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利的《柔软》

2010-12-12 11:02:11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8068　跟帖 3 条《柔软》是一个关于性倒错的故事，“荡妇、变性者、易装癖”是三位主人公的身份。它要做的是撕掉人最后的伪装，追溯人痛苦的来源。但这只是表面，不要以为这样锐利的故事就耸人听闻，与己无关。这恰恰是一个与每个人都有关的故事。 　　南都周刊主笔_蒋明倬   摄影_ 受访者提供  《柔软》海报，三位主角詹瑞文、郝蕾、范植伟。   　　《柔软》剧照。   　　编剧廖一梅。   　　强光打在舞台上，一个高大壮硕的妖冶女子。银发、黑色蕾丝裙、艳红的玫瑰。苍凉的调子，唱着那首出名的法文歌《玫瑰人生》。突然，音乐停止了，然后再度响起，唱到两句，又再度停止。   　　开口说话居然是沙哑男声：“我知道就会出错，在娘胎里就知道，不是这里出错就是那里出错，你们也一样，不是吗？你们就算选对了父母生对了公母做对了功课上对了学校找对了老板跑对了方向算计对了别人出对了名挣对了钱操对了部位，也可能——爱错了人，放错了CD”。   　　台下的观众开始笑。廖一梅躲在剧场二楼的侧面，偷偷地观察着。观众能多大程度地接受这部戏，她心里依然没底。100多分钟的戏，更长的时间里，剧场里鸦雀无声，“静得可怕”。   　　11月17日，廖一梅编剧、孟京辉导演的话剧《柔软》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开戏前一个月，演员姜文，作家王朔，文化名人洪晃、刘索拉就已看过剧本，并大加赞誉，因为刺痛感强烈，直接导致一些人失眠。因为剧情做舞台再现难度极大，看过剧本的人，更憋着要看演出。廖一梅说，她和孟京辉做话剧十几年，经历过无数次首演。第一次有“一脚踏空”之冒险感。   　　孟京辉和廖一梅夫妇，作为中国先锋戏剧的开拓者，对于戏剧表现形式的尝试和涉及内容的锐度上，一直都是走得最远的。从《恋爱的犀牛》，再到《琥珀》，直至此次上演的《柔软》，虽然对人的痛苦、爱的困惑与性的苦闷、生命的缺憾等问题的追问，始终没有改变，但选择故事的锐利程度，却日益深入。单是“荡妇、变性者、易装癖”这样的主人公身份，就可以刺激到一些人脆弱的神经。   　　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性倒错（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中的一种精神症状，指性对象和满足性欲的方式异于常态）的故事。但那只是表面，不要以为这样的故事就耸人听闻，与己无关。这恰恰是一个与每个人都有关的故事。   　　不屑于掩饰轻蔑   　　廖一梅是个“锐利”的人，像个小冰锄，把最坚硬的心都要凿出一道缝隙。瘦，苍白，娇小，貌似温顺，内敛的气质，永远的棉布衣裙。她不开口讲话的时候，会被误认为是温婉女子。但短发边缘，一缕挑染的红发却泄露了她的桀骜。经常出语惊人，公然讲“大众审美就是臭狗屎”的是她，坐在沙发里，讲自己“根本不能写老幼皆宜的东西”的还是她。对于那些唯票房为上的导演，直接表达不屑一顾。嬉笑怒骂，口无遮拦。   　　《柔软》里的那个女医生，被男病人质问。虽然那么美，但是那么尖锐。“幸好还有尖刻的幽默感，否则太严肃了，会吓跑男人。”这也像是在质问廖一梅自己。她自己答，没错，这就是在说我呢。她甚至更加坦白地说，剧中这三个人的困惑都是来源于她自己的困惑。   　　在《恋爱的犀牛》里，她表达了对爱的力量和性的困惑的追问。上演10年后，戏里的台词成为年轻人的“恋爱圣经”。在《柔软》里，廖一梅却借女医生的口说：“我以后不再使用‘爱’字。爱？这几乎是这世界上最含糊不清的一个词，因为被使用得太多丧失了全部意义。大家嘴边都挂着爱，却南辕北辙说的根本不是一件事。”   　　