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批早期教育中的神话与伪科学

摘要：长期以来，早期教育领域充斥着许多神话，如早期经验决定论、刺激丰富的神话、右脑开发、识字增智等等。至于许多科学素养差或别有用心的人传播和制造的各种神话，已经成为社会公害。特别是当这些神话打着科学的幌子出现时，更加容易误导社会大众，成为伪科学的主要来源。它不仅严重危害婴幼儿的身心健康，而且为婴幼儿健康成长埋下了隐患。正如世界上不存在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样，绝不存在什么早期教育的“灵丹妙药”。
关键词：早期教育；神话；单侧化；早期经验决定论
儿童早期教育领域是一个盛产神话的领域，早期经验决定论和婴儿决定论、刺激丰富的神话；右脑开发；识字增智……借用语言学家索绪尔一百年前的话，就是“没有任何领域曾经孕育出这么多的荒谬观念、迷梦和虚构”。这些神话反映了早期教育理论的极度贫乏和混乱，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背景，并对早期教育实践和儿童成长的心理和社会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早期教育领域神话甚至伪科学泛滥
神话(mythology)的意思是：第一，关于神仙或神化的古代英雄的故事；第二，荒诞的无稽之谈，不能实现的话。我们这里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神话”这个词的。一部人类文明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神话史，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神话——既有古代英雄或传奇人物又有荒诞的无稽之谈。在科学和事实领域，过分夸大某种不成熟的研究结果，过分迷信某种技术或手段，过于轻信某种结论……这些都可以视为神话或神话思维的表现。至于许多科学素养差或别有用心的人传播和制造的各种神话已经成为社会公害，特别是当这些神话打着科学的幌子出现时更加容易误导社会大众，成为伪科学的主要来源。
在早期教育领域神话和伪科学盛行，没有最基本语言学修养的人在大谈幼儿语言学习；缺乏心理学基本训练的人在随意编造各种早期教育方案；神经科学的门外汉在大声疾呼右脑开发的重要，甚至危言耸听地说还有90%的脑细胞没有利用；还有一些不清晰的概念在作为“公理”使用；大量的炒作甚至伪科学在以科学的名义发表、传播；一些毫无根据或缺乏实证支持的早期开发(或冠以教育、成长、发展等词汇)方案在无数幼儿教育机构和家庭实施……当前的早期教育似乎达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水平，某些神话和伪科学甚至已成为早期教育的“主流话语”。
二、早期经验决定论和婴儿决定论的神话
早期教育领域中最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所谓早期经验决定论或婴儿决定论，这种观点基本主张是：个体生命最初几年的经验对其成年后的态度、才能和感情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早期经验决定论有关的通俗说法很多，如“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零岁开始已经太晚”，等等。哈佛大学教授卡根(Kagen，J)在《三个诱骗性的观念》一文中强烈抨击了这种极为时髦的观点。卡根写到：“在今天美国的某些地方，孕妇把录音机放在腹部播放莫扎特的奏鸣曲，希望她们未出生的孩子有较灵敏的乐感。然而，没有科学家证明，生命头两年的特定经验能在成年时产生特定的结果。”卡根提出，许多重要行为和情感领域很大程度上并不受婴儿期经验的影响。在谈到当前人们对婴儿依恋的关注时，卡根说：“我猜想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在波斯尼亚、在卢旺达、在南京)幼年时也曾有过慈爱的父母。”对南京大屠杀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刻骨铭心的。据史料记载，半个多世纪前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是日军的坂田军团，该军团由来自日本大阪附近的“淳朴”矿工和农民组成。卡根的意思很明确，这些杀人狂中许多人也生长在幸福的家庭，他们在婴幼儿期与其父母有良好的依恋关系，但早期经验并不能决定他们成年后的行为。
