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原创]我的红小兵岁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8: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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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一样，我也有幸从娘胎里便被划分了成分。虽然这一“成分”在现代已经为很多人陌生，就算听到别人说起也只是当做一笑而过的谈资，可是在那个年代，却往往成为一个人一生能走多远的“初始条件”，权重大得吓人。
由于我生在一个“屋顶遮雨瓦不够”的贫农家庭，因此勉强也能算是“自来红”，出生第一年，就赶上了“史无前例”，听我的哥哥们说，那时因为村里运动忙，村里的“革命同志”不喜欢会堂（陈氏祠堂）上有人哭闹，扰乱气氛，母亲便把我放在家里。结果我被饿得大哭大叫，多亏了哥哥把我抱去会场给母亲喂奶，才没把我饿死。为此，母亲没少挨骂。
在当年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红领巾”在运动之初便被各地蜂起的“红小兵”组织取代，1967年，中央又下文追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于是，在我进小学的时候，加入红小兵，成了我们必然的命运。当年的红小兵并不是依据表现或者个人意愿来加入，而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判定——看出身。
“出身”并不是什么希奇玩意，而且也应该算是“四旧”——从九品中正，到科举，都要看人生在哪个社会层次，才决定其有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只不过到了笔者读书的时候，标准看似翻了过来，“越穷越光荣”，贫农、工人成了吃香的群体，但和“革干”比起来，仍然差到了天上地下。就连我们队长、支书家的孩子，进了队办小学，虽然调皮得不行，仍然是第一批入了红小兵，而笔者和广大贫农子弟仍然要等半年才入。当然，“地富狗仔”是连入学资格也没有的。
我当上红小兵，正是小学二年级，“林秃子”已经摔死，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已经过去，村里还是穷得只能吃番薯，所以“双忙双抢”的时候，“红小兵”照例不上课，去忙去抢。上学的时候，由于教室只有一间，各个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辅导员”只能讲二十分钟三年级的语文课，又讲十分钟一年级的数学课。“辅导员”是一位城里下乡的中学生，尽管不戴眼镜，但是看样子是一位很爱思考，他很喜欢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警句拿来给高年级的学生讲。虽然我听不懂高年级的数学课，但是他讲的高年级语文课还是挺有意思的，可惜一改革开放，那位辅导员便借“海外关系”跑了出去，从此再没回来。
和某些人笔下凶神恶煞，且常做惊人之举的“红小兵”不同，我当红小兵的时候，既没斗过“老九”，也没戴过红袖箍。倒是记得天天除了帮家里干农活，就是回校上课，也许是大成怎么说也只是个山中小镇，离外面的世界太遥远吧。尽管全校（实际是全教室）才有50多人，但是我们仍然被编成了一个听起来颇为吓人的单位：“大成人民公社红小兵二团”。一搞劳动，我们五十多人排成一列纵队，队支书的儿子领着我们，打着迎风飘扬的二团旗帜，煞是神气地走在田埂上，队里的大人们便纷纷笑道：“团长”来了！笔者因为家里是“外姓人”，在队里必须夹尾巴做人，能加入红小兵，毫无疑问，是陈家人开恩。父亲都说这是“祖坟开岔”，和笔者讲了差不多一夜，我便格外珍视这来之不易的荣誉，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到处主动帮忙，学雷锋、做好事自然不敢怠慢。
就这样，一直到1978年年底，我的身份都是个不戴袖箍的“红小兵”，那时我已升上了茂名的初中。终于，又一纸《通知》给我脖子上套上了红领巾，可惜没套多久，我就入了共青团。现在，虽然有些年轻人总把“红小兵”“红卫兵”，看成是昔日的暴徒和呆子，可是我仍然可以拍起胸脯说，我当过红小兵，却没有做过亏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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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一样，我也有幸从娘胎里便被划分了成分。虽然这一“成分”在现代已经为很多人陌生，就算听到别人说起也只是当做一笑而过的谈资，可是在那个年代，却往往成为一个人一生能走多远的“初始条件”，权重大得吓人。
由于我生在一个“屋顶遮雨瓦不够”的贫农家庭，因此勉强也能算是“自来红”，出生第一年，就赶上了“史无前例”，听我的哥哥们说，那时因为村里运动忙，村里的“革命同志”不喜欢会堂（陈氏祠堂）上有人哭闹，扰乱气氛，母亲便把我放在家里。结果我被饿得大哭大叫，多亏了哥哥把我抱去会场给母亲喂奶，才没把我饿死。为此，母亲没少挨骂。
在当年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红领巾”在运动之初便被各地蜂起的“红小兵”组织取代，1967年，中央又下文追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于是，在我进小学的时候，加入红小兵，成了我们必然的命运。当年的红小兵并不是依据表现或者个人意愿来加入，而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判定——看出身。
“出身”并不是什么希奇玩意，而且也应该算是“四旧”——从九品中正，到科举，都要看人生在哪个社会层次，才决定其有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只不过到了笔者读书的时候，标准看似翻了过来，“越穷越光荣”，贫农、工人成了吃香的群体，但和“革干”比起来，仍然差到了天上地下。就连我们队长、支书家的孩子，进了队办小学，虽然调皮得不行，仍然是第一批入了红小兵，而笔者和广大贫农子弟仍然要等半年才入。当然，“地富狗仔”是连入学资格也没有的。
我当上红小兵，正是小学二年级，“林秃子”已经摔死，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已经过去，村里还是穷得只能吃番薯，所以“双忙双抢”的时候，“红小兵”照例不上课，去忙去抢。上学的时候，由于教室只有一间，各个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辅导员”只能讲二十分钟三年级的语文课，又讲十分钟一年级的数学课。“辅导员”是一位城里下乡的中学生，尽管不戴眼镜，但是看样子是一位很爱思考，他很喜欢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警句拿来给高年级的学生讲。虽然我听不懂高年级的数学课，但是他讲的高年级语文课还是挺有意思的，可惜一改革开放，那位辅导员便借“海外关系”跑了出去，从此再没回来。
和某些人笔下凶神恶煞，且常做惊人之举的“红小兵”不同，我当红小兵的时候，既没斗过“老九”，也没戴过红袖箍。倒是记得天天除了帮家里干农活，就是回校上课，也许是大成怎么说也只是个山中小镇，离外面的世界太遥远吧。尽管全校（实际是全教室）才有50多人，但是我们仍然被编成了一个听起来颇为吓人的单位：“大成人民公社红小兵二团”。一搞劳动，我们五十多人排成一列纵队，队支书的儿子领着我们，打着迎风飘扬的二团旗帜，煞是神气地走在田埂上，队里的大人们便纷纷笑道：“团长”来了！笔者因为家里是“外姓人”，在队里必须夹尾巴做人，能加入红小兵，毫无疑问，是陈家人开恩。父亲都说这是“祖坟开岔”，和笔者讲了差不多一夜，我便格外珍视这来之不易的荣誉，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到处主动帮忙，学雷锋、做好事自然不敢怠慢。
就这样，一直到1978年年底，我的身份都是个不戴袖箍的“红小兵”，那时我已升上了茂名的初中。终于，又一纸《通知》给我脖子上套上了红领巾，可惜没套多久，我就入了共青团。现在，虽然有些年轻人总把“红小兵”“红卫兵”，看成是昔日的暴徒和呆子，可是我仍然可以拍起胸脯说，我当过红小兵，却没有做过亏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