆旧游诗卷

花气熏人帖： 草书，纸本。黄庭坚的草书在“宋四家”当中应该说是水平最高。他“学草书三十余年”，从张旭、怀素处窥到了笔法的堂奥。后人评价他的草书高于他的行楷书。此帖第二行还斤斤于行草之间，似觉拘谨，从第三行开 始便洋洋洒洒，一任自然，于点画亦不大注意，而极得天然之妙。

黄州寒食诗卷跋 是他在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后写的一段跋语，此跋历来为人们所珍视，与原帖合称“双璧”。《寒食帖跋》表现了“黄书”的基本艺术特点。《跋文》用笔锋利爽截而富有弹性。其字写得藏锋护尾，纵横奇崛，其长笔 画波势比较明显。由于黄庭坚善于把握字的松紧，因此形成了中宫收缩而四周放射的特殊形式感，人们也称其为辐射式书体。在布局上，《跋文》常从欹侧中求平衡，于倾斜中见稳定，因此变化无穷，曲尽其妙。从局部看，一行字忽左忽右，但从整体看，呼应对比，浑成一体。此跋给人以神情饱满，气势贯通的感受，决无荒率之病，达到了艺术的化境，所以他在最后不无得意地说：“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李白忆旧游诗卷： 草书墨迹。洋洋洒洒五十二行，三百四十余字。据明代书画家沈周考定此卷为黄庭坚在绍圣年间（公元1094－1098年）被贬黔中后所书，是他晚年的草书代表作。正如沈周在诗卷的题跋中所说：“山谷书法，晚年大得藏真（怀素）三昧，此笔力恍惚，出神入鬼，谓之'草圣'宜焉！”此时黄庭坚的草书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祝允明评论此帖说：“此卷驰骤藏真，殆有夺胎之妙。”此诗书法，深得张旭，怀素草书飞动洒脱的神韵，而又具有自己的风格。用笔紧峭，瘦劲奇崛，气势雄健，结体变化多端，为黄庭坚草书之代表作。

米　芾

米芾(1051～1107) 中国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初名黻，后改芾， 字元章，号襄阳居士、海岳山人等。祖籍太原，后迁居湖北 襄阳，长期居润州 (今江苏镇江) 。曾任校书郎 、书画博士、 礼部员外郎。善诗，工书法，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 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初师欧阳询、柳公权，字体紧结，笔画挺拔劲健 ，后转师王羲之 、 王献之，体势 展拓，笔致浑厚爽劲，自谓“刷字”，与苏轼、黄庭坚、蔡 襄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其绘画擅长枯木竹石，尤工水墨山水。以书法中的点入画，用大笔触水墨表现烟云风雨变幻中 的江南山水，人称米氏云山，富有创造性。米芾传世的书法 墨迹有《向太后挽辞》、《蜀素帖》、《苕溪诗帖》、《拜中岳命帖》、《虹县诗卷》、《草书九帖》、《多景楼诗帖》等，无绘画作品传世。著《山林集》，已佚。其书画理 论见于所著《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等书中 。

　

蔡襄 (1012-1067) 字君谟，兴化仙游人。官至端明殿学士。《宋史·列传》称他.“襄工于 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由爱之。”宋四家中，他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宋四家中，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他的书法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浑厚端庄，雄伟遒丽。苏东坡说：“君谟天资既高，积学至深，心手相应，变化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蔡襄为人忠厚正直，字识渊博，他的字“端劲高古，容德兼备”。《颜真卿自书告身跋》得鲁公笔法而修于鲁公书，可为楷则。沈括说他善于“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这说明蔡襄这位稍欠改革精神的书法家还不是泥古不化的，他也在追求古趣，力创新意。

其主要作品：

蔡襄尺牍： 其楷书的代表作之一。字字端雅，雍容大度，一笔不苟，似乎全用颜法，只是结体略扁。

郊燔帖： 行草书札的代表作。笔画浑雄敦厚，婉转有致，运笔飞动自如。此帖取法于《伯远帖》，又参以章草笔法，使之有机的融为一体，形成蔡襄独特的 草书风格。

蒙惠帖： 行楷作品。取法《兰亭序》而又参以颜鲁公敦厚沉稳的成分，继而宏大了宋代行书尺牍书法的艺术内涵，使书法艺术发展到一个新时期。

陶生帖： 草书翰札。潇洒劲逸。结体欹正大小，重轻疏密，随心所至，一气呵成。黄庭坚说：“君谟真行简札甚秀丽，能入永兴（虞世南）之室”是很正确的。

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唐刻十七帖

十七帖是王羲之的信札集刻、唐太宗收藏的王羲之书卷之一。开封市博物馆馆藏本题名《唐刻十七帖》，实为宋拓木刻本，计书札28通，107行，942字。卷末有　(“敕”的异体字)字，其下有“副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充馆本，臣遂良无失”小楷五行，帖之首尾均有明藩王朱　“晋府书画之印”和“敬德堂图书印”。王羲之唐刻十七帖

