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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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我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向奋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条战线上的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向广大干部,向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代。几千年极少数剥削者统治绝大多数人的历史结束了,广大劳动人民从被压迫者变成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一百多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时代结束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原来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在这样的国家里领导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创造。这个新创造,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按照中国的社会历史特点,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胜利实现的。这个事实表明,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固然离不开一定的国际条件和各国人民的支援,但在根本上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依赖别的国家或者什么国际指导中心发号施令。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已的意见强加于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世界政治、世界革命的发展增加了新的重要动力,展示了新的光明前景。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马列主义是在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的,无论是谁都不能用任何形式加以垄断和固定化。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发展中,他就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九二七年我国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创造性地解决了我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找到了我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和他的战友们缔造了人民的军队,创建了革命的根据地,指挥了长期的革命战争。正是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才冲破了前进道路上的无数艰难险阻,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进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把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发展称为毛泽东思想,并且认为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新社会建设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最杰出的代表。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不朽功绩,坚决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当我们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深切怀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和发展建树了卓越功勋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其他已去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切怀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已去世的民主党派的和无党派的爱国民主人士,深切怀念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和历次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所有革命先烈和革命军人,深切怀念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优异成绩的已去世的各条战线上的领导者和先进人物。    人民的英雄们永垂不朽!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就是表示我们将万众一心,继续高举他们的旗帜,发扬革命的传统,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夺取新的胜利,把革命先烈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光荣伟大的三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年是光荣伟大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复杂斗争的三十年,是经历了曲折道路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巨大胜利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化,并且巩固了革命变化的胜利成果。    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这个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中,在它所领导的各个企业、事业单位中,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是努力为各民族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这个政权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外)一建立,就永远结束了近代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里,实现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大统一和大团结。这种统一和团结是全国人民多少年来的共同理想,是中国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可能做到,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才能做到的。我国的人民政权在制度上和组织上还需要完善,但是它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在最广泛地团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是我国人民政权的坚强柱石。他们一贯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在参加和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发扬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不愧为祖国的钢铁长城。我国五十多个兄弟民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正在为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努力。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得到发展,已经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政治联盟。    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改造了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度,全面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我国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农村人民公社和城镇各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在我们的国家里,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当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者都是国家的主人。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能够继续战胜一切困难而向前发展,逐步趋向完善,并将最终创造出高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我们过去遭到过的挫折,现在工作中仍然存在的缺点,今后还会遇到的困难,都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的钢铁一般的科学信念。    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十年来,我国的水利设施、化肥农药、农村用电、农业机械等大大增加,农业的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有了不少改进。全国粮食产量一九七八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一点七倍,棉花产量增长三点九倍。我国钢铁、电力、石油、煤炭、化工、机械、轻纺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现在已经建起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我国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也都有了新的发展,改了许多地方原来交通闭塞的落后局面。随着生产的增长,我国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在工农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较大的改善。三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    我们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事业。我们在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持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人民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我国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已达到二亿一千万人,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份的七倍。我国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但是毕竟从无到有地初步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部门。原子弹、氢弹、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集中地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就。我们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和体育活动,实行了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制度,消灭了或者基本上消灭了烈性传染病,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我们战胜了外国侵略势力先后对我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巩固了国家的独立。我们的伟大祖国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愈来愈成为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巨大力量。我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开辟了我国外交史的新纪元。我们和友好国家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正义,支持各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七十年代以来,我们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打开了国际斗争的新局面,推动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现在,全世界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有一百二十个,我国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文化联系和友好往来正在不断发展。    