作为资深的儿童心理学家，卡根并非不知道早期经验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他这里强调的是，如果过分夸大早期经验、早期教育的作用，实际上会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宿命论。目前社会上盛行的早期经验决定论和婴儿决定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现代宿命论。“近几十年兴起的毕生发展心理学也不同意早期经验对以后发展起着特别重要作用的观点，它主张人的一生的经验都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哪一个年龄阶段在发展中居首要地位。早期经验的影响可以被以后的经验改变。生命后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后期的各种因素。神经生理学家布勒(Bruer，J.T)也抨击了“头三年神话”。他指出：社会政策制订者、作家、新闻记者等等促进了这一神话的传播。其危险之一是，它使我们过分关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而几乎忽视了应该以何种最适宜的方式学习。
不应该过分简单化地、线性地看待早期经验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早期经验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在个体身心发展过程中，“有的心理功能和行为的形成基本上取决于早期经验，而有些心理功能和行为与早期经验关系不大，更多地依赖以后的环境。这可能一方面是由于各种功能形成的敏感期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功能的形成受遗传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的程度不同。遗传因素对有些心理功能的影响是直接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而对另一些心理功能的影响则比较间接，其作用相对较小。”正如缪小春教授所指出的：“在达到了人类心理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要求之后，早期经验的差异不一定对一生心理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早期抚养条件和以后的心理发展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和线性的关系。至少对某些心理功能是如此。”
三、早期刺激丰富的神话——被误用和被滥用的老鼠
我们最熟悉的另一个神话是，早期刺激越丰富越好。对许多早期教育工作者来说，20世纪40—70年代的一系列用白鼠进行的实验研究似乎提供了证据。一时间，用白鼠进行的“丰富环境”的实验成了大家争相引用的科学证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最早的研究是赫伯(Hebb，D.O)在20世纪40年代进行的。6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本内特(Bennett，E.L)，戴孟德(Diamond，M.C)，克雷奇(Krech，D)，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M.R)等人进行了不同经验与大脑关系的实验研究。被置于丰富环境中的试验鼠在大脑皮质厚度和脑重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增长。神经生理学家，依利诺伊大学教授格林诺(Greenough，W.T)也作了类似的研究，并得到相近的结论。