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宗白华说：“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他热情地赞美：“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王羲之的书信集刻《十七帖》，正是中国草书的巅峰。

王羲之《十七帖》中的多封信札，是写给他的老朋友益州刺史周抚的。因为第一封信开头是“十七”二字，于是统称为《十七帖》。

王羲之，字逸少，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由于记载不详，他的生卒年代有303～361年和321～379年两种不同说法。可以肯定的是，公元347年，周抚为益州(今四川成都)刺史镇蜀，《十七帖》写作上限就是这一年，它是右军中年以后的作品，《书谱》说：“右军书法，末年多妙。”

《十七帖》是写给家人朋友的私人书信或便条，每封都是寥寥数行。王羲之写时既不以其为作品，也无发表之念头，完全是放松心态下的随意挥洒，内容无军国大事，“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家常得近于琐碎，却令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赞叹：“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这是为什么呢？

宗白华先生归之为“个性价值的发现”。晋人书法，或妍或丑，但个性鲜明，成为个性主义的代表艺术，才能千载之下，因字想见其为人，才会令欧阳修有“惊绝”之叹。

到了隋唐，晋书的“个性艺术”凝成了“法”，唐代人有了规矩有了法度，他们太知道什么叫漂亮书法了，以至于“精熟过人”，却不再凸现鲜明个性。

号为“唐刻”实“宋拓”

王羲之是中国唯一被誉为“书圣”的书法家，《十七帖》是“书圣”的草书代表作品。因是私人书信、逸笔余兴，书笔画牵连映带而字字很少连属，点画见性情，流便而轻灵。相对于魏晋古草(章草)称今草，相对于唐代才出现的大草(狂草)称小草。这是中国书法史上重要变革的产物，王羲之彻底摆脱隶书体势结构笔法的束缚，让中国书法在结体用笔乃至章法上，都获得了空前的解放。

《十七帖》真迹无存，现在流传下来的全是刻本与翻刻本。一般谈《十七帖》者，多以传世刻本立论。

据《辞海》记载：太宗于卷末亲书大　(“敕”的异体字)字，并经　遂良校定，称《敕字十七帖》，也称《馆本十七帖》，为传世王羲之草书中的代表作。自宋以后翻刻本甚多，今河南开封市博物馆有明晋王府旧唐刻本。此帖部分书札也刻入《淳化阁帖》、《大观帖》中，相传为唐贺知章的临本。又有“西安本”，不全，亦唐人所临，石已佚。

“开博(开封市博物馆)所藏，号为唐刻，实为宋拓木刻本。”开封市博物馆原馆长徐伯勇强调。

古代没有影印技术，复制法书名帖，唐人用双勾填墨，即用很薄的纸蒙在字帖上，将字外轮廓线双勾下来，再填上墨，古代称为响拓或向托。为增加透明度，通常在黑屋的窗上开个方洞，向着光而拓摩勾描，力求与原作逼似。这是“专业技师”才能完成的工作，开封市博物馆馆藏的《十七帖》上提到的“解无畏”，就是干这活的“专业技师”。这种方法的缺点，是费工费时，一次只能得一份。

大概是受从碑上传拓得法书样本的启发，后来有了传拓。传拓是用墨把石刻和古器物上的文字及花纹拓在纸上的技术，是保存文物资料、提供临写楷模的重要方法。

刻石传拓方法主要兴盛于宋，唐人主要是双勾填墨。宋人以今证古，将两者混淆，以为唐已有法帖刻石。加上古代私人收藏，总希望藏品越古越好，王羲之的多帖都有唐刻石之说，源于这两个原因。实际上，号为唐刻者，多为宋拓。

开封市博物馆此藏品鉴定认为是宋拓。“它为初刻初拓，笔画锋利紧结，但微显刻画棱角过甚，不如另一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吴本(清嘉庆内府藏吴宽家本)之圆润。但在今日存世《十七帖》中，已无出此两本者。”著名书法家翁运评价道。

王羲之这件珍品是如何进入开封市博物馆的呢？

它是明初晋王朱敬德堂本，清初由冯铨收藏，新中国成立前河南潢川吴氏曾出珂罗版精印本(照相平版印刷工艺，多用于古代书画作品复制)。“解放前，开封有个姓曹的收藏家，东西流入他手中，成为他的个人收藏。“文化大革命”时，曹家人怕被抄走，送到开博请求保存。“文化大革命”后清理文物时，曹家人就捐给了馆里。”徐伯勇说。

