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其实就是一个“忽悠市”皮海洲的博客 -- 腾讯博客

                 中国股市其实就是一个“忽悠市”


2010年12月06日 分类：股市篇          
    12月1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中国股市下一个20年怎么走》一文将国外投行高盛再次推向了风口浪尖。11月12日高盛的“双面人”表演，无疑让国内的投资者再次见证了国外投行丑陋的一面。
    实际上，这已不是国外投行第一次忽悠国内的投资者了。包括高盛在内的国外投行，忽悠国内投资者早就是恶贯满盈了。为了做多而唱空，为了做空而唱多，这早就是国外投行们的拿手好戏。如2008年11月6日、7日瑞银通过大宗商品平台狂吸近10亿元蓝筹。而在此之前的10月31日，瑞银发表的投资策略还对A股大肆唱空，称“尽管目前A股很便宜，但仍不是买入的时机”。
    国外投行为何能一次次忽悠国内投资者，并成为中国股市的重要操纵者？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市场各方深思的问题。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有这样几点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是国外投行确实具有较高的投资水平以及对市场的研判能力。比如11月12日高盛建议其客户卖出手上获利的全部中国股票，这样的操作显然是非常正确的。又如瑞银在2008年11月6日、7日通过大宗商品平台狂吸近10亿元蓝筹，而次日我国政府四万亿元经济刺激措施出台，瑞银抄了一个大底。正因为国外投行确实具有较高的投资水平，所以投资者很容易相信他们，以致最终被他们所忽悠。
    其次，国外投行与我国政府的高层“走得很近”，一些很重要信息甚至是国家机密，国外投行们往往也能提前获得。这进一步增加了国外投行在国内投资者心目中的权威性。最明显的事件是2008年11月四万亿经济刺激措施的出台。其实还在2008年8月的时候，当时还处于从紧的货币政策时期，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龚方雄在发给客户的报告中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考虑一项总金额至少为人民币2000亿~4000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并可能于年底前放松货币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龚方雄所言精准无比，国外投行的权威性无疑令人叹服。
    其三，国外投行之所以能频频忽悠投资者，也与中国股市的土壤有关。即中国股市本身就是一个“忽悠市”，“忽悠”是中国股市的重要特色。比如上市公司忽悠投资者；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忽悠投资者；一些政府官员违背组织原则与纪律，发布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忽悠投资者；券商以及一些咨询机构发布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与报告忽悠投资者；甚至包括基金、保险机构在内的一些机构投资者唱多做空、唱空做多忽悠投资者。不仅如此，在中国股市里，各种谣言与传闻盛行，让投资者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而面对这样的“忽悠”，我们的监管部门却无所作为，放任“忽悠市”蔓延。正是基于这样的市场环境，国外投行在中国股市自然也就如鱼得水了。正所谓“不忽悠白不忽悠，忽悠了中国股市监管者又能奈之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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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新股发行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2010年12月03日 分类：本网文章          
    新股发行第二阶段改革于11月1日启动以来，至今一月有余。从这一个月新股发行的情况来看，第二阶段的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新股发行市盈率越发越高，并创出了138.46倍的最高发行市盈率新纪录。
    最先试水第二阶段改革的是11月10日中小板发行的三只新股涪陵榨菜、老板电器以及天广消防，它们的发行市盈率分别为53.81倍、47.06倍和69.12倍。应该说，这三只新股的发行已经为新股发行第二阶段改革敲响了警钟。毕竟象涪陵榨菜这种一无科技含量、二无成长性的公司获得53.81倍的发行市盈率就已经是“天价”了。但鉴于三只股票的发行市盈率并未创出新高，以至一些业内人士为此唱起了赞歌，认为这是新股发行制度取得成功的表现。遗憾的是，“赞歌”余音未了，涪陵榨菜上市首日的暴炒就扇了有关人士一记耳光。涪陵榨菜的暴炒表明，网下配售筹码向少数机构集中，是可能引发二级市场投机炒作冲动的。这个问题正是笔者担心的问题之一，偏偏在涪陵榨菜的身上成为了现实。
    当然，最能见证第二阶段改革所存在问题的，还是本周一三只创业板新股的发行。三只股票中，星河生物的发行市盈率高达138.46倍，创出新的最高发行市盈率纪录；宋城股份的发行市盈率也超过百倍，达到103.92倍；南方泵业的发行市盈率也达到了74.12倍。与此相对应，3家公司的超募资金分别为4.8亿元、16.254亿元和4.47亿元；超募比例分别为364.73%、270.63%和144.7%。三家公司的发行，将第二阶段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彻底裸露在了投资者的面前。即便是有业内人士试图辩白，但也不得不承认第二阶段发行制度的改革没有达到降低发行价格的效果。
    其实，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就此断言第二阶段发行制度改革的失败。因为在此之前的11月23日，主板市场发行了一只新股大连港。该股的发行数量为7.62亿股，询价的上限是4元/股，但由于该股网下询价时受到冷落，最后确定的发行价为每股3.8元，发行市盈率为22.2倍。与创业板百倍发行市盈率相比，大连港的发行显然要理性得多。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显然是由于A股市场的投机性造成的。因为中小板、创业板发行的股票流通盘都很小，便于市场投机炒作，所以哪怕就是涪陵榨菜这样的公司，市场也会给出很高的溢价，而如果是有一个时髦的概念供市场来炒作，就是给出百倍以上的市盈率，投资者也在所不惜。相反，主板公司由于发行量大，难以激发市场的炒作热情，所以市场给出的溢价并不高。这种现象在二级市场同样如此，象长江电力这种具有战略地位的公司，其市值仅仅只是等同于一个洋河股份而已。中国股市价值体系的扭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正是基于中国股市的现状，我们必须正视当前新股发行制度所存在的不足。即目前的市场化发行制度，并不能同时满足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股发行的需要。现行的发行制度针对主板来说是合适的，但针对中小板、创业板就不合适了。由于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规模与流通股规模都偏小，在中国股市投机性十足的情况下，根本就不能套用主板的发行制度，而必须拿出一个适用于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实际情况的新股发行制度出来。比如，规定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实行定价发行，将其发行市盈率控制在30倍以内。或者对市场化发行制度作出进一步的改革，规定新股的发行市盈率不得超过二级市场的市盈率，或二级市场同类公司的平均市盈率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向投资者作出一定幅度的折让，以避免中小板、创业板的新股发行以市场化的名义来背离市场。
http://finance.qq.com/a/20101203/0045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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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板不可能成为囤热钱的“池子”