这样的感慨来自于一次经历，廖一梅参与了好友洪晃主持的一档电视节目《亮话》，观众打来热线，就情感问题向她们咨询。廖一梅听了那些问题就“崩溃”了。那根本就不是情感问题，“很多是经济问题，应该去咨询会计师”，还有人问诸如跟现在男友分手了，再找会不会很难，没一个谈的是情感。所有打电话过来的人，洪晃和廖一梅都劝他们分手。   　　但从《恋爱的犀牛》到《柔软》的变化，并不是一种反悖。这几个戏的思考方式其实一脉相承。《恋爱的犀牛》中追问爱的力量、性的困惑。到《琥珀》，变成对人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关系，人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的多重认识的追问。在《柔软》里，这种追问更加深了一步。人为什么是人，为什么会处于一个缺憾的、不满足的状态？   　　在《柔软》里，廖一梅用过六世达赖喇嘛的一句诗，“一个人要掩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对于很多人来说，“巧妙度过”，找方便，投机取巧成为一种追求，对感情，对待各种人生问题，多数人采取了这种态度，这为廖一梅所痛恨。   　　在这出戏里，廖一梅选择的三个主人公，都在“笨拙地度过自己一生”，都是在选择令自己更勇敢，也更痛苦的方式。一个被人称为荡妇的女医生，在男伴离开后，对于他人非议能不屑掩饰自己的轻蔑；一个渴望成为女人的年轻男病人，为了改变不够完美的自己，宁愿承受身体的巨大痛苦，懂得生命是不可捉摸的，但依然乐观；一个易装癖者，每个星期二可以做两个小时的女人。在那两个小时里，他能够卸下面具，摆脱所谓的成功和正常，做个真的自己。   　　这三个人都不善自我掩饰，一如台词“他们视我于异类，我不屑于掩饰我的轻蔑”，是他们对于周围人的共同态度。现实生活中，周围的人对这样的人的出现都会痛打。“掐死这样的人，大家都能获得安全感。”   　　人不能诚实地、勇敢地、无禁忌地活着，就是对人的价值的轻蔑和浪费。但在生活中，大家又都在努力寻找一个安全的小角落，苟活。廖一梅期待的，是通过一个故事，把这些都说出来。   　　破除人心里的禁忌   　　在《柔软》上演前的某个夜晚，廖一梅从一个噩梦中醒来，那种危险迫近的感觉，让她很是惶恐。几年前她写《琥珀》剧本的时候，被要求删除一句话。因为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阴茎”，一个是“阴道”。而在这次保利剧院的舞台上，演员会念出30多个这样的词来。那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根本无法想象。   　　排演时，制片人看了，跟廖一梅说，能不能把这些词改少点。廖一梅反问，你说吧，哪儿能改吧。   　　她写这出戏的初衷，就是想打破一些禁忌，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主要是人心里的。“不触动人的某种禁忌，人是打不开的。”人从小到大，被灌输了各种禁忌，各种规范，各种别人强加给你的道德、教育。每个人都是这么长大的。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禁忌、标签。廖一梅是想去掉这些东西，追溯到人最根本的东西，从而追溯人痛苦的来源。   　　这出戏讲到了性，但既不是异性恋，也不是同性恋。用到了性别转换这样的情节方式，那也只是一则寓言。因为性别也是教育的结果，在把人的地位、财富打碎剥离以后，再褪去一层以后，就是人的性别。廖一梅想把性别也剖开来，看人剩下的还有什么。   　　之所以选取这么锐利的故事，就是希望它能够撕掉人最后的伪装。这个戏是给每个人来看的，不仅仅针对哪类特殊人群。   　　郝蕾饰演的那个女医生，在舞台上喃喃而语：“我不知道我算不算荡妇，我只是对禁忌这东西天生没有感觉，没有比伪善更坏的东西，它阻碍了人了解真实的自己，了解都谈不上，还谈什么改变、完善？”