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天文考古圖 - 天文曆法 - 術數縱橫

武王伐紂--天文考古圖

1.繪圖軟件：REDSHIFT 5.0
2.地區：中國西安(東經108度54分 北緯 34度 14分)
3.時間：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上午五時30分。
4.視角：東南方 。
5.仰角：30度至40度。
6.古文紀載：東面迎歲(語譯：東方可以看到木星，仰角約60左右)
月在天驷(天蠍座附近，在該圖中，約天王星旁的小圓形)
7.引用書籍：回天--武王伐紂與天文歷史年代學。
作者：江曉原、鈕承衛博士。  武王伐紂--天文考古圖

附圖為當時天象圖
  武王伐紂--天文考古圖



武王伐紂--天文考古圖



  愚未見江博士的《回天》不能置評. 所謂名之所至, 謗亦隨之.上網查了相關資料, 發現有人與研兄持相似的觀點.
"江先生近年“人气急升”，著述丰富。在行外人来看，他自然是红人；至于行内人嘛，就有目共睹了。"
二年前《晉侯之臣》與《等活》兩位內行人就在《國學論壇》網上討論了幾個《回天》書中的疑點, 引之如下:
(天文曆算與地理方志精華區)

<<晉侯之臣>>:
江的研究基本靠不住，唬人的，做了太多手脚
简单的举个例子：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先要否认全部先秦岁星记载的可靠。于是就把典型的“岁当在甲今在乙”句式曲解。本来这是很简单的，“按推算应该在甲，现在却在乙（古代计算不精，11.8622粗做12年所致）”自然是当时实际木星位子在“乙”位，可是江先生却全部按“甲”推算，当然记载全部“错误”了。是不是江先生读不懂文言？不，他以前的有关研究释读准确。其实，就算古书文字有歧义，只要其中一义具有合理解释力自然应该取此义，手脚一。
《利簋》铭文有“岁鼎（贞）”，岁为岁星，鼎从郝懿行读贞训“当”没有问题，可是江先生解释此为“岁星当头”，这“当”在古代是天文学专用术语，传世、出土文献多见，“天体按推算当如此，今果然如此”谓之“当”。先秦星占天文何曾见到“当”做“当头”解？再说何谓“当头”？80度算当头，100度也可以算，这岁星相差20度就足够跨到另外一年去了，解释性就很那个了。
再读读其最新专著《回天》（gonna turn back time?)，发现符合其牵强解释的答案实在太多，随便选一个就是啦。众知：西周年代的一个系统工程，想单独讨论一个王的绝对不允许的。
<<等活>>:
《左传》、《国语》岁星纪年资料大致如下：
　　1、《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
　　2、《左传·襄公三十年》：将葬，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于是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裨灶指之曰：犹可以终岁，岁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岁在■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
　　3、《左传·昭公八年》：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
　　4、《左传·昭公十年》：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 ……
　　5、《左传·昭公十一年》：景王问于苌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
　　6、《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 必受其凶。
　　7、《国语·晋语》：子犯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
　　8、《国语·晋语》：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沈之星也。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君之行，岁在大火，……
晋侯之臣所说的“当时实际木星位子在‘乙’位，可是江先生却全部按‘甲’推算”的说法不全对，譬如第二条，并没有算作降娄。而且更多的岁星记录不是“岁在甲，实在乙”这样的形式的。我看书中是一律按照文献中所指的“实际位置”考虑岁星的位置。看第五章“岁星位置验算表”即可知道。
实际上，左传、国语中的岁星资料不可靠的原因不是对文献的释读产生歧义，关键在于，这些已知年份的所谓的岁星“实际位置”与按照现在的天文软件推算出来的岁星位置（可以认为是真实的岁星位置）有偏差，达两次（岁星24年的运行时间）之多。产生这样的偏差的原因有学者给出了解释，但不是很令人满意。但不管怎样，左传、国语中的岁星记录不可靠，是史学界的共识（至少我以为是的）。
<再说何谓“当头”？80度算当头，100度也可以算，这岁星相差20度就跨2年了（15度一年），解释性就很那个了>
这里晋侯兄怕是混淆了岁星的公转运动和岁星周日视运动了。岁星在黄道上的公转运动固然是大致一年走15度，但是岁星的地平高度变化，每天都从地平升到子午线的位置。岁星当不当空，当然是指地平高度的变化，由地球周日自传引起的，与15度一年的公转运动何干？
我以为从学者的良心出发给出自己以为正确的答案供“工程”挑选使用，是合理的态度。所以，就“武王伐纣”这个天文课题来说，完全是可以独立讨论的。结果可以是错的，但科学的方法不能丢。如果过程不正确，结果哪怕碰巧对了，我觉得也没有多大意义。
谢谢等活兄提醒！以前我没有看老兄的回帖，失礼了。
你说得对，确实我把公转和周日视自转混淆了，因为回帖时候手边没有《回天》只凭记忆，批驳心切太过随意了。
其实江著里面关于岁星记载“失实”的问题，我觉得恐怕还不好太肯定；否则为何有用几位天文史著名专家的断代工程仍然坚持“岁星”说显然同意了《国语》的岁星说。
借来江著一看，100页表格中古代记载与作者计算的岁星“差距”似乎可以分为两类：（1）包括了第1、3条《晋语》记载，“差距”分别为100度略多；（2）包括了其余7条，“差距”从53度到73度，若不考虑最后一条的73度，所谓“岁星差距”的黄经度都在53到65这不足15度（岁星一年大致黄经行度）范围内；即使算上最后一条，考虑到古代的观察精度和岁星的特殊现象，似乎也不便当作计算错误。而且这2类的文献大致也可以分为〈国语〉和〈左传〉两类，似乎比较整齐，我觉得这里有些问题。我们知道《国语》和《左传》一向被认为是〈春秋外传/内传〉，是整合了各国史料而成的。考虑到古代观象的各国时间差异，会不会因此“致误”？古代观象缺乏精确计时工具，大致分晨/昏两派；迄今我们无法缺知先秦情况到底怎么样。当然这又是视周运动，对黄经数据观察不会有影响吧？但要说先秦关于岁星这样容易观察的天象的记๙   接第八樓 (板主請把前兩帖砍了)

