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闲堂笔记》：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读曹翊先生日记及家书而作!!!!!!!!!

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
——读曹翊先生日记及家书而作
·维一·
在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这一辈人里头，小时候大约没有什么人不会唱这样一支儿歌，歌名叫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如今我还可以记起开头的几句：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
……。
後面的歌词记不大起来了，但大概的意思还是知道，总归是妈妈在旧社会吃糠咽菜，受尽了地主的欺凌和压迫，最後终于盼到了今天的好生活。
其实，在我们的少年时代，各式各样忆苦思甜的故事和歌曲不可谓不多，而这首儿歌能够让我至今耳熟能详，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的曲调还算婉转动听，另一个我想应该是它的内容特别符合那个年代的教育方针：念念不忘过去的苦难，才能珍惜现在的幸福。它大体上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
看来儿时养成的习惯很难改掉，至今我还总是喜欢回顾过去，而不大情愿展望未来。只是我们这一辈人的生活经历与上一辈人大有不同，如今轮到我们给下一辈人讲述往事时却突然发现：真实的情节如此缺乏，竟然讲不出几个像样的故事来。
我时时懊恼自己的记忆能力日见减退，只好费力翻检旧时的报纸、杂志、图片、录音来印证对往事的记忆。但令人沮丧的是：要么是劳而无功，一无所获，要么是资料提供的事实与我的印象大相迳庭，甚至让我不得不怀疑自己的记忆是否出了毛病。
也真算是心想事成，前些日子，收到一份寄到“二闲堂”来的手稿，这就是放在我面前的这份四十多年前的私人日记《万墙锢庐拮据录》和六十七封原封未动的家书。
这份日记和家书的作者在写完日记和家书之後不久便辞世了，作者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将它们藏诸名山，或是传之後代，只是遗稿侥幸逃过了几十年来的社会动乱和家庭变迁，至今仍旧保存在作者后人的手中。其珍贵之处在于它的不事修饰，在于它的不拘细节，在于它的可靠真实。
我对这份日记和家书披阅再三，益发体会出它在今天这个“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语境里的价值。它让我摆脱掉莫衷一是的惶惑，它帮我梳理开旧日纷繁的往事，因此我愿意借此机会向诸位推荐这份手稿，推荐这份内容详实的民间史料。
这份手稿是出自一位名叫曹翊的老先生。曹翊先生字立羽，自号圮南瘖夫，生于一八九九年，殁于一九七二年。日记的起迄时间是自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共计一年半有余，其间事无大小，几乎逐日记载，不多几日落下未记的，日后都迳行补记，共计六万余字。
家书也是出自曹翊先生之手，是他写给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份子”的长子曹培鲁的家信，时间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至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日之间，差不多跨越整整十四年，此时也正是国内社会激烈动荡，各种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年月。
至于曹翊先生的家世和生平际遇，手稿保存者和整理者曹勇先生（曹翊的长孙）会有专文讲述，故不赘言，但我仍然想着重指出这份手稿作为民间史料几个颇为值得留心的地方。
中国不缺乏史料，每朝每代官修历史可说是汗牛充栋，穷经皓首一生也未必能够读完，而另一方面，民间生活的史料记录又少得出奇。诚然，主要的是历代官府对言路的极端箝制，但传统上不注重民间历史的收集整理也是一大原因。
其实依我之见，民间史料优于官修史书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它不是刻意记述，不避忌讳，因其随意而真实性很强；其二是它们出自不同人士之手，对细节的描述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因而还原历史，再现社会风貌的作用是官修史书万难企及的。
加之，这份日记和这些家书都是当时写就，其真实性又绝非日后据回忆而成文的记述可比。而曹翊先生还具有几个旁人很难同时具备的条件，这使他的日记和书信的内容从民间史料的价值上看，更加难能可贵。
其一：曹翊先生早年受到很好的教育，青年时代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在国民政府里曾经担任过科员、科长、秘书长到代理市长、局长。政权易帜之後，也曾担任科员、科长等不同职务，然而其子尽管早年参加共产革命，但终被打成“右派”，遣送劳改，一家生活陷于极度困顿，以至曹翊先生人到暮年退休之後还要独力抚养孙辈。沧桑的生活经历和良好的教育背景使他得以从不同层次全面观察社会，而且也有写作能力表达出他的见识。
其二：在日记和家书记述的年代，曹翊先生已经从机关职务上退休，基本脱离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比当年束缚在“单位”里的一般民众要相对自由得多。故而行文记述上可以较少顾忌，较多放言，视角更为广阔而客观，因而也就更加能够反映出生活的现实和真实的情感。
其三：退休後的曹翊先生有充裕的时间，得以从容详尽地记录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细节。而当年披星带月，早出晚归的紧张作息和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已将大多数人的精力消耗殆尽，况且公开和私下生活巨大的情绪反差也难以让人写出这样的文字。
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不计其数，有过类似境遇的也不乏其人，但同时具备曹翊先生上述三项条件的人并不多见。我们至今还很少发现类似内容的日记和书信，其原因大约就在这里。
眼下，在我案头上恰好有一本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从一九四九年政权易帜起始，以编年体记载，虽不能说它是定版的官修实录，但内容相去并不甚远。为了说明官修历史和民间记述对社会风貌还原的差异，我们不妨各自截选几段，两相对照，结果应该是不言自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 《曹翊日记及家书》

一九六三年四月：全国文艺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会上，对“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是一九六三年由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柯庆施提出的。他认为只有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甚至说写不写“十三年”是个“政治立场问题”。“树立远大的理想即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样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不能只停留在近百年民族民主革命成果与几千年中华民族优秀遗产的思想水平上，还要想到未来的共产主义，想到支援世界革命成功。”