三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成就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大家知道,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同全国人民作出的艰苦努力相比,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发挥的优越性相比,我们的成就很不够。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总起来看,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样,依靠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力量,我们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纠正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终于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重新走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停顿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在短短三年内,我们就医治了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创伤,胜利地完成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并且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接着,我们适时地顺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早就提出过但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设想。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正确方针。我们在实践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整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合理的改造步骤,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在农业合作化的伟大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深刻了解我国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在土地改革后要求组织起来的强烈愿望,领导我们采取了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等一系列的过渡形式,认真执行自愿互利和典型示范的原则,使广大农民比较自然地、顺利地逐步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这场涉及几亿人口的、大规模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我们不仅避免了在这类情况下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下降,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而且正确地实行了把原来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方针。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以前和以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重要著作和“八大”的主要文献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它们的基本内容至今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八大”正确地肯定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论十大关系》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科学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说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明确地指出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同志多次深刻地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意义,宣布这不仅是我们的文化方针,也是我们的政治方针,是一个基本性的长期性的方针。随后,他又一再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仍然是我们今天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要求。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主持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激励和鼓舞下,全国人民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和科学研究领域,并且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    但是,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五八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一九五九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由于这些“左”的错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很快觉察到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并领导我们着手纠正。为此,毛泽东同志先后提出了必须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遵循价值规律、切实注意综合平衡、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鼓实劲不鼓虚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一系列指导思想,并且主持制定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党中央和国务院果断地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又对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陆续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条例和措施。一九六二年初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并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加深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一切,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战胜了困难,渡过了难关,而且还清了对苏联的欠债,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人民,是大无畏的英雄人民。    一九六四年底,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一九七五年,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重申了这个宏伟任务。这是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政治遗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百折不挠地加以实现的奋斗目标。    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尽管我们在工作中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还是能够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纠正的。可惜,我们没有能够始终遵循这十七年中所确立的正确方针,没有能够始终注意运用和发展过去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也没有能够始终记住过去所犯错误的教训。这就使我们后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使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没有能够避免,而且犯得更严重了。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各项工作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同志们,朋友们!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既要正视过去的失误和挫折,又要充分估计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充分估计我们在战胜困难和挫折中所取得的胜利。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我们的党和革命人民并没有因为困难和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在政治上更成熟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更迅速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样看待过去的三十年,才符合历史的实际,符合革命的辩证法,符合无产阶级战士不可动摇的革命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事实证明,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年中,我们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不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所不可比拟的,而且显然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水平。这丝毫没有什么奇怪。这是社会发展的不可改变的逻辑,是时代潮流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但是,它还不成熟,不完善,还没有抵御和防止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这种严重袭击的准备。现在,它已经战胜了并且正在由此学会怎样防止这种袭击,因而将变得愈来愈健壮。我们应当加倍地爱护它,加倍地努力工作,使它能在继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出自己固有的优越性和无限的潜力。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无缘无故地在中国出现的,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所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它已经不止是一种理论,而是亿万人民正在日夜辛勤建设的现实生活。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有伟大的前途,我们坚信我国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事业,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广大人民的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的专政,共产党的领导是代表人民利益、执行人民意志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是人民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又是坚决相信人民力量的科学。因此,四项基本原则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它们的作用的发挥必须依靠人民。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斗争的结果;我们能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战的结果。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同样必须依靠群众的批评、监督和帮助,才能够及时地、充分有效地得到纠正。每当我们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能够密切关心群众利益,细心倾听群众呼声,深入体察群众情绪,诚恳接受群众意见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可以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也比较容易改正。