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哈佛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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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我的哈佛岁月

哈佛读书生活

       在任何大学念研究院都是一样,除了上课之外,就是读书,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其实不必上研究院。然而在研究院和在大学本科读书又有所不同:做本科生活动多,大学四年是个人身心成长过程的一部分,而念研究院时应该早已定了型,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读什么书,所以必须专注。我之和一般研究生不同之处,在于我到美留学本身就是一个身心成长的过程,自我认同混乱,起初不知道要学什么,所以干脆在哈佛研究院时把大学四年重新来过;换言之,我过的是研究院生兼本科生的生活,非但活动一大堆,而且想读的书比我的同学更杂。这是另一种认同混淆——我“认同”的学研科目和课余兴趣太多了,多到自己都不知如何应付。

        在哈佛将近八年的留学生活,除了各种社交活动之外,最多的时间就是花在读书上。对我来说,读书从来应当是一件苦事,因为我自认读书有方,在此愿提出来与有心的读者共享。我读书的第一秘诀就是必须读出兴趣来,没有兴趣的书不读,读不出兴趣的书即使读了一半也可以暂时搁置,而最有兴趣的书则必须精读,而且不止一次地读。惟有在选课时老师指定的读物则不得不读!即使如此我还是有取巧的办法:自己没有兴趣的必读书决不购买(反之亦然),而去图书馆借来看,因为这些必读书早已被无数的前人读过了,画上划线、眉批到处皆是,我只要看看别人划线的地方就够了,有时候划线的颜色不同,我则拣与自己意见相合的颜色线看,再加上偶尔用自己的观点看出其“空当”来,看来看去,兴趣往往也看出来了。

       所以我对哈佛的图书馆感激万分!最大的总图书馆名叫怀德纳,耸立于哈佛园中,门前有石阶,据闻在反越战期间学生运动最炽时,有人想冲进图书馆,哈佛的几名教授在阶前手连手组成一道防线,终于保住了这幢价值连城的图书馆。我在此馆的层层藏书书架前流连忘返,甚至废寝忘食,不知掷下几许光阴,但从未觉得浪费。怀德纳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我有时也会带了书来看,因为坐在芸芸众生——特别是研究生——之中,自己也不自觉地专心起来。看累了则偷看别人,一饱窥视欲,特别是看到漂亮的女生,则更可作“眼睛捉迷藏”的游戏。在怀德纳看书的大多以研究生为主,所以要找靓女,还须要移师到本科生的图书馆。我的惯例是:如果一天没有课,则早上到怀德纳,下午到本科生的拉蒙图书馆,晚上有兴致时则去距离较远的蕾克列芙女校的图书馆,当然醉翁之意不完全在酒,偶尔也会有“艳遇”。在拉蒙看书有另一个好处:它的阅览室有落地玻璃长窗,窗外风光一览无遗,我往往在此看书至五六点钟晚餐时刻,看到窗外的一群群一年级学生到附近的餐厅去吃饭,一副得意的样子,令我既羡慕又妒忌,因为哈佛的本科生才是天之骄子,每一个人都是雄心勃勃,当时流行着一则笑话:如果一群本科生去餐厅时被汽车撞倒了,这会成为一件大事,因为其中就可能有将来的总统和议员。而我们这些研究生则是可有可无,在一年级生的眼中,我们都是大学花钱养的废物。有时候我看到这一群哈佛园新来的年轻人,天真烂漫地嬉戏于夕阳斜照的拉蒙图书馆窗前,也不免感到偌老大徒伤悲起来,其实我那时候还不到三十岁。

        对我印象最深的图书馆当然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我在哈佛的八年时光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消磨在这幢国际知名的图书馆的地下室,我们研究生每人分有一张台子,在书架之间,而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大多也在这个地下室,对我来说真是方便之至!我几乎可以拿着附近书架上的书一本接一本地浏览,觉得可以细读的则拿到自己的台面据为己有。这种看书方法和今日以计算机查书的方法不同,但更有利于研究,因为有些书目我自己也查不出来,而是偶然碰巧看到的,这种“巧遇”带给我的惊喜其实较在蕾克列芙女校图书馆的“艳遇”更强烈,那种如获至宝的感觉,我想是所有的人文学者共有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俗话也可作此解。

        “燕京”图书馆也成了我们研究生的社交场所,时而在楼下碰到了就切磋学问或天南地北地聊起来,不知不觉声音就大了,于是楼上的管理员就会气急败坏地下来训斥我们,我至今还怀念这位好心的管理员Mr.Potter,他一生鞠躬尽瘁,把所有心血都花在图书馆中,美国各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中都有这类人物,甘愿默默无闻地为我们学生服务。