2010年12月03日 分类：股市篇              
    
    近期关于国际板的谈论再度升温。11月27日，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在第二届北京律师论坛上表示，证监会正在研究推动国际板的建设；11月29日，央行副行长马德伦在中俄金融合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中国股市能尽早推出国际板。12月1日，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在出席上海市金融办与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期间表示，希望国际板能够在明年推出。为此，12月2日《中国证券报》援引市场人士的推测称，国际板规则或明年初亮相。
      
    置身市场，投资者不难感受到国际板正一步步逼近。而且，鉴于央行行长周小川于11月初抛出的“池子”理论，这一次关于国际板的谈论似乎又赋予了新的使命。周小川希望有这样一个“池子”：通过总量调控对冲热钱，把短期投机性资金放进一个“池子”，等撤退时将其从“池”里放出，从而避免冲击实体经济。于是，一些业内人士就把国际板的推出与“池子”联系在了一起。如中信证券国际董事长德地立人11月10日在出席国际金融论坛时呼吁，要尽快推出国际板应对热钱冲击。而11月29日央行副行长马德伦的表态，也被市场人士作为“池子”来解读。
    但国际板显然不是一个适合“囤热钱”的“池子”，它甚至根本就难以承担“池子”的功能。
    就“囤热钱”而言，目前显然还不用劳驾国际板。针对热钱的冲击，如果真的需要有一个池子来囤热钱的话，或者需要中国股市承担一部分囤热钱的使命的话，那么现在的A股市场是可以胜任的。毕竟目前的A股市场已经初具规模，截至10月底的股票市值达到27万亿。而且目前国有股东持有大量的股份没有减持，还有众多的企业在等待发股上市，这些都可以将热钱的冲击予以对冲。
    而且，开国际板来囤热钱是远水难救近火。热钱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现在进行时”，而开国际板来做“池子”是“将来时”。正如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所言，国际板的建设首先要解决重大法律问题。目前开设国际板的重大法律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谈何开设国际板？而在解决了重大法律问题之后，还有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及制度建设。这不是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解决的。今年11月12日，上交所研究中心总经理胡汝银表示“国际板在一两年之内推出”，这是比较客观的。因此，寄希望于开国际板来做“池子”囤热钱，实在是远水难解近渴。
    更加重要的是，即便国际板推出了，但在三、五年内也承担不了“池子”的功能。国际板的发展应该是循序渐进，而不可能象创业板新股发行大跃进。毕竟创业板担负的是支持国内中小企业融资的使命，而国际板是为外企上市服务的。因此，对于外企上市必须从严把关，要考虑A股市场的承受能力。毕竟中国股市最主要的使命还是支持中资公司发展。就象日本股市，其发展历史远比中国股市悠久，可在日本上市的国外企业一共只有十几家，其中，中资公司只有一家。所以，在国际板推出之初，每年能安排三、五家外企上市就很不错了，这样的规模怎么可能成为囤热钱的“池子”呢？
    所以，国际板根本就不可能是囤热钱的“池子”，一些人之所以将国际板与“池子”扯到一起，无非是为国际板的早日推出寻找借口。但如果不能解决相关的法律问题以及相配套的规章制度，推国际板只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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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类询价机构何以成了“新贵族”

