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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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淦（1683－1753年），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前期一位突出的有胆识的宰相级官员。前人评价说，“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

• 1 生平介绍
• 2 元老事迹
• 3 与魏征
• 4 与《三习一弊疏》
• 5 离奇死因
• 6 相关词条
• 7 参考文献

孙嘉淦 - 生平介绍

孙嘉淦自幼的磨练，使他成为了一位敢于痛斥时弊、直言上谏的政治家。1723年，雍正帝即位，孙嘉淦风骨凛凛，对雍正帝迭兴大狱，剪除皇八子、皇九子有不同政见，上疏提议三件事，劝告皇帝“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师。”意思是“对亲骨肉之亲要和睦；对苛捐杂税要除掉；对外族征伐要停止。”雍正帝看后大为不满，觉得他太狂妄，幸有雍正老师大学士朱轼在旁挺身而出为其说情：“嘉淦成狂，然臣服其胆。”雍正自己也对孙嘉淦说真话不要脑袋的胆识表示佩服，转怒为笑说：“朕也服其胆。”这样才保住了他在翰林院职位。但雍正心里仍不舒服，总想拿办他。后来终于抓住了孙嘉淦一个过失，交刑部议处。刑部领会上意说，按律当斩。雍正作为一个明君这时候体现了高明的政治手腕，又加恩免死。说：“孙嘉淦性气不好，但不要钱，可著在银库行走。”也就是让孙嘉淦不要胡说八道，因为他不贪墨，用其所长，在管钱的衙门当差。在此期间，孙嘉淦认真“行走”，与隶卒同吃住共甘苦，深得吏卒们的拥戴。

孙嘉淦任职期间勇于革除时弊。1730年，原工部经手工程无章法，官吏上下勾结、欺上瞒下、贪腐成风，使工程拖沓不前，数年不能完工。孙嘉淦就任工部侍郎后，制定了各种工部制度，重新核实规定了所用材料及运输费用，使工程建设进度有了大的发展。1734年，河东盐政开支混乱，浪费十分惊人。孙嘉淦就任后，查明实情，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压缩了开支。使原来的开支由每年一万三千两白银减少为八千两，剩余部分全部归公。同时对运城盐池进行了较大规模整修，并对蒙古运进口内的食盐划分销售地区，制定了征税条例，以利国计民生。

孙嘉淦作为封建社会的高级官吏，在审理案件中比较注重调查研究，注重实据审定。乾隆即位时，晋州（今河北晋县）有一个村中小孩被杀，破案人员没有深入走访了解，便将本村纪怀让所穿的豆汁染红的衣服误认为血衣，便对纪怀让严刑拷打刑讯逼供。纪怀让一个农民哪能忍受了这份折磨，只好承认小孩是他杀的，坐了十几年监狱，即将被处死时，孙嘉淦上疏要求缓刑。经过调查，重新审理了此案，纪怀让冤案才得以昭雪。

孙嘉淦 - 元老事迹

忠言直谏

清世宗雍正靠玩弄阴谋手段夺得帝位后，下令朝中大臣，凡对他的奏章，一律密封上送。孙嘉淦在上疏中，针对雍正迫害自己的兄弟、大肆授官、无故用兵三事，尖锐地提出“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三条建议。雍正接疏看后，非常生气，召集朝中大臣，传阅议处，说：“孙嘉淦原是这样一个狂生，决不能让他留在翰林院”。吓得诸臣都不敢说话。只有大学士朱轼回答了一句：“嘉淦确实是够狂妄，但他敢于直言进谏，为臣也很佩服他的胆略！”雍正想了想也说：“朕亦服其胆！”孙嘉淦总算没有受到处分，后来反倒升为国子监司业。

孙嘉淦为祭酒时，曾荐其弟孙扬淦为国子监丞。后来，他又负责对宋镐、方从仁等人的教育培养。当学习期满，引荐给雍正时，孙嘉淦说：“宋镐、方从仁都有教学，可委以重任。”当孙嘉淦有发现方从仁的所作所为名不副实时，于是又直方上疏说：“方从仁不怎么样，实在不值得使用。”这使雍正很生气，斥责他反复无常，欺蒙圣上，为此将他撤职，交给刑部治罪。刑部提出，孙嘉淦犯了欺上之罪，准备将他斩首。这时，雍正又对朝中大臣说：“孙嘉淦太憨厚，他有优点，就是不爱财。”又免了他的死罪，把孙嘉淦发落到户部银库干些杂事。

孙嘉淦出狱后，到银库服役。当时，执掌户部大权的是果亲王允礼。他一向认为，孙嘉淦是担任过朝中大臣的人，如今被罢免，到银库服事，一定瞧不起、也不会去干会计之类的小事，以后，又听到流言蜚语，说孙嘉淦为了收买人心，取得好名声，对收交的银两，一概不去核数。为了弄个明白，果亲王允礼亲自察访此事。他到银库检查，所查结果，同传说的完全两样。他进入库场，又看到孙嘉淦正和吏卒等差役人员在一起，不辞劳苦，又是记帐，又是搬运，还拿着秤一份一份细细地称。他所收得的银子，都集中起来固定地放在一个地方，取来复称时，没有丝毫差错。这件事传给雍正皇帝后，雍正愈加器重他。雍正十二年（1734年），任命他担任河东盐政。

