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企业购并国家(by 吴晓波) - 思维的乐趣BLOG

当企业购并国家
吴晓波


美国第十三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被同时代人称为“沉默的卡尔”，不过，就是这样的人却往往会蹦出一些惊人的警句。1922年，他在一次国会演讲中说，“美国该做的事情就是商业。”在此之前，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大不列颠，都不曾用如此决然的逻辑将国家与商业等同在一起。因为这句名言，柯立芝在日后被一再地提及，它在里根－撒切尔时代甚至成为政策制订和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答案。1981年，当英国发生交通工人大罢工的时候，撒切尔政府的国务大臣便对记者说，“我的父亲并未参与暴动，相反地，他骑上自行车去找工作。”

时到今天，商业力量对这个世界的控制终于变成了事实，有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前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企业，只有49个是国家。通用和福特公司的营业额比所有黑色非洲国家的GDP总和还要高，比尔·盖茨一个人的净资产相当于美国一半家庭的资产总和。当今一些跨国公司的经济规模足以与国家抗衡，全球最大的六家跨国公司，其年营业额均在1100亿美元以上，仅有21个国家的GDP超过这个数字。

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国家，就今天的小布什政府而言，能源公司代表参与能源委员会，制订能源政策，军火公司参与军事委员会，决定军事政策，“公司已形同接管了整个国家机器”。其中最典型的一些事例便是，美国在石油公司主导下发动攻打伊拉克的战争，在企业主导下，退出规范全球暖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放宽森林砍伐的标准，放宽废气排放标准让更多高污染车辆面市上路。在当今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上，出现了“公司国家（Corporate
State）”的新概念，公司即国家，国家即公司，国家在公共议题上的相对自主性已然让位于大公司的利益诉求。

随着新技术和新的金融工具的不断推陈出新，跨国公司在资本的流动上拥有了更大的主动性，在商业的意义上，国家的边界变得模糊。为了争取更多的外资，政府不得不大幅而持续地降低税收，特别是那些后进的发展中国家，除了税收减免、开放市场、给予超国民的待遇及提供环境破坏的特许之外，似乎已经没有别的砝码足以与巨兽般的跨国公司来谈判。

跟政策主导权的易主相比，另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是，公司的商业道德逻辑逐渐替代公民社会的其他逻辑，而成为惟一的主流，企业家开始代替哲学家和政治家思考社会责任，宣导公共道德和社会正义，他们看上去比谁都更适当出任国家的代言人和思想者。世界正在被刻意地描述成同一种游戏规则，人们似乎开始认同，一个国家的首要工作是确保经济能够繁荣，而为此，则必须保证自己的政策及环境适合全球企业前来投资，而这已经成为所有议题讨论的前提。

在自由市场主义的胜利背后，硕果仅存的便是单一化的全球意识型态，于是，“地球是平的”，在这个商业模式和意识型态都日趋平坦的世界上，跨国商人的意志如骏马驰骋，闲等人士无不噤声规避。全世界的人们，从纽约到北京，从新德里到巴黎，越来越向往同样的产品和同样的品牌，大家一起收看MBA联赛，一起上网玩《大富翁》和《魔兽世界》。便在这样的时刻，英国剑桥大学的诺瑞娜·赫兹博士提出了一个十分尖利的问题：当人们的经济福祉与实际安全基本上由国际投资人和跨国公司的策略及启动所决定的时候，当政府所能提供给人民的基本服务，似乎就是提供企业或国际投资人一个吸引力的环境的时候，这个世界到底将走向何方？在《当企业购并国家》一书中，她的担忧始于这样的判断：当这个地球上的政府型态与公共价值都已经被商业资本购并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对未来自己的命运开始新的审视，资本的天然逐利性显然与政府的超然性与公平性有着天然的矛盾，当政府放弃了应有的调控责任，世界的资产将会越来越快速而不可遏制地聚集到少数公司和少数人的手中。

即便在当今的中国，我们也并非没有看到“企业购并国家”的某种征兆。在每一次大国外交的同时，我们都可以看到一起起的巨额商业交易，仿佛有一群金色的巨手在推动着政府间的杯盏交错。在目前关于3G的热烈争论中，我们也同样清晰地看到跨国公司的隔空较量和他们引导事态方向的种种痕迹。

诺瑞娜·赫兹的声音在今天听来，颇有点左翼知识分子的气息，它在欧洲是一本畅销书，但是在北美却似乎没有另一本书更受欢迎。在过去的一年里，那里最红火的商业书籍是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写的《地球是平的》，他相信世界已经被新技术和跨国资本碾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它在字里行间充满了莫名的兴奋和滔滔不绝。这本书，即将在未来的数月内登陆中国书市，可以预料的是，一直以美国商业为憧憬方向的中国企业家及中产阶层将不出意料地成为它的拥趸者。但是，当我们为全球化和数字互联时代齐声欢呼的同时，却也不妨顺便听一下赫兹式的声音，以及看到盛景下的那一重阴影。
世界将变得更好还是更坏，这从来是一个没有共识的问题.

（周末画报的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