2010年12月02日 分类：本网文章    股市自有“贵人”出，各领风骚一两年。自去年6月新股发行重启以来，在网下询价中，基金以其孜孜不倦的精神，始终如一的执着，终于赢得了“基金贵族”的美名。有统计数据显示，在创业板新股的网下询价中，有超过6成的最高报价来自于投资基金，“基金贵族”名符其实。
    不过，自今年11月1日第二阶段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正式启动以来，在网下询价环节，“基金贵族”遭遇上了“劲敌”：第七类询价机构。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第二阶段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有四条，其中的第二条就是：扩大询价对象范围，充实网下机构投资者。主承销商可以自主推荐一定数量的具有较高定价能力和长期投资取向的机构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配售。而这些由主承销商自主推荐的询价机构，被称为是第七类询价机构，它是指继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和财务公司等六类机构之后，获得IPO询价资格的机构总称。由于此类机构经保荐机构推荐获得新股询价资格，故在新股发行公告中，第七类机构又被称作推荐类机构。目前，共有127家推荐类机构具有询价资格，其中近半数为私募机构，也包括一部分创投机构和民营企业。
    对于第七类询价机构的引进，市场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论。股市之所以要进行新股发行第二阶段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去年6月重启的新股发行，在“市场化定价”的旗帜下，导致新股发行沦为了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的“三高”发行，新股发行因此赤裸裸地沦为发行人“圈钱”的工具。所以，进行新股发行第二阶段改革，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要遏制新股“三高”发行。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第二阶段改革的措施却居然允许主承销商自主推荐一定数量的机构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配售，这显然是南辕北辙之举。因为既然是主承销商自主推荐的机构，其与主承销商之间自然少不了有利益关系，或者是主承销商的关系户。象这样的机构投资者被主承销商推荐进来参与网下询价，当然会竭力为主承销商捧场，在询价中报高价，达到抬高发行价的目的。从这一措施的推出来看，监管部门到底是要遏制新股发行价格还是要进一步助长新股发行价格，其动机着实令人怀疑。
    而从11月份以来的新股发行来看，第七类询价机构在网下询价中的表现，也正如人们事前所预料的那样，果然成了助长新股发行价格的重要力量。包括私募、创投和民企在内的IPO第七类询价机构在网下申购询价中频频报出最高价，成为IPO询价机构中的“新贵族”。根据相关公告显示的数据，近期江苏旷达、星河生物和宋城旅游等新股询价中，第七类询价机构纷纷报出了高价，其给予江苏旷达的平均报价为21.22元，给予星河生物的平均报价为36.85元，给予宋城旅游的平均报价为54.19元，三者均为各类机构平均报价的最高值。因此，引入第七类询价机构，无疑成了第二阶段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最大败笔。星河生物因此创出138.5倍的最高发行市盈率纪录，这也是一种必然。第二阶段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也将因此注定难以达到遏制“三高”发行的预期效果。
http://finance.qq.com/a/20101202/0054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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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生活说”是对社会公众的忽悠

