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澳门，在探索中成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21:17:18
澳门回归10年之际，各种庆祝活动如火如荼。世人在惊叹，这个昔日乡土落后的边陲小城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蜕变成繁华富足的国际都市。
的确，回归后澳门的发展速度一日千里，城市变化日新月异。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490亿澳门元（以下均为澳门元）增至2008年的1734亿，年均增速14%；人均GDP由113739元增至315825元，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总体工资中位数由4822元增至8000元；年财政收入由153亿增至511亿，翻了近两番。
澳门启动了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地区才能实现的15年免费教育，65岁以上老人均享有免费医疗，澳门历史城区成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极大增强了本土文化的凝聚力和国际魅力。特区政府甚至开始以“派糖”方式与全民共享经济成果，过去两年给澳门永久性居民一次性分别发放5000和6000元现金。
但财富的增长是以产业格局单一化为条件，以社会承受能力的全方位超载为代价的。因此在喜悦的同时，澳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压力，澳门人也从没有以如此复杂的心情咀嚼家园变化的甜与涩。越来越多的澳门人清楚地认识到跳跃式发展背后的代价，意识到博彩业一业独大为澳门发展带来的隐患。如今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还是可以长久持续下去？在开埠以来400多年的历史中，澳门曾几度繁极一时，却又因每一次周边环境的大变化而低迷下去。这个弹丸之地的起起落落，不能不让澳门人在喜悦之余感到沉甸甸的挑战，也许不确定感在这里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强烈。
在众多挑战中，最根本的是如何让澳门的经济站在一个稳固而可持续的基础上，也就是如何使经济适度多元；同时，如何在繁荣的今天，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提升澳门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要达到这两个目标，似乎更应该将澳门的发展放在区域整合的背景下去思考，为地域狭小的澳门寻找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澳门经济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未来，这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和全澳社会的共识，并且正在逐步付诸实践。
用“主权基金”推动经济多元
2002年，澳门博彩业正式引入竞争机制，博彩经营权一分为三，打破了长达70年的垄断经营。随着外资的引入和竞争格局的形成，澳门博彩业整体行业水平大幅提升。但博彩业一业独大的状况更加严重，产业单一化程度日渐加剧。数据显示，1999至2007年，博彩业占澳门GDP的比重从24%升至35.6%，博彩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8.1%升至63.9%，博彩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4.3%升至19.5%。这个高风险且具有投机性质的特殊行业，在缺乏配套产业的情况下，吸噬了澳门大量的人才和资金，使得澳门经济结构出现失衡，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令人担忧。开放赌权，本是希望借助国际资本和国际管理模式达到吸引国际游客的目的，但数据显示，自2003年起，澳门的繁荣主要依靠内地游客得以维持，资本国际化并没有相应带来市场的国际化。
最近3年来，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都逐渐意识到产业单一化的严重性和经济适度多元的迫切性，相关讨论亦频繁见诸各种报端、研讨会及研究课题，会展业、物流业、旅游购物、商贸服务平台、文化创意产业等均作为多元经济的生长点被相继提出。新任特首崔世安先生也明确表示：“未来5年，将积极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依托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加强博彩业监管，重点扶持会展物流业、文化创意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与换代。”可以预期，从2010年开始，澳门将真正进入探索并实施经济适度多元的阶段。
但是，由于博彩业的排他效应很强，其他产业在澳门的伸展空间太窄，发展速度缓慢，产业规模太小，即便大力扶持，会展和文化创意产业也很难在短期内能够适度平衡博彩业。而且文化产业定义广泛，在怎样发展文化产业，优先发展哪些文化创意产业，全社会也尚未达成共识。