五月二日—十二日：毛泽东召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在杭州举行小型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决定》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余自六一年八月支病假工资六成四十二元，老牛织渔网约计亦有十五元共五十七元。那时物价比现实也还低，卖了好些东西眼镜衣服等二百数十元，云涛夫妇零碎给过好几次也数十元，刘姑娘和她大儿给过二十元，兑公债二十元，让出公债四十元，而常常遇到连一毛甚至一分也没有的时候，也坚持不了两三天就要借账卖东西。
四月二十六日：四月份的供应，还有六两油票未买，全家一月的油脂就只这点，过期作废，如何？棒子面没了，支下劳保再买吗？从今日到开支尚有十天，白面即光了，下月光吃棒子面，而且三四只鸡不能也吃白面，如之奈何？卖破烂。……破烂九毛，加原有两毛一，共一块一毛一。 即刻买食油六两，五毛三，棒子面五斤五毛五，共一块Ｏ八，尚余三分，这是四月二十六日的事。
四月二十八日：今日尚存前日剩的三分，买了点烂菠菜喂鸡，从此真正的一文不名。
四月二十九日：今日仍然一文不名，偏偏交通部来收家具租金四毛八（全年的），请过几天，托人捎去，允。……今日还有蹩子：院里管清洁孙昌收笤帚钱，每家九分，我请孙到万墙锢庐中低声谓之曰，孙大哥，我现在连一分钱也没有，请你先替我垫上过几天奉还，孙道好好，语气似有同情。
一九六三年七月：精简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的任务完成。大跃进以来，城镇人口急增，一九六Ｏ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三千一百二十四万人，加重了城市粮食供应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压力。……陈云同志强调说：“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日：李富春在第二届全国代表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九次会议上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指出，过去两年得调整工作和收到的成效之一，就是大量地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这两年，全国净减少职工一千七百一十九万人，净减少城镇人口一千四百一十四万人，城镇粮食销售量减少一百一十五亿斤。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精简小组得报告，决定基本结束精简职工工作。精简小组的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和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八日、十九日：自昨除把持不换之五元外还有八分，送电话三分，买两个信封二分，只剩三分矣，已经三天未买菜，酱油也无一滴。距发劳保还有十七天，不可熬靠如此之久，因找出亡儿培豫由美国带回的刮脸刀片去卖。收购站一家不收，一家出价二元（十片），问百货店何价，以无美货不知何价对。乃托李光普出手每片要价五毛，能否出脱不得而知。
七月二十六日：买来白面十一斤半，我取了三斤半，棒子面我取了六斤，合计九斤半，正是我十天的粮食。买粮剩下两毛六给小援，交代明白是到下月四日的菜钱，多一分也没有。我也有一毛三分的零花。
七月三十日：剃头匠来了，问价两毛，我说别人要一毛五啊，一毛五不剃，好吧，实在熬不过了，只好剃，自二十六日起我只有一毛三，连一分也没花，为了剃头卖破烂一毛六，通共两毛九，剃头去两毛，就只剩九分了，距劳保费还有五天，反正就这九分，多一分也没有。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三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我国的国民经济，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的指导下，在近年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全面好转。
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四日：第三届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着重指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同全国广大劳动人民一道，参加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参加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在实际斗争中积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表明我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会议认为，各族各界人士应该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不断提高觉悟。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四日：鸡也受了连累，来杭鸡需喂青菜，拿一分钱到菜摊上可买一大堆白菜叶，一只鸡够吃三天，可怜的这只鸡，竟三天没吃到青菜，然而牠却能安贫乐观，不啯啯着要吃，并且还是照常报效主人下蛋。
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十八日至今日共七日分文未花，缘十八日仅賸一毛一分，买不着东西，本月粮食早已吃光，这几日仰仗旦旦分的大米过活，明日二十五号开始买下月粮食，但两手空空如何能买，不买吃什么？被迫非借帐不可！向谁借！借淑妹五元，别人吾不能开口也。
十一月三十日：借淑妹五元除买粮食外，打酱油一瓶两毛三，买醋五分，此外一分未花，也就是自十八日至今日共十二天，未花一分钱。我炒了一碗酸咸菜, 味苦涩，别人不屑吃，余勉强以之下饭，半个多月未吃一半。老牛吃臭豆腐，小援不吃小菜，平均一天一次素熬白菜，吃够了。下午老牛发下织网工资，买猪肉熬白菜，动了荤。
就此打住，更多的比较还是留给对曹翊先生日记及家书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细细玩味。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们必须感谢向“二闲堂”提供这份手稿的曹勇先生和其弟周烽烽先生。他们是曹翊先生的孙辈，在日记与家书所记述的那个年代还是不谙世事的少年和青年，而如今都已过知天命之年。曹勇先生很早就认识到这份手稿的价值，历“文革”秦火而未毁，终于将它保存至今，并且以带病之躯，将总数十几万字的手稿逐字输入电脑，从而使我们得以分享这份不可多得的民间史料。没有他们的努力，譬如我者，或许还在茫无头绪地寻找真实的史料，也或许不得不怀疑自己对往事的记忆出了偏差。
好罢，话说至此，就让我们象小时候倾听儿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一样，打开曹翊先生的日记和家书，和曹勇先生他们一道，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
二ＯＯ八年七月，农历大暑过後五日，于二闲堂。
参见：
万墙锢庐拮据录
曹翊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