        当年“燕京”图书馆的二楼则有教授的办公室,记得当时系里的几位名教授都在此办公。我没有选过他们的课,只觉得他们的学问深不可测.,也高不可攀。只有研究蒙古史的Cleaves教授平易近人,他每走进图书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朝着他看,因为他声若洪钟,音调也特别高。另一位声音不小的是第一任馆长裘开明先生,他在此有四十年的经验,很多珍版书藏在何处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的继任人吴文津先生则作风正相反,效率奇快,在他自己的办公室调度人马,也在此工作了三十多年,最近才退休,由原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郑炯文接任。

        二十多年后我返回哈佛任教时,燕京图书馆的地下层早已塞满了书,不得不以活动书架处理,当然也容不下我们当年那种别有洞天的小书台了。我因此也很少下楼,每次找书都是行色匆匆,而哈佛园的怀德纳和拉蒙我更很少问津,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何在。事务繁忙只是一个借口,也许当了教授以后,自己早已失去那种浏览群籍的闲情了吧。回想起来,学生时代最令我珍惜的就是这份闲情,每天除听课、读书外无所事事;社交性的约会往往只在周末,却没有什么公务约会,时间几乎全是自己的,每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计划今天看多少页书,看完了才可以看电视周末晚上除了社交活动外必去看电影,往往是连看两场,哈佛广场的那两家戏院成了我常去之地,特别是那家破旧不堪的小戏院BrattleTheater,专演老片子或艺术名片,成了我在“失去的周末”(没有约会)最常驻足之地,也养成了我看旧片的习惯。此家戏院以重演《北非谍影》著称,每逢考试温习期间,必演此片,我也至少看了五六遍,甚至连片子的台词也背得出来!这家戏院楼下有一个酒吧,名叫“蓝鹦鹉”(BlueParrot),典故就出于此片中的一个酒吧,后来又开了一家半中东风味的餐厅,就叫做“Casablanca”。三十年后我每携吾妻到此吃饭或饮酒,都不胜唏嘘感叹青春不再,但随着岁月日增,我对老电影的兴趣却越来越炽。

哈佛的语言和考试

       在哈佛读书将近八年(1962--1970),拿硕士学位只花了一年功夫,不费吹灰之力,因为硕士的要求不严,除了修够八门课外,只需把一门研讨课的论文作为硕士论文即可,或略加修改算数。博士学位则较难,除了中文和日文外,尚需第三外国语——法、德、西班牙或俄文。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占不了太多的便宜,必须修三年日文,第一年尤其要花工夫,每天要上课、做练习。我们那一班仅有五人,任教的是克莱格教授夫人 (她是日本人,丈夫AlbertCraig是哈佛的日本史名教授,赖肖和EdwinReischauer的大弟子),因为人数少,她至今还记得我,还特别前来参加我的退休宴会,不胜铭感。

        至于第三外国语,我更驾轻就熟,在台大外文系修了两年法语,后又从卜尔格神父补习一年,尚未忘记,所以在芝大和哈佛的法文考试,轻易过关。倒是我自告奋勇,选修的俄文课,令我大费周折。我迷俄国文学和思想史,所以有一年暑假决定选修俄文初级班,但须在两个月读完一年的课程,暑假班的同学大多是中学生或其他各地来的大学生,早有了俄文功底,来哈佛读暑期班,其实是来玩玩的。惟独我这个研究生,个人背景和其他同学截然不同,所以立即受到老师的注意,上课时,老师不停地叫我:“戈斯巴金李(李先生),你说说看!”我如果说不出来,岂不贻笑大方?班上的几个女娃更是对我既同情又揶揄,几乎令我下不了台。于是我只好硬拼,那年暑假(大约是1964或1965年),我什么事都不做,每天从早到晚苦读俄文。别人说我自讨苦吃,法文早已通过,不需要再读外国语了,我却年少好胜,故意逞强。两个月勉强苦撑下来,成绩还不错,于是胆子又大了起来,在秋季开学时选修第二年俄文。

