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秋：一生荣辱皆因“刘三姐”

老时光里，总有些东西青山不老，傲然兀立，如电影《刘三姐》，四十年悠悠岁月，流不走她在人们心里的甜美记忆。当年银幕上，歌甜人美的黄婉秋，凭“刘三姐”歆动一时。世事如云，尾随鲜花掌声而来的，是人生的至苦大难，此后漫长的１５年，善良单纯的黄婉秋辗转于风浪中，几近丧身，幸而遇见了雪中送炭的至纯真爱，一路呵护相伴，才有了今天幸福美满的晚年。如今，隔了四十年的辛苦路望回去，她不免有些宿命：一生荣辱皆因“刘三姐”。

一，童年――“刘三姐”这样长大

解放前，广西多童养媳，黄婉秋的母亲便是其中之一，１２岁开始生育，一儿一女“花”着生了八胎，黄婉秋是母亲的第六个孩子，因前面两个哥哥夭折，排行老四。刚落地时，黄婉秋并不漂亮，鼻梁间有三道皱纹，像个小老头儿，母亲嫌她丑，加之前面已有两个女儿，并不稀罕这小女儿，直到她三个月大时，小脸长开了，参加健康宝宝大赛，得了一大桶麦片，才引起母亲的关注。

黄婉秋的姑姑嫁入豪门，丈夫是一代名将李宗仁的堂弟，在当地经商开百货公司，父亲便在这家百货公司做会计。黄家人口多，仅靠父亲一人养家，不免清贫，幸而有姑姑接济，黄婉秋自记事起，住的便是姑姑家的深宅大院。

姑姑喜欢桂戏，常带黄婉秋去戏院听戏，听得多了，她也就能歌善舞了。每每跑到百货公司卖胭脂水粉的柜台，让店员把自己“扮”起来，脸儿画得红红的，眉毛画得黑黑的，再找块稍长的布缠到手臂上当水袖甩，站在场子中间咿咿呀呀又唱又跳，惹得大人们忘了要买的东西，围拢起来，好奇地看这四五岁的女娃娃扮戏。

可惜，这样清贫而快乐的日子，到建国后，姑夫作为地主被隔离审查时，结束了。黄家境况随之急转直下，一家人远走永福县投奔大伯，不料，大伯也被土改，境遇大不如前，看着投奔来的弟弟，有心无力。

为谋生，父亲跟湖南人学染布，母亲学织布，艰难中挣扎度日。黄婉秋更乖了，不再吵着去看戏，放了学就帮母亲干家务。她不明白家里为什么遭此变故，更不知道还有更大的灾难向这个家走来。

父亲学会染布后，便自己开了间小小的手工染坊，把布染色，晒干后用大石头压平，再拿到税务局盖章。布匹经石头压过，会变长变宽，所以要先压平再盖章，如果将之颠倒，印章便会直形。内行人熟记这套程序，不敢有半点差错。父亲新学乍练，万事待兴，混乱中竟把一匹没压过的布，误放在已经压平只待盖章的布中。等盖章回来，发现这匹没压过的布，父亲便又将之压平，拿到市集上卖，竟忘记此时布上的印章，已经变形。

税务局发现了那枚变形的印章，硬说父亲偷税漏税。老实巴交的父亲，一生遵纪守法，不承想小小疏漏闯此大祸，早吓得没了魂儿，威逼之下，违心招认。父亲坐了牢，两年后出狱，从此变得郁郁寡欢。那年，黄婉秋十岁，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亦从此结束。

１３岁，黄婉秋到桂林读五年级，偶然在街上看到桂剧团招收学员的广告，兴奋地约了好友前去报考。在学校，黄婉秋是校文艺股长，参加市歌舞比赛拿过二等奖，有这些根底，考桂剧团，对她来说易如反掌。很快，她被录取了。

