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一杆温暖的枪 / 列侬、草莓地和三十周年

　　还不知道摇滚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而当我知道一点的时候，摇滚却已老去，被各偶像组合冲得淅沥哗啦，只剩一些零散的回忆和旋律的片段，就像《美国往事》里，那首伴随着“面条”的自责与悔恨，反复响起的甲壳虫的《YESTERDAY》。
　　
　　“甲壳虫”这名字是向美国摇滚明星巴迪霍利致敬的，老巴的乐队叫“蝉”，就像后来的人喜欢用“COM”给公司起名一样，当时流行用昆虫来命名乐队。“甲壳虫”的前身只是几个无业青年组成的一个叫做“采石者”三流乐队，主要成员是来自单亲家庭的约翰列侬、孤儿保罗麦卡特尼、巴士司机的儿子乔治哈里森，而“采石者”则是列侬就读中学的名字。那是1957年，在北美大陆上，22岁的“猫王”普莱斯利正攀上其摇滚生涯的第一个颠峰，成为了包括“甲壳虫”在内的，至少半个地球年轻人的偶像。
　　
　　天才在故乡的命运总是不行，甲壳虫也不例外，这几个利物浦年轻人的真正出道还得感谢福地德国“汉堡”，那已是1960年，在这个充斥着“存在主义者”和艺术学院大学生的城市里，可能是由于“猫王”入伍留下了摇滚音乐的空白，甲壳虫的找到了知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音乐伴随着斗殴，酒精夹杂着毒品，一边演出，一边破坏的风格，几个英国人在德国制造出了让人无法抗拒的节奏和氛围，此时离席卷全球的“甲壳虫狂潮”还有三年时间。
　　
　　相对于卡车司机“猫王”和那些社会底层的黑人爵士歌手，高中毕业的列侬和他的伙伴们俨然是知识份子，所以他们可以走一条非常取巧的路子，一面是叛逆独行、玩世不恭的准流氓面孔，一面又是敏感脆弱、落寞纯情的大学生模样。果然，这几个帅得让人晕过去的天才横扫了欧美，成为了新一代人的偶像，甚至在1964年包揽了当年美国流行音乐榜的前5名。当年列侬和他的“甲壳虫”就是怀着征服“猫王”的雄心来到美国，在列侬的逻辑看来，四个帅哥的力量，总归是能超过一个“猫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1964到1966，甲壳虫每年三次的全球巡演踏遍了四大洲的数十个城市，所到之处总能无一例外地掀起年轻人歇斯底里的狂潮，一个乐队的神话甚至影响了英国的GDP，1965年，女王伊丽沙白二世授予甲壳虫“大英帝国勋章”，以奖励他们为长期处于赤字的对外收支所做的贡献。如果说女王的勋章只是官样文章，那普通人的需求就更加实际和真诚，很多演出结束后，都会有人把他们失明或残疾的小孩子带到后台，请他们行“神迹”，让孩子康复，为此列侬甚至说出了那句给他带来无穷麻烦，并最终导致了灭顶之灾的“我们比耶稣更流行”。
　　
　　后来列侬解释说“我想人们所说的上帝其实是我们心中每个人内心都有的一种东西，耶稣、穆罕默德、佛或者别的什么人，他们说的都是对的，只是翻译弄错了。”这对美国福音派基督徒来说无疑是不能接受的一种道歉，甚至更加激起了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宗教抵制，美国有数十家电台对甲壳虫的唱片进行了抵制，很多地方甚至爆发了“反甲壳虫”大游行，公开集中焚烧甲壳虫的照片、唱片，自此之后，列侬和甲壳虫再也没有在美国开过演唱会，他们在美国已经“死了”。
　　
　　如果音乐是一种商品的话，其实也有自己设定的目标客户群。有的乐队永远都是针对同一年龄层次的粉丝，而有的则会选择跟自己的粉丝一起成长。实际上当保罗写下那首“迷人却肤浅的”叙事抒情歌曲《YESTERDAY》的时候，初始的“甲壳虫”就已经名存实亡，因为它不再是青少年的叛逆偶像，而逐渐转变成“为整个家庭提供娱乐的人”，而作为一个能跟他们的听众一起成长的乐队，列侬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次转变，影响列侬的，不再是猫王，而是美国新崛起的“民权运动歌手”鲍勃迪伦。
