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着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着与其他法家遗着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着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着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着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君书》 - 作者简介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

 

商鞅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6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商鞅遂遭到政敌的迫害，车裂而死，全家亦被杀。

《商君书》侧重记载了法家革新变法、重农重战、重刑少赏、排斥儒术等言论，主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商君书》

首先是革新变法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

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其次是重农重战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

《去强》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提出了20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国家按统一标准征收地税，农民负担的地税就公平了，国君讲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农民就会积极耕种土地。可见。重农重战。是法家治国的根本大计。

就三是重刑少赏的思想。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有时也说厚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错法》篇说：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竟以功，则兵必强矣。《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去强》又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也就是说，用刑罚来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乱。《开塞》说：治国刑多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可见法家是重刑而轻赏的。

对如何执行刑罚时，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赏刑》说：所以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样。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对儒术。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的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儒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商君书》 - 政治思想

《商君书》中，

《商君书》“壹”，是被反复讨论的命题。其提出“壹”的概念，要求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行动高度一致，立意将整个社会控制在来自上方的专制的权力之下。《赏刑篇》曰：“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又曰：“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言篇》云：“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是为其证。

“壹”，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思想的统一，再者就是政令的统一。理论言谈统一于上，不得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必导致盲目服从于君主，《战法篇》即曰：“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又曰：“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思想的高度统一，正是为维护君主的权威服务的。《靳令篇》曰：“利出一孔者，其国无乱。”《弱民篇》曰：“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守一则治。”《农战篇》曰：“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民不偷淫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又曰：“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以战者，民不勇。”《壹言篇》曰：“治国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

在这种强调上下一致的思路下，必然形成专制、威权的政治结构。《算地篇》曰：“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修权篇》曰：“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算地篇》曰：“立官贵爵以称之，论劳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壹言篇》又云：“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所以，君主所有的举措，都是为加强自身权力而考虑；而百姓的兴作，也不得不依违于其间。《君臣篇》曰：“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

君主大权独制，使百姓如握掌上，以君主来控制政治及社会的一切，令百姓官吏富贵之途皆出君主之手，正如《去强篇》所言“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三官无虱，国强；而无虱久者，必王”。如此，则民众之自由及运命完全操于君主之手，像《慎法篇》所云“民倍主俭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这样的现象，是绝对禁止出现的。

在君主独大、社会完全一体化的情况之下，必然出现一个结果，那就是民众自由与权利的严重缺失。首先，没有思想的自由。《商君书》反对诗书，反对言谈，反对私教，禁除游学，甚至提出“燔诗书”的主张，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目的就是厉行愚民政策。《说民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辩慧，乱之赞也。”由此看，《商君书》认为思想、学术、文化不利于富国强兵，甚或导致亡国。究其原因，是因为《商君书》认为，民众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会对政策产生质疑，如此则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和尊严，破坏统一的政治格局。因此，《农战篇》云：“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则国力搏。国力搏者强，国好言谈者削。”

《商君书》

其次，没有生产的自由。《商君书》提出“利出一孔”。这个唯一的孔道，就是“农战”。除此之处的商业、娱乐等事项，尽在禁除之列。《农战篇》曰：“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农战篇》曰：“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于农。”《农战篇》云：“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畜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其例不胜枚举。

没有思想能力的民众个体，只能把自己交由君主，个人服从整体，下服从于上，在整个社会中，再也找不到单独的鲜活的个体。《史记·商君列传》云：“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从制度上把所有个体民众组织进整个政治统治体系，凡事皆赖于听命于上层之官吏的举办，民众的自由，只留下附首听命了。

《商君书》在富国强兵和稳定的口号下，进一步压制了民众对自由和权利的诉求。

在《商君书》里，君主作为一个明主、作为一个圣人的主要标志，就是要实现“富国强兵”。《商君书》内所谈论的所有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富国强兵”这一个核心来展开的，其中论及“强国、国强、国富、强兵、兵强、无敌”的字眼贯穿始终。事实上，秦孝公及商鞅在秦国变法，也正是为了此目的。《更法篇》曰：“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是为其证。

