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规则遏制“潜规则” //官员隐性利益悄然“扩张” 权力暗箱催生“与民争利”

用正规则遏制“潜规则” // 官员隐性利益悄然“扩张” 权力暗箱催生“与民争利”
2010年12月13日 07:12:07 　来源： 人民日报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王正伟(资料图片)
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整顿，必须要讲“游戏规则”，针对工程建设的关键环节，以及恶性低价竞标、豆腐渣工程、超概算等突出问题，要探索设定更有效的制度和措施，防止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制度要真严格，不能大而化之。制度就是标尺，要定得明确、具体，好操作。可以定一条，领导干部不得插手工程，领导干部打招呼的，要依法依纪处理。有些工程腐败是一些人打着领导的旗号实现个人目的。我们要从制度设计上加以预防，及时堵塞漏洞。否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
评标要真科学，不能个人说了算。工程的招标、评标过程中，可能存在着非法串标行为。说来说去，最后由领导的加分决定，还是个人说了算，这不科学。工程收尾超预算，造成既成事实。这里就很难说没有隐藏的腐败。领导在评标中究竟该占多少分？工程概算多少算是合情合理？串标行为应该怎样防范？追加概算是不是该有个合理尺度？一个可行的标尺是请纪检、监察、审计部门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介入整个流程，投标全过程在网上公布，避免由个别领导拍脑袋决策。
操作要真阳光，不能走过场。制度设计绝不是流于形式，绝对不能搞暗箱操作。在土地招拍挂中，要把土地的用途、容积率标明，不能在土地容积率上做文章，擅自增高楼层、改变土地用途。要通过网上公示等手段，把整个建筑工程置于全程监督之下，有人想钻空子搞腐败就不那么容易。
查处要真严厉，不能心慈手软。建筑领域之所以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是因为许多政府工程花的都是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件，是大快人心的事。心慈手软，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在预防腐败的同时，必须加大案件查处力度，要真严厉，向人民群众公布处理结果，表明我们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取信于民。
诚信要真建立，不能让“潜规则”大行其道。取信于民很重要的一条是政府诚信，政府带头把规矩立起来，并且带头遵守。制度管人、管事，重在管用。没有细化、管用、易于操作的制度规则，“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有了规则不去遵守，“潜规则”同样会大行其道。我们必须用正规则勇敢面对“潜规则”，遏制“潜规则”，这是法治政府、向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勇于面对和着力做到的，也是对党的事业负责，对领导干部的爱护。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王正伟日前在政府常务会上谈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治理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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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隐性利益悄然“扩张” 权力暗箱催生“与民争利”
2010年12月13日 10:52:09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剥除官员“隐性利益”
只有当官员利益符合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相关社会群体的正当利益，才可能得到根本保障
不久前，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联合举办的“2010第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结果中，江西省景德镇市委书记许爱民赫然在列。
在文化艺术领域，今年10月刚爆出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11月又“诞生”了获“陶瓷大师”称号的许爱民。两则消息接连引发热议，被指是官员隐性利益不断“扩张”的明证。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所谓官员隐性利益，既包括灰色收入，还包括隐性特权。由于制度规范的缺失，官员易利用手中的特权，谋求诸多显著高于社会一般成员的非正当性收益，如，各种福利、特权车牌号的获得、特供烟的占有、子女上学与就业的便利，也包括通过评选获得本不该属于自己的种种奖项和称号以及延伸的“含金”收益。
“在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下，官员易以公权力获取隐性利益，而公众的敏感反应，正折射出对社会资源遭到权力掠夺或变相寻租的担忧。”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黄小勇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