随着博彩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从回归当年的28%上升至2008年的82%，年财政收入相应由153亿增至511亿，财政滚存由27亿增至823亿，2009年将超过1000亿。如此充盈的政府库存，虽然为澳门推动产业适度多元提供了雄厚的财力基础，但也提出了怎样花好财政盈余的严峻问题。的确，这么多钱应该怎么花，才能真正为澳门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出持久的、长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其实，扭转博彩独大的局面，也许需要突破传统思维，在澳门30平方公里以外去寻找。
一些学者已经把视野放宽到整个中国乃至全亚洲。澳门大学林广志博士等学者提出，用澳门目前庞大的财政盈余成立“主权基金”，由特区政府引导，在海外及中国内地寻找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实现财政盈余的稳健增值。也有其他学者提出以BOT（build-operate-transfer）方式投资内地基础设施建设、或在内地建设类似苏州工业园区的投资开发区、或出资兴建与澳门相关的工程如拱北至珠海机场段轻轨和拱北口岸扩建等。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正在进行重大调整，中国经济也正面临重大转型，其间蕴藏了大量的投资机会。尤其是中国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珠三角新一轮区域整合包括邻近的横琴岛开发等，都可成为“澳门基金”的投资对象。特区政府应该抓住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有组织、有计划、全盘性地规划“主权基金”，在全中国、全亚洲甚至全球范围内开展战略投资，借地生财，使澳门的财政盈余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以此实现澳门产业的适度多元。
创建“主权基金”已经成为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管理财富的发展趋势，并成长为全球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据估计，全球主权基金的规模从1990年约5亿美元增至目前2~3万亿美元，全球范围内有22个国家和地区已设立主权基金。尤其对那些经济结构较为特殊、经济规模不大的经济体而言，这一方式常被采纳且成效显著，例如石油出口国科威特、铜矿出口国智利、钻石出口国博茨瓦纳以及较为成功的新加坡等。澳门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找到适合本土情况的“基金”管理方式，而这极有可能是实现澳门经济多元的突破口。
另外，澳门以“基金”形式投入中国内地产业转型、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发展战略，也能一定程度“反哺”内地经济发展，形成对内地经济的良性回馈，减少中央政府为澳门博彩业发展承担的“道德”成本。
调整利益分配格局
博彩业的超速发展，除了加大澳门产业单一化的风险以外，也加重了整个社会的承载能力，使一系列与民生相关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今天的澳门，贫富差距有所加剧。澳门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中心2005年和2007年进行了两次“澳门居民综合生活素质调查”显示，认同“社会上存在收入差距问题”的人数从80%上升至95%，认为此一问题“严重及很严重”的人数从62%上升至74%。其次是房价攀升问题。回归以来，澳门楼价上升了四五倍不等，两房一厅的住宅租金从每月千元升至三四千元以上，住宅单位每平方米平均成交价则从2004年的8259元升至2008年的23316元。
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和人口老化的加剧，澳门医疗系统已不堪重负。尽管65岁以上老人享有免费医疗，除两间大医院外，政府也为市民提供由6间卫生中心和两所卫生站组成的初级卫生保健，但由于医务人员严重不足——每千人对应的医生仅从1998年的2.0人增至2008年的2.3人，对应的护士同期仅从2.1人增至2.5人——澳门居民的医疗服务质量亟待改善。
随着游客数量从回归前不足1000万增至2008年的3000万有余（包含外地雇员及学生等），澳门居民明显感到出行难。数据显示，目前澳门的士数量有980辆，平均而言，每千名居民大概有1.8部的士，每万名游客只有0.44部的士，远远低于邻近的香港和新加坡。此外，环境污染、病态赌徒、中学生辍学率升高、中小企业经营负担加重等问题，都不同程度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凸显。
因此，不少澳门人觉得回归后虽然收入多了，荷包鼓了，但“医食住行”的困扰加重了，生活质量的提升不及预期。“欧文龙事件”也显露出制度不健全、法律滞后等问题。法治出现灰色地带甚至缺位，使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遭到削弱，澳门的国际形象也受到影响。许多澳门人认为，虽然人均GDP已名列亚洲前茅，但生活质量还未达到与财富等量齐观的优质水平。
其实，特区政府近几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缓解民困，例如现金分享、承建公屋、电费补贴、税项减免、车资补助等。但是，这些措施大多是临时性的，较着眼于短期效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澳门全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满足于政府“派糖”式的传统安抚方式，而希望政府通过更合理、更公正的制度建设来体现社会公正，回应社会诉求，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的确，由于行政经验有限，社会转型急速，政府在回应社会要求上有些滞后，这使得民众期待与政府作为之间出现落差。一项民调显示，45.6%的市民对回归10年间特区政府工作表现持“普通/一般”评价，尤其在廉政建设和法律改革方面的工作评分较低，而“感到满意”和“不满意”的分别占28.6%和23.4%。自2006年起，部分市民甚至选择走上街头，以游行方式表达诉求。
