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天空的城市

        Emir Kusturica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生于1954年11月24日，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导演。1954年11月24日生于萨拉热窝。被评论界和影迷誉为天才导演，他的几乎每部影片都能获得奖项。
　　1979年就读布格拉电影学院时，以学生电影获得南斯拉夫学生影展首奖；
　　改编拍摄南斯拉夫诗人薛维的长诗《你记得桃莉贝尔吗？》，为其导演处女作，获威尼斯影展金狮奖；
　　1985年《爸爸出差时》(Otac na sluzbenom putu, 1985)仍然改编自薛维的长诗，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1989年《流浪者之歌》(Dom za vesanje, 1988)又在戛纳获得最佳导演奖；
　　1993年《亚历桑那之梦》(Arizona Dream, 1993)在柏林获银熊奖；
　　1995年《地下》(Underground, 1995)再次获戛纳金棕榈大奖，导演时年三十九岁；
　　1998年《黑猫白猫》(Crna macka, beli macor,1998)在威尼斯获银狮奖。
　　2004年的浪漫喜剧《生活是奇迹》(Zivot je cudo, 2004)在法国凯撒电影评奖中获最佳欧洲影片奖。
　　2005年担任第58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主席。
　　库斯图里卡导片不多，却堪称部部佳作。作品具有吉普赛的热情和疯狂，偏爱描绘世界的残酷、生活的颠簸，却绝不放弃乐观与感性，会导致又哭又笑、情绪失控的状态。政治上强烈反对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曾要求跟该运动的领袖公开决斗，遭到拒绝。
　　作为一位长期旅居西方的东欧艺术家，以及他复杂的出身背景，库斯图里卡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尤其是当他竟敢拍出《地下》这样公然讽刺铁托政权下所谓革命者的影片，可想而知，最犀利的批判之声立即从他的故乡萨拉热窝传来；同时，一些西方学者又把他列入米洛舍维奇的同党，谴责他 “在博爱、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名义下”骗取艺术界的嘉赏。《地下》的批评和压力曾一度使库斯图里卡灰心至极，对外宣称不再拍片。不过三年之后，他推出了描写吉普赛人的最新作品《黑猫白猫》。这些批评其实是对库斯图里卡的一种误解，忽视了他笑闹讽刺背后所深藏的乡愁与痛惜。库斯图里卡这样谈到南斯拉夫，“我在这样一个国家出生，希望、欢笑和生活之乐在那里比在世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有力——邪恶也是如此——因此你不是行恶就是受害。”
编辑本段生平
　　1926年，海明威坐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讲的是一战后几个同他一样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在欧巴罗大陆上自我放逐的故事。几十年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流亡到这里。1995年，法籍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病逝于此。多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不断涌入法国，他们背井离乡的原因各不相同，相当一部分与严峻的国内政治局势有关。不过这无关紧要，巴黎这个老牌的艺术之一如继往地敞开了胸怀，接纳着他们，也同化着他们。当然也有少数人很难被同化，他们的民族性根深蒂固，且与优雅的法兰西文明反差极大，因而显得格外扎眼。这其中有一位长发蓬面的流浪汉来自硝烟弥漫的南斯拉夫，因为拍了一部电影《地下》而闻名全球。
　　同是来自东欧，昆德拉用知性解构文学，基耶斯洛夫斯基以哲学借电影思辨，可在这位更年轻的艺术家的世界里，你会被他近乎疯狂的精神狂欢吓一跳。人们一面称他为大师，一面暗自怀疑他是否真能算是“大师”，因为他似乎从未严肃过。在他的影片里，铺天盖地的是玩笑、戏谑、嘲弄和寻欢作乐，缺乏典型欧洲片的深沉含蓄，对白倒是毫不吝啬。观众在他那里永远得不到安静，这个名叫库斯图里卡的家伙身上仿佛充满了取之不竭的精力，用荒诞和诗意做成五颜六色的气球、彩带，装点他盛大的宴会，带着一帮有点儿神经质的斯拉夫人狂歌豪饮，所以有评论家把他称为是一位内心狂野（Wild at Heart）的艺术家。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1954年11月24日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地萨拉热窝。你很难否认他是一位天生的导演，纵观他的成长史便可发现，他身上兼备独特的艺术禀赋和令人艳慕的上帝恩宠。从高中时代起，这个年轻人的电影就开始获奖了。在著名的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就读期间，他的影片《格丽妮卡》在卡罗维发利（捷克斯洛伐克城市）学生电影节上获奖，此外还导演了两部短片《真相的一面》和《秋天》。毕业后，踌躇满志的库斯图里卡回到故乡，开始了他在萨拉热窝电视台工作的生涯。但是，他当时没有想到，艺术并不能孤立地表现为艺术，它往往要身处各种浪潮、压力的漩涡之中。他的第一部作品《新娘来了》因为打破了传统的性爱禁忌而引起争议，最后被禁。幸而下一部电视电影《拳打泰坦》令他的事业柳暗花明，该片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里奇的小说改编，在斯洛文尼亚的国家电视节上夺得最佳导演奖。
