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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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死因难释于怀 ---周海婴《关于父亲的死》
《收获》杂志第3期,刊出了周海婴先生新近撰写的《关于父亲的死》一文。在文中,周先生重提了若干年前的那桩公案,即他叔叔周建人、母亲许广平和他本人对鲁迅死因的疑团。
周文说,关于他父亲的死,历来的回忆文章多有涉及,说法小异大同,几乎已成定论。但在他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一九四九年七月,建人叔叔即致信他母亲要"查究"此事。信中提到:"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延误。
记得你告诉我说:老医生(即须藤医生。周文原注)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案之一。"并希望母亲乘上海已经解放,"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一直到晚年,他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向他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释于怀。"如今我也垂垂老矣,因此觉得有责任重提这桩公案,将自己之所知公诸于众。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也无从下结论,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
周建人曾对周海婴说,鲁迅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他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的,而不应当被误诊。况且须藤医生已为鲁迅看病多年,更不该搞错。
周建人说,鲁迅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许广平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周建人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肯透露。周建人还为租屋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这件事距鲁迅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须藤医生在鲁迅去世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以为,也许是他们迁住法租界之故吧。但到了解放后,许广平几次东渡访问日本,在进行友好活动的过程中,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里面也有为周家治过病的医生,都亲切相晤各叙别后的艰苦岁月。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这位与周家的关系那么不同寻常的须藤医生,也没有听到谁人来传个话,问候几句。日本人向来重礼仪,许广平访日又是媒体追踪报道的目标,他竟会毫不知情,什么表示也没有,这是不可思议的。只间接听说,他还活着,仍在行医,在一个远离繁华城市的偏僻小地方。
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周建人听了就对鲁迅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去找须藤医生吧。鲁迅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许广平对用药虽是外行,有一件事却一直耿耿于怀。她说,肺结核病在活动发展期,按常识是应当抑制它的扩展。虽然那时还没有特效药,但总是有治疗的办法,例如注射"空气针"等。但是,须藤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但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这种针剂是日本产品,我国的医生并不熟悉,时过几十年,要寻找了解当时日本对此类疾病的治疗专家来鉴定恐怕是很难的了。周海婴说,我在此只是将母亲的疑问记录下来。
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鲁迅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送入医院治疗总是为病人家属所愿意的。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鲁迅躺在床上消极等死?
年周海婴在文章最后写道:如今他父亲去世已经一个甲子,这件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他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对此他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我绝无以此煽起仇恨的意思,祈愿日本友人,不要以此怪罪。我只是实话实说。
东方网2001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