可以预见，在2010年，特首崔世安先生会推出离岛医院等一批利民工程，舒缓民众的关切。但是，第三届政府也许更应该注意与民众的沟通。政府对社会要求的有效回应，不仅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问题，也涉及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更要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众所周知，澳门社会历来存在许多各种各样的社团。在澳葡政府时代，这些社团承担了大量“拟政府化”职能，为华人群体提供了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因而在华人社会中具有较高的认受性和较强的动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社团也发挥了吸纳和反映民意、宣传和贯彻政策的作用，成为联系华人社会和澳葡政府的重要桥梁。回归时，传统社团作为一种既有的治理资源顺其自然地进入到体制当中。然而，回归后澳门经济、社会各方面急速转型，使得传统社团在组织运作方式上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越显疲弱，社会整合及代表能力逐渐弱化，一些新兴社会群体应运而生，要求重新分配政治资源的呼声越来越高，并在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得到反映。
虽然政府与社会间的关系远未紧张到危险的程度，但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希望，澳门民众能“在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大目标下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加强沟通、顾全大局”，从而“找到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办法，为澳门各项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因此，崔世安特在就职演说中公开承诺，“重视社会咨询和廉政建设”“健全官员问责机制，”“构建高效廉洁的政府。”未来特别行政区政府能否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待传统力量与新兴群体，能否在社团资助制度上既培育壮大传统社团又引导容纳新兴社团，适时适当调整利益格局，公正透明地分配社会资源，并尽快完善法制，是影响澳门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也是对新特首政治智慧的考验和挑战。
在区域整合中再次腾飞
在探索经济适度多元时，越来越多的澳门人开始关注与珠海的关系。珠海与澳门不仅地理邻近、人文相通，而且资源互补。1980年，中央把珠海定位为经济特区，一方面是希望珠海能够承接澳门回归，为澳门政治平稳过渡和经济持续繁荣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在澳门的带动和辐射下，实现珠海的快速发展。澳门回归后，珠澳两地的交往层次由民间自发型上升为政府主导，经济合作取得一定进展。
但珠澳关系也存在不和谐的一面。由于澳门政治地位特殊，导致珠澳关系中来自澳门方面的要求更能得到中央的特殊照顾，使得相当一些澳门人认为珠海的支持和配合理所当然，并习惯单纯从澳门的利益出发思考与珠海的关系，这使得珠澳关系存在一定的误区。
2008年12月，国务院通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对珠海和澳门做出了明确的发展定位。珠海的目标是加快建成“三区一基地”，即珠海高栏港工业区、航空产业园区、国际商务休闲旅游度假区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澳门则是发展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珠澳两地相互叠加的城市定位，为加速同城化进程找到了利益交汇点。
在区域一体化趋势中，两地都开始认识到深化珠澳城市整合，优势互补的必要。澳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帮助珠海，强化作为旅游城市的国际性。而珠海则可以为澳门打造世界级休闲旅游中心提供空间感和多样性。
2009年，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和《横琴总体发展规划》的颁布实施，珠澳关系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今年12月15日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兴建，12月20日胡锦涛主席亲临横琴，为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奠基，也正式拉开横琴全面开发的帷幕。
事实上，珠海是澳门与珠三角、与中国内地甚至与东盟开展合作的桥头堡，把珠海作为珠三角西部中心城市的位置凸显出来，把珠海的经济总量搞上去，最终受益的还是澳门。今天，越来越多的澳门人开始意识到，澳门的前途在于珠澳深度整合，任何没有考虑珠澳关系而直接切入澳门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思路都将缺乏后劲。推动珠澳同城化的呼声越来越高，珠海更是调整了政策，积极推动同城化，相信横琴岛的开发将是珠澳整合的历史契机，澳门和珠海会越走越近。