然而，母亲不同意，认为艺伶强颜为笑，地位低微。她不服，背着大人悄悄给在长春读大学的哥哥写信。她知道，哥哥会支持自己，而且哥哥在家里是说得话的。一封信，来回总要十几天，等信的日子，黄婉秋心急如焚，一起考入剧团的小伙伴们，都已经报到开学了，而她，却只能每天趴在窗户外面，眼红地看人家练功。终于等得信来，哥哥果然支持她，她拿着信跑去给母亲看，母亲无可奈何得把户口本扔给她，她抓过那仿佛刻印着命运的小本子，急匆匆跑去报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照梨园传统，科班学员要抓阄得艺名。当时红透桂林的女演员，名字里大都有个“仙”字，黄婉秋崇拜她们，心里暗暗祈祷，如果能抓个“仙”字就好了。谁知，展开抓到的字卷，却是个“群”字。她们那一班学员是“艺”字辈，黄婉秋的艺名就成了“艺群”。她失望极了，觉得这个名字好土，悄悄为此掉了几回眼泪。

这事很快让老师知道了，特意把她找来，笑呵呵解释道：“这名字最好，我们当时还想，要是你能抓到就好了。‘艺群’，是‘艺术超群’的意思，老师的心意你都不明白，还哭鼻子？”闻此言，黄婉秋转悲为喜，乐颠颠跑去练功了。

剧团生活是清苦的，米饭常常不够吃，但功夫是一定要练足的。孩子们闻鸡起舞，晚饭后仍不歇息，把单人竹床拼起来当舞台，在上面演练白天老师教的戏功。黄婉秋要强，不肯输给其他孩子，更显用功。每天晨起，她坚持把手泡在滚烫的热水中，只为练就一双软软的兰花指。剧团里，年长一级的师姐欺她们年幼，总让她们跑龙套，她不服气，便去跟那位师姐赌气说：“咱们《戏剧报》上见。”戏曲演员出名后，自然会被《戏剧报》报道，黄婉秋意思明确：不要老叫我们跑龙套，看有一天，我们出名了，你怎么说？

几年后，电影《刘三姐》放映后，黄婉秋的大幅照片登在了《大众电影》上，那位师姐跟黄婉秋重提旧事：“艺群，你还记得吗？当初你跟我讲‘《戏剧报》上见’，这回叫你说准了，是《大众电影》上见喽。”

二，少女――小舟妹变身“刘三姐”

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能够在舞台上唱戏，黄婉秋已经知足，何况再去拍电影呢，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桂林到的长春，只知道一路坐火车，高兴得整个人都是飘的。

其实，原定的“刘三姐”不是她。１９６０年春，广西十几个剧种的《刘三姐》，云集南宁搞汇演。此时，恰逢长影要拍故事片《刘三姐》，便决定将主要演员的挑选交给广西。广西依责推荐了汇演中“刘三姐”的佼佼者，可惜，那些女孩都因各种原因不适合上镜，长影便决定由导演苏里亲自挑选“刘三姐”。

苏里马上想到了黄婉秋，那个原定扮演小舟妹的女孩，聪明伶俐又漂亮，表演起来无拘无束，落落大方，质朴中略带野气，正是刘三姐的形象、气质。一试戏，果然不俗，众人喝彩，苏里喜出望外，却又略带惊讶：“你没排练过，怎么把三姐演得这么活？”

“我这是‘偷艺’——偷学来的……”她低头，脸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她告诉老导演：以前她的学艺师傅常教她“学打不如偷打精”，这是说要看学、巧学、活学，潜移默化。于是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