建国以来,由于我们某些时期在工作中的错误,确实曾经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过严重损害。即使在这样的时候,由于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建立了血肉相连的情谊,由于我们的人民长期受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人民还是高度信任我们的党和政府,相信我们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终究改正了错误,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地勇敢地纠正一切脱离群众的恶劣倾向,永远同人民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永远相信和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大决战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斗争的结局,是林彪、“四人帮”彻底失败了,是我们的党和人民胜利了,是社会主义胜利了。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热烈欢呼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三年以来的伟大胜利。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坚决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民面前,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不能不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蓄意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因此,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既是粉碎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的斗争,又是批判和清算他们的极左路线的斗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经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两个阴谋集团的反革命性质。现在,我们要着重分析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真总结同他们斗争的经验教训,以便防止今后再次发生这类反革命事件,保证我们的国家长期安定团结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健康发展。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    在思想上,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变革或改造。他们宣传天才决定论,把革命领袖当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每句话都是真理、都要永远照办的神,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否认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意义,大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也就是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认为应当根据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观点来划分阶级,因而断言在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充满着并且永远充满着他们所说的阶级斗争,这种所谓阶级斗争仍然是并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要用它来决定一切,代替一切,冲击一切,打倒一切。这样,他们就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冒充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用历史唯心主义来冒充历史唯物主义,用他们那种极端荒谬的假社会主义来冒充科学社会主义。    在政治上,他们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当成所谓“彻底砸烂”的对象。他们歪曲和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把几亿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辛勤劳动的全部成就污蔑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一笔勾销。他们提出所谓“全面专政”的反动口号,根本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的原理,根本破坏了党的民主制度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反革命的法西斯专政。他们所依靠的骨干力量是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一些破坏成性的社会渣滓。这一小股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聚集和滋长,正是他们制造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一切就形成了他们向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夺权、向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实行镇压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造成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的极端反常的局面。    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用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他们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他们鼓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面和发展不需要物质基础,并且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一系列破坏生产的荒谬口号,污蔑工人农民的积极劳动是“替走资派涂脂抹粉”。他们任意歪曲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原意,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用反动的平均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他们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基本适应的方面,反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竭力鼓吹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客观需要的“穷过渡”。这一切,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破坏。    在文化上,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地毁灭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消了人民的言论、出版、教学、研究、创作、表演的自由。他们借口“反对封、资、修”,鼓吹“知识愈多愈反动”的奇谈怪论,任意消灭历史文化遗产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    在组织上,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机构,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军政军民关系,煽动派性,使派别活动在党内和军内合法化,建立他们的帮派体系,实行以帮代党。他们实行的以派性为标准的组织路线,他们挑起的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分裂各族人民的派性斗争,给我们的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林彪、“因人帮”竭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煽动“打、砸、抢”,制造大规模武斗,严重地破坏社会政治安定,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们公然鼓吹“有权就有一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赤裸裸地宣扬争权夺利和流氓政治。他们对遵守革命秩序、遵守革命纪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人肆意进行污辱,诽谤这些人是“绵羊”,是“奴隶”。他们用这样反动的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腐蚀干部和群众,毒害青年,助长各种歪风邪气,使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社会风尚遭到了极大的败坏。    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的两面派,他们用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党和人民,这是他们的极左路线得以横行的原因之一。他们装出“最最革命”的姿态,利用革命领袖的威望,煽动宗教式的狂热,把自己说成什么“举得最高”、“跟得最紧”、“永远忠于领袖”、“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由于他们当时在党中央拥有合法地位,也由于他们的这种手法,他们确实在一个时期内迷惑过相当一部分缺少政治经验和分析能力的干部和群众。但是,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同全党全国绝大多数人为敌的,他们又不可避免地把欺骗手段同极端野蛮残暴的恐怖手段结合在一起。从中央到基层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其他干部,各条战线的著名劳动模范,许多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几乎所有的校长、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许多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长期同我们党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许多热爱祖国的回国侨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诬陷、打击和迫害,他们的家属亲友也受到株连。这的确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遭受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    总之,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坚持还是毁灭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他们口头上也讲社会主义,那是一小撮人穷奢极欲、绝大多数人长期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他们口头上也讲无产阶级专政,那是最腐朽、最黑暗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口头上也讲党的领导,那是他们的反革命帮派统治;他们口头上也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割裂、篡改和伪造。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一开始就引起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抵制。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的阴谋日益暴露,愈来愈多的人识破了他们的面目,同他们展开了规模愈来愈大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先是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随后又对“四人帮”进行了多次的批评和斗争。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后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时是出了大力的。)同他们站在一起并作为他们的强大后盾的,是全国的人民群众、广大的党员、干部以及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前后北京天安门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的革命群众运动,为最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场持续十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终于以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而告结束。    