　　1981年，库斯图里卡用胶片拍摄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描写南斯拉夫青少年开始接触西方流行文化经历的《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赢得了二十七岁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奖项：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处女作金狮奖，以及一系列南斯拉夫地区的电影奖项。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每一部新作均是国际电影节上的夺标热门。
　　1985年，《爸爸出差时》一举夺得欧洲最富盛誉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同时获得普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这部被称为反铁托主义的喜剧片展现了库斯图里卡丰富的电影才能，幽默、嘲讽，而又温情脉脉，使得该片在世界各国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连一向排外的美国电影观众都对它敞开了胸怀。四年之后库斯图里卡重又杀回戛纳，他哼唱着《流浪者之歌》（又译《茨冈人时代》），摘走了最佳导演奖的桂冠，并荣获罗西里尼特别奖。《流浪者之歌》是一部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抒情诗篇，用诙谐的口吻讲述了吉普赛人辛酸的生活历程，让人在忍俊不止的同时热泪满盈。
　　成名后的库斯图里卡任教于萨拉热窝表演艺术学校，并受聘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导演课程。纽约的教书生活为他开始新的创作拓展了空间，而他的一个美国学生大卫·阿特金斯递交的电影剧本更成为他首部英语影片的基础。1993年，汇集了美国演员费伊·达纳苇、杰里·刘易斯，以及新星约翰尼·德普的影片《寻梦亚利桑那》摄制完成，意料之中地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是的，对于库斯图里卡来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捧走奖杯仿佛易如反掌，若是哪一部新作没有坠上丝绸缎带，那才会令人称奇。
　　可以说，1995年的《地下》（又译《没有天空的都市》）使库斯图里卡的艺术事业攀上了顶峰。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宏片巨制兼具《爸爸出差时》的政治讽喻和《流浪者之歌》的荡气回肠，以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喜剧方式描绘了南斯拉夫从1941年纳粹占领期间至1995年内战的曲折历史。凭借此片，三十九岁的导演再次登上金棕榈的宝座。
　　然而，与成功休戚相伴的永远是各种各样的批评，有相当一部分评论界人士对戛纳的评选结果表示强烈抗议，这很大程度上是敏感的政治原因在其中作祟。作为一位长期旅居西方的东欧艺术家，库斯图里卡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尤其是当他竟敢拍出《地下》这样公然讽刺铁托政权下所谓革命者的影片，可想而知，最犀利的批判之声立即从他的故乡萨拉热窝传来；同时，一些西方学者又把他列入米洛舍维奇的同党，谴责他“在博爱、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名义下”骗取艺术界的嘉赏。重重压力之下，灰心已极的库斯图里卡对外宣称不再拍片。不过三年之后，他还是忍不住重出江湖，推出了描写吉普赛人的最新作品《黑猫白猫》，该片使他成为1998年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得主。
　　库斯图里卡可称得上是个幸运儿吗？他无疑是缪斯女神的宠儿，每每举重若轻，似在玩笑间拍出的作品就遮住了多少影坛老前辈的光彩。但是，他又是一位步履沉重的流亡者，赋予他创作最深厚影响和鲜亮灵感的故国同时也是压在他身上翻身不得的一座大山。几乎有多少人激赏他，就有多少人咒骂他，而其焦点，则都源自他出身的那片土地。
　　1941年南斯拉夫被德国占领，1945年解放，并于11月29日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因为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马其顿、黑山六个共和国组成，这个联邦国家始终被民族问题所困扰，终于在九十年代土崩瓦解。但流浪异乡的库斯图里卡从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恰恰相反，灾难深重的南斯拉夫成了他永不能舍弃的创作源泉。他嘴角总是挂着一丝嘲笑，剖析着同胞身上并存的温良与冷酷、正直与邪恶，以至于很多东欧评论家痛斥他把自己国家的人民全描绘成小偷和骗子。其实这是对库斯图里卡的一种误解，忽视了他笑闹讽刺背后所深藏的乡愁与痛惜。看过《地下》的观众一定不会忘记，快结尾处演到在德国疯人院里关了几十年的伊万跑进地下隧道，一辆经过的军车问他去哪儿，他说，“南斯拉夫。”司机大笑着回答，“地球上已经没有南斯拉夫了！”然后扬长而去，镜头里只剩下伊万瞪着一双干涩的鼓眼泡发呆。这时，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正是库斯图里卡本人吗？远离故土常常使人更加了解那里，库斯图里卡这样谈到南斯拉夫，“我在这样一个国家出生，希望、欢笑和生活之乐在那里比在世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有力——邪恶也是如此——因此你不是行恶就是受害。”
　　库斯图里卡继承了斯拉夫人特有的矛盾气质，毫无疑问他是狂放不羁的，但在那近乎神经质的狂野之下，更深地埋藏着一颗忧郁的灵魂。每当想起他，我总仿佛听到谁在轻轻讲述：“从前，有一个国家叫作——南斯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