20多年后，神经生理学家布勒提出，这些结果被新闻界和教育界误用了。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超过大多数儿童正常环境的丰富刺激会提供给他们任何好处(Bruer，1999)。美国神经生理学家格林诺也强调指出他的研究是一种剥夺实验，而非丰富性的实验，因为对幼鼠来讲，丰富的环境可能是接近正常的环境，而典型的实验笼的环境，是一种被剥夺的环境。格林诺认为，他的实验结果表明极端的剥夺是危险的，但并没有提出超出正常环境的额外刺激必然更有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格林诺实验用的老鼠并不是一出生就置于“丰富的环境”，它们是断奶后才被置于“丰富的环境”中的，此时的幼鼠的鼠龄相当于人类个体年龄的2.5—5岁，它们呆在那里直到青春期。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把成年鼠放到丰富的环境中去以后，它们的神经联结也大大增加。罗森茨威格、克雷奇、戴孟德等人后来的研究也表明在丰富环境中生活的成年鼠大脑皮质有所增长。该如何解释这种结果呢?大脑皮质和神经联结的增长是否意味更高的智力?实际上，伯克利的研究人员当时就非常小心地强调他们的工作并不意味着智力与大脑重量有相关。此外，戴孟德还指出，鉴于人类经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对老鼠研究的结果推广到人类个体身上要十分慎重。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罗森茨威格、克雷奇、戴孟德以及格林诺的实验并不含有基本学习能力在生命头三年形成，错过头三年机会以后不能再弥补这样的含义；(2)实验动物(白鼠)的年龄相当于人类个体的2—2.5岁，同时，在丰富环境中生活的成年鼠大脑皮质也有所增长，这意味着大脑皮质随经验而变化的可能性并不限于婴幼儿期，而是持续到成年后乃至终生；(3)早期经验是重要的，但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各种各样的教学和训练。对绝大多数正常的人类儿童来讲，正常的社会交往、家庭生活及各种自然的活动(如游戏、身体运动等等)等主动性经验足以提供给他们赖以发展的足够丰富的刺激。
四、右脑神话
神话的另一个例子是大脑左右两半球优势的夸张说法。该神话的含义：个体可以分为“左脑型”或“右脑型”。左脑优势的人是分析的、逻辑的和言语的，而右脑优势的人是直觉的、情感的和听觉的。更有甚者，有的人非常情绪化地提出中国的教育只重视左脑，忽视了右脑。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科学认识要复杂得多。
大脑两半球机能不对称(也称单侧化)的理论源于神经科学家斯佩里(Sperry， R. W.)、加扎尼加(Gazzaniga， M.S.)上个世纪60年代的研究工作。斯佩里对裂脑病人———即为了控制癫痫病人的癫痫扩散，将其大脑两半球之间的联络纤维切断，使一个半球的癫痫发作传不到另一个半球去——的研究形成了对大脑不同区域专门化的科学理解。尽管缺乏斯佩里的研究与教育实践联系起来的科学证据，大脑两半球机能不对称理论仍然“顽强”地进入了主流文化：左脑优势的人是理性的、忧郁的、抑制性的和严肃的；而右脑优势的人是精神自由的、情感的和创造性的。数学和物理学是“左脑”科目；而艺术、音乐和文学是“右脑”科目。教育者提出了“两半球的教育”，用各种方法来帮助“右脑”儿童学习“左脑”任务，“左脑”儿童学习“右脑”任务……。关于大脑两半球不对称的通俗理论与斯佩里最初的结论以及后
来的研究已经大相径庭了。
应当承认，在最初研究裂脑病人时，科学家们对大脑两半球机能上的区别做过一些推测。然而，一些实验研究的结果使人们对所谓左脑和右脑的绝对分工不无疑问。事实上，“两半球之间虽然在许多功能上有差别，但是，差别往往是很小的。而且在正常情况下也难以证明哪一个半球更多地参与某一具体工作。在大多数正常被试的实验条件下，很难说提供给被试的信息只限于到达一个半球。两半球同时加工信息是更有可能的。而且这是两半球典型的工作方式。研究两半球的功能差异固然给我们提供—些线索来认识两半球的信息加工有一定的分工过程。另一方面，一些线索也引导我们去认识无论割裂脑还是完整脑，人们所经验到的是心理的统—性质。即使在割裂脑的病人中，任何一种认知实验所得到的病人的有意识的反应都是统一性的。所以要分别地去教育每一个半球是不可能的。”
在过去30多年对大脑两半球机能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尝试过许多归纳途径，如语言半球和非语言半球，抽象思维与印象思维，细节加工与全息加工，解释器与写真器等。然而，这些两分法的研究结果都会在几年以后出现反例的结果，甚至反例竟是同一位学者深入研究的结果。”