但要说先秦关于岁星这样容易观察的天象的记载全错了，有些不敢想像。
<<等活>>:
关于《左传》、《国语》中已知年代的岁星天象，其中存在的问题是明确的。有日本学者提出过解释，认为所有的这些岁星天象都是后来一位整理文献的人根据岁星运动规律推算后改编过的，只是没有被普遍接受而已。 至于《国语》中未知年代的岁星天象，即武王伐纣时的岁星天象，该如何处理，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左传》、《国语》中大部分岁星天象记录是告知其发生的年月的，所以很容易核对，也就很容易发现其记载与实际天象（计算天象）不符合。
然而是不是可以从已知年代岁星天象的不可靠推论到未知年代的岁星天象－－武王伐纣时岁星天象记载也不可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我认为既然一部文献中同类记载是不可靠的，那么使用起来应该谨慎。
至于晋侯兄所说的晨/昏两派观测法，又是只影响周日运动天象的观测，“岁在某次”，无论是在早晨、黄昏还是半夜观测，都是不会有分别的。
判断岁在某次，其实只是要判断岁星在哪颗恒星边上，这是很容易判断的，不用仪器，单凭肉眼判断，误差也就在一两度左右。一次的宽度有30度，所以岁在某次，不应该判断错误。
<<晉侯>>:
等活兄，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西汉初年）《五星占/岁星行度》记载“秦王……六年正月与柳宿晨出东方”，查始皇帝六年为前241年；柳宿属于鹑火，按照岁星11.8622年周期计算，《国语》和《左传》的岁星记载与之吻合（9个我抽查了4个），请问是不是可以认为帛书《五星占》记载也错了，而且存在与《国语》、《左传》一样的系统差？但是根据资料发表时候天文史家的研究，这个记载没有问题的。
而且，断代工程是承认武王克商（前1045年）“岁在鹑火”的，而前1045和秦王/始皇六年（前241年，也是“岁在鹑火”）之间正好符合岁星的完整周期——实际差一次，但是一则西周鹑火以柳宿为准（《尔雅释天》“柳，鹑火也”）而战国时候改为星宿（断代工程秒年采用）可能有接近一年的距度差，二则古代推步不精岁星一向有“超辰”的一次之差，所以仍然应该被视为合天。至少，与《回天》说的至少黄经误差50多度（约合2年）是情况实在相差太远。请问何故？另外，等活兄说岁星记载全误，似乎前人注意到的不多吧？为什么？
<<等活>>:
前241年木星动态；
1月1日木星在参3.9度，退行。
1月30日前后留于参2.6度。此后顺行。
11月4日前后留于柳4.3度。此后退行。
12月30日退行至鬼3.3度。
据《后汉书·律历志》：“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谓之鹑首之次。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谓之鹑火之次。自张十二度至轸六度，谓之鹑尾之次。”
所以秦王6年，岁基本上在鹑首之次。尤其在正月，不会与柳宿同出东方。估计《帛书·五星占》也是当时星占术士推算之物，不是实录。