        这一次却惨遭滑铁卢。教课的老师汤森先生是语言学家,在课上用他自己撰写的教材,从语言学的角度大谈俄文文法和语言解构,用了很多俄国文学上的经典例子,使我想起在台大二年级上吴炳钟教授的英文课时用的教科书:OttoJasperson的《英文文法》,一本引经据典,难上加难的名著。此次用在更艰深的俄文上,我更是丈二金刚摸不出头绪来。原因是两个月的暑期班底子太弱,生字和生词学得太少,而二年级班上的“克列菲”女生更不得了,一个个早已成竹在胸,于是我成了班上的笨人和“怪胎”。此课除汤森主讲外,每周尚有两堂练习课,由从俄国刚移民到波士顿的几位老太太任教,这些俄国老太太见我鹤立鸡群,或鸡立鹤群,所以对我特别照顾,非但上课时向我发问最多,而且下课以后,走在校园里碰见了,也会立刻叫我站住,要我用俄文说出现在是几点几分几秒!真是令我狼狈不堪。这一年硬挺下来,到了要上第三年俄文时,我就因吃不消而退课了。记得汤森教授对我说:“你不读三年级实在可惜,因为俄文的基础就是三年,你不读完将来全会忘光!”果然如此,如今我的俄文早已还给老师了,甚至连字母也忘得差不多了,真懊悔莫及。多年后(约在1991年)我和几位中国内地来的知识分子游圣彼得堡,在一家咖啡店里见到一位年轻女招待,每一个人都想和她搭讪,但俄文都说不出口,最后还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凑合着说,竟然赢得她嫣然一笑。早在此之前,在波士顿我到交响乐厅去听名大提琴家罗斯拉波维克,当时还记得一点俄文,于是斗胆到后台排队请他签名,轮到我的时候,紧张得什么都忘了,只冒出一个俄文字:“赫拉晓”(好),他也回我一个字:“斯巴西吧”(谢谢),这是我和大师的惟一一次短暂的接触。不过在此之前,捷克的著名汉学家普实克来哈佛客座,第一堂上课就在黑板上抄写不少欧洲语言的书名,包括俄文著作,可能旨在向我们“示威”,却吓不倒我,我用俄文照抄不误,毫无困难。如今思来,真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夫复何言?所以要奉劝所有学外国语的读者:学语言除了下苦功外,必须持之以恒,否则会前功尽弃。我当年学的外国语(俄文、日文、西班牙文),除法文外,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日文虽念了三年,却因后来在三年班时投机取巧,没有读好,功败垂成。语言没有学好,是我多年求学最大的遗憾,差强我意的只剩下英文,然而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即使身兼双语也是不够的。

       除了语言之外,我在哈佛所选的课,在大考时都得心应手。大班课须要期末大考(当时研究生尚不能以论文代之),和本科生拼搏我自认奠敌,惟一的方法就是让教授在看卷子的时候知道我是研究生,打分数可能宽一点。(这是哈佛和美国各大学的陋习,考试拿了B以下的分数,第二年的奖学金可能就没有着落了,所以研究生的考卷大多得A一或B+)。如何引起教授注意?我的方法就是多看书——必须超过课上指定的教材,而且,还要看推荐书,甚至自己故作聪明,到图书馆多借一两本匆读了一遍,就在考试时不分青红皂白引将上去。我这个“招数”从来没有失败过,不过偶尔会在考卷发还时看到教授的评语:“这一本书不好,论点不足为训”,原来教授也是同行相耻的,哈佛教授尤其如此。

        研究生最担心的当然是博士口试和论文答辩。我的系没有论文答辩,所以写论文前的博士资格口试成了一个大关。每一个学生都拖拖拉拉,选了不少“指导阅读课”,只不过是多花时间准备而已,先订下一个书单,再和指导教授偶尔讨论几次,我却利用这个机会和史华慈学了不少东西,两个人见面时在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我看什么他就和我谈什么:从五四《新青年》(我一期一期地读)到列宁文集(我一本一本地啃),从儒家到浪漫主义,真是无所不谈。等到要考博士口试的时候,史老师自告奋勇要主考我的中国近代史项目,我却婉拒了,因为我觉得对不起费正清教授。没有选他的课,只有旁听,所以应该请他主考,以示我对他的尊重。另外两个科目,我决定考中国中古史唐宋到清末和俄国史。本来想以欧洲思想史代替中国史,但系里规定必须有两项与中国有关,也必须有一项是“前现代”的领域。于是我乖乖地选了杨联升教授的两门低班课,在班上没有旁听,并和本科生一起考试、交作业。记得我有一篇论文写的是皇权与绅权,用的是费孝通的一本小书,以此出发,大谈法家所谓的“权”与“势”的问题,颇蒙老师激赏。后来又和罗文同上杨教授开的指导阅读课。虽然我专攻近代史,但一向对传统十分尊重,而且十分佩服杨教授的学问,和他师生一场,自始至终都非常愉快。杨先生对我们这两个学生要求也很严,逼着我们用英文,我那时已能胜任。

        所以在三种博士口试的时候,我反而以中国中古史考得最好,还记得杨教授问我海瑞罢官的问题,我也对答如流。到了考俄国史的时候,派普斯教授问我关于西泽琳女皇治下的版图问题,我一时不知所措,因为从来没有准备地理。后来他又问我列宁从瑞士坐火车返回俄国圣彼得堡领导革命的时候,有没有受到欧洲政客的贿赂,我说当然没有。他却说根据刚发现的史料,证明确有其事。顿时气氛变得很严峻,我也越答越差,草草收场。(事后思之,我显然对俄国革命太过热心,而他却比较保守,根本不喜欢列宁。)到了最后考中国现代史的时候,费正清教授不慌不忙地说:

       “Leo,你刚才回答俄国史问题的时候,好像对于历史上的日期不大清楚。那么我也问几个日期的问题: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哪一年成立?”

      “1913年。”我立刻回答,心中早已开始慌乱了。“那么,太平天国的军队哪一年攻下南京?”

      “大概是1854年吧!”’

