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之《易》

   上古之世，无所谓《易》也，但后世之《易》，实本于庖羲。故《周官》掌太卜者有三《易》之称，因周以《易》名，遂追谥《连山》《归藏》皆谓至易。余所谓上古之《易》者，亦援斯义而追称之耳。溯自庖羲一画开天，其时虽文字未兴，而结绳为治，已有等级伦秩之可观。《系传》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条理井然，而“观法于地”暨“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已能将地之所有，分析观察，颇如近世科学家区地文、地质学为二类，此岂欧洲人所谓上古时代野蛮酋长之可比拟哉。“以佃为渔”，虽未脱游牧之风，而政治亦已斐然可观矣。况八卦成列，有形、有象、有声，实已具备文字之作用。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益之以编发，固已肆应而不穷矣。此庖羲之易，所以为我国文化之初祖也。
    “庖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已由游牧时代而进于农商，且规模宏远，政教并行。又尝百草以御疾灾，民无夭折，创制显庸，泽及万世。然其时文字未兴，所赖以为政治之具者，实维庖羲所遗传之卦象。度神农氏必有所增益而变通之，是名《连山》。相传以重艮为首，经卦皆八，重卦皆六十四者也。故神农为炎帝，亦号列山氏。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盖至是文明日进，制器尚象，人事日繁，而旧有之八卦，不足以应用。于是广卦象为六书，而文字以生。益以天干地支，而阴阳五行之愈精。吹律定声，民气以和，而礼乐以兴。本黄钟以定度量权衡，治历明时，定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绝地天通，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而《易》之为用，益无乎不备。故黄帝之《易》曰《归藏》，以坤乾为首者也。尧舜继黄帝之后，于变时雍，垂衣裳而天下治。今读《系辞》下传之二章，上古进化之历史与三《易》之源流，可概见矣。此上古之《易》也。

中古之《易》
夏《易》《连山》，盖继述神农氏者也。商《易》《归藏》，盖继述黄帝氏者。周曰《周易》，或曰祖述尧舜。孔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虽指《周易》，以“文王与纣之事”当之，然帝降而王，德不如古。神禹受命，开家天下之局，汤武革命，易揖让而征诛，均不能无惭德焉。故三代之《易》，皆可谓之“中古”，所谓“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上视羲皇，已不无今昔之感矣。