转换一个场景，她又在说，“我该对我的灵魂动手术，它们困在我的体内，它们对我说要得到改善，对它动手术比割掉你的鸡巴，再造一个阴道更难！”   　　这样热辣辣的词语，在舞台上念给众人，本身就是挑战禁忌。   　　郝蕾自己就是首先挑战禁忌的那个人。廖一梅的剧本写完，开始物色演员。郝蕾那时候正病着，看了剧本以后说，“孟京辉，这戏你不能找别人演了，我演定了。”男演员反而没这样的果敢，找了很多人，有的自己不敢演，有的经纪人不让演，有的妈妈不让演，千奇百怪的理由。后来，只好在海峡两岸三地，更大范围内找。范植伟连剧本都没看，就说愿意演。詹瑞文一直都是孟京辉和廖一梅的好朋友，也很自然地就加入了。   　　《柔软》在保利上演的第三天，郝蕾得了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宣布结果的那一刻，她在舞台上“对困在自己体内的灵魂动着手术”，并没去领奖。孟京辉给她手工做了一个小奖杯，戏称为先锋话剧金熊猫奖。   　　庆功宴的时候，孟京辉把自己喝大了，如释重负。三天的保利剧院，不但满座，而且地上都坐着看戏的人。   　　这样一出戏，只有三个人。静静地，又惊心动魄。以前孟京辉最擅长的嬉笑怒骂，这里都没有。剧本里还有一场床戏，这个在舞台上怎么展现？这也是很多人看了剧本，会觉得戏难演的原因。   　　在彩排的半个月里，廖一梅一直到最后的合成阶段，才去看了一次。整个剧组的人都非常紧张，但她看了之后，很喜欢。她的剧本写得生活化，孟京辉的舞台处理很抽象，反而更有利于再现故事的精神主旨。手术前夜，女医生和年轻人做爱的一场戏，以竖在半空中的床为背景，用舞蹈般的写意动作演绎。这出戏，被刘索拉称为是廖一梅和孟京辉的完美结合。   　　接受一个有缺憾的世界   　　那个戏开场出现的易装癖者叫碧浪达，他在戏里说过一句话：“人生，不过是个沙漏，正着放，反着放，怎么放都是同样的时间流逝”，悲观情绪浓厚。但是剧里所有逗人发笑的话，也都是他讲出来的。这人物的原型，是廖一梅、郝蕾的好朋友樊其辉—一个有易装癖的男服装设计师。   　　廖一梅也给樊其辉看过《柔软》的剧本，但那时的结局，和首演时有所不同。在戏首演之前，廖一梅接到短信，樊其辉自杀了。他就像碧浪达那样，经常把自己的痛苦当成笑话讲给别人听，但笑话还是有讲不下去的那天。生命太过脆弱。一直能笑对苦难的人，内心也要太强大的力量。   　　于是，有了一个没有碧浪达的两个人的结局。   　　在最后一幕戏里，女医生穿男装，男病人穿婚纱。女医生来主持婚礼，宣布说，“婚姻是人类关系中的一种，它既不比别的关系更好，也不比别的关系更坏，如果你懂得这一点，新郎就可以吻新娘了。”这两个人在舞台上慢慢走远。导演孟京辉在舞台上，对着空荡荡的舞台空拍。但在背后大屏幕上，却放着一段录像，男女二人不断亲吻。   　　廖一梅写这出戏的结局，耗费一年。想过无数种可能，被折磨得差一点得了抑郁症。第一稿的结局是，女医生自杀了。但连她都根本无法忍受这样的结局。另外一个想法是，让三个穿女装的人在台上，抱着一起笑。生命再悲惨，人还是要有尊严地笑着，但“我是一个特诚实的作者，如果结局我是这样写了，我对待事物，对待生命的态度，就也必须是这样的，我就反复地问自己，我自己做得到么”。   　　呈现在舞台上的这个结局，充满隐喻。在世俗生活里，这样的两个人只能越走越远。而在精神世界里，这个女医生，既是男病人的大夫、朋友、证婚人，也是情人，是新娘，也是新郎。这个男的，既是她的病人，也是她的挽救者，也是她的男友，是新郎，也是他的新娘。去掉了人的外在身份，他们俩之间的感情，不能说他们是同性恋或者异性恋。就是人最本质的东西。去除一切身份以后，人还会有善意、悲悯、同情、爱怜。   　　廖一梅在编剧手记里写道，“这也是我为自己选择的态度：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接受一个有缺憾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