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密的维基和没死的金庸

　　最近全球互联网上最牛的名字肯定是维基解密的头面人物阿桑奇。和两位靓姐上床时忘记带套的他，可能是被惹毛了的美国下了套，被全球通缉。

　　为了给这匹脱缰的野马戴上笼头，瑞典的纳税人目前正在请阿桑奇吃牢饭。

　　而最近中国互联网上最劲爆的事情，则是12月6日晚，中国微博世界里疯传“金庸去世”谣言。一则不知源头，不到60字的微博，在拥有30万粉丝的《中国新闻周刊》微博上一经刊登，马上被转发了数百万次。直到当晚香港媒体同仁通过微博澄清，才告一段落。

　　为了对此负责，《中国新闻周刊》杂志副总编辑、网站内容总监和一名网站编辑辞职。

　　这个断面很有趣。在西方世界里，新兴的网络平台成为了成千上万的弱小大卫打倒歌利亚的鹅卵石，成为扯平人民和政府之间保密资讯鸿沟的虚拟桥梁。

　　但在东方世界的同一时间里，新兴的媒体平台却不小心成为了“误杀”名人的工具和窗口。

　　互联网的发展形态和应用模式，展现了在东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刻不同，以及社会公民意识的巨大落差。

　　在西方文化里，“弑父”是一个不变的主题。在西方文学的父子冲突中，绝大部分时间里，代表权威和主宰的父亲形象都会被代表反叛传统、创新突破的儿子形象痛宰得片甲不留。随便翻翻希腊文学和莎士比亚文集，僵硬贪婪的父辈和企图打破旧世界的儿子们之间的斗争比比皆是。

　　让充满激情的年轻一代推翻父权等等陈腐保守势力，更是西方文化中的个人自由主义的源头。以“我”为世界中心，只有干掉了权威，才能实现自我价值，不必到长城，也是一条好汉。当然，在这样的价值系统中，把权威杀得丢盔卸甲的主要动力是个人的成就感，道德和社会公义等等，往往都是被拿来当挡箭牌的招牌而已。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里，西方反主流精英们，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拔出了手边最锐利的网络之刀，刺向当权者的软肋--那权力糖衣中间包裹着的机密。维基泄密的动机，正是基于个人的成就感。用道德，社会正义等等角度去解释阿桑奇的所作所为，往往会陷入不靠谱的结论。

　　再仔细看看机密是怎么回事。

　　南方朔先生说：“权力最大的瘾头，乃是‘机密’！”此言可谓放之四海皆准。

　　一个国家的公权机关里头自然有机密。但是正是这机密的栅栏，把社会分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两块。拥有权力的上位者，甚至可以在机密的铁栅栏后头，把本应该分享这些信息的自己国民阻挡在外，而自己躲在机密的后头为所欲为。

　　贪腐行为、利益交换、执政弊端、高层丑态等等等等，都可以直接和军事外交机密一起，塞进“机密”档案里头，在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给对手致命一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国家真正的机密根本没那么多。从本来就应该引入大量公共讨论机制的公共利益角度出发，一个国家对内部的“机密”更应该是少之又少。根据现在流行的“阴谋理论”，当一个政府对特殊重大公众事务，仍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保持机密，它就无法挡得住各种阴谋理论在其他非主流渠道的流传。

　　一旦“阴谋理论”不断在非主流渠道频繁出现，就会迅猛冲刷政府的公信力，剥离社会赖以存在的互信。中国人现在对各类官方专家的发言，越来越多地采取质疑甚至是调侃的态度，正是明证。

　　我很赞同南方朔先生的看法，“许多所谓的机密，如果检讨到最后，人们会发现它只不过是有权力的人的一种权力过瘾而已。”

　　维基泄密的出现，正是西方社会对政府庞大公权力的新兴制衡的方式。从美国的反恐战争以来，公权力在反恐的“正义旗帜”下，用机密为武器，把众多的异议者打入了“不爱国”的冷宫。在这样一面倒的言论环境中，西方的旧媒体集团逐步失去了对政府的制衡角色，更多地是和美国政府更多地采取合作的态度。

　　这样的环境，造成了西方世界中媒体制衡政府的角色的削弱，给维基泄密这种平台一个绝佳的成长空间。

　　所以，维基泄密的不断发酵，意味着西方世界的民主模式在网络年代进入了跨越三权分立年代的新对抗阶段。无孔不入的网络平台，开始不断地侵蚀公权力高高筑起的“机密栅栏”，让栅栏两边的力量开始再一次平衡。

　　在公民社会充分发达的西方，“弑父”的网络痛宰公权力的同时，刚刚跨入工业文明，深植在“尊父”的东方文化里的网络利器，却显示出了在人治意识浓郁，公民意识刚刚萌芽，旧媒体尚未适应新媒体平台的东方世界里，新媒体平台正沿着曲折的路线蹒跚前行。

　　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心态束缚了千年的东方文明，除了对西方世界的新媒体创新进行商业模式和技术的迅速抄袭外，在利用新媒体平台作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建设上，乏善可陈。而社会在每一个转身的关口上，都充满了“统一思想”和“百花齐放”的双轨制，激进主义和渐进改革的激辩，愤青和五毛的口水横飞。

　　目前中国的网络平台在复杂的政治生态和争取眼球的浮躁中，成为了社会下层发生的唯一渠道。自然，中国网络上的声音充满了矫枉必须过正的喧嚣。底层公民抗争事件只要上了微博平台，转发次数肯定远高于心平气和的长篇大论。一条微博只要有“强拆”、“贪官”等等关键字，必然获得无数眼球的关注。

　　“微博误杀金庸”事件，显示了在“尊父”年代浸淫了许久的中国许多旧媒体，刚在90年代接触了web1.0还不久，就开始在千禧年后面对2.0、SNS等等的狂暴洗礼中的不适应。在这样的转型期，如何一手继续摸索着“尊父”的旧媒体形态的渐变，一手迎接“弑父”的新媒体形态的冲击，是所有中国媒体人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

　　而对于一部分刚刚摆脱新媒体的受众方面，要在每秒飞速更新的微博和SNS平台上去分辨哪些是诽谤和谣言，需要非常高的智慧和公民意识。对事情进行常识分析，对言论进行个人的道德判断等等，都需要一个人要具备大量基础常识，博览各类言论并充满公民意识。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繁多的微博事件中做出，参与进去，还是袖手旁观，或者干脆幸灾乐祸的判断。只有这样的人，在看到社会转型期里头，在雀跃抗争者的胜利时，不忘回顾抗争行为是否合法；在为抗争者的失败愤怒呐喊时，不忘以成熟的心态提醒围观者保持队形。

　　缺少成熟环境的中国新媒体，在蹒跚前行中，难免误杀几个名人。但是，只要它能把中国的栅栏缝挤开些，把权力和话语权的平衡往平民百姓这边略争取一些，已经善莫大焉。

　　（作者是早报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