 孔子之《易》
《易》者，明道之书也。五帝之治天下也以道，三王以德，五霸以功。世运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道之不明也久矣。孔子生当衰周，五霸之功已杳，浸浸乎由功而降而尚力。至唯力是尚，弱肉强食，人道或几乎息矣。故孔子赞易以存道，又以道之未可骤几焉，乃取中？以明功，陈九卦以崇德，循序而进，由功而德，其庶几乎与道近矣。
孔子传《易》于商瞿，商瞿字子木，其行事不见于论语，盖孔子晚年之弟子也。商瞿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凡六传而周灭于秦，秦焚书而易以卜筮独免。汉兴，田何以齐公族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及洛阳周王孙、丁宽、齐伏生。王同子中授淄川杨何，丁宽授同郡田旸王孙。王孙授沛施雠、兰陵孟喜、琅邪梁丘贺，是为三家之《易》，皆立于学官置博士。
施雠授张禹及琅邪鲁伯。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子崇平。鲁伯授琅邪邴丹、伏曼容。
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瞿牧及焦延寿。延寿授京房。
梁丘贺传子临，临授五鹿充宗。充宗授平陵王孙、张仲方、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
东莱费直治《易》长于卜筮，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释上下经。传琅邪王璜子中。同时沛高相治《易》，与费略同，亦无章句，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高氏费氏之学，皆未立于学官。
     汉代易学，以施孟梁丘三家为盛。京氏传言灾异，高氏亦与京略同。至东汉传施学者，有刘昆及子轶。传孟学者有渥丹鲑、阳鸿任安。传梁丘者，有范升、杨政、张兴及子鲂，皆不甚显。至汉季独费《易》盛行，若马融、郑玄、荀爽、陆绩、刘表、宋衷诸人，皆习费氏古文《易》。孟学独一虞翻，施梁之学无闻矣。 魏晋以后，王弼之》《易》，盛行江左。弼为刘表之甥，表固治费易者。弼之说易，不尽宗费，屏弃象数，专以玄理演绎，自谓得意忘象。又分《系》《彖》《象》诸传于经文之下，学者以其清隽新颖，且简便而易学也，靡然宗之。由是施、梁丘诸家之易尽亡，费氏之古本，亦为所淆乱，而尽失其本来面目矣。然弼年二十有四即死，《系辞》《说卦》三篇，均不及注，后人以韩康伯注续之。永嘉之乱，中原板荡，经籍散失。李唐统一，掇拾烬余，虽六经本文幸而未阙，而两汉以来各家之师说传注，已十亡其七八矣。孔颖达疏易，复崇王而黜郑，太学肄业，一以王注为本，古易遂不可复见。赖李鼎柞《集注》，掇拾残阙，搜集汉注至三十余家，窥管一斑，全豹之形似尚可约略而得。后之言汉学者，莫不循是蹊径，以为登峰造极之基。至满清中叶，王念孙、惠栋、张惠言、焦循诸家，皆精研汉学，单辞只义，不惜殚毕生之全力以赴之。郑氏虞氏之易，始差堪董理，而施梁丘之学说，终不获复见于世也，惜哉。 
    宋人讲易，自司马温公以至程子，大抵皆不出王弼范围。周子通书，发明太极图，为理学之宗，与易学尚无甚关涉也。自邵康节创为先天之说，取说卦“天地定位”一章，安排八卦，谓之先天卦，以“帝出乎震”之方位为后天卦。又以乾一兑二离三震四？五坎六艮七坤八，为先天八卦之数。更反刘牧九图十书之说，以五十五数者为河图，四十五者为洛书，为八卦之所自出。于是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立说与汉人完全不同，不啻在易学中另辟一新世界。然当其时，并未盛行，如温公、程子，皆与邵为老友，而极推重其为人，称为内圣外王孔孟没后之一人，而未尝取其说以讲《易》。其反对如欧阳文忠诸人，更无论矣。至朱子撰《周易本义》，取河图洛书与先天大小方圆各图，弁诸卷首，又另著《易学启蒙》以阐明之。而后邵子之先天学与《易经》相联缀，历宋元明清，皆立诸学官，定为不刊之程式。后之学者，几疑此诸图为《易经》所固有矣。虽汉学家抨击非难，不遗余力，而以其理数出自天然，推算又确有证验，终非讨生活于故纸堆中空言所能排斥也。故宋之《易》学，能有所发挥，独树一帜，与汉学相对峙者，自当首推邵氏。
    朱子《本义》，颇能矫王弼以来空谈玄理之弊，而主意于象数，故取用邵子之说颇多。顾未能会通全《易》，博采两汉诸家之说，以明圣人之意。又泥于门户之见，不敢畅所欲言，而以“圣人以卜筮教人”一言，为立说之本义。此何异以璇玑玉衡为定南北方向之用，不亦隘乎？
    两宋《易》家之著录者颇多，以当时镌版业已发明，流传较易。今《四库》所存，及刊入《通志堂经解》，与《惜阴》《聚珍》诸丛书者，尚有六十余种。而纳兰氏又汇集诸儒语录别集，暨佚书之单词剩义，为《大易萃言》八十卷，可谓极宋学之大观已。
     元明两代之言《易》学者，无甚发明，著录者大抵盘旋于程朱脚下为多。元之熊与可、胡一桂、熊良辅、王申之、董真卿，明之黄道周、乔中和，皆其杰出者也。然皆有所依傍，不能成一家之言。黄道周之《易象正》、《三易洞玑》，虽以天象历数阐明《易》理，而艰深奥衍，流传不广。唯来知德氏崛起川中，以二十九年之功，成《来氏集注》一书，风行大江以南，三百年来未绝。虽其错综之说，颇贻人口实，然取象说理，浅显明白，惟恐人之不易索解，恒罕譬曲喻以明之，视故作难深以文其浅陋者，自胜一筹。初学者得此，尚为善本也。     有清一代，经学之胜，远过宋明。其治《易》学专家，如刁氏包蒙吉、李氏光地厚庵,、胡氏晓创、胡氏渭、任氏启运翼圣、惠氏奇忡孙、惠氏栋定宇、万氏年淳弹峰、姚氏配中、张氏乘、彭氏申甫，皆能独述己见，各有心得。而顾亭林、毛大可、钱辛楣、王引之、江慎修、段懋堂、王兰泉诸氏，虽不专治《易》，其音韵训诂考据，于吾《易》亦多所发明。至若焦氏循理堂之《通释》，纪氏大奎慎斋之《易问》与《观易外编》，一则宗汉学、而能串合六十四卦之爻象，无一辞一字不相贯通，一则讲宋学而能阐发性理，与六十四卦之爻象变通化合，尤为历来讲《易》家之所未有。端木国瑚鹤田后起，更冶汉宋于一炉，一一以经传互证，无一辞一字之虚设，视焦纪二氏为更上一层，允足以殿全军而为胜清一代《易》学之结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