　　王羲之《十七帖》N封家书痴迷“道”

我读《十七帖》，意欲先疏通文字，于字里行间、内容语气里追摹“书圣”生命的悲欢。《十七帖》首帖是“十七日先书，郗司马未去，即日得足下书，为慰，先书以具，示复数字”。

这个千载留名的收信人郗司马，是王羲之妻之仲弟，也就是“书圣”的小舅子。这通帖没什么内容，简短得像便条。这种帖，《十七帖》里有多封。

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考证说，《十七帖》集刻中有十九帖都是写给益州刺史周抚的，那他都写了些什么呢？

王羲之向往巴蜀山川，对巴蜀山水、盐井、火井、秦汉遗迹、名人后代都十分关心，信中也都有提到，充分显示出他对“天府之国”的强烈关注。

如《蜀都帖》：“省足下别疏，具彼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岷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大意是“你信中所说的奇异山川，扬雄《蜀都赋》、左思《三都赋》都没有记述，那雄奇的山川，只有游览后才会意足。如能成行，我当告知，望请迎接，如迟误时机，那是度日如年。你镇守巴蜀，朝廷无调动之理，我真想与你一起登汶岭峨眉而还，那会是件不朽的盛事”。

他之所以对巴蜀情有独钟，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他“欲广异闻”，另一方面和王羲之的道教信仰有关。中国早期道教派别五斗米道，是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北)创立，后传子孙，他的孙子张鲁在巴蜀布道三十多年。巴蜀是道教乐土，自然成了王右军向往之地。根据道教教义，“得道者上能竦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在山川景色的欣赏中，产生“得道升仙”的“移情”。王羲之既然是信徒，所以他向往巴蜀山水，既有文人雅士的浪漫，更有宗教信仰的深层原因。

在给周抚的信中，王羲之感谢周抚所送“胡桃”、“青李”、“来禽”等物，这些道教认为可“成仙得道”、“延年益寿”的药石，王羲之长期服食，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至于59岁便与世长辞了。

他还曾写信给周抚，“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勤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岭，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

他希望70岁的周抚好好保养身体，对年近60岁的自己有所担心，但仍希望能去巴蜀游历，并与周抚相约，希望成就这段佳话。这一年，王羲之59岁，是其仙逝之年。因此有专家推断此帖可能为他的绝笔之作。

他最终未能实现入蜀的愿望，他的死，和其道教信仰有直接关系。他病重时不去求医问药，却求助于道教名师杜子恭。王氏家族中，多人信奉道教，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也因信道教断送了性命。

郭先生曾讲：“王羲之的思想是儒家和道家的混合物。”他的道家思想，在《十七帖》中的多封家书中，生动地透露出来。

十七帖“野雉”原比家鸡狂

王羲之是东晋书法变革的代表人物，他少年学书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不需赘言。公元341年，朝廷让别人接替了王羲之江州(今九江市)刺史职务，将其召回建康(今南京市)，拟委以侍中或吏部尚书，王羲之推辞不就。之后闲居江州七年，潜心书艺。这是他书艺发展的最重要时期。

其时，他对章草改制，创造了极具艺术性又易普及的今草书体。经他改制的今草，既流畅纵逸，又与章草的字字独立巧妙结合，书写起来迅速快捷，一气呵成。既快且美，很快“大行于世”，人们争相效仿。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庾翼推重正统章草，但他难以扭转时尚，连他的子孙也争相习学今草，庾翼因此怒斥：“小儿辈贱家鸡，爱野雉，皆学逸少书。”

“野雉”美于家鸡，美在自由灵动。王羲之今草美于章草，美在其韵高千古，其神韵如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洋溢着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这是一种心灵的美或哲学的美。美之极，即雄强之极。王羲之书法又被称为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风阙”，《十七帖》被称为“逸少书中龙”，便是美之极即雄强之极之体现。

再读《十七帖》，如同旧时月色，出尘脱俗的气韵里，飘散的是1700多年前的场景，那不仅是一张历史的脸，也是晋代的魂。

再读《十七帖》，款款走出的是一个风华绝代的时代和一个裹挟着传奇迷雾的“书圣”，他四五岁便写一手好字，十九岁为世人器重，三十岁社会出现“王书热”。他一生执著于书艺，始终把持柔韧的执著，亦始终不忘深情的留白。他是“向外发现自然，向内发现自我深情”的魏晋精神的最好体现者。他是一口活泉，历代书家都从他那里解渴。其人其书，即便再过千载，依然“人间万事消磨尽，唯有清香如旧时”！