<<晉侯>>:
秦用颛顼历岁首建亥，与战国时候各国流行的建寅的夏正相差3个月，这个因素是不是应该考虑？古代岁星推步相差一次是很正常的，记载很多。另外，即便按照老兄所说鹑首、鹑火相差不过一次，何以到了江先生的计算中记载和实际天象却至多要相差4次？
〈汉书律历志〉：
“鹑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张三度，大暑。于夏为六月，商为七月，周为八月。终于张十七度”
==> 鹑火, 12次至春秋末才形成；之前為長蛇座。另律曆志上下部份編著者不同。

<<等活>>:
1、推步跟实测是两个概念。如果《左传》《国语》中的岁星位置是推步的结果，那对定年就没有多大价值。
2、岁星推步差一次，也是不正常的。岁星是最容易观测和掌握其规律的行星。
3、江先生书中的岁星记录位置与计算位置（被认为是真实位置）之差大多在两次左右，没有多达四次的。
4、《左传》中岁星天象只出现在前545到前510年；《国语》中岁星天象的记录只出现在前655年到前636年。其他时间段没有出现岁星天象。《帛书·五星占》所述岁星天象在前241年。《国语》中岁星位置与真实位置差二次以上到三次多；《左传》中岁星位置与真实位置差两次左右；《帛书·五星占》中岁星位置与真实值差一次左右。看来越靠近汉代所差越小。似乎暗示着几种文献中的岁星位置是一种推步的结果。
至于《左传》、《国语》中岁星位置与真实位置有误，前贤早有注意，刘朝阳《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出路》中便有提及。
事实上，唐代一行对岁星运动的处理就是屈从于《左传》的记载和当时的实测值之间的不调和，而搞了个岁星“前率”和“后率”，以为汉前后，岁星运行速度是不一样的。根据天体力学理论知道，太阳系是稳定的，在千年的量级上，行星的轨道运动绝对不会出现种加速运动。所以我们现在不象一行那样屈从于《左传》的权威，而认为其中的岁星位置有问题。

<<晉侯>>:
《国语晋语二》前665年条，江先生认为差距达到102度，30度一年不就是4年差距吗？
不过想想也觉得不可思议，就算按12/76年规律推步也不至于误差如此大。我几乎又要往刘歆与《左传》的关系上想了，三统历上溯比较粗说不定积累误差会这么大。不过就我看到的研究，一般认为帛书《岁星行度》准确性是很高的，除了一例超辰的一次之差外基本上就是实际天象的反映。