中国科学院郭念锋研究员在大量文献研究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了精辟的概括：“面对20世纪70年代掀起的功能一侧化的研究热潮，现在作者不得不说，追求各类功能一侧化的绝对意义恐怕是有限度的。在理论上，人类大脑经由亿万年进化最终发展为两半球，既有天然的合理性，那么，一侧半球单独操作恐怕也只能是更好地协同服务的作用；实际上，自有人类以来，每个成员都在随时随地地使用两半球进行认知与思考的，这是人类智慧不断发展的坚实基础。”他还指出，那些富于想象和臆测的“学者”，提出所谓的“将人的大脑两半球割裂开来，使人具有两个单独活动的大脑可能会更聪明些”，以及提出所谓“开发右脑”，使人更聪明些的见解，都是不知道大脑是一个整体而做出的缺乏真实和可行性的推测。(郭念锋，200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早期教育界某些人提倡的“右脑教育”理论是多么的站不住脚。更为糟糕的是，人们根据这种简单化的理论对儿童进行归类，而使得儿童丧失了某些发展的可能性。人们认为“左脑型”儿童不应当去从事艺术和非结构化的领域，而“右脑型”儿童不应当从事组织性工作。这与告诉女生不需要为她的糟糕的数学成绩担心，因为“女孩”就是这样，有何区别!?当我们使用极为有限的生物学知识来刻划某一个体的认知才能时，必须十分谨慎。
五、“越多越好”的神话
在许多人看来，多就是好，学习也是如此，孩子出生以后，甚至于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开始让孩子学习，学音乐、学美术、学识字、学外语、学计算、甚至于学习更有创新精神，更有创造力。这里不妨将其称为早期教育中的“越多越好”神话。
在早期教育领域，似乎还没有人对婴幼儿学习的性质和特征作过清晰、深入的阐述，婴幼儿是如何学习的，婴幼儿的学习和学龄儿童的学习有着什么样的重大区别也不清楚。不过，关于婴幼儿学习问题，其它学科的研究可以提供某些启示。
语言学家纽波特(Newport，E.)曾经提出一个基于她所谓的“LIM”假设的语言习得模型，她认为在幼儿的语言学习中“少即是多”，她的基本观点是：由于幼儿发展的不成熟所带来的认知上的限制减少了信息输入的竞争，从而简化了婴幼儿必须加工的语料(corpus)，使得语言学习较为容易。在语言学习早期阶段幼儿开始时习得很慢——实际上比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更慢，幼儿知觉并且储存的仅仅是复杂刺激的组成成分。他们以单个的语素(通常是单音节)开始，逐渐增加他们所能控制的语言单位的复杂性和数量。他们能够抽取的仅仅是言语流的有限片断。这就使得输入的语言素材得以简化，实际上也使儿童对语言的分析较为容易。相比之下，成人在开始学习第二语言时比幼儿要快，他们一开始也更有能力产生比较复杂的词句，他们也较容易知觉和记住整个复杂的刺激。但是，这种优势非常短暂，成人提取(extract)更多的输入因而面临比较困难的问题：必须同时分析所有语言成分。纽波特做了计算机模拟，她对计算机“工作记忆”加工的信息量加以改变，结果受到限制的输入过滤(如有限的工作记忆储存)产生语音学习过程中某些信息的丢失造成最初的学习较为困难；在随后的模拟中，另一位语言学家艾尔曼(Elman，J.)则采用神经网络模拟技术研究语词和句子学习。开始时艾尔曼采用3~4个词的有限输入，随着模拟的进行，逐渐增加记忆量。最后，当整个语料库包括简单句和复杂句都输入网络时，学习产生了。正如先前的模拟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这两种情况下，网络所能加工的信息量的各种限制——或是由输入句子的简化(simplicity)或是由某一时间神经网络所能储存的信息量决定——产生了语言学习。艾尔曼用“从小事做起是非常必要的”这一比喻来说明这一发现，并且认为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反映了某些能力在发展上的延迟，而不是某些语言能力的丧失。也就是说，幼儿有限的工作记忆能力限制了他们所能加工的语言信息，这也就简化了语言学习时需要分析的内容，从而使语言学习任务较为容易。
另一方面，比约兰德(Bjorklund，D.F)也提出，幼儿期信息加工速度缓慢和低效率，是人类智力可塑性大的主要原因。“因为心理操作缓慢，自动激活和加工的信息较少，使幼儿的信息加工更加费力并且低效率，但同时也使儿童不致于过早习得某些对其以后可能并非有利的认知模式。主要是因为幼儿的神经系统尚未完全髓鞘化，他们的认知加工方式在发展早期没有自动化，从而他们的认知对适应以后环境的有充分的准备，如果个体生命早期的经验产生自动化，儿童会丧失对成年生活所必需的灵活性。”
上述研究表明，儿童发展与刺激的输入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函数关系，很多时候并非多多益善、学得越多越好，有时候恰恰适得其反。
六、为什么神话如此盛行?