专家点评

十七帖是王羲之的信札集刻、唐太宗收藏的王羲之书卷之一。开封市博物馆馆藏本题名《唐刻十七帖》，实为宋拓木刻本，计书札28通，107行，942字。卷末有　(“敕”的异体字)字，其下有“副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充馆本，臣遂良无失”小楷五行，帖之首尾均有明藩王朱　“晋府书画之印”和“敬德堂图书印”。

此帖拓工精致，纸墨黝古，点画厚重，是现存数种宋刻拓本中最精者，较好体现出了王羲之书法的真韵，是历代草书之极品。

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的行书书法

行书在汉末是伴随着楷书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书体，在当时，没有普遍地应用。直至晋朝王羲之的出现，才使之盛行起来。上文讲过，草书、楷书到了王羲之手中才形成最完美的艺术。行书也不例外，行书到王羲之手中，将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最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光照千古的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将王羲之奉为“书圣”是当之无愧的。王羲之的行书，在他本人各体之中也应排在首位。

王羲之创立了南派行书艺术。其中，《兰亭序》为王羲之行书的最突出的代表，被历代称为天下行书第一。《兰亭序》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其好友谢安等12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举行“祓禊”之会，饮酒赋诗，各抒情怀，汇为《禊帖》。王羲之满怀激情，笔走龙蛇，为本诗集写了序文，这就是光照千古的《兰亭序》。此帖表现了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在用笔上有藏有露，侧笔取势。遒媚劲健，自然精妙。结体上变化多姿，匠心独运，文中20多中“之”字，7个“不”字，虽重复出现，却无雷同。章法上则疏密斜正，大小参差，敛放揖让，承接呼应，均极为奇谲。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可惜这件书林瑰宝，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从此真迹永绝于世。 王羲之的行书从刘德升、钟繇一脉传来，并把行书推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但他留下的真迹不多，多是后人所摹。其行书帖有《姨母帖》、《快雪时晴帖》、《兰亭序》、《圣教序》等。

王献之亦极擅行书，其行草代表作有《中秋帖》、《鸭头九帖》、《新妇地黄汤帖》等。《中秋帖》是“三希之一”。《鸭头九帖》（见图2—43）也是王献之行书墨迹中的佼佼者。其用笔洒脱流利，与其他帖相比，此帖风格明显不同，极其雅逸，随意中书写，而神韵自得。《新妇地黄汤帖》及《廿九日帖》等也是王献之行书中的上乘之作。用笔秀劲飘洒，灵动宜人。在王氏一门书翰中，还有一件弥足珍贵的墨迹，就是王珣的《后远帖》。珣为羲之侄，其书法遒丽峭劲，潇洒流畅，“东晋风流，宛然在眼”。清代乾隆帝极珍爱此帖，将其与羲之《快雪时晴帖》、献之《中秋帖》同藏于养心殿书房，并称此处为“三希堂”。所谓“三希”就是三件稀世珍宝。该帖是存世最早的行书著名墨迹真本，极是珍贵。其中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列为“三希之首”。

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尤喜行书，他酷爱王羲之的行书。由于唐太宗的提倡，更加稳定了行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尤其是二王体系的行书，笼罩了整个唐代，成为一代风范。他本人也是行书的高手，他的代表作品《温泉铭》，就是学习二王典范。此碑也是第一块将行书运用到碑版上来的刻石。这在行书史上是一大飞跃；也为行书开辟了新的领域。盛唐时，出现了一位书法大家，他将二王行书又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就是李北海。

李北海，名邕，字泰和，因任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他在继承二王同时，发挥自己的特点，创立了行楷一路，所谓的“行楷”就是指在楷书的笔画中溶会行书的笔意，在行书的结构中又吸收了楷书成分。这种字虽早在李北海之先就有过试尝，但到李北海笔下才真正成熟和统一。当时的李阳冰称赞他为“书中仙手”。

李北海一生写字甚勤，有人说他平生书碑有八百多块，许多名碑都自书自刻。传世作品有《麓山寺碑》、《云麾将军李秀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法华寺碑》、《东林寺碑》、《叶有道碑》等等。其中《麓山寺碑》最见风神。

碑刻者托名黄仙鹤，其实就是李北海自己刻的。后人称此碑“三绝”：文绝、书绝、刻绝。

唐代杰出的书法家颜真卿，不仅楷书艺术博大精深，而且在行书上也有极高的成就。他的行书雄健刚强、气势磅礴，不追求雕琢之气，而渗透他那刚正的性格、豪放炽热的情感。其著名行书作品有《祭侄稿》、《争座位帖》、《刘中使帖》等。字体挺拔、气骨情真，为历代书家所颂。宋代米芾号称《争座位帖》为颜书第一。元人鲜于枢把《祭侄稿》评为天下第二行书，有人将此帖同王羲之《兰亭序》并列为世之“双璧”。