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年中,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排除万难,做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形势发展得更好。过去被“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夺去的那部分权力,现在被党和人民夺了回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基本上被摧毁了。过去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严重破坏,现在经过拨乱反正,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在各条战线上正在得到贯彻执行。过去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遍于国中,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是非不明,观在冤案已经大部平反,重大是非已经大部澄清。过去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践踏,现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正在活跃起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国家的立法、司法工作正在逐步加强。过去政治局势长期动乱不已,现在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已经形成,并且正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过去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现在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开始有所改善,广大干部和群众正在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积极奋斗。过去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猖獗,现在打破了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始得到恢复。所有这些表明,我们已经基本上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确实,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党和人民打开了新的眼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新的活力。    为了巩固和发展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必须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他们这条路线横行十年之久,流毒全党全国,而我们对它进行批判的时间还很短,党内党外还有不少人仍然对它认识不清楚,因此需要把这一批判深入地坚持下去。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如前面所说,就是坚持还是毁灭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仍然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我们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批判进行得愈认真愈深刻,四项基本原则就愈能得到正确的坚持;同时,也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掌握思想武器,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毒害。我们必须在党内和群众中继续进行大量的工作,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性质,从而大大提高广大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的觉悟,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林彪、“四人帮”的横行,从反面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其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主要是什么呢?    第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除非发生国外敌人的大规模入侵,决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干扰而离开我们的工作重心。    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我们既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更不能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更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第三,必须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承认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的以至必不可少的作用,同时认为起进步作用的领袖必须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群众意志的执行者。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按照列宁的说法,通常不是一个人而是由若干被称为领袖的人组成的集团。各级组织都需要它们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和他们的威信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产生的。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决不能贬低集体,贬低群众,任意夸大领导者个人的作用。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在各级组织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不能容许任何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    第四,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从党的领导者到每个党员,从国家领导人到每个公民,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    经过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我国人民极大地提高了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分辨是非的能力,提高了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了同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本领,增强了为保卫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而斗争的本领。这是极其宝贵的收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一旦在实际斗争中被群众所真正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相信,只要党和政府同亿万人民群众一道,坚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经验,就一定能够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纯洁性,一定能够使社会主义制度愈来愈完善、愈来愈巩固,堵塞野心家、阴谋家可以用来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漏洞。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后的发展将永远一帆风顺,不会发生任何曲折,而是说我们完全有办法和有力量防止林彪、“四人帮”这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重演。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都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已经决定从今年起把全党全国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实现四个现代化,将使我国农业逐步变为农林牧副渔布局合理、全面发展、能够满足人民生活和工业发展需要的发达的农业,使我国农村逐步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富庶的农村;使我国工业逐步变为门类齐全、结构合理、能够满足社会消费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先进的工业;使我国国民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和主要产品产量方面逐步进入世界的前列;使我国科学技术接近或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能够稳定地逐步改善;使我国的国防力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得到足够的增强,能够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保卫国家安全,抵御和战胜外国侵略者。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但是世界先进国家已经做到而我国同样需要做的事情,我们一定也能够做到,这是毫无疑义的。    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但经济、技术和教育还比较落后,由于过去损失了一段时间,现在的困难还不少。我们一定要把加快经济发展同逐步提高几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很好地结合起来,把充分发挥我国现有企业的作用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很大,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也不可能平衡。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各地区都应当努力创造适合本地特点的具体形式、步骤和方法,去达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    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国家的巩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最终都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全国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个单位以至个人,他们工作的评价和应得的荣誉,都要以对现代化建设直接间接所作的贡献如何,作为衡量的标准。全体干部和全国人民,一定要全力以赴、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争分夺秒地投身到这个伟大的建设事业中来。一定要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扫除浪费,提高效率,革新技术,不断挖掘新的生产潜力,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增加新的社会财富。与此同时,为了使生产的发展能够比较快地发挥效益和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继续加强计划生育的工作,大力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之,我们要千方百计力争国民经济持续地均衡地高速度地发展。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工作着重点转移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战役,就是要集中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我们在调整方面已经开始做了一部分工作,繁重的任务还在前面。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破坏,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比例失调的现象还很严重,我们对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必须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坚定不移、扎扎实实地把调整任务完成好。