      “哪一日攻克的?”

         我怎么知道?!

      “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哪一年进的耶鲁?哪一年毕业?”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娶了一个美国太太。”

         如此一来一往,他连续问了我不下十来个日期,我最多答对了一半,心情从此一蹶不振,斗志全失,勉强敷衍到终场。费教授以主考官的身份对我说:“回去吧,明天我让秘书通知你结果。”

        那一晚我根本睡不着,自知凶多吉少,泄气之余,只有准备重考。自从进哈佛以来,我一直一帆风顺,这次惨遭滑铁卢,是否自己太大意?准备不足?其实我花了将近两年工夫,记了无数页笔记,他那本“新约圣经”——《东亚的现代转化》——读了又读,就是没有背历史大事和小事发生的日期。我还准备了一大套自己对近代史的看法,结果完全派不上用场。完了,完了,看来费教授在“整”我,因为我曾在他课上发言不驯!

        想来想去,整夜失眠。第二天早上仍没有电话来,心知费教授下午才去办公,不会这么早通知我的,只好出门散步。一直等到傍晚的时分,电话铃响了,费教授的秘书琳达告诉我通过了,我听了根本不相信,又多追问几句。我曾经约会过琳达几次,所以私交不错,我再三盘问,她只是说我通过口试了,其他一概不知。

         又过了一天——或许就是当天晚上——费教授亲自打电话来安慰我,说了一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男人考博士口试,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孩子生前有阵痛,痛完了生下来就好了!你就把它当做一时的阵痛算了,没有关系。”我一时语塞,挂了电话怔住了。后来

把自己的经验和同学讲起,顿时传为“佳话”,因为从来没有人被考过“日期”!事后我再三反省,得到的结论是:费教授可能觉得我太嚣张,对历史见林不见树,脑子里一大堆理论,似乎基本功下得还不够,所以要考我历史的细节——如日期。

从此之后,我的态度也收敛多了,费教授却反而对我爱护有加,并且为我弄到了一笔奖学金,选我到欧洲游学半年。他对我的恩德,我也一生难忘。

在哈佛做访问教授

         我在正式受聘任教哈佛之前,先来访问两次,每次一学期,以便作一个最后决定。

        第一次访问时间是1992年秋季,次年秋季再由西岸回来访问一学期,直到1994年才正式上任。因为每次访问时间都不长,所以由系方安排住在学生宿舍的一套专为访问学者居住的客房,令我大开眼界。原来哈佛本科生的宿舍设备如此奢华,简直像一个小学校。哈佛的学生宿舍叫做“舍院”(House),指的并非一间房屋,而是一个住宿单位和团体,往往由数幢房子组成:除宿舍外尚有餐厅、交接厅两种,有的还备有小剧场、钢琴室、小教堂、图书馆和花园草地。学生住在这里,食衣住行有人照料,外加研究生辅助教学和解决疑难,而且每周定期由舍监开茶会或宴会,每学期必有一次盛大餐会,由学生邀请自己喜欢的教授参加。到了圣诞节前夕和春季学期快告终时更有舞会和各种娱乐节目。各个宿舍风格不同,各出奇招,譬如我所属的LowellHouse每年冬季都举行一次华尔兹舞会,先教学生跳,然后舞会在晚上九时开始,由大型的“哈佛一蕾克列芙交响乐团”伴奏,我就曾在此逍遥过数次,展露我的“不凡”舞技。AdamsHouse艺术气息浓厚,早把一间地下游泳池改为小剧院.,有一次学生演出《孽子》,特邀白先勇来观赏;中国内地的第六代导演带片来演,也由此舍院的舍监亲自招待。    

        舍院的舍监都是德高望重的哈佛教授,全家住宿,和学生打成一片。赵元任先生的女公子赵如兰教授就曾做过舍监。在舍监指导之下,各位舍研究生把本科生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务期达到相濡以沫的人文教育效果。这种生活教育环境,是其他州立大学无法比拟的,也是哈佛这种“常春藤联盟”大学的特色,显然保留了一种贵族的传统,收费当然昂贵。所以我一向认为:哈佛给予学生的四年教育和其他顶尖学校差不多,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宿舍中体验到的生活教育,这是其他学校无法——也没有这种雄厚的资源——提供的。我访问哈佛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宿舍生活。

         妙的是我以前做了八年研究生,却从来没有真正过这种“哈佛生活方式”,直到我当了二十年教授后,重返母校,却又从本科生做起,住在宿舍里,和两三百位年轻人同食同寝,真是感受良多。最后决定正式返校任教,除了学术原因外,其实是我从开始就喜欢这种人文