<<等活>>:
天文学史专家认为《帛书·五星占》成书于公元前170年左右，那么其中所描述的始皇时的行星天象应该是一种推算的结果。
直到刘歆才提出“岁星超辰”的补救办法，此前西汉天文学家都认为岁星是12年整一周天，所以《五星占·木星占》中的岁星（当时天文学推算的）位置与真实（现代天文学推算的）位置有偏差。而其他行星的位置，尽管运行规律比岁星的规律还复杂，但是由于没有象“岁星12年一周天”这样的先入之见的干扰，反而与实际天象符合得比较好，这说明了汉代天文学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也是《帛书·五星占》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我们不用《左传》、《国语》中的岁星记录来定春秋的年代，因为春秋的年代通过其他方法已经获得。即使要用天文方法来检验春秋的年代学，日食记录是更好的对象。《春秋》中的这么许多日食记录，绝大多数是非常准确的。这些日食记录很有力地证明了现在春秋年代的正确性。但是跟这些日食记录一起记载下来的岁星位置却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看来是困扰天文学史界多年的问题。
天文学史专业人员不可能不知道《左传》、《国语》中的岁星有问题－－至少是已知年代的岁星记录有问题，参加断代工程的天文学史专家更应该知道，而居然继续悍然使用“岁在鹑火”作为定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判据，使人对现在公布的克商之年颇不敢信服。而明知其有问题而继续使用这个“岁在鹑火”来糊弄非天文学史专业的其他历史学家，那么学术道德也就颇有疑问了。
<<晉侯>>:
我想这里还有一些其他问题。由于“岁在鹑火”是西周初年〈利簋〉铭文记载的，因为是实录，与〈左传〉、〈国语〉还不一样（根据古代记载的和后代推算也不是一回事），倒不是只根据〈国语〉记载。唯一的疑问是，西周初时候的分野是哪次？按照经验，此类概念一般往往渊源有自，长期保持不变的。

==> End. 參見《武王克商之年研究》 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研究所 編　1997年


<<子乔>>:
【附带说，江先生将利提铭文“佳甲子朝”的“佳”字写作“佳”释铭文为“在一个吉利的甲子清晨”，不确。“佳”字在金文中习见，与“唯”通用，可释为语词，也可释为“以”。】==＞