视实力为立国之本、实现国家的强大是《商君书》政治思想的主要原则。《慎法篇》曰：“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农战篇》曰：“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画策篇》也说：“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史记·商君列传》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君主以战得强兵，民众以战获军功，在整个社会言战的气氛之下，秦国社会组织、思想意识及行政政策均准军事化，最终形成一个厚具有浓军事意味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对服从和严格等级成为主要特征。

维持稳定也是《商君书》中的主旨之一。《弱民篇》曰：“主操权，利；故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农战篇》云：“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壹言篇》曰：“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农也。”

同时，在《商君书》中，还有转嫁国内危机于外国之策划。《靳令篇》曰：“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去强篇》曰：“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劳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把一切斗争的矛头指向于外，从而保证国内局势的稳定。《史记·商君列传》云秦人“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又云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可见在法令及政策上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富国强兵与政治社会稳定相互表里，富国强兵，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前提。而关键在于，社会及政治的稳定，不会打破当前的政治格局和社会阶层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既得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就可得以保全。稳定主张的提出，就具有尊重当前既得利益的政治意味。

《商君书》反复重申法制、以法治国的原则。

《商君书》

在《商君书》中，“法”是政治生活中的最可重视的因素。《画策篇》曰：“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又曰：“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错法篇》曰：“夫圣人之存体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谓也。”《慎法篇》曰：“法任而国治矣。”

为了厉行法制，法令必须掌控在君主所能控制的法官系统之内。《君臣篇》曰：“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听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靳令篇》曰：“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不以善言害法。”执法是法制的重要环节。《慎法篇》云：“劫以刑，驱以赏。”执法的精神要充分体现在刑赏上。民之情，皆惧死，是以《商君书》重刑赏。民怯，则以刑驱之，《去强篇》云：“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又轻罪重处，“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民有功，则重赏，《错法篇》云：“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私德也，故教化成。如此，则臣忠君明，治着而兵强矣”。违法则重刑，曰“以刑去刑”，甚至“刑于将过”。

《商君书》虽言“尚公”的观念，但此“公”非《礼记·礼运篇》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公”，也非《吕氏春秋·尚公篇》所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之“公”。《礼记·礼运篇》、《吕氏春秋·尚公篇》中的“公”的思想，是强调“天下”之意，突破了为君主一人之私的狭隘观念，是对君主专权的否定，是以天下、国家、民族立意的，有一种博大的民众利益关怀。而《商君书》中的“公”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君主本位，不是政府、民族本位，更绝非人民本位。其“尚公”的政治理念是集体利益口号下的“君利”中心说，是对民众利益以及个人正当权益的压迫，是把个体民众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理论依据。

《商君书》 - 军事思想

《商君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涉及军事，其主要的军事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商君书》

一是积极主张战争。它认为战国时代是武力征伐的时代，“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开塞》）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称王称霸，就必须从事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反对所谓“非兵”、“羞战”的论调，明确肯定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战去战，虽战可也。”（《画策》）

二是农战结合。它认为，农耕为攻战之本，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人民致力于农耕，才会安土重居，从而为保卫国土而战。农、战结合才能使国富兵强。

三是重刑厚赏，以法治军。“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内》）通过刑、赏要造成人民“乐战”的风气，“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赏刑》）

四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略、战术。主张明察敌情，量力而行，权宜机变，灵活主动。强调用兵作战要“谨”，反对盲动。注重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讨了守城防御作战的原则和方法。

当然，《商君书》的军事思想必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它鼓吹好战，将战争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至于“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画策》）的观点，则反映了它的阶级立场。

《商君书》 - 主要版本

《汉书-艺文志》着录《商君》二十九篇，

《商君书》班固注曰：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诸葛武侯集》中始有《商君书》之名，又称《商子》，《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或着录《商君书》，或着录《商子》，皆曰5卷。现有26篇，其中第16篇存目无文，第21篇有录无文，实存24篇。旧题商鞅撰。据后人考证，多为商鞅之后的人，“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四库全书总目》)。

《商君书》有严万里校本，近人朱师辙撰有《商君书解诂定本》，王时润撰有《商君书集解》。未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说今亡三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说今亡其一，可能是他们所见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记的缺佚篇数也不一样。今本《商君书》共有26篇，其中两篇只有篇目而无内容，加上《群书治要》卷36引《商君书-六法》中一段，实际只有24篇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