的确，回归后澳门的发展速度一日千里，城市变化日新月异。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490亿澳门元（以下均为澳门元）增至2008年的1734亿，年均增速14%；人均GDP由113739元增至315825元，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总体工资中位数由4822元增至8000元；年财政收入由153亿增至511亿，翻了近两番。
澳门启动了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地区才能实现的15年免费教育，65岁以上老人均享有免费医疗，澳门历史城区成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极大增强了本土文化的凝聚力和国际魅力。特区政府甚至开始以“派糖”方式与全民共享经济成果，过去两年给澳门永久性居民一次性分别发放5000和6000元现金。
但财富的增长是以产业格局单一化为条件，以社会承受能力的全方位超载为代价的。因此在喜悦的同时，澳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压力，澳门人也从没有以如此复杂的心情咀嚼家园变化的甜与涩。越来越多的澳门人清楚地认识到跳跃式发展背后的代价，意识到博彩业一业独大为澳门发展带来的隐患。如今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还是可以长久持续下去？在开埠以来400多年的历史中，澳门曾几度繁极一时，却又因每一次周边环境的大变化而低迷下去。这个弹丸之地的起起落落，不能不让澳门人在喜悦之余感到沉甸甸的挑战，也许不确定感在这里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强烈。
在众多挑战中，最根本的是如何让澳门的经济站在一个稳固而可持续的基础上，也就是如何使经济适度多元；同时，如何在繁荣的今天，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提升澳门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要达到这两个目标，似乎更应该将澳门的发展放在区域整合的背景下去思考，为地域狭小的澳门寻找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澳门经济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未来，这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和全澳社会的共识，并且正在逐步付诸实践。
用“主权基金”推动经济多元
2002年，澳门博彩业正式引入竞争机制，博彩经营权一分为三，打破了长达70年的垄断经营。随着外资的引入和竞争格局的形成，澳门博彩业整体行业水平大幅提升。但博彩业一业独大的状况更加严重，产业单一化程度日渐加剧。数据显示，1999至2007年，博彩业占澳门GDP的比重从24%升至35.6%，博彩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8.1%升至63.9%，博彩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4.3%升至19.5%。这个高风险且具有投机性质的特殊行业，在缺乏配套产业的情况下，吸噬了澳门大量的人才和资金，使得澳门经济结构出现失衡，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令人担忧。开放赌权，本是希望借助国际资本和国际管理模式达到吸引国际游客的目的，但数据显示，自2003年起，澳门的繁荣主要依靠内地游客得以维持，资本国际化并没有相应带来市场的国际化。
最近3年来，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都逐渐意识到产业单一化的严重性和经济适度多元的迫切性，相关讨论亦频繁见诸各种报端、研讨会及研究课题，会展业、物流业、旅游购物、商贸服务平台、文化创意产业等均作为多元经济的生长点被相继提出。新任特首崔世安先生也明确表示：“未来5年，将积极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依托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加强博彩业监管，重点扶持会展物流业、文化创意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与换代。”可以预期，从2010年开始，澳门将真正进入探索并实施经济适度多元的阶段。
但是，由于博彩业的排他效应很强，其他产业在澳门的伸展空间太窄，发展速度缓慢，产业规模太小，即便大力扶持，会展和文化创意产业也很难在短期内能够适度平衡博彩业。而且文化产业定义广泛，在怎样发展文化产业，优先发展哪些文化创意产业，全社会也尚未达成共识。
随着博彩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从回归当年的28%上升至2008年的82%，年财政收入相应由153亿增至511亿，财政滚存由27亿增至823亿，2009年将超过1000亿。如此充盈的政府库存，虽然为澳门推动产业适度多元提供了雄厚的财力基础，但也提出了怎样花好财政盈余的严峻问题。的确，这么多钱应该怎么花，才能真正为澳门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出持久的、长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其实，扭转博彩独大的局面，也许需要突破传统思维，在澳门30平方公里以外去寻找。