宋人尚意”的“宋四家”

行书到了宋代，出现了新的面目。书法家往往借助书法来表现个人的学识、个性和怀抱。所以古人评及宋人书法说“宋人尚意”。能代表宋代风格要推举“宋四家”。宋四家指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学识渊博，在古文、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都取得相当辉煌的成就，可以说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他在书法上主张师化自然，所以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天真烂漫之气。代表作品有：《天际乌云帖》、《寒食帖》、《赤壁赋》、《杜甫桤木诗帖》等等。以《寒食帖》为世人所重。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他出自苏轼之门，而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他也具备多方才能，他的书法追求迭宕态势，他的字“中宫敛结，长笔四展”。特点是中部较紧实缜密，外围较开拓宽博。代表作品有：《松风阁诗》、《幽兰赋》等。

米芾，字元章，他的号很多，常见有襄阳漫士，海岳外史。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应居宋四家之首，最善临古，据说传世二王墨迹，不少是他摹制的。代表作品有：《蜀素帖》、《苕溪帖》、《方圆庵记》等；其中《蜀素帖》最能代表其风格。全篇气韵高古，奔放潇洒，结字奇伟，翩翩若飞，用笔凌厉痛快，有人将它奉为“宋代第一行书”并非虚誉。

蔡襄，字君谟，他的行书主要以平和蕴藉见称，宗法颜真卿、虞世南，清秀圆润之中带有一种妍丽之质。米芾评他的书法说：“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繁华。”代表作品有：《蔡襄自书诗帖》、《谢郎帖》、《离都帖》等。

行书在元朝，如同楷书一样，还是要首推赵孟頫。赵孟頫的行书，一扫两宋书坛，独标晋唐风神。他对《兰亭序》深有研究，他的临本可入晋唐之室，他也深得李北海之神髓。无论知书与否，见到赵孟頫的行书，无不称绝。他的代表作品有《兰亭十三跋》、《净土祠》、《洛神赋》、《中峰和尚寺》、《心经》等等，我们可举《心经》以瞻其风彩，此帖是他中年的作品，流丽娟秀，字字可爱。

明代文征明以行书见长，他的行书作品主要有《文信国诗》、《满江红》、《赤壁赋》、《行书心经》、《滕王阁序》等。其行书用笔，法度精严，极少失度现象，中、侧锋运用自然得当，深得笔势劲健之妙。

明代董其昌，最为世人所推崇的，是他的行书。他的行书，灵秀天然，少有雕琢；墨色清润闲淡；结字奇宕潇洒，章法宽绰而不凋疏。董其昌的行书传世甚多，代表作有《书宋词册》等。

清代的傅山、王铎、郑板桥、何绍基都是行书大家。傅山行书圆转自如，天真烂漫；王铎的行书气势连贯，节奏强烈；郑板桥的行书隶、楷参半，间行、间草。何绍基的行书宗法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和《裴将军诗》，卓然自成一家，世有“何全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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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天台山拜师

王羲之在兰亭修禊之前来到天台山，被神奇秀丽的天台山风景吸引住了，便在华顶住了下来。他尽情欣赏日出奇观和云涛雾海，这些山光胜景使他的书法也得到润色。他不停地练字，不停地洗笔洗砚，竟把一个澄澈清碧的水池都染黑了墨池就是这样得名的。

有一天夜里，王羲之在灯下练字，练呀练呀，白纸写了一张又一张，铺得满地都是。夜深了他还逐个字逐个字细看着，思考着。对自已所写的字，他还不满足，又看又练，实在练得太疲倦了，握着笔伏在案上。忽然，一阵清风过处，一朵白云飘然而至，云朵上有位鹤发银髯的老人，笑呵呵地看着他说：“你的字写得不错呀！”

“哪里，哪里！”王羲之一边让坐，一边谦虚地回答。他见这位老人仔仔细细地观看自已写得字，便请教说：“老丈啊，请您多多指正。”

老人见王羲之一片诚心，说道：“你伸过手来。”

王羲之心里纳闷，老人要做什么呢？他见老人一本正经，不像开玩笑，便慢慢地伸了过去。老人接过笔，笑容可掬地说：“我看你诚心诚意学写字，让你领悟一个笔诀，日后自有作用。”老人说完，在王羲之的手心上写了一个字，然后点点头说：“你会更快进步起来的。”说罢去了。王羲之急忙喊道：“先生家居何处？”只听空中隐隐约约地传来一声：“天台白云……”