受访专家认为，官员利益应公开化、透明化，以防范公权力对公共与公众利益的肆意侵蚀。因为只有官员利益符合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相关社会群体的正当利益，才可能得到根本保障。
官员利益悄然“扩张”
12月5日，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笔试开考，据统计，今年报名人数突破141万，最终确认参考103万人，这比7年前的8.7万人高出了16倍。
小周是北京一所高校应届毕业生，他坦言，“如果考上公务员，不但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好、发展空间大，要是获得一官半职，工资外还有不少实惠。”
本刊记者采访发现，有小周这样想法的考生不在少数。现实中，也确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运作自身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在法定利益之外，还享受着各种各样的隐性利益。
“在健全的公务员制度环境下，官员以其公职为唯一职业，基于公职而取得的能维持其体面社会地位和生活的收入是其唯一收入，绝对禁止官员利用特权谋利，尤其是经济上的利益。”黄小勇说，“作为公权人物，官员拥有的利益，只应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合法利益包括法定的工资、奖金、福利等。而非法利益，包括利用公权力获取的财富，如贪污、受贿所得财物等等。”
值得警惕的是，随着反腐力度加大，灰色收入、隐性特权——这两种隐性利益，因其性质难以明确界定，为一些腐败官员提供了逃避法律制裁的途径。特别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已成官员隐性利益的主要来源。
比如，2010年2月，文强案进入最后审判阶段。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文强认为“灰色收入部分认定太少”。公诉方称他在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和市司法局局长期间，红包收入仅有2.4万元。文强说“远不止这些”，全局几十个下属单位，每年春节都会给他拜年，奉上一两万元礼金。
再如，许道明是合肥市前市委副书记，江黎是合肥市商务局局长。2007年11月13日，他们成为了安徽有史以来第一对“厅+处”同堂受审的贪官夫妻。为了把无法说明来源的巨额家庭财产“讲清楚”，这对夫妻当庭大曝官员的灰色收入来源——“逢年过节几乎每个部门都能给千儿八百的”、“单位内部的‘创收奖’，以工会、机关党支部名义发的钱，一概都不算，工资条上也不显示”，等等。
谈及此，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认为，“所谓灰色收入，既不是收受贿赂，也不是权力求租所得，有的还是披着合法外衣的‘部门福利’。但仔细分析，这些收入并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有的，其背后还是权力在起作用。逢年过节，部门福利，权力集中者会比一般人的多，而人情送礼，也是谁的官阶越高、权力越大，谁的节礼就会越丰厚。这是在官本位社会中‘敬长尊权’规则下的必然结果。”
复旦大学博士孙琳曾专门研究过中国的公务员薪酬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不少地方擅自发放的公务员津贴、补贴达300多项。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官员隐性利益除灰色收入外，还包括隐性特权。其中主要是“职务消费”。比如，有些官员以开会、考察名义到国内外旅游，并购置价格不菲的个人或家庭生活用品，以“职务消费”名义回到单位实报实销。在不少地方，这并不视为违规。
同样，屡遭诟病的还有公务接待中的“招待费”。据多位受访检察官透露，目前在有些地方，对官员几万元的经济问题，根本没法立案侦查——只要有人去查，官员弄出一堆招待费票据搪塞，就万事大吉了。
正因此，某些官员使用公款挥金如土。比如，原建行老总张恩照，搞一次舞会派对挥霍115万元；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在职期间日均挥霍公款4万元；10年前国家电力公司在武汉召开内部会议，总经理高严住6万元一天的特大套房，午休另有每天8000元的总统套房，从家具到马桶都专门订做
而公车改革16年进展甚微，其深层原因，也在于触及众多官员的隐性利益。因此，发生辽宁省辽阳市实行“车改”的两区区级领导每月补贴6600元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
在住房领域，公务员“团购”事件亦折射出其隐性利益。如，2010年4月，山东省安丘市一名公务员称，其所在的单位低价团购当地某高档商品房。接着，农业部也被曝光团购定向低价房。而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网友也在网上晒出了“石家庄公务员团购低价房集锦”名单。
官员子女通过种种“安排”进入官场的现象也尽人皆知。从“潜规则”到给领导子女“量身定制”职位，甚至出现“交叉安排”、“考试作弊”、“公示巧合”、“提前内定”、“人才引进”等手法。
还有官员“依权”兼职拿钱、入股取酬等。
针对官员隐性利益向各个领域“扩张”，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坦言，最担心的就是腐败向特权转化。他说：“这实质上是让腐败合法化。现在官员的待遇已经足以保证他过体面的生活，应当减少特权，比如用车、医疗和住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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