教育,觉得它恰和孤味,而与洛杉矶的野蛮的市侩文化也恰成对比。   

在哈佛教学

         我于1994年正式上任,系里为我安排的课目当然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主。   

        其间,越南裔的女学生在我的三年级指导课班上脱颖而出,但常显出郁郁不乐的神情,后来她终于向我“告解”说:父母亲自从移民到美国后就逼着她读书,进了哈佛后只推她念经济系,她却对此毫无兴趣。于是我问她:“你对什么最有兴趣?”她答得很干脆:“文学!”但却不想以文学为专业。在这个两难的局面下,她正考虑退学,不想再读了。于是我立刻向她灌输一套“大道理”。

        不错,文学不会令你赚百万!文学本来就是无用的,但是一个人的生命中没有文学的话,总会觉得少了点东西,特别是在你成年就业,当了大经理或赚了一百万以后。文学可以不作专业,但它是大学人文教育必备的一环,一个大学如果没有人文教育也绝不会是一所好大学。

        当今亚洲各国不知有多少父母,由于望子成龙心切,逼着子女去学些“有用”的学问——如商业、经济、计算机——却可能因此误了子女一生!我这个越南女生在我劝导之下,从哈佛休学一年,只身先到巴黎去学文学,特别是越南流亡作家用法文写的小说,然后她再回越南,找越南文的文学资料,并由此寻回她个人的文化认同。一年下来,她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四年级时她在我指导下作越南文学的学士论文。我对越南文学一窍不通,更不懂越南文,但却凭着我对中国和法国文学的知识向她发问题,由此再启发她,最后她写成洋洋二百多页的论文,简直像是一本书,而且在我举荐下还得了一个全校最佳论文奖。她申请念研究院,主修东南亚研究,加大柏克来分校立刻给她奖学金;又想研究比较文学和后殖民理论,于是哥伦比亚的名教授Gayatri Spivak亲自打电话向我“要人”;她又考虑学法律,最后几经考虑之后还是去了耶鲁法学院。

         这是我教学多年来最成功的例子。这个学生和我的缘分就是她非西方族类,在经济系上课又不知所措,幸亏我没有赞同她父母的主张,也没有要她“归化”中国文学,因人施教是我的座右铭,但重要的还是发挥学生本人的禀赋,不畏习俗成规。我在系里也因此而受到

“失落”学生的欢迎,从本科生到硕士班(我当年念过的“地区研究——东亚”现在学生更多),凡是对当代文化或文学(不限于中文)有兴趣的,必来找我指导:你要做香港街头的广告,可以;你要研究大陆第五代导演,可以,我还可以向你介绍一两位;你喜欢做香港电影的研究,更好,我介绍你暑假去香港电影数据馆找数据;你喜欢台湾文学,太好了,看你想研究哪位作家,哪种小说,我都有办法,不懂还可以问我的好友王德威或郑树森;你想研究建筑,我不大懂,但没有问题,我在哈佛建筑学院有学生,还有一位我亲自指导出来的美国学生

EzraBlock,他的学生论文写的是上海二十年代的《良友画报》,我发现他对设计有天分,毕业后他流浪英国和印度,后来又回到纽约做电视记者,随克林顿访问中国,但仍然不能称为满意,最后还是回到哈佛念他最喜欢的建筑设计……你想做音乐的题目,也可以,我最爱音乐,硕士班上有一位台湾来的学生要作关于《牡丹亭》在纽约演出的争论,又是找我指导,我说有一个条件:将来你一定要请我来参加的小提琴独奏会!她论文写完后去了欧洲,继续她的演奏生涯,我最近还收到她从葡萄牙寄来的明信片,还念念不忘地希望有朝一日来香港为我演奏。

        这一连串的“意识流”式的回忆,令我深深感觉到十年来在哈佛的教学经验还是宝贵的。当然在现代文学专业方面,我训练出来的博士生也个个出人头地,令我欣慰,然而更令我怀念的反而是这些“不伦不类”甚至“不务正业”或不够专业的硕士生和本科生,他(她)们在我的启发下各放异彩,这才是我最引以为荣的教学经验,也因此导致我最终走向文化研究的道路。

        哈佛本科生的教育基础是举世闻名的所谓“核心课程”,它和芝加哥大学的“伟大经典”的“传统文明”科目分庭抗礼。哈佛兼容并包,把这个核心课程分为六七个部分,有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理念、社会研究、科学、外国语文和计算,每一个部分皆列有数门或更多的课程,由学生任选,但每一部分则必须修一两门课。所以课目五花八门,学生的选择也远较芝大和哥大的为多。问题是课目多了,往往乱成一团,学生无所适从,而教授教起课来反而备感吃力,有的课较热门,选修的学生有数百人之多,这类大班课和州立大学的大

班课无异,只不过是由教授主讲、研究生助教担任分组讨论而已。后来又加上一套各系的低班课可作为核心课程对待的规定,情况更乱,现在正由新任院长科贝教授带头整顿之中。

 对我而言,核心课程的好处是中西并包,而且中国方面的课特多,所以没有“西方霸权”的威胁。哈佛校方似乎对于中国研究特别有好感,我在和院长商量聘约的时候,他就提出我教一门核心课程的事,我一口答应,未及就收到核心教学小组的信,请我把课程大纲和书单提出来,再由他们审核。