苏里记起来了，试拍《刘三姐》镜头时，总看见她默默坐在一个角落里，一声不响地看。初次北上，长春城有多少使人留连忘返的好去处，别的演员没戏了都去蹓跶，可她从来不去。

蜂蝶围着花儿转，黄婉秋一到剧组，便惹得组里的男青年热血沸腾。多年后，老导演苏里乐呵呵地回忆：“黄婉秋身边总是一大帮男青年，寻机会向她献殷勤，打都打不跑。”怕黄婉秋为此分心，苏里特地规定：剧组里禁止谈恋爱。这规定果然有效，小伙子们不敢明着来，却纷纷转入地下，晚上休息时，都悄悄溜到黄婉秋的宿舍去敲门，“能换点细粮吗？”

长影根据南北饮食习惯不同，发给南方人细粮大米，给北方人粗粮。偶尔，为了换口味，南、北方人会彼此交换粗、细粮，小伙子们便以此为借口，接近黄婉秋。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１７岁的黄婉秋，情窦未开，只顾得拍电影的新鲜好玩，哪理这些，一句“睡下了”就把小伙子们的“处心积虑”打发了。可是，也有打发不掉的。组里的化妆师，结婚十多年没有孩子，非常喜欢黄婉秋，便认她做干女儿，有聪明的小伙子，知道这层关系，便托化妆师说媒，做黄婉秋的工作。化妆师考虑到小伙子确实各方面都不错，便劝黄婉秋“不妨试试”，却不过干妈的情面，她只好答应“先交个朋友”。

可答应后，黄婉秋晚上连觉也睡不着了，心情无比沉重，像是背了包袱，第二天一大早，便去跟干妈讲：“我不想谈恋爱。”话一出口，她感觉好轻松，仿佛重又恢复了自由身，一心一意投入了拍摄中。

组里创作空气浓，人人敬业，一心扑在工作上。在桂林拍外景时，正值酷暑，北方人经不起南方的毒日头，身上晒起大泡，可没一个叫苦、懈怠。许多年后，她依然记得道具师为了阿牛哥手里的那条活鱼，在日头下不停奔忙的情景。

１９６１年电影关机，黄婉秋依依不舍告别剧组，回到桂林，一路上回味着阿牛哥刘世龙跟自己讲的话：“小三妹，电影放映后，你就会受到许多人的喜爱，不要翘尾巴，不要骄傲呀，你还会收到好多信，要有选择的回信，不要伤了观众的心。”当时的黄婉秋，还听不懂，怎么可能会有人给自己写信呢？她在心里偷偷笑阿牛哥“多虑”了。

《刘三姐》公映，誉满海内外。港报有这样的赞语：“苏里慧眼识婉秋，才得今日刘三姐。”黄婉秋因“刘三姐”荣膺第二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演员奖，一举成名。人们把黄婉秋看作是“刘三姐”的化身，一封封带着爱和赞誉的信，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向她飞来，比当年阿牛哥预言的还要多。

盛誉之下，黄婉秋有些受宠若惊，却并未因此忘形，而是谨行谌行严格克己，以求名符其实。只是，聪慧如她，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尾随鲜花和掌声而来的，竟是人生中的至苦大难。

三，青春――落难中他的爱雪中送炭

和煦的阳光下，许多人不知道背后隐藏的暴风骤雨。１９６５年，电影《刘三姐》花开全国，巨大的荣誉铺天盖地向黄婉秋飞来，而仅仅一年光景，到１９６６年，大时代的破坏势不可挡的到来了。

文革伊始，电影《刘三姐》便被定为“文艺毒草”，遭到严厉批判，作为主演的黄婉秋，难逃此劫，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演员，而随着形势的恶化，她的境遇越发不好了。

罚她扫街。每天天未亮，她拿着长长的竹扫帚，去扫那长长的马路。罚她下厨，洗菜，做饭，铲煤渣。罚她洗戏服。每天晚上，她候在后台，等着演员们卸了装，换下衣服。干净的，她一件件叠好；脏的，她拿去一件件洗、浆、晾、熨。罚她挂“黑牌”，从出门挂起，入屋直至上床，方能摘下。