王羲之一看手心是个“永”字，他比呀划呀，写呀练呀，终于领悟了：横竖勾，点撇捺，方块字的笔划和架子结构的诀窍，都体现在这“永”字上。白云先生授的真是好笔诀！此后，王羲之练得更勤奋了，他的书法也更加洒脱了，奇妙了。

以后，王羲之回到绍兴，与文友在兰亭欢聚时，挥笔写下了千古流传的书法珍宝《兰亭集序》。王羲之念念不忘天台山白云先生的“永”字笔诀，诚心诚意地写了一部《黄经洞》，放在山顶一个突兀峭险的岩洞里，后人就叫它“黄经洞”。今天，有些胆大的旅游者，还要爬上黄经洞看一看，是不是洞里还藏着王羲之的《黄庭经》呢！

书圣王羲之

　

名家评书圣

历代帝王及名家评王羲之书法

“唐诗，晋字，汉文章。” 文赋盛行于汉，诗歌辉煌于唐，而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书家辈出，书体纷呈，在书法艺术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王羲之，便是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代表人物。

梁武帝肖衍：王羲之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阕。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唐太宗李世民：王羲之书，详查古今，尽善尽美，状若烟霏露结，势如凤翥龙幡，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唐代杰出的书法理论家张怀鹳：隶、行、章草、飞白具入神，独质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

清高宗乾隆：右军书法真乃上上神品，稀世之宝也。

王羲之字逸少，西晋末年（约公元307年）出生于琅琊（今山东临沂）。东晋太和年间（约公元365年）卒于会稽（今绍兴）。幼时随家族渡江南下，定居建康（南京），住所就在刘禹锡诗中所言的乌衣巷（现在夫子庙一带）。王家是仕族世家，王羲之的伯父王敦，王导，父亲王旷，都是东晋元老，“司马与王共天下”，权重一时。由于门第的关系，王羲之早年入仕，颇为顺当。但他生性恬淡，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很深，对仕途不很在意，而是流连山水，热衷于佛、道、音乐书画。父辈相继离世后，他在政治上连连失意，于是称病去职，定居会稽，专心书画。

王羲之在书法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完成了中国书法由古体的篆隶向今体的楷、行、草的转化，开创了妍美俊健的书风，框定此后数千年中国书法的大致面貌，而被后人尊为“书圣”。

最初的汉字，是图象性很强的大篆（甲骨、金文、籀文）和小篆。后来逐步被简化、抽象，成为隶书。隶书体的出现标志着汉字正式由具象的“图画”，转变成抽象的符号。到秦汉时期，隶书达到发展的高峰，成为一种官方的书体。此后隶书写法的程式化日益严重，过分的波折，“蚕头燕尾”，不仅千篇一律，而且浪费时间。到魏晋时期，战乱频仍，军令纷飞，隶书已经不合时宜了。于是流行于民间、在隶书基础上进一步简化了写法的楷书体，就逐渐为统治阶级所认可，开始出现于正式场合。而作为楷书附属书体的行书，也随之开始萌芽。

另一种书体--草书，则起源很早。从大小篆开始，就有所谓的“篆草”。隶书出现以后，出现了对应的草写法——“章草”。书法史上第一位“草圣”——汉代的张芝，就是以章草出名。到了魏晋时代，章草已经相当成熟，出现了索（靖）、卫（凯、瓘、恒）、皇（象）、陆（机）等一批章草名家。

尽管魏晋时期各种书体均已齐备，但是各种书体又都还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楷书经过钟繇的变革，虽然大致成型，但是从《宣示表》等楷书作品中，可以看出钟书结体扁方，捺脚波磔，尚保留有浓重的隶书笔意。章草虽然已经成熟，但是在隶书即将让位于楷书的情况下，也要求章草向对应于楷书写法的“今草”发展。行书，则刚刚萌芽，写法远未成熟，地位也不足以和篆隶楷草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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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大约六七岁开始学书，在表姑卫夫人的指导下学习钟繇的楷书。后来博涉群家，于楷书之外，广泛临习索、卫章草，上追张芝，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唐人摹写他的《姨母帖》，大致可以看出他早期书法用笔凝重，结体扁方，继承了魏晋以前那种朴质的美感。

由于老庄玄风的影响，加上晋代仕族优裕的生活条件，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已经逐步从古朴转向妩媚。“古质而今妍”，王羲之也越来越不满意于当时书法用笔滞重，结体稚拙的局面，在他中晚年的时候，开始尝试变革书风。

