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成子弑简公

(14.21)

一、陈成子弑简公

如果国君是桀纣之君，成为危害百姓的独夫民贼，那么，为了救民于水火，为了维护仁道，像商汤、周武王一样推翻暴君，不能说是弑君。大臣为了个人的私利而篡权夺位，谋害国君，便是以下犯上的弑君，这是“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诛之”。如果有天子、方伯可以凭道义进行讨伐，就应该由天子下令讨伐。因为春秋乱世，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为了维护道义，鲁国作为一个诸侯国就可以出兵讨伐。如果按照《春秋》中假托鲁国是“王”所在的地方，那么，就必须对这样的乱臣贼子加以讨伐了。这是“春秋大义”的体现。

二、孔子告于哀公、三子

有大事不禀告是失为臣之道，所以，孔子当时虽然已经不再担任官职，却仍算是鲁国之臣，听说此事之后，就沐浴斋戒，然后去禀告国君，表现出对事情的郑重其事，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讨伐弑君的乱臣贼子是为了维护道义，是为了天下的相对稳定。孔子作为臣子应该明确臣子的职责，而且要尽到自己的职责，不能出于敷衍塞责之心。尽了职责之后，事情需要由国君决定，臣子所应当禀告的是事情本身和道义原则，而不是做决定的人。邻国大臣弑君篡位，本国国君大权旁落，执掌于三家大夫之手，鲁国也因此而危险了。张岱《四书遇》中引袁了凡的话说：“孔子非不知哀公不能讨，亦非不知三子之不欲讨，而必以告者，欲明大义于三家也。纵无益于齐，而君臣之大防，犹可默夺强臣之魄。” 因此，孔子郑重其事地禀告此事，也是为了警告鲁国的三家大夫。

（18.5）

一般说来，只有君王圣明，才能使圣贤君子大有作为；如果君王无道，圣贤君子就会自己退隐。这里把凤比喻为孔子。“比孔子于凤鸟，凤鸟待圣君乃见。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

圣人不必等待有圣明君王之后才大有作为，也不会因为君王无道而放弃作为。楚狂知道孔子之“圣”，但认为只能待“时”而后“圣”。在圣人来说，不得“时”，便需要“雪中送炭”；既得“时”，则需要“锦上添花”。

（18.6）

天下滔滔，如洪水浩荡而浑浊，并且危险重重，在此情况下，世人或者被淹没在洪水之中，或者在洪水之中挣扎沉浮，或者虽有心救民救世却因为现实黑暗而失去信念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躲避到没有危险的地方去。只有圣人之心在洪水之上，亲身周游于天下，试图改变混乱的现实，救民救世于滔滔之中。救民救世是执政者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执政者无道，圣贤却不能因此而只知怨恨执政者，却不尽自己之心力去营救。张岱《四书遇》中引顾泾阳的话说：“天下有一毫不可为，豪杰不肯犯手；天下有一毫可为，圣贤不肯放手。”

但是圣贤的作为，却难以得到人们的理解，有误解孔子是为了谋求功名富贵的，比如讥笑孔子“累累如丧家之狗”的；有认为孔子是徒劳无功、不自量力的，比如这一章中的长沮、桀溺；有根本不知圣人志向，却按照普通人的要求来衡量孔子的，比如下一章中的老年人；有虽然赞成孔子却认为孔子不知时机的，比如上一章中的楚狂接舆。孔子不是“辟人之士”，因为孔子不是躲避小人的人，而是力图改变或减少小人、增加君子的人。如果天下多君子，那么，天下也就能有道；天下有道，百姓也就不会挣扎于水火之中。 “辟世之士”虽然不能救天下，但不是孔子的志向之所在。“辟世之士”是“与鸟兽同群”的人，这里的“鸟兽”不是咒骂，而只是指他们只知道保存自我，虽不害人，却也无益于人，无益于世。不管天下之人如何充满小人，如何充满邪恶，圣贤都不会远离人类而只顾保存自我，却要尽心尽力使“天下有道”，这才是圣人之心，这才是圣人之志，这才是天下苍生的希望之所在。

（18.7）

四体不勤，也就不能分别种植五谷。杂草不锄，五谷无法很好得生长。只顾把自己的土地种好，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只顾种植自己的庄稼，锄去自己土地上的杂草，而不顾天下百姓，不顾国家大局，那就是违背道义。做一个隐士容易，救助天下困难，如果有道德修养的人逃避困难，甘心做一个自生自灭、自饱自足的隐士，那么，天下之人如何能够安宁幸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天下百姓如何跳出苦海？国家的杂草由谁来铲除？天下无道，固然最高执政者有最主要的责任，但是，天下君子也自当担负起自己应担的责任。

本章中的隐士，不是不明事理的，起先因为对孔子的不理解才对子路不理睬。子路的恭敬礼让，使他认可了子路的贤德。留下子路住宿在家，并且用鸡肉和黄米饭招待子路，显示出这位隐士的真诚。让自己的两个儿子与子路相见，显示出他的亲密友好和知礼。

子路的话开章明义：具有士的修养却不从政救世，也就谈不到道义。然后分别加以说明：明白家庭的伦理不可废，不能不明白君臣的伦理更不可废；只知保持自身的清洁，却眼看着国家混乱而旁观不顾，反而是破坏了更大的伦理原则。接着说出了具有原则性的话：君子从政，是为了践行道义，而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为了功名利禄而做官。最后，子路说明了孔子对时局的认识：大道不能通行于现实的天下，孔子不是不知道，但是，孔子只是在践行道义。 (14.38)

张岱《四书遇》说：“不知不可为而为之，愚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贤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也。” 所谓“不可为”，不是不能去做，而是在一般人看来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认为没有必要去做。孔子不因为是否成功才决定做不做，而是因为应该做就去做。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4.39）

能够从孔子的击磬声中听出孔子有心事，从这个角度来说，此人可以说是孔子的“知音”。然而，孔子的心事是什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却又不能说是完全的知音了。因为孔子要使礼崩乐坏的社会重新恢复正常的秩序，从而是国家百姓能够从符合道义的治理上获得幸福安定，但是，这个听出孔子有心事的人所主张的是独善其身，所以，才会说孔子击磬的声音太粗陋。诚然，“水深了就要防备有危险，水浅了就撩起衣服趟过去”，他所理解的“水深了就要防备有危险”，是只管防备个人的危险，这是容易理解也容易做到的，然而百姓的危险、政治的危险又如何防备呢？“水浅了就撩起衣服趟过去”，是自己“趟过去”，然而百姓与国家如何“趟过去”呢？隐士可以避开危险而存身，贤人可以避开危险而自正，圣人却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之忧为天下，而不是为个人而忧。

（9.9）

明君与圣人同时出现，那么，明君用圣人之道，圣人之道由明君落实，那必将是天下太平的理想社会。孔子把历代圣贤的大道传下来，堪称至圣，但可惜明君未出现，圣人之道也就没有人赏识并应用于平天下。圣人一方面认识到自己此生无缘见到天下太平的理想社会了，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也就是把圣人之道传递下去，著书立说以等待明君的出现。圣人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仍然传道济世，正言正行。圣人不会为圣人之道不被识用而绝望，却为天下而忧，为天下百姓而忧。因此，圣人整理《易经》、《春秋》，为后世明君提供平天下的大体大用。圣人传授《诗》、《书》、《礼》、《乐》，为后世明君留下圣贤的良种。孔子时代，明君固然没有出现，但是，孔子绝不是悲观失望的心态，实际上，他在当时已经同时担当起了圣人和明君的双重角色。因此被后世尊为“至圣”、“素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