　　
　　1963年，注定是在世界民权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马丁路德金面见肯尼迪总统，要求给黑人以平等的权利，同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11月22日肯尼迪被坚持“白人至上”的右翼份子刺杀身亡，也就是在这一年，小列侬一岁的美国民谣摇滚歌手鲍勃迪伦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答案在风中飘》。我猜想，对那一代的美国小资们来说，大概没有什么比围在一起，点上蜡烛听鲍勃迪伦更过瘾的事情了，事实上，民权运动也改变了摇滚乐问世以来由猫王确立的、以叛逆为主流的方向。
　　
　　早期的摇滚乐捕捉的灵感，是二战以后一代美国人的生活，战时的巨大工业需要已经不再，民用经济和城市化迅猛推进，就像如今的中国一样，人们的情绪长期被挫败、无意义和无出路的感觉所包围，由白人乡村乐和黑人爵士乐混合成的摇滚嚎叫，就成了当时人们逃离现实生活的缓释胶囊，但“医嘱”就是必须不停地吃，停下来就意味着新的痛苦。这是1964年以前的摇滚，我这样说，是因为就在那年，据说垮掉派诗人金斯堡听到鲍勃迪伦的《暴雨将至》后失声痛哭，他说一个“在路上”的时代结束了，年轻一代看见了生命的亮光与激情。这也难怪，“垮掉的”存在主义者一般不会热衷于民权和反战运动，他们只会像庄子一样鼓盆而歌、独自逍遥。所以当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和甲壳虫的《给和平一个机会》祭出民权、和平的旗帜，一般意义上的叛逆摇滚乐就自然地进入了暂时的低潮。
　　
　　我固执地认为做梦的恐惧，也是真正的恐惧，正如列侬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思想痛苦，而且其程度不亚于肉体上的受伤或者残疾，梦中的恐惧还会随着梦醒结束，思想的痛苦，很多时候却会随行人的一生。13岁的列侬通过了中学入学考试，但很快成绩落后，并成为班上以斗殴出名的“坏分子”，他大量大量阅读王尔德、梵高，这些因不容于主流而痛苦不已的人生，弥漫了他处于绝望青春期，正是“猫王”让他找到了除了斗殴之外，另一种对抗社会主流的途径，这就是音乐。
　　
　　1969年，甲壳虫最后一次在苹果公司的楼顶演唱那首《LET IT BE》后，就基本宣告解散，这之前的几年里，列侬借助致幻药物也吃力写下了《幸福是一杆温暖的枪》、《我是海象》等一些歌曲，但再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再后来遇到第二任妻子大野洋子，也就很自然与甲壳虫其他成员各走各路了。有人说艺术家都是人类的小孩，他们痛恨成人世界的规则和虚伪，所以有人歌唱欢乐，有人歌唱痛苦，有人歌唱希望，有人歌唱绝望。列侬的不安全感和与生俱来来的孤独，让他外表狂妄自负，玩世不恭，而内心又对另一些同类天才们的认同，也是为什么最终他和洋子走到一起，他们做爱、伤害、反战，抗议、创作，直到列侬被那杆温暖的枪杀死，然而这一切都显然与甲壳虫无关了。
　　
　　利物浦郊区，那个曾作为甲壳虫根据地的仓库，如今被湮没在一片巨大的混凝土地下，只有当地旅游局规划的“朝圣”线路上，还能看到因甲壳虫命名的“便士街”和“草莓地”。虽然网络又让这几个家伙的作品，以可供下载的MP3方式复活，但毕竟他们的时代已经过了。甲壳虫流传下来的《Yesterday》、《Let It Be》，以及保罗写给列侬和前妻5岁的儿子朱利安《Hey Jude》似乎都是抒情，而不是摇滚的路数。
　　
　　我只能承认，摇滚也已不再属于年轻人，它成了70后们难以救药的怀旧病症，在这个与时俱进的年代，步子很是蹒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