罚什么都可以，她不怕，她是喜欢劳动的，这种种“处罚”，并不使她特别难受。她最难受的，是不能上舞台，眼巴巴看着别人在舞台上又唱又跳，那种心急如焚，那种锥心之痛，比小时候趴在窗台上看小伙伴们练功，甚于千倍。

到１９６８年，文斗发展到武斗，除了心灵之痛，黄婉秋随时面临肉体的折磨。一天，她被挂牌游街，戴一顶翎尾摇曳演戏用的凤冠，有人用一根草绳捆绑她，为了绑得结实些，那人用膝盖猛力顶她的腰部，使劲勒绳，这一顶，她听得腰际“卡”的一声，钻心般和痛令她忍不住抑声饮泣。

黄婉秋被置于一辆大卡车上，脚下垫了一张高椅，为让人们看得更清楚。卡车慢慢在街上行驶，当另一辆游斗车对开过来，两车交错时，那车上一个壮悍女人抡棒朝她照脸劈下。那是根大约１６公分长的铁棒，黄婉秋低着头，只觉着嗖得一阵冷风，她整个人被人向后拉去，闪了过去，随后听到嘭得一声棍棒打到肌肉上的闷响。

车缓缓开过去了，喇叭声、吵闹声、口号声连成一片，然而，当那记铁棒打来时，一切都静止下来，悄无声息，然后，是那嘭得一声闷响，旁边有人代她“吃”了这一棒。那人一定很痛。她的泪又流了下来，不是因为差点被打中的害怕，而是来自心底的最柔弱的感激。

站在她旁边的人，是何有才，小黄婉秋五岁，出身中医世家，两年前考入歌舞团，作为红五类成为团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加之聪明好学，一年后便独挡一面，成为团里优秀的独唱演员了。黄婉秋跟何有才接触很少，然而，他的好心与善良，她却感觉得到。

文革前，围在她身边打转的男青年们，运动一来，便全不见了踪影，有的甚至还站出来批斗她。只有何有才，这并不相熟的年轻人，利用自己受造反派信任的身份，悄悄做了她的“保护神”，处处维护她。她被别人披上麻袋片时，是他“顺手”拿下扔开了，她被别人打伤时，是他“顺手”放下几剂跌打药，而当那记铁棍袭来时，又是他，以自己的手臂为她挡住了致命一击。

而对何有才来说，对黄婉秋的出手相救，起初完全是初于同情，觉得黄婉秋人不坏，看到别人不公平得对待她，忍不住要疼惜呵护。他一直记得，自己还在读小学时，跟一群小伙伴在漓江玩，听说在拍电影《刘三姐》，便赶去看，拔开人群挤进去，看了半天看不出个名堂，连说“没趣，没趣”，”一群孩子嘻笑跑开捉鱼去了。

几年后，当何有才考入剧团，再见黄婉秋，她已经被打倒。而当他风光无限，她却正在黑暗中踯躅。他们就这样相遇了。谈恋爱，却是在何有才因接触黄婉秋，被贬到食堂劳动改造后开始的。彼时的黄婉秋，恰巧也在食堂劳动，原本不常见面的有情人，这下好了，可以日日相见，时时相守了。她洗菜，他淘米，眼神却都没在菜和米上，甜蜜温存得荡漾在对方身上，久久不散。

那段时候，黄婉秋愁苦的脸，渐渐红润起来，原本将要枯死的心，通过红隐隐的火，又活了过来，何有才就是那团暖化了人心的火，在爱情里滋润着，黄婉秋又能甜甜地笑了。

动乱中，人性本恶，造反派不甘心就这样成全一对有情人，便又使出狠招，把何有才发配到染织厂，并告诉厂领导“分配最苦最累的活给他干”。染织厂最累的活是翻洗纱和烧锅炉，他们让他二选一。何有才不甘心离开舞台，找剧团理论，得到的回答却是：“黄婉秋是坏分子，如果你离开她，便可以留在剧团里继续演戏。要老婆还是要革命？你二选一。”