揭开“名牌”的面纱

        我常向国外的朋友说:“如果哈佛是一个大池塘,我只不过是池塘中的一条小鱼而已!”这句戏言并非完全自谦,而是有其“客观性”的道理。

        哈佛大学下分数个学院,我所在的“文理学院”教授最多,是全校的支柱。此外还有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和“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这几个学院(除了教育学院外)都资金雄厚,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甚高。尤其是法学院和商学院更是如此,后者位在查理士河南岸,和校本部有一河之隔,俨然是另一个世界,其设备尤其优良完善,可谓是商界的贵族。我时常带外地来的友人到商学院去参观,这也是得自原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过研究的老友李政峰的启发,他对剑桥的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是有名的导游家,而每次来哈佛,必带我们到彼岸的商学院去参观,并且屡屡说明来这里“进修”的美国大公司经理在此住宿生活如何豪华等等,因此我得到一个结论:哈佛商学院俨然就是另一间哈佛大学,不如干脆分出去算了,这个资本上亿大亨的制造所与我的人生哲学格格不入,所以我除了带人参观外,也与之老死不相往来。   

        另外一问我不大愿意往来的学院就是肯尼迪学院,原因无他,而是我觉得这个学院不够学术性,而是高官的训练所,哈佛近年来和美国政府关系十分密切,不少华盛顿的议员退休后都来肯尼迪学院执教,大谈其从政经验。不少亚洲各国的高官——包括人民解放军中的参谋人士——也来此受训。我的一位资深同事对此颇为热衷,甚至对我说:“亚洲下一代的政治领袖都是哈佛训练出来的!”我听后不由怒从心起,脱口大骂:我认为这是哈佛的美帝国主义!

         至少,这是我的一个偏见。我至今仍然坚持一个信念:大学的目的就是学术,其服务的对象是社会而不是政府,而大学的学术研究应该和政府保持距离。然而近年来美国各大学——包括私立大学如哈佛——都是政府大批研究基金的受益者,科学方面更多,所以很难达

到“政教分离”的理想。

        然而,哈佛仍然有其学术上的优势:它可以挟其雄厚的资金,支持各种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包括最冷门的学问,如和本系相关的满文、藏文和蒙古文。而哈佛的东亚研究师资也特别雄厚,这当然是拜费正清教授和赖肖和大使之赐,所以才有今日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赖肖和日本研究中心”,专供学者—包括本校和他校的学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员和“后博士生”——研究之用,几乎每天都有演讲或研讨会,但不开课。这是哈佛的一大资源,居全国之首。

        不少学生和学生家长的梦想就是进哈佛,否则坊间也不会有那么多以哈佛为题成的畅销书。妙的是:并没有太多的学生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可以进哈佛做教授。在美国学界,哈佛当然也是首屈一指,在他校教书的教授如果接到哈佛的邀请,是否都愿意来任教?记得我在加大洛杉矶分校任教的时候,有的同事有时会开玩笑说:“如果哈佛打电话来,怎么办?”于是就会狮子大开口,和哈佛讨价还价,然后向本校提出更高的要求,让校方留任;换言之就是用哈佛作筹码,自抬身价。

      也许因为我本是哈佛毕业的,对于母校的感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是感激,另一方面却有点不屑。不错,哈佛的确资源丰富,师资雄厚,我在此所受的教育也造就了一生,怎能不衷心感激呢?然而哈佛的名气太大了,甚至“哈佛人”自己都觉得老子是天下第一,这种自傲却令我不齿,所以常对朋友说:“哈佛有什么了不起?芝加哥就比哈佛好!”当朋友反问:“那么你为什么又舍芝加哥而来哈佛?”我一时无言以对。记得杜维明和我说过一个故事:当著名学者RobertBeUah离开哈佛的教职而去加州柏克莱大学时,曾说了一句对哈佛的评语—这是一间“极高的平庸学府”,言下之意是指哈佛的教授在学问上虽然名气很大,但都不能像柏克莱的教授一样做“尖端”的学问。我听后信以为真,也觉得自己学术平庸。   

         多年来我身在哈佛,得到不少体会,虽然是主观因素居多,但仍愿提出来与有心者分享,并接受批评。

        哈佛的财源居世界各学府之首,这是一个事实。我刚接受教职时,校方对我在房屋补贴、安家费、研究费以及退休金各方面的优厚条件,实非一般美国大学所可比拟,但当时我对之并不在意,即使薪水亦然(哈佛的薪金颇高,但并非全美最高,别校来“挖角”时当然会给更高的待遇)。我最关心的是哈佛的环境,是否像普林斯顿那么势利?(记得普大的一位资深教授见了我说:“我看你就不像普林斯顿教授的样子!”)经过两次半年的访问后,我反而觉得哈佛十分大度,各行各科的学问兼容并包,而且从来不干涉教授的教学和研究(譬如校方发给我两万元的研究费,任我报销,从不过问,这在香港的大学则匪夷所思)。哈佛对于他校教授的批评,更是毫不计较,甚至把批评者也请来任教。而最重要的是校方对于亚洲研究的学者从不视为“二等公民”。其他院系教授或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这也是全美皆然,我并不大计较,我自居边缘,时而向中心挑战,这其实是一种优势,哈佛的环境,可以给我足够的空间连转,余愿已足。在本系我也受到同事的尊重,不像以前我做学生的时代,不把中国现代文学视作一门学问。