在早期教育领域神话如此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早期教育界理论思维贫乏，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只有一些极为粗糙和简单化的常识和民间科学(folk science)。从理论上讲，早期教育领域是最复杂的研究领域之一，它要以儿童心理学、进化生物学、神经生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基础，并涉及社会学、文学、艺术理论、哲学、营养学、卫生学和自然科学。即使是讨论幼儿什么时候学习加减法合适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没有深入的儿童心理学、高等数学、教学法等方面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至于幼儿识字的问题则涉及儿童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知识。相比之下，当前的早期教育理论还相当简单、肤浅，还没有“复杂性的意识，而它所处理的对象却是所有对象中最复杂的对象”。(莫兰，2000)
同时，相当数量的早期教育研究人员的基本训练根本不足以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在相关学科，如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等方面的修养是值得怀疑的。当然，许多人的胆量实在“令人敬佩”，因为你无法想象一个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学科基本训练的所谓专家学者敢于就儿童发展的各种问题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著名科学家卡尔·萨根作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从事科学教学的人常常不胜任工作并缺乏创造性，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自己的科目中仅受过一点或没有受过训练，对讲授科学方法缺乏耐心而急于传授科学发现———而且有时他们自己也不能区分科学和伪科学。”也就是说，研究者自身的科学修养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其结果就必然是，没有一个学科领域像早期教育领域一样如此多的和如此频繁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各种早期教育方案大量涌现，各种理论层出不穷，谁都可以成为早期教育家，很多人似乎一拍脑袋就能“设计”出一个早期教育方案出来，这些方案往往缺乏实验研究的支持和清晰的理论建构。此外，根据笔者对《科学》杂志近年相关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结论：在神经科学研究的实际应用上，最乐观的是社会政策制订者、教育工作者，其次是心理学家，而神经科学家是最保守的。教育工作者试图将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实践本身无可厚非，但这样做必须十分慎重。
早期教育中神话如此盛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益驱动。儿童心理学家艾尔金德(Elkind，D)就指出，“许多家长之所以热衷于各种早期教育的神话，是因为‘超级儿童’(superkid)的神话满足了他们望子成龙的的强烈愿望。而商人们也看到了早期教育这个巨大市场，他们不惜工本，大肆炒作，为的是赚取高利。”同时不能不看到，某些所谓早期教育“专家学者”的推波助澜在早期教育神话的制造和传播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极其善于投机，极其善于把握社会的热点和机遇，随意杜撰和编造各种没有科学根据的早期教育方案，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七、结论
应当承认，尽管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然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仍相当幼稚、肤浅，对个体发生发展一些重大而基本的问题，如神经系统的发育，关键期问题，遗传与环境的关系，母语获得和二语习得的机制等等仍缺乏深入、清晰的了解。仍然很不清楚。布勒曾指出“尽管大脑研究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神经科学家所探讨和关注的是心灵的较为机械的方面，如视觉、听觉和言语。而一旦涉及象创造力、智力、情感这些不大确定的心理特征时，大部分研究仍是推测性的和极为简单的。”布勒认为，试图从基本的大脑功能的机械描述中推断出教育政策是不成熟的，并且会误导教育工作者。
正如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样，也没有什么早期教育的“灵丹妙药”。儿童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和历史的双重文化过程，成长需要时间，需要等待。在婴幼儿期，“我们不应该焦急地将自己精心制定的将来的学习方案提前强加在儿童身上。我们经常给儿童们提一些建议，然后马上就要他们照着去做，期望能立竿见影地有一个‘教育丰年’”。如果说学龄儿童主要是按照教师的大纲来学习，中小学教育教学方法较多地强调统一性的话，那么早期教育(幼儿教育)的教学方法应该致力于多样化，因为“这一阶段的儿童是按照自己的大纲或把教师的大纲变成适合自己的大纲的情况下才能学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游戏和动作的发展，通过审美、艺术的发展，通过各种主动活动与操作的发展，通过正常的社会交往，是婴幼儿发展的基本方式。
儿童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幼儿教师要相信自己在实践中领悟的原理和直觉，每一位教师在教育实践中获得的真知灼见要远胜过许多专家的一知半解。更重要的是，儿童教育工作者要具备起码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努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学会鉴别形形色色的神话。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用毕生倡导科学精神，批判伪科学的学者卡尔·萨根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是再合适不过了：
“科学与其它人类事业的差异并不在于它的从事者们会受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也不在于它的时对时错(这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共性)，而是在于它构造各种可检验的假说、探索各种验证或推翻理论的确定性实验的热情，在于它进行实质性辩论的活力，在于它乐于抛弃那些被发现有缺陷的思想，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意识到人类自身的局限，如果我们不进一步寻求更多的数据，如果我们不愿进行对照实验，如果我们不尊重客观证据，那么，我们在寻求真理方面就会非常的软弱无力。机会主义和怯懦的结果只能是使我们被每一种意识形态微风所击倒，而不能坚持任何具有恒久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