何有才想了想，试探着问：“可不可以两样都要？”对方一拍桌子，不知哪来那么大声气，大喝一声：“不行！”这声喊倒让何有才平静下来，轻轻扔下四个字：“我要老婆。”转身离去。

从未做过体力活的何有才，下到工厂里，一干就是六年。看着累得脱了形的何有才，黄婉秋万分心痛，她不知道，为了自己的“复活”，竟要心爱的人付出如此代价，他还那么年轻，原本有着如花似锦的前程，可为了她，那触手可及的美好明天，眼看着就烧成了灰，一点不留得被风吹跑了。

也许，世事原本就要成全他们，把他们变成一样的人，在命运的逆流中一起翻滚。１９７２年，他们谈婚论嫁了，但没有一个部门肯为他们出具结婚证明，因为黄婉秋是“坏分子”。最后，他们申请到市革委会，总算碰到一个懂法的官员，说出无比珍贵的四个字：“可以结婚。”

四，中年――历经坎坷万事艰

婚是结了，可他们就像是违反了天条，私自成婚的七仙女和董永，时时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不公正地逞罚着。

婚后，单位不给房子，小两口只好暂住在远郊何有才的父母家。那时，黄婉秋又可以重新上舞台，虽是跑龙套，可她愿意，总比没戏唱强百倍。剧场离家极远，十几里地，骑车一个多小时，一个女子走夜路，怎么叫人放心？何有才便每晚上都去“看戏”。关幕后，观众退潮一般往外涌，他则退到大门外一盏路灯下，手扶自行车，不住地看表，紧盯出口处，神情焦灼。

黄婉秋下了戏，从舞台飞一般往化妆室跑。通常，戏总在９点５０分结束，而回家的末班车是１０点钟，她只能用五分钟卸妆、换装，再用五分钟穿越“人海”、赶到公共汽车站。她跻身散场的观众中，跌跌撞撞，浑身冒着热气，赶到那盏路灯下，坐上丈夫的单车，何有才则飞身上车，急驰将她搭到公共汽车站。人刚一到站，末班车便开来了，她轻快地跳上车，看着丈夫骑车的身影消失在夜雾中。此时的何有才，则需一路奔驰４０多分钟，到黄婉秋下车的地方，再接上她，穿过田埂走一程，方能到家。如果黄婉秋误了末班车，何有才就要载着她，一路骑回去。

黄婉秋怀孕后，行动不便，何有才试着去跟剧团要间房，得到的是冷冰冰的两个字：“没有。”

“那间堆柴的柴房可以啊，中间拉块布，一边放张床，一边堆柴。”何有才堆着笑建议道。

“不行！你们生火做饭，着了火怎么办？”仍旧是不通人情的一副嘴脸。

何有才只得日复一日守在剧场外，守门老人心肠好，常常招呼他进剧场。夏天，可以歇歇脚，冬天，可以避避风。然而，有一天，老人将他挡在了门外，“小何拜托你，不要进了，领导知道你天天来，特意吩咐下来，不让你进去等。”

外面正是桂林的冬天，凛冽的江风挟裹雨雪，直往人的脖领里钻，冷得连牙齿都在打架了。何有才站在剧场门口，屋沿很高，雨飘下来，淋到身上，全身都湿透了，冷得瑟瑟发抖。剧场里传来铿锵热闹的锣鼓声，却与他无半点关系，许多时候，他觉得自己足够坚强，然而，这次，真正触到了他的心，飞灰似的霏微的雨与冬天，都走到他眼睛里面去，鼻子里有着涕泪的酸楚。