读江晓原《回天》后 ——兼论周武王何以必须在甲子朝到达殷郊牧野及封微子于孟诸
陈奇猷［１］（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文对于周武王何以必须在甲子日赶到牧野，以及微子为何受封，提出了极富想象力和传奇色彩的解说。昔大师胡适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才子读焰赞赏“学术著作象侦探小说那样好读”，今陈先生此文，颇能兼而有之。
【摘要】武王伐纣至鲔水大雨雪。武王必须冒大雪在甲子朝到达殷郊牧野。微子受封。
　　【关问词】大雨雪；夏商周断代工程；纣兵倒戈；周公伐殷
　　【中图分类号】　K223.05　　
　　【文献标识码】　A
（一）
　　史书载周武王甲子日胜纣于殷郊牧野而纣为擒。甲子在公元前何年何月？过去学者提出武王克商之年的有四十余说，皆无有力证据，不足定论。
　　江晓原先生于1999年3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武王伐纣日期如何确定》（以下简称《日期》）一文。他从文献记载、出土文物等资料，提出武工伐纣、自周师出发、至行进到达殷郊牧野，必须满足以下８项条件：
　　1．牧野之战的日干支为甲子。
　　2．牧野之战的清晨应有岁星当头的天象。
　　3．牧野之战发生在冬季。
　　4．在周师出发前后，应在“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本之津”的天象。
　　5．从周师出发到克商之间应有一段日子，这段日子的长度应使得周师从周地出发行进至牧野有合乎常理的时间。
　　6．在周师出发后，甲子日克商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日干支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则约为克商前五日，日干支为庚申或辛西（考虑周初对朔的确定有差误）。
　　7．周师出发时应能在当地东方见到岁星。
　　8．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应能见到“星在天鼋”的天象。
　　江先生经过考证及精密的计算，得出甲子朝是公元前1044年1月9日，此日期完全满足以上8项条件。并绘出《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西安当地时间5时向正东方所见实际天象图》及《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牧野当地时间5时19分向正南方所见实际天象图》以显示条件4及条件2的天象。此文证据确凿，所定日期令人信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重大贡献。［２］
　　江先生又于2000年8月发表《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回天》）一书，更详细叙述武王伐纣日期的考订。但是，《回天》中却将“8项条件”中的第3项“牧野之战发生在冬季”删去，只剩7项，，不知何故？或者他认为“冬季”这一条是根据《旧唐书·礼乐志》所引《六韬》“武王伐纣雪深丈余’而提出的，其后怀疑《旧唐书》所引《六韬》不可靠而删去。其实，《六韬》之说是确实的，而且《六韬》之说对证明牧野之战发生在冬季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今说明于下：
　　（1）《吕氏春秋·贵因》话说：“武王至鲔水（在孟津附近），天雨雪，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日：‘卒病，请休之。’”也记载了武王伐纣行进至鲔水时天雨雪。此雨雪致使卒病而军师请休，可见下的是大雪而不是小雪。若是小雪，必不致卒病而军师请休。
　　（2）中原地区，在古代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复盖，直至北宋时仍有大象在湖北出现，可知在武王伐纣时原始森林复盖面比北宋时要大得多，河南的黄河南北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原始森林大，空中充满水分，冬天，北方强冷空气袭来，下雪至深丈余是完全可能的。
　　（3）《战国策．·魏策》说：“魏惠王死（公元前319），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坏城郭，且为栈道以葬。”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与孟津的直线距离约200公里左右，而后武
王至鲔水七百余年之久之大梁仍有厚至牛目的大雪，则武王至鲔水“雪深丈余”也不足为奇了。并且，古代的尺要比现在的尺短。古人一般是身长八尺（当时的尺），今人一米七十（约五市尺），可知古尺比今尺短。孔子长九尺六寸（详《史记·孔子世家》），接近于古尺一丈。雪深丈余，只比孔子高出一点。
　　综上三证，可知《六韬》之说是实，江先生不必删去第三项。［３］
　　附带说，江先生将利提铭文“佳甲子朝”的“佳”字写作“佳”释铭文为“在一个吉利的甲子清晨”，不确。“佳”字在金文中习见，与“唯”通用，可释为语词，也可释为“以”。
（二）
　　武王伐纣，行进至鲔水，大雨雪，为何武王仍疾行不辍，必须在甲子朝到达殷郊牧野？这是一个秘密，下面让我来揭开这个秘密。
　　《吕氏春秋·贵因》篇说：“武王选车三百，虎资三千，朝要甲子之前，而纣为禽（同擒，下同）”。“要期”是古人恒言，义为约期。武王与谁约期？与纣约期吗？不可能。攻人之国，
首要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岂有与敌人约期之理？肯定约的不是纣王。
　　再看《贵因》篇下一段文字：
　　武王至鲔水，殷使膠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膠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日：“不子欺，将之殷也。”膠鬲曰：“曷至？”武王日：“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膠鬲行。天雨雪，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
殷使膠鬲”之“殷”是殷王纣吗？“其主”之“主”是纣王吗？显然不是。如果是殷王纣，膠鬲报以武王以甲子至殷郊，而武王不如期到达，则纣王有更充分的时间备战，对纣王有利，必不
杀戮膠鬲，所以“殷”和“主”都不是指殷王纣是肯定的。那么，究竟是指谁呢？我以为“殷”该释为“殷方面”，“主”是指派膠鬲来的人，此人是微子（皆详后）。
　　先来看纣与武王兵力的对比，武王何以能取胜而纣为擒？
　　《韩非子·初见秦））篇说：“昔者，纣为天子，将率天下甲兵百万，左饮于淇溪，右饮于洹豀，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与周武王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干，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禽其身。”《史记·周本纪》说：“武王率戎车三百，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又说：“纣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据此，双方兵力悬殊，武王能取胜，禽纣身，主要是由于纣兵倒戈，即纣兵起义。纣兵如此大规模起义，不难想象，必然有人策反。策反者是何人？必是微子，其与周的联络员就是膠鬲（皆详后）。那么，上文“殷”就是“殷方面”，“主”就是微子了。
　　膠鬲来，与武王约定，甲子朝纣兵起义，与武王里应外合。如果武王不如期到达，起义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其主”认为被膠鬲诈欺，必定杀膠鬲，所以武王说“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并且，武王不如期到达殷郊，也是坐失良机，所以雨雪再大也要如期赶到殷郊。　　
　　为什么说策反者是微子、联络员是膠鬲？可以从《吕氏春秋·诚廉》篇的一段记载来说明：
　　伯夷、叔齐西行如周，至于歧阳，则文王已殁矣，武王即位。观周德，则王使叔旦就膠鬲于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出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出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譆，异乎哉！今周上谋而行货，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为信，因四
内、共头以明行，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
　　据此，武王即位时赏膠鬲“加富三等，就官一列”。这显然是由于膠鬲候周师（与周师联络，即联系员）而受赏。封微子“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桑林是殷天子之乐
（详《左传·襄十年》注）。孟诸是宋都商邱近郊的大薮泽（《吕氏春秋·有始》篇：“宋之孟诸”），是商汤建国时的都城毫地区。“世为长侯”云云，就是说：封微子世代为长侯之爵，守持殷商常规的祭祀，奉承桑林之乐，领有孟诸地区之地。微子既与膠鬲同时受赏，而微子之赏又高于膠鬲，显然上文所说之“其主”即是微子，而微子即是策反者。《史记·宋世家》载，微子谏纣不听，微子欲亡去而与太师、少师商议。可知大师、少师是微子的党与，也可知微子在殷纣朝廷中有相当的势力，具备策反的条件，也可为微子是策反者的旁证。伯夷、叔齐说周武王与微子盟是“上谋而行货，阻兵而保威”（《集韵》说：“阻，行不正也”），意思是武王崇尚阴谋而行贿赂，行不正之兵（使纣兵倒戈）而保自己之威。说明白点，武王用阴谋，贿赂微子，由微子令纣兵倒戈，从而保持自己的兵力。伯夷、叔齐戳穿武工与微子盟的秘密交易。
　　至于《史记·宋世家》说：“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这是一次礼仪式的朝见。大慨这次朝见后，武工就“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
　　最后，还得说明一下武庚禄父。《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此文应读作“武王为殷初定，殷之余民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据此，禄父所封是殷纣的故地以治殷之余民，与微子以功受封于孟诸是别一事，不可与禄父之封混而为一。
　　《史记·周本纪》说：“周公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是微子所封之国名“宋”为周公所命。又上文说，武王既使召公与微子盟“世为长侯，守殷常祀”，而又封“商纣子禄父（即武庚）治殷”，于是禄父与微子，该谁来“守殷常祀”？不免产生争执。因为禄父与微子都是商汤之后，此其一；微子“守殷常祀”是武王使召公与微子之盟，但祀祖之明堂却在殷（即纣都朝歌），是禄父所有，此其二。这问题实在难以解决。直至周公诛灭武庚禄父，取消殷封，殷之明堂不复存在，“守殷常祀”自然归属于微子，周公因此申明“微子开代殷后”。至此，“守殷常祀”的问题才算圆满解决。
［１］ 　作者简介：陈奇猷（1917～），男，广东韶关人，上海古籍出版社特约编审。主要研究方向：先秦诸子，古史。
［２］　正式公布这一成果的学术论文是以下两文：1、江晓原、钮卫星：《国语》伶州鸠所述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18卷4期（1999）。2、江晓原、钮卫星：以天文学方法重现武王伐纣之年代及日程表，《科学》51卷5期（1999）。　
［３］《回天》书中，以及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科学》等刊上之正式论文中，均已删去“伐纣在冬季”这一条件。之所以如此，实为追求简洁。因为“伐纣在冬季”这一条件已经包含
在另一条件“日在析木之津”中了──季节是据太阳在黄道上之视运动（实为地球绕日运动）而确定，日在析木之津，即已确定太阳在黄道上之位置，而此位置又确定了必然在冬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六韬》之说不误）。因此两作者本删繁就简之原则，删去了“伐纣在冬季”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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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未見江博士的《回天》不能置評. 所謂名之所至, 謗亦隨之.上網查了相關資料, 發現有人與研兄持相似的觀點.
"江先生近年“人气急升”，著述丰富。在行外人来看，他自然是红人；至于行内人嘛，就有目共睹了。"
二年前《晉侯之臣》與《等活》兩位內行人就在《國學論壇》網上討論了幾個《回天》書中的疑點, 引之如下:
(天文曆算與地理方志精華區)