为了切实做到综合平衡,在国家财力、物力的分配上,必须坚决实行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后新建的原则,把生产建设计划放在积极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按比例地稳步地向前发展。要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加快农业、轻纺工业和燃料动力、交通运输等薄弱环节的生产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有切实可靠的高速度。我们现有工业企业的规模并不小,许多设备也比较先进,但是生产效率太低。因此,一定要以极大的精力抓好现有企业的整顿工作,使它们的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使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要扩大企业在生产经营、资金使用、物资管理、劳动力安排、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把企业收入的高低同经营的好坏密切联系起来,把劳动者报酬的多少同他们对国家对企业的贡献大小密切联系起来。要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适当扩大地方的经济权限。    要顺利完成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调整的任务,必须深入地、持久地、大规模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今年以来,我国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各条战线上的广大群众、科学技术人员和干部,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涌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和“三八”红旗手。我在这里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向同志们表示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的实践证明,为了保证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任务的贯彻执行,必须继续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一系列工作,认真解决好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    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后来他在严厉批评不从客观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时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建国以后,他又多次告诫我们,一定要深人进行关于人的正确思想的来源和真理标准的教育,以便正确地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对于我们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复杂情况下,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伐,解决各种新的问题,保证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由于这条思想路线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这条思想路线的时候,不能不遇到阻力,不能不经过严肃的斗争。针对那种用本本主义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态度,一九七七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提出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从去年五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准备。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明确地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重新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前一个时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事求是地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作了改变和调整;在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国内阶级状况的分析、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论断、新决策。这是很正确、很必要的,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这充分表明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排除一切干扰,真正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真正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真正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同志们试想,如果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和遵义会议以后,不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不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本怎样说就怎样做,中国革命能够胜利吗?能够有毛泽东思想吗?同样,如果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不从今天国内外的实际出发,不坚决反对所谓永远按既定方针办,一切都照搬本本,又怎么能够拨乱反正,继往开来,使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呢?我们又怎么能够适应新的情况,制定和实行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和措施,把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呢?    事情很清楚,是坚持还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实质上就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我们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做到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同现代化建设和国内外斗争的实践结合起来,把毛泽东思想继续推向前进。这才是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毛泽东思想变成脱离客观实际的教条,它的生命就会窒息,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败,那还谈得上什么高举呢!    我们干部和群众的绝大多数是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能够适应我国当前形势的变化,而且积极推动它的发展的。党内外有少数人跟不上形势,或者仍然停留在过去的位置上,或者偏离了革命的轨道,出现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怀疑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错误思潮,这在历史的大转变关头是毫不奇怪的。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是再学习、再教育的问题。只要我们切实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热情地耐心地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他们就能够很快地跟上来。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从领导机关到基层,普遍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尤其是主要负责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旗帜鲜明。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进一步引导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上来。    思想路线教育一定要落到实处,不要搞任何形式主义。大到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小到一个生产队、一个车间、一个商店、一个学校、一个研究室、一个连队,都要从客观情况出发,认真解决那里由于思想不解放而没有得到解决的实际问题。    解放思想,归根到底,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脚踏实地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解放思想是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决不是随心所欲,盲目蛮干。决不要浮夸,决不要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解放思想,要尊重客观规律,研究客观规律,照客观规律办事。不但要研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遣规律,还要研究各个方面建设工作的特殊规律;不但要研究我们自己的经验,还要有分析地研究外国的有关经验。要深入研究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努力探索最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有利于提高人民劳动积极性和生活水平的措施,调整和改革我们的经济结构、管理体制和方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坚持典型调查、解剖麻雀、一切经过试验等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真正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力求今后少走弯路,不走大的弯路,比较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我们的政治路线要以思想路线做基础,还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现在,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和干部制度的改革问题,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各级领导岗位、特别是主要领导岗位上的干部政治思想状况和业务能力如何,能不能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有力地领导好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问题。关于对干部的要求,我们坚决遵照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规定的标准。在当前,对各级领导干部要特别强调三条: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对于那些坚决献身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解放、肯学肯钻、对业务精益求精的,能够以身作则、讲党性守纪律、倾听群众意见的,在工作中表现出实干精神和创造精神的优秀干部,我们就要表扬他们,重用他们。对于那些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同志,要帮助他们端正思想路线,提高对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要团结尽可能多的干部包括犯过严重错误而确实愿意改正的干部,在正确路线下一道工作。对于极少数经过耐心教育仍然坚持错误态度、坚持闹派性的干部,对于极少数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严重衰退的干部,我们要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不能让他们阻碍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我们一定要选拔新的优秀分子来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使我们的组织状况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任务相适应。    我们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需要尽可能地增加中年、青年干部。老干部久经考验,经验丰富,他们的大多数在各方面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事业的领导骨干。当然也要看到,我们的老干部毕竟年纪大了,体力差了;而现有的各级领导班子中,中年、青年干部太少。