自从怀孕后，身体日渐笨重，黄婉秋在１０点前赶到车站，越发变得困难，挤公车也没原来轻便了。那天，因为走得慢，赶到车站时，车厢已经满员，黄婉秋最后一个上去，已经无从立脚，只能站在门口。何有才想把妻子推上去，却又不知推哪里，推哪里都怕挤着孩子，最后只得让妻子转过身，用背拼命挤上了车。黑暗中，司机也没看清车门状况便关了门，车门嘭得向黄婉秋突出的肚子挤压过来，幸亏她眼急手快，及时用双臂挡住了车门。何有才发现险情，亦急得在车下边喊“停车”，边帮妻子挡车门。人声嘈杂，直到车子缓缓开动，带着何有才小跑了十几米，司机才听到呼救，急忙把车停住，将黄婉秋从车门中解救下来。

这样的惊险很多，有时黄婉秋坐单车，一下坐滑了，摔到地上，那时已经生下儿子，正怀着六个月的小女儿。而当小女儿出生后，他们的日子更见艰难。当年，桂林一位文化干部，在桂林至郊县的火车上偶遇黄婉秋夫妇。只见黄婉秋一身粗布衣衫，用布兜背着嗷嗷待哺的小女儿；何有才挑着一对箩筐，一头装着家什杂物，一头坐着稍大点的儿子。这位干部不禁喟然长叹：“就是董永和七仙女，也不过如此啊！”

生活真是艰辛，那种琐琐屑屑的苦，不像大灾难来得那么斩绝和悲壮，却像无数的蚁和细小的沙，在漫漫时间的征途中，咬噬、蚕食你所有对生活的激情与梦想。黄婉秋和何有才渐渐失去了信心，觉得一辈子就这么完了。

然而，当１９７８年，《刘三姐》获得解放，被重新放映，黄婉秋坐在电影院里，看自己１７年前拍的影片。坐在她旁边的女伴抑声啜泣，握得她的手好痛。她的泪，无声得落了满脸。

天道无情，却有情。１９７６年，何有才被重新调回歌舞团，黄婉秋也踌躇满志，为自己艺术上第二个春天的来临做着准备。

五，晚年――艰难创业她为“刘三姐”安了个家

１９８０年夏，黄婉秋受邀赴港演出，被港人尊为“歌仙”，推崇备至，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此后，黄婉秋赴新加坡的演出，同样轰动一时。阔别祖国多年，再见“刘三姐”，人们激动不已。很多老人拉着她的手，深情款款无比郑重地说：“你知道吗？你是我的梦中情人。”又有一对老夫妻，乐呵呵回忆道：“当年，我跟老伴就是看《刘三姐》时好上的。”在新加坡演出的九天，黄婉秋无时无刻不在这种感动中。

许多人文革后远走他乡，离弃故土，为的是甩开一段痛苦的记忆。可黄婉秋自小生长于桂林山水间，她离不开桂林，就像孩子离不开母亲，即便这座城市曾经给过她那么惨痛的回忆。然而，上世纪８０年代，一件在别人看来并不称其为“事”的打击，深深伤害了黄婉秋，令她绝望至极，一度离开桂林。

黄婉秋的父亲，虽说早年曾被冤入狱，却明事理晓大义，认为“没有共产党，自己的六个孩子就活不下来”，经常教育孩子“长大后一定要入党”。黄婉秋铭记父训，从小要求进步，很早就入了共青团。文革十年，入党成了奢望，平反后，她又重新看到了希望。然而，当她努力向党靠近，递交了无数次申请书，党的大门却始终没能向她敞开，她失望，伤心，甚至绝望。

１９８２年，黄婉秋正在南宁拍郭宝昌执导的电影《春兰秋菊》，接到家书，打开信一看，便鸣鸣痛哭。大家听闻哭声，纷纷过来劝慰，以为家里发生了事故，郭宝昌也好言安慰：“不要哭，家里出什么大事了？”

黄婉秋止住哭声，哽咽着说：“我――入党――没有被批准。”一语未完，围观者全都乐了，“这有什么，慢慢再申请嘛。”