        然而从西部各大学的“激进”眼光看来,哈佛还是比较保守,特别在各科的研究方面,往往不能以尖端研究带动“典范的转移”,例如在“地区研究”(如东亚研究)本身,就不愿接纳“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因此我反而变成文化研究的急先锋。这种不愿冒险的学术   作风,令得哈佛不少教授养成一种“守成”的心态,在一个领域成了名就闭关自守,不去接触新学问。哈佛的另一种保守主义是制度上的,如要改革必须耗费很大的心血和很长的时间。就以我个人经验而论,哈佛在种族问题上——无论在研究或建制方面——都毫无创新,   和加州的大学不同。至于哈佛教授以大师姿态惟我独尊、君临天下的心态,则正在改变中,不像以前那么明显,因为学术研究毕竟是无边界的,即使再闭关自守,也要知道一点外面的行情,山外有山,人上有人;何况哈佛时常做东召开各种学术会议,也藉此吸引了不少新知和人才。然而哈佛教授的另一个“苦衷”却往往被外人误解为“自大”:几乎每位资深教授都须主持大大小小的研究中心或工作坊,领导一批人马(包括自己的研究生和同行)从事集体研究。在外人看来,似乎每一个教授都有一个“地盘”(turf),拥兵自重,这种情况乃形势所迫,因为他校的同行和学生也期望你“领导”全局,你如果不领导则会被认为失职或不尽责任。所以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哈佛教授都忙得不可开交,因此自己看书研究的时间反而减少了。我在来哈佛之前就受到-一个原在哈佛的朋友警告:千万不要犯哈佛教授的“通病”——活动多、名气大,但著作少,书写不出来。所以在任教后两三年发现自己开始染上此症时,就赶紧发奋图强,以牺牲晚餐的精神,把我的《上海摩登》一书写好了。完工后却想提早退休。

        哈佛各教授的“地盘”制的另一个缺点,则是自扫门前雪,无法和其他学科的同事交流。我想其原因不是教授本人的保守(当然这种保守人士也大有人在),而是教授太忙,根本抽不出时问。这个现象在“地区研究”更严重,譬如在费正清中心的午餐桌上,大家谈的都不外是中国,尤以当今政情为主,很少看到研究中国的学者和研究苏联或拉美的学者共餐切磋学问,如果真的共餐,也是以处理各委员会的行政为主。因此,我在自己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中,有时故意请外系的学者来主讲,又觉得不够,所以自己又去听外系的工作坊的演讲,学到不少东西,然而总觉时不我予,不像做学生时可以旁听那么多门课,听讲更不计其数。

         哈佛的文理学院最大,理科方面我不大清楚,但可能化学比物理强,而“实用物理”(appliedphysics,即工程)更弱。计算机学最近才成立,正招兵买马,发奋图强,但数学系的根基可能比不上隔邻的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方面名人辈出,绝对是哈佛强项(医学亦然)。其他理科方面则不得而知。  

        哈佛的文科各系我较熟悉,传统的两大强系——英文和历史——却非比从前,虽然近年请来不少名教授(如英文系的StephanGreenblatt和HomiBhabha,前者是“新历史主义”的发起者,后者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巨头),但总体而言并不见起色,比起我当学生的时代,两系大师如云的情况,相差甚多。我至今还认为哈佛的英文系比不上耶鲁,历史系比不上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而哈佛的比较文学系更小,皆是兼任,但有一个悠久的传统:我当年就旁听过该系讲座教授Harry Levin的课。最近英文系中有几位“女将”,如MaIjorieGarber等,风头甚健,也为该系注人不少新思维,特别在女性研究或性别研究方面,已经自成气候,她们反而对于一些边缘学科更有好感。

       哈佛的哲学系更是大师的天下,早年的Quine不提,近年来最走红的罗尔斯(John Rawls),以《Theory 0fJustice》闻名遐迩,就是在哈佛哲学系任教,最近刚去世,此外尚有Putnam和Cavell,后者有关电影的文章我最佩服。美国的哲学研究趋势最重分析哲学和语言,但哈佛的语言学系却弱到几乎关门,最近一两年才渐有起色,可能被麻省理工的语文系——大师Chomsky任教的学府——压倒了。