王羲之首先从变革真（楷）书入手。为了摆脱魏晋以来真书的“古质”，在结字、点划、书态等各方面加以变革，使楷书结体趋向匀称俊俏，点划细微之处蕴蓄变化，挺拔多姿。开创今草，则是删除了章草中带有隶书笔意的波磔，加强了用笔的使转，使得转折处笔势连绵，流畅而富有韵致。而笔法的流畅化又使得他的行书比起前人有了质的飞跃。因为行书与楷书相比，比较随意，不要求笔画平正严谨，而是强调变化，要求字里行间变化多姿。这个特点，决定了前人谨严滞重的笔法不可能写出高水平的行书。而王羲之，则用他婉转灵动的笔法，写出了俊逸、妍美而又雄健的行书，从此确立了行书与篆隶楷草并列的地位。

王羲之书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他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一种随心从化，恬淡平和的意境。这和魏晋时玄理的盛行是分不开的。玄学讲顺应自然，自由任情，“不滞于物”。所以魏晋的名士，大多好山乐水，“放浪形骸”，倘佯自得。王羲之也不例外。并且他把这种玄远的风度，自觉或不自觉的，融入了自己的书法之中。他运笔富于变化，却没有雕饰；笔画秾纤折中，不激不厉，超逸优游，有一种晋人特有的风韵。由于运笔达到了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境界，内心的情感于是能自然流露于笔端。《兰亭序》写在江南三月天朗气清之际，点画之间让人感受到的是“思逸神超”。《乐毅论》讲名将乐毅受谗遭忌之事，间接反映了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孙过庭说其点画“怫郁”。《丧乱帖》，则又“号慕摧绝”，几至不能落笔……。中国书法发展至此，终于真正成为一门“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艺术。

王羲之的书风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尤其是经过唐太宗的大力提倡，他所开创的流美俊逸的书风一直笼罩着中国书坛。唐宋元明诸家，很少听说没有临习过王羲之的。直到清代碑学兴起，北派强雄粗犷的风格重新为人们所重视，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王羲之自幼酷爱书法，几十年来契而不舍地刻苦练习，终于使他的书法艺术达到了超逸绝伦的高峰，被人们誉为 “书圣”。

王羲之13岁那年，偶然发现他父亲藏有一本《说笔》的书法书，便偷来阅读。他父亲担心他年幼不能保密家传，答应待他长大之后再传授。没料到，王羲之竟跪下请求父亲允许他现在阅读，他父亲很受感动，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

王羲之练习书法很刻苦，甚至连吃饭、走路都不放过，真是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练习的地步。没有纸笔，他就在身上划写，久而久之，衣服都被划破了。有时练习书法达到忘情的程度。一次，他练字竟忘了吃饭，家人把饭送到书房，他竟不加思索地用摸摸蘸着墨吃起来，还觉得很有味。当家人发现时，已是满嘴墨黑了。

王羲之常临池书写，就池洗砚，时间长了，池水尽墨，人称 "墨池"。现在绍兴兰亭、浙江永嘉西谷山、庐山归宗寺等地都有被称为“墨池”的名胜。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和刻苦精神很受世人赞许。传说，王羲之的婚事就是由此而定的。王羲之的叔父王导是东晋的宰相，与当朝太傅郗鉴是好朋友， 郗鉴有一位如花似玉、才貌出众的女儿。一日，郗鉴对王导说，他想在他的儿子和侄儿中为女儿选一位满意的女婿。王导当即表示同意，并同意由他挑选。王导回到家中将此事告诉了诸位儿侄，儿侄们久闻 郗家小姐德贤貌美，都想得到她。郗家来人选婿时，诸侄儿都忙着更冠易服精心打扮。惟王襄之不问此事，仍躺在东厢房床上专心琢磨书法艺术。稀家来人看过王导诸儿侄之后，回去向 郗鉴回票说：“王家诸儿郎都不错，只是知道是选婿有些拘谨不自然。只有东厢房那位公子躺在床上毫不介意，只顾用手在席上比划什么。”郗鉴听后，高兴地说：“东床那位公子，必定是在书法上学有成就的王羲之。此子内含不露，潜心学业，正是我意中的女婿。”于是，把女儿嫁给了王 羲之。王导的其他儿侄十分羡慕，称他为“东床快婿”，从此 “东床”也就成了女婿的美称了。

书圣王羲之

　

书圣论书

相传书圣7岁学书,12岁读前人笔论。

书圣王羲之的墨迹流传到今天的大都为响拓勾摹本。其中有著名的《姨母帖》、《初月帖》、《寒切帖》、《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 《快雪时晴帖》与王献之《中秋帖》、王洵《伯远帖》被乾隆皇帝收藏，认为是三件希 有之物，名其藏室为“三希堂”。《丧乱帖·二谢帖· 得示帖》藏日本皇室.《孔侍中帖》藏日本前田育德会，此外尚有《都下帖》、《七月帖》、《大道帖》、《游目帖》、《行穰帖》、《此事帖》等，大都为流传有绪的勾填本或临摹本