看着大伙慢慢散去，黄婉秋重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没人知道她入党之路走得有多艰难。父亲一生感念党，就连临终遗言，也是反复叮咛黄婉秋“一定要入党”。入党是家训，亦是她多年夙愿，然而要实现这愿望，竟是如此曲折遥远。她绝望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山水小城，渐生厌倦。

１９８３年，黄婉秋举家迁到南宁，与何有才双双调入广西歌舞团。１９８５年，黄婉秋在南宁入党，总算圆了多年梦想。南宁８年，黄婉秋虽说生活安定，诸事随心，然思乡之情日浓，终于在１９９１年，在原桂林市长袁凤兰的盛邀下，重返桂林，出任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而何有才，也因其在艺术演出市场上的经营才干，受文化局党组委托创办刘三姐集团，经过几年的辛苦创业，目前旗下已有“刘三姐艺术团”、“刘三姐珠宝店”“刘三姐景观园”数家产业。

遥想创业艰辛，何有才颇为感慨，从１９８４年勾画蓝图，不幸夭折，到１９９１年着手实施，走过的每一步，无不充满曲折与反复，从纯粹文人到精明儒商，他清楚自己从中所付出的代价与心力。而黄婉秋，则更看重三年前建立的“刘三姐景观园”。

她爱“刘三姐”，虽然在文革中，“刘三姐”带给她那么多痛楚与苦难，但她更记得，没有“刘三姐”，她仅仅是黄婉秋，没有“刘三姐”，更没有数十年来那么多观众给予的爱与支持。她一直觉得，一辈子演一个“刘三姐”，红了四十多年，值了，而她要为“刘三姐”做的，就是为她建立一个家园，“刘三姐景观园”就是刘三姐的家，谁想她了，都可以来这里看看。

黄婉秋把这园子看得很重，将全部心思与精力倾注其中，每天早、中、晚三场演出，风雨无阻为游客献歌、合影，为此，甚至不惜辞去文化局副局长之职。无官一身轻，当她在园中漫步，看到广场中那尊白玉石雕刻的刘三姐像，她的心变得那么踏实平和，人生中的梦想差不多一一实现，她感到幸福和满足。

而此时的何有才，悄悄转换了自己的角色，在背后支持、协助妻子，一番苦心，只为了完成他们共同的心愿――宏扬刘三姐文化，让刘三姐品牌响誉全国。

采访手记：

何有才叫黄婉秋“三姐”，亲切又甜蜜，那是一个他几乎叫了一生的名字，患难中，他叫着“三姐”擦去她腮边的泪；安乐中，他叫着“三姐”身前身后，协助她完成一生夙愿。

我试着问他，文革中因为心爱的人，受那么多苦难，委屈过吗？他说：“人生总有它的难处，困难每个人都有，只是不同的苦而已。我并没觉得自己有多不幸，相反，我觉得幸运，能遇到‘三姐’。”

当我从北而南，一路跨山越水去寻访“刘三姐”，我不明白“刘三姐”的山歌为何唱得那么甜那么亲，那一刻，我知道了，因为她心底里有个“阿牛哥”。

何有才戏称妻子是太阳，可黄婉秋并不拿自己当太阳，每天早出晚归，还要经营１１口人的大家庭，上至８７岁的老母，下到２岁的外孙女，她忙前忙后细心照顾着每个人的衣食冷暖。虽说有保姆，可她仍记得保姆也是人家小女儿，疼惜她，努力分担了大半家务。

黄婉秋经常做的两个恶梦，一个是梦见“搞运动”，另一个是梦见失去了丈夫。每每从梦中哭醒，都令她久久难过，更加珍惜丈夫与当下的安乐。

长长的一生，许多时候，他们在舞台下受苦，而当灯光亮起，他们便开始享受舞台上人生的至美。何有才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和妻子在舞台上对唱的时候，常常令他记起年轻时，一起在食堂“你淘米，我洗菜”的恩爱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