        除此之外,哈佛的东亚研究——特别在人文师资方面——我认为中国绝对压倒日本。但东南亚和印度的研究则甚缺乏,而各种宗教的研究似乎也嫌不足。对于最近较为热门的学问——如电影——也是师资不足,哈佛根本没有电影、戏剧和传播与新闻系。倒是在设计学院近年来独领风骚,可能也是靠RemKoolhaas等建筑师兼教授的明星效应。

       我认为哈佛最不整齐的反而是社会科学的各系,内中最大的是经济和政治系(哈佛叫做“政府系”Department 0fGovernment),这两个大系一向纠纷不少,特别是经济系有位教授到前苏联做顾问,差点闹出事来,他最近已离校。比起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大多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哈佛尚差一截。而哈佛的政治系,即使在基辛格时代,也不见得是全美第一,近年来的发展我不甚了了,但从外面看不出有何大将。也许,近年来哈佛的政治系和“政府”走得太近,又有那个“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的影响,学术的路向反而不够明朗,至少这是我个人的偏见。

       哈佛的社会科学方面,最有争议的两系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当年社会学Talcoff Parsons称霸一时,然而至今他的“现代化”理论已经遭到唾弃,后来又有几位名师退休,所以一蹶不振,无法和芝加哥相比。而哈佛的人类学系又分三组,考古组阵容甚强(去世不久的张光直教授即属此组),但我较能获益的文化人类学,却不甚出色,而我对医学人类学,只认得一位教授,且相谈甚欢,可惜他邀请我几次去他主持的论坛,我却因公未去,十分遗憾。总的来说,我还是较认同芝加哥大学的人类系,教授一个个古灵精怪,但学术都甚出色。

         走笔至此,哈佛的名牌面纱也被我撕去了一大半,所揭开的“真相”依然是一个在学术上历史悠久的大学,它每年都名列各种调查的前茅,主要是因为它的师资雄厚,各学科的发展相当平均,即使不名列第一,或被我批评为“弱项”,但仍可名列前十名之列。而其他大

学则只有少数学科是强项,没有财力全面发展。所以我建议想申请人哈佛研究院的学生,要看准科系和教授,不应该以哈佛是名牌就胡乱申请。

结语

       我在哈佛将近二十年的岁月——前一半是做学生,后一半是做教授——到底意义何在?也许我不应该如此“自私”,只顾写个人经验,而不把自己放在一个较广的文化范畴中来审视;我毕竟学过历史,为什么不能用历史和学术的眼光来反思自己的学问?

        说来容易,写起来可不简单。

        记得中国大陆的一份读书报中刊登过一篇关于我的书评,作者认为我是个“二流学者”,位居世界第一流的学府,却不能做出第一流大师级的学问,我的学术著作也不能和国际第一流的名著相提并论,因此他认为我至多也不过差可与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那些二流学者相比,只是传播了一些新的知识而已,并没有原创性的发明和贡献。

        而且,如果我是第二流的学者的话,我则可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第一流的学生。倒不是因为自己在哈佛求学八年期间成绩如何优秀,而是作足准备功夫,现在回想起来,我为自己设计的学习计划的确奏效,特别是旁听其他教授的课。虽然我旁听的课以历史居多,但多少对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也略见初步认识,所以后来读起西方理论书来,才发现这些基本功夫是有用的。除此之外,我花在图书馆里看“闲书”——不是我专业的书和报章杂志——的功夫也没有白费。且随意举个例子:近年来对电影的研究和课程非常热门,其实成了文化研究的主潮。我幸亏在学生时代早已对电影发生兴趣,使我觉得占了不少便宜,别人只看到一部电影的“文本”,我却可以举一反三,想到其他同一类型或其他的影片。

         也许,我这一代“哈佛人”较吴宓一代的留学生在西学方面接触面较广,对其复杂性体会也较深刻。然而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一样,是由书写语言构成的,在这一方面,我却较前辈学生差了一截,我虽学过三四种外国语,但没有学过拉丁文——西方文化的古文。学西学

而不懂拉丁文,就像中学不懂文言一样,是一大缺陷。我觉得吴宓那一代人在西方古典基础上比我这一代强得多,因此他和梅光迪可以在《学衡》杂志上以古文译介西方名典籍。

我自认为无法和前辈巨人或当代犬师相比,但是我们这一代留学生毕竟成长于文化断裂的时代,而较我稍年轻、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对此感受可能更深。所以这种时代的“刺激”,令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处于不断警醒和反思的状态,也因此不停地扩展自己学问的视野,甚至发掘新的“路数”,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这一代人反而超过前代。我们早已脱出“中西对峙”的阶段,没有当年所谓东西文化论战的问题,也再也不因当年对于传统/反传统的“一刀切”式的二分法来对待文化问题,甚至对于当年信奉的西方启蒙和进步的观念也开始质疑。因此思之,作为一个活在“怀疑的一代”或“焦虑的一代”的知识分子,我也问心无愧,并没有随波逐流,至少为下一代人树立了一个不断自省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