一些学者已经把视野放宽到整个中国乃至全亚洲。澳门大学林广志博士等学者提出，用澳门目前庞大的财政盈余成立“主权基金”，由特区政府引导，在海外及中国内地寻找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实现财政盈余的稳健增值。也有其他学者提出以BOT（build-operate-transfer）方式投资内地基础设施建设、或在内地建设类似苏州工业园区的投资开发区、或出资兴建与澳门相关的工程如拱北至珠海机场段轻轨和拱北口岸扩建等。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正在进行重大调整，中国经济也正面临重大转型，其间蕴藏了大量的投资机会。尤其是中国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珠三角新一轮区域整合包括邻近的横琴岛开发等，都可成为“澳门基金”的投资对象。特区政府应该抓住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有组织、有计划、全盘性地规划“主权基金”，在全中国、全亚洲甚至全球范围内开展战略投资，借地生财，使澳门的财政盈余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以此实现澳门产业的适度多元。
创建“主权基金”已经成为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管理财富的发展趋势，并成长为全球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据估计，全球主权基金的规模从1990年约5亿美元增至目前2~3万亿美元，全球范围内有22个国家和地区已设立主权基金。尤其对那些经济结构较为特殊、经济规模不大的经济体而言，这一方式常被采纳且成效显著，例如石油出口国科威特、铜矿出口国智利、钻石出口国博茨瓦纳以及较为成功的新加坡等。澳门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找到适合本土情况的“基金”管理方式，而这极有可能是实现澳门经济多元的突破口。
另外，澳门以“基金”形式投入中国内地产业转型、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发展战略，也能一定程度“反哺”内地经济发展，形成对内地经济的良性回馈，减少中央政府为澳门博彩业发展承担的“道德”成本。
调整利益分配格局
博彩业的超速发展，除了加大澳门产业单一化的风险以外，也加重了整个社会的承载能力，使一系列与民生相关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今天的澳门，贫富差距有所加剧。澳门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中心2005年和2007年进行了两次“澳门居民综合生活素质调查”显示，认同“社会上存在收入差距问题”的人数从80%上升至95%，认为此一问题“严重及很严重”的人数从62%上升至74%。其次是房价攀升问题。回归以来，澳门楼价上升了四五倍不等，两房一厅的住宅租金从每月千元升至三四千元以上，住宅单位每平方米平均成交价则从2004年的8259元升至2008年的23316元。
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和人口老化的加剧，澳门医疗系统已不堪重负。尽管65岁以上老人享有免费医疗，除两间大医院外，政府也为市民提供由6间卫生中心和两所卫生站组成的初级卫生保健，但由于医务人员严重不足——每千人对应的医生仅从1998年的2.0人增至2008年的2.3人，对应的护士同期仅从2.1人增至2.5人——澳门居民的医疗服务质量亟待改善。
随着游客数量从回归前不足1000万增至2008年的3000万有余（包含外地雇员及学生等），澳门居民明显感到出行难。数据显示，目前澳门的士数量有980辆，平均而言，每千名居民大概有1.8部的士，每万名游客只有0.44部的士，远远低于邻近的香港和新加坡。此外，环境污染、病态赌徒、中学生辍学率升高、中小企业经营负担加重等问题，都不同程度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凸显。
因此，不少澳门人觉得回归后虽然收入多了，荷包鼓了，但“医食住行”的困扰加重了，生活质量的提升不及预期。“欧文龙事件”也显露出制度不健全、法律滞后等问题。法治出现灰色地带甚至缺位，使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遭到削弱，澳门的国际形象也受到影响。许多澳门人认为，虽然人均GDP已名列亚洲前茅，但生活质量还未达到与财富等量齐观的优质水平。
其实，特区政府近几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缓解民困，例如现金分享、承建公屋、电费补贴、税项减免、车资补助等。但是，这些措施大多是临时性的，较着眼于短期效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澳门全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满足于政府“派糖”式的传统安抚方式，而希望政府通过更合理、更公正的制度建设来体现社会公正，回应社会诉求，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的确，由于行政经验有限，社会转型急速，政府在回应社会要求上有些滞后，这使得民众期待与政府作为之间出现落差。一项民调显示，45.6%的市民对回归10年间特区政府工作表现持“普通/一般”评价，尤其在廉政建设和法律改革方面的工作评分较低，而“感到满意”和“不满意”的分别占28.6%和23.4%。自2006年起，部分市民甚至选择走上街头，以游行方式表达诉求。