<<晉侯之臣>>:
江的研究基本靠不住，唬人的，做了太多手脚
简单的举个例子：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先要否认全部先秦岁星记载的可靠。于是就把典型的“岁当在甲今在乙”句式曲解。本来这是很简单的，“按推算应该在甲，现在却在乙（古代计算不精，11.8622粗做12年所致）”自然是当时实际木星位子在“乙”位，可是江先生却全部按“甲”推算，当然记载全部“错误”了。是不是江先生读不懂文言？不，他以前的有关研究释读准确。其实，就算古书文字有歧义，只要其中一义具有合理解释力自然应该取此义，手脚一。 《利簋》铭文有“岁鼎（贞）”，岁为岁星，鼎从郝懿行读贞训“当”没有问题，可是江先生解释此为“岁星当头”，这“当”在古代是天文学专用术语，传世、出土文献多见，“天体按推算当如此，今果然如此”谓之“当”。先秦星占天文何曾见到“当”做“当头”解？再说何谓“当头” 愚未見江博士的《回天》不能置評. 所謂名之所至, 謗亦隨之.上網查了相關資料, 發現有人與研兄持相似的觀點.
"江先生近年“人气急升”，著述丰富。在行外人来看，他自然是红人；至于行内人嘛，就有目共睹了。"
二年前《晉侯之臣》與《等活》兩位內行人就在《國學論壇》網上討論了幾個《回天》書中的疑點, 引之如下:
(天文曆算與地理方志精華區)