王羲之，公元303年出生于琅琊郡（今临沂市），自幼酷爱书法，真、草、隶、篆俱佳，尤善长隶书，赢得「书圣」之称，并与其子王献之，在我国书法史上并称“二王”。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随家族南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舍故宅为佛寺，佛寺历经兴废。伪刘豫时，易名普照寺，沿袭至今。为纪念我国历史上这位书法大师，1990年以来，由政府投资400余万元修复了王羲之故居。

王羲之故居位于临沂市兰山区洗砚池街20号，为古典园林式建筑，占地约5亩。传说，王羲之幼年时刻苦练字后即到池中洗刷砚台，长时间后以至于池水呈墨色，于是人们名曰“洗砚池”。在洗砚池的北面约10米，即是高出地面2米的晒书台，为当时王家晒书之所。在晒书台北面约10米处，有5间仿古建筑，占地约200平方米，为后人修建的琅琊书院，故居内陈列着有关王羲之的文献资料，以及他的书法拓片。修缮一新的洗砚池、晒书台、鹅池、禊亭等遗迹，可一窥当时王宅的模样。新建的晋墨斋、书法展室和百米长的书法碑廊，可使欣赏到书圣的手迹、碑帖以及当代南北大家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前两年在翻修洗砚池时，意外发现了两座晋墓遗址，据考证均属于西晋时期，距今1700年左右，与王羲之出生年代相近。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两座墓中，出土了不少具研究价值的文物，尤其是一号墓，虽为砖造墓室，不过是目前山东已发掘汉晋时期大中型砖室墓葬中保存最完好的，出土随葬品数量之多、保存之好、造型之美，也为山东晋代墓葬中所仅见，其中又以青瓷湖人骑师水注及青铜仙人骑狮器等最受注目，现在暂移至临沂博物馆保存。目前，墓室正在整修，待整理完毕将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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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自论书 (传)

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后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馀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平南李式论君不谢。

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传)

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著笔者调和也,顿角者是蹙捺也。始书之时,不可尽其形势，一遍正脚手，二遍少得形势，三遍微微似本，四遍加其遒润，五遍兼加抽拔。如其生涩，不可便休，两行三行，创临惟须滑健，不得计其遍数也。

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直，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昔宋翼常作此书，翼是钟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见繇，即潜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每作一点，常隐锋而为之；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驽发；每作一点，如高峰坠石；屈折如钢钩；每作一牵，如万岁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趣骤。翼先来书恶，晋太康中有人于许下破钟繇墓，遂得《笔势论》，翼读之，依此法学书，名遂大振。欲真书及行书，皆依此法。

若欲学草书，又有别法。须缓前急后，字体形势，状如龙蛇，相钩连不断，仍须棱侧起伏，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须有点处，且作馀字总竟，然后安点，其点须空中遥掷笔作之。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若急作，意思浅薄，而笔即直过。惟有章草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势，但用击石波而已。其击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谓之隼尾波，即钟公《太山铭》及《魏文帝受禅碑》中已有此体。

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先发。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 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时年五十有三，恐风烛奄及，聊遗于子孙耳。可藏之石室，勿传非其人也。

书论 (传)

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大抵书须存思，余览李斯等论笔势，及钟繇书，骨甚是不轻，恐子孙不记，故叙而论之。

夫书，不贵平正安稳。先须用笔，有偃有仰，有欹有斜，或小或大，或长或短。凡作一字，或类篆籀，或似鹄头；或如散隶，或近八分；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科斗；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欲书先构筋力，然后装束，必注意详雅起发，绵密疏阔相间。每作一点，必须悬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后曳。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或竖牵如深林之乔木，而屈折如钢钩；或上尖如枯杆，或下细如针芒；或转侧之势似飞鸟空坠，或棱侧之形如流水激来。作一字，横竖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承。第一须存筋藏锋，灭迹隐端。用尖笔须落锋混成，无使毫露浮怯；举新笔爽爽若神，即不求于点画瑕玷也。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强弱不等，则蹉跌不入。

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仍下笔不用急，故须迟。何也?笔是将军，故须迟重。心欲急不宜迟，何也?心是箭锋，箭不欲迟，迟则中物不入。夫字有缓急，一字之中何者有缓急?至如“乌”字，下手一点，点须急，横直即须迟，欲“乌”之脚急，斯乃取形势也。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若直笔急牵裹，此暂视似书，久味无力。仍须用笔著墨，不过三分，不得深浸，毛弱无力。墨用松节同研，久久不动弥佳矣。

记白云先生书诀

天台紫真谓予曰“子虽至矣,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刀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言讫,真隐子遂镌石以为陈迹。维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将军王羲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