多次上疏

三年后，孙嘉淦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当时京辅一带，酒禁甚严，尽管如此，违法的人还是很多。但是，地方官吏都不敢向上报告。孙嘉淦上任后，根据实情，上疏提出：“禁酒原在灾年，现处丰年，不宜再禁。造酒之物，本非朝夕所食，豆皮、大麦、谷糠、黍谷之类，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他又进一步指出：“利所不在，虽赏不为。利之所在，虽禁弥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会倍于昔。会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乾隆接到孙嘉淦这份逻辑性强、论证严密的上疏，认为他的建议对民生确为有利，决定对禁令作修改，使酒禁较前有所放松。

为民雪冤
孙嘉淦不畏权贵，在办理民讼冤案上，也能坚持正道，政绩卓著，被人们称誉。关州有一疑案，多次派人处理，始终没有结果。乾隆特命孙嘉淦前去审理。他经过调查了解后，没用多长时间，就把受冤枉的十多人全部解脱了。以后，他一连处理多起被诬、被陷、被株连的冤案，都使其真象大白，平反昭雪。

以后，他又致力于治理永定河、子牙河、南北运河。先后任湖广总督、福建总督、左副都御史、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

史家在为孙嘉淦作传时，对他的一生为人处事作了简要的概括：“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收。’用以自戒。”

孙嘉淦 - 与魏征

魏征与孙嘉淦先前同为犯颜直谏之臣，一则始终不渝，一则半途而废，而两人最终都修成了正果，其间“掌故”，委实堪人玩味。看来，人囿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要，大多是会变的。精明人更不会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一条道走到黑的；而往往善于通权达变，因势利导，于险地寻安，在绝处求生，以便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在唐太宗与魏征的一段对话中，就说得非常浅显明白。太宗说：“魏征每犯颜劝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征则诚恳地回答：“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由是观之，魏征是不变之变，孙嘉淦是以变应变。至于如何变法，全看主子而言。主子贤明仁慈，则变得“直”而“露”；主子昏聩暴戾，则变得“曲”而“藏”。用今天的时髦话讲，这是叫“与时俱进”和“适销对路”。

孙嘉淦 - 与《三习一弊疏》

奏稿直斥雍正朝绝对集权的弊端，言辞十分尖锐。孙嘉淦在奏稿中说：“上愈智而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陷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皆是。”“阴极盛而阳衰，阳极盛而阴生。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者，积重而不可返。”他还说：“小人进而君之退，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奏言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

何谓“三习”？一习就是“耳习”，喜欢听歌功送德的声音。耳朵习惯了听颂扬之辞，对不赞成的话就会产生反感，开始时对进谏之言予以拒绝，接着对不说颂扬之言的人厌烦，久而久之，对颂扬得不好的人也产生反感了，就会养成喜欢阿谀奉承厌恶直言上谏的习气；二习就是“目习”，喜欢一呼百应的场景。眼睛习惯看手下的媚态，对不献媚的人就感到反感，开始时排斥性格耿直的人，接着对自己惧怕不够的人也会疏远，久而久之，对见了不会拍马屁的人也会看作是对自己不恭；三习就是“心习”，喜欢自以为是的感觉。心里觉得自己总是高人一等，英明伟大，别人都是平庸之辈，于是不是不作为就是乱作为，甚至胡作为，结果从别人口中了解不到自己有什么不足之处，自己也看不到为政有哪些失误，便随心所欲而自以为没有违反道德与法律，号令一下便要人必须执行，习惯了人们顺从自己，从而养成了厌恶直拗的习气。

孙嘉淦经历过康、雍、乾三个时期，他既是谏臣又是能臣，一生查贪污、平冤狱、整修河道、调和民族矛盾，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他的“三习一弊疏”是对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提高，是对保护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素质的一次呐喊，很有现实教育意义。康、雍、乾经过134年后，清朝开始由盛转衰，这种突出个人权威作用，忽视民众呼声导致历史的倒退，值得人们重温此训引以为戒。

孙嘉淦 - 离奇死因

1750年，登基15年的乾隆皇帝筹划他的首次南巡，有的官员对皇帝的这种举动有意见，企图阻止皇帝，但又担心自己的影响力不够，就想了个办法，假托孙嘉淦的名义伪造了一篇为此上谏的奏稿，还伪造了皇帝的御批，然后在民间和官场传播，以求制造舆论，耸动人心。借了孙嘉淦的名声，这篇文章还真的产生了挺强的号召力，流传甚广。伪奏稿事让乾隆皇帝发现后，在全国范围内追查作者，仅在四川一省，就有280余人因传抄而获罪。

赵桂溟说，孙嘉淦直言抗上的牌子很响，梗直不假，但是他更是一位有政治智慧的臣子，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时机、尺度把握准确有当，这样越轨的事不会干。

事情发生以后，孙嘉淦非常不安。清朝的文字狱非常厉害，雍正在位13年，兴文字狱20起，乾隆皇帝在60年的统治期内，更是发动过130起文字狱。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过了几十年，年近七旬的孙嘉淦再直也弯了，晚年的他已经表现得极其圆通谨慎。据史料记载，查处伪奏稿的事延续了三年，孙嘉淦对家人说：“先帝（指雍正）及今上，尝戒我好名，今独假我名，殆生平好名之累未尽，有此致之。”

1753年，孙嘉淦惊惧而终，时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