<<晉侯之臣>>:
江的研究基本靠不住，唬人的，做了太多手脚
简单的举个例子：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先要否认全部先秦岁星记载的可靠。于是就把典型的“岁当在甲今在乙”句式曲解。本来这是很简单的，“按推算应该在甲，现在却在乙（古代计算不精，11.8622粗做12年所致）”自然是当时实际木星位子在“乙”位，可是江先生却全部按“甲”推算，当然记载全部“错误”了。是不是江先生读不懂文言？不，他以前的有关研究释读准确。其实，就算古书文字有歧义，只要其中一义具有合理解释力自然应该取此义，手脚一。
《利簋》铭文有“岁鼎（贞）”，岁为岁星，鼎从郝懿行读贞训“当”没有问题，可是江先生解释此为“岁星当头”，这“当”在古代是天文学专用术语，传世、出土文献多见，“天体按推算当如此，今果然如此”谓之“当”。先秦星占天文何曾见到“当”做“当头”解？再说何谓“当头”？80度算当头，100度也可以算，这岁星相差20度就足够跨到另外一年去了，解释性就很那个了。
再读读其最新专著《回天》（gonna turn back time?)，发现符合其牵强解释的答案实在太多，随便选一个就是啦。众知：西周年代的一个系统工程，想单独讨论一个王的绝对不允许的。
<<等活>>:
《左传》、《国语》岁星纪年资料大致如下：
　　1、《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
　　2、《左传·襄公三十年》：将葬，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于是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裨灶指之曰：犹可以终岁，岁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岁在■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
　　3、《左传·昭公八年》：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
　　4、《左传·昭公十年》：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 ……
　　5、《左传·昭公十一年》：景王问于苌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
　　6、《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 必受其凶。
　　7、《国语·晋语》：子犯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
　　8、《国语·晋语》：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沈之星也。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君之行，岁在大火，……
晋侯之臣所说的“当时实际木星位子在‘乙’位，可是江先生却全部按‘甲’推算”的说法不全对，譬如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