我们要认真总结过去在干部选拔方而的经验教训,下决心在一定时期内,把大批经过实践考验、得到群众拥护的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在老干部的帮助和带领下,在群众的览督下,让越来越多的年轻或者比较年轻的干部把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    我们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需要尽可能地具有专门的科学知识和技能。领导现代化建设,不努力学习和掌握科学,是无法胜任的。现代化经济、文化和政治建设的发展,要求逐步改变我们干部队伍的结构,减少一般行政干部,增加大批各行各业的专业干部,比如工程技术干部、农牧业技术干部、经济管理干部、科学家、教师、医师、法官、律师、艺术家,等等。对具有各种专长的知识分子,要大胆地使用和提拔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特别尖锐。我们必须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门科学,还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和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年轻的领导干部,都要努力使自己成为精通本职业务的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的专门家。长期安于当外行,沉醉于政治空谈,决不能治国,而只能误国。我们要通过各级党校、中等专业学校、高等院校和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对现有干部进行定期轮训,并使之形成制度。我们的干部一定要人人学科学,人人用科学,为此作出顽强的努力,不惜废寝忘食,用自己的榜样带动全民族为掌握现代科学文化来一次伟大的进军。    目前我们的干部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仅不利于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培养,不利于干部队伍的逐步年轻化和专业化,而且往往造成许多人才的埋没和浪费。必须经过周密计划,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认真进行必要的改革。    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体现着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它们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因此,我们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就是从各个方面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路线。    要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首先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群众真正享有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和本单位事务的权力。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而我们自己则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把人民授予的权力用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如果受权于人民而不对人民负责,或者把对人民负责同对上级负责对立起来,不深入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不倾听群众的呼声,不接受群众的批评,不执行群众的意志,那就颠倒了主人和公仆的关系,丧失了人民公仆的资格。人民就有权收回授予他们的权力。    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时刻关心群众的生活,维护群众正当的政治经济权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改善。由于我们的国民经济现在还存在着不少困难,过去多年积累下来的人民生活中的问题,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只要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和准备采取的解决步骤向人民讲清楚,人民是会谅解的。但是,对于当前群众在就业、住房、吃饭、交通、环境保护、劳动保护、医疗、幼托、青少年教育、读书、娱乐等方面的迫切问题,凡是经过努力能够解决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想尽办法创造条件加以解决。同时,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决不允许利用职权谋求政治上生活上的私利和特权。要坚决反对一切特殊化、走后门、损公利私、损人利己、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不正之风,凡是违反党纪国法的,必须严肃处理。    我们的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群众,都要积极负责,共同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都要共同努力,恢复和发扬发愤图强、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舍己为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一切的社会风尚。我们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做到既保障民主,又保障集中,既保障自由,又保障纪律,既保障个人心情舒畅,又保障统一意志,而不能只注意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只有这样,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我们必须坚决地彻底地肃清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流毒,教育干部和群众严格遵守纪律,事事顾全大局,认真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坚决保证党和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实现。我们一定要把平反冤案、假案、错案的工作进行到底,把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工作认真负责地做好。但是有极少数人,尽管有关单位对他们的问题已经作了适当处理,并且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教育,他们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蓄意闹事,制造动乱,破坏社会安定。对这种人的不法行为,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这不但是保障社会安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保障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需要。    工会、青年团、妇联等团体是广大群众的重要代表者,一定要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工作,动员和组织工人、青年、妇女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学习政治、技术和文化,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同时,一定要坚决维护自己所代表的群众的利益,积极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切身问题,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机构和党所领导的各种组织都应当有职有权有责,都不是装饰品。党的正确有效的领导,就是要保证这些机构和组织富有生气地、相互协调地工作,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首创精神。    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利益的保卫者。解放军要加强军事和政治训练,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和革命觉悟。要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要同广大民兵一道,积极参加和保卫四个现代化建设,时刻警惕地守卫伟大祖国的神圣边疆。    各级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都要加强自己的工作,在维护祖国统一、增强人民团结和促进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长期以来同全国各民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同各民主党派、各民族的爱国力量团结在一起。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在台湾的骨肉同胞。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共同愿望。台湾同胞富有爱国传统,必将为早日完成这一神圣事业作出宝贵贡献。我们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共同为祖国的统一向前迈进。    我们的斗争一贯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将永远记住和感谢各国人民给予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发展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争取对我国建设事业的合作。我们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国家独立的斗争;坚决支持东盟各国捍卫国家独立、维护东南亚和平的斗争;坚决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加强团结、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坚决支持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南非和罗得西亚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不结盟国家维护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正确方向的斗争;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支配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巩固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坚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为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而共同奋斗。    同志们,朋友们!我们生活在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担当着我们的先人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先烈英勇牺牲,鞠躬尽瘁,就是为了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理想必将经过我们的奋斗变为现实。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们希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每个人都把个人的利益同祖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前途同祖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都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让我们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辞语解释: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这是我国旧时的一句成语,意思是艰难困苦可以磨炼人,使人最后得到“玉成”,即完满的成功。这句话是从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西铭》中的一句话演变而来,原话是:“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毛泽东同志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引用过这句话。他在讲到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时说:“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两句诗出自南宋诗人陆游的一首七律《游山西村》,后来成了人们习用的成语,但在成语中第一句变为“山穷水尽疑无路”。陆游的原诗是:“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5/content_25497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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