可以预见，在2010年，特首崔世安先生会推出离岛医院等一批利民工程，舒缓民众的关切。但是，第三届政府也许更应该注意与民众的沟通。政府对社会要求的有效回应，不仅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问题，也涉及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更要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众所周知，澳门社会历来存在许多各种各样的社团。在澳葡政府时代，这些社团承担了大量“拟政府化”职能，为华人群体提供了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因而在华人社会中具有较高的认受性和较强的动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社团也发挥了吸纳和反映民意、宣传和贯彻政策的作用，成为联系华人社会和澳葡政府的重要桥梁。回归时，传统社团作为一种既有的治理资源顺其自然地进入到体制当中。然而，回归后澳门经济、社会各方面急速转型，使得传统社团在组织运作方式上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越显疲弱，社会整合及代表能力逐渐弱化，一些新兴社会群体应运而生，要求重新分配政治资源的呼声越来越高，并在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得到反映。
虽然政府与社会间的关系远未紧张到危险的程度，但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希望，澳门民众能“在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大目标下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加强沟通、顾全大局”，从而“找到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办法，为澳门各项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因此，崔世安特在就职演说中公开承诺，“重视社会咨询和廉政建设”“健全官员问责机制，”“构建高效廉洁的政府。”未来特别行政区政府能否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待传统力量与新兴群体，能否在社团资助制度上既培育壮大传统社团又引导容纳新兴社团，适时适当调整利益格局，公正透明地分配社会资源，并尽快完善法制，是影响澳门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也是对新特首政治智慧的考验和挑战。
在区域整合中再次腾飞
在探索经济适度多元时，越来越多的澳门人开始关注与珠海的关系。珠海与澳门不仅地理邻近、人文相通，而且资源互补。1980年，中央把珠海定位为经济特区，一方面是希望珠海能够承接澳门回归，为澳门政治平稳过渡和经济持续繁荣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在澳门的带动和辐射下，实现珠海的快速发展。澳门回归后，珠澳两地的交往层次由民间自发型上升为政府主导，经济合作取得一定进展。
但珠澳关系也存在不和谐的一面。由于澳门政治地位特殊，导致珠澳关系中来自澳门方面的要求更能得到中央的特殊照顾，使得相当一些澳门人认为珠海的支持和配合理所当然，并习惯单纯从澳门的利益出发思考与珠海的关系，这使得珠澳关系存在一定的误区。
2008年12月，国务院通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对珠海和澳门做出了明确的发展定位。珠海的目标是加快建成“三区一基地”，即珠海高栏港工业区、航空产业园区、国际商务休闲旅游度假区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澳门则是发展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珠澳两地相互叠加的城市定位，为加速同城化进程找到了利益交汇点。
在区域一体化趋势中，两地都开始认识到深化珠澳城市整合，优势互补的必要。澳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帮助珠海，强化作为旅游城市的国际性。而珠海则可以为澳门打造世界级休闲旅游中心提供空间感和多样性。
2009年，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和《横琴总体发展规划》的颁布实施，珠澳关系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今年12月15日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兴建，12月20日胡锦涛主席亲临横琴，为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奠基，也正式拉开横琴全面开发的帷幕。
事实上，珠海是澳门与珠三角、与中国内地甚至与东盟开展合作的桥头堡，把珠海作为珠三角西部中心城市的位置凸显出来，把珠海的经济总量搞上去，最终受益的还是澳门。今天，越来越多的澳门人开始意识到，澳门的前途在于珠澳深度整合，任何没有考虑珠澳关系而直接切入澳门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思路都将缺乏后劲。推动珠澳同城化的呼声越来越高，珠海更是调整了政策，积极推动同城化，相信横琴岛的开发将是珠澳整合的历史契机，澳门和珠海会越走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