2010年12月02日 分类：股市篇
    自11月1日起，创业板首批上市的28家公司中锁定期为12个月的原始股获得解禁，从此，创业板迎来原始股上市流通时代。从原始股解禁后第一个月的情况来看，创业板共计套现28.5亿元。
    而创业板套现王的美名则被华谊兄弟摘得。在原始股解禁的第一个月里，华谊兄弟董监高及相关人员共计套现3.98亿元。该公司监事谭智的太太孙晓璐共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和竞价系统减持了10次，共减持股份720万股，已将持有的所有解禁股份抛售完毕。该公司另一名监事虞锋的母亲王育莲也套现了9841万元。华谊兄弟董事马云也于11月26日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减持了300万股，套现9012万元。
    原始股解禁了，套现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马云的减持却出现了“说辞”。 华谊兄弟董秘办人士表示，马云减持华谊兄弟300万股，“是为了改善生活”。此举明显是对社会公众的公开欺骗，有违诚信原则。想那马云，身价110亿元，就是所持股票每年的分红，也是马云“改善生活”所都花不完的，何须需要减持华谊兄弟股票来“改善生活”呢？因此，“改善生活说”无疑是对社会公众的愚弄，难怪马云方面的代表，阿里巴巴公关总监陶然直斥华谊兄弟董秘办人士“胡说八道”。
    其实，就象华谊兄弟监事谭智的太太孙晓璐、监事虞锋的母亲王育莲以及众多的原始股股东减持一样，对于马云的减持大可不必遮遮掩掩。虽然马云是一个大名人，马云减持股票容易引人关注，但这也没什么值得掩盖的。既然马云所持有的原始股解禁了，那么减持股票就是马云的权利，这是光明正大的事情，没必要躲躲闪闪，象做小偷似的。套现了就是套现了，何须编造一个“改善生活”的谎言出来忽悠社会公众呢？
    实际上，马云对华谊兄弟股票的减持也没必要向谁作出解释。首先，目前还没有制度规定原始股股东要对自己的减持行为作出解释。既然如此，马云就没有必要替自己的减持行为解释什么。其次，马云对华谊兄弟的投资原本也只是财务投资，并不参与华谊兄弟的日常管理工作，如今既然所持有的股票解禁了，马云当然可以随时套现自己所持有的股票。更何况马云对华谊兄弟股票的投资所获得的是暴利。根据有关人士的测算，马云持有华谊兄弟股票的成本仅为0.188元/股，而目前华谊兄弟的股价在30元附近震荡，马云的获利超过百倍。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的一句名言： “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今马云能够合法地获得100倍以上的利润，这种减持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什么样的解释能比百倍利润更能说服人呢？
    可以说，马云对华谊兄弟股票的减持是对资本的尊重。这比所谓“看好华谊兄弟未来”的腔调要真实得多。其实，看好华谊兄弟的未来与减持华谊兄弟股票是两回事。因为目前华谊兄弟的股价大大透支了华谊兄弟未来的发展。如美国时代华纳的市盈率只有14倍，而华谊兄弟的市盈率却接近90倍。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华谊兄弟的股价大大被高估。因此，马云对华谊兄弟的减持是非常明智的。倒是华谊兄弟董秘办人士偏要给马云的减持编造一个“改善生活”的谎言出来，公开欺骗投资者，其目的何在？倒是值得追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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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粮液高管薪酬说起

2010年12月01日 分类：股市篇                  
    最近五粮液首次公布了高管人员经营业绩考核薪酬。根据该公司的公告，2009年公司高管考核领取薪酬金额十倍于此前年报中公布的“已领薪酬总额”，而若这些高管在3年任期内不发生变故、达到经营业绩考核要求，他们每年人均年薪将达到126万元，一举超过了茅台高管人均67.18万元的薪酬水平。
    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可信的数据，较之于2009年年报显示的该公司董事长唐桥的年薪仅为9.25万元无疑令人信服得多。不过，就象五粮液过去的高管薪酬过低招致投资者的怀疑一样，五粮液高管薪酬的突然“井喷”，同样也让很多投资者一时难以接受。人们需要知道的是，五粮液高管薪酬确定的依据是什么。五粮液公告显示的是《关于2009年度高管人员经营业绩考核薪酬的公告》，可见其考核依据应该是“经营业绩”，但这样的考核至少是不全面的，它没有体现出五粮液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考核，必须体现出上市公司的特性，其薪酬考核体系至少应该包括这样四方面的内容。
    首先，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必须与上市公司的效益挂钩。五粮液的“经营业绩”考核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根据这种考核方法，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增长不应超过公司业绩的增长，上市公司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也必须同步下降。一些上市公司业绩下降，而高管薪酬仍然增长；或高管薪酬增长远超业绩增长的做法，都是违背经营业绩考核准则的。不过，在效益考核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公司可提出具体不同的考核方法。比如一些垄断型公司，公司业绩的增长更多是政策性的，与高管的努力与否关系不大，高管们甚至不需要付出太多的辛劳也可以财源滚滚。因此，这样一些公司高管薪酬的增长较之于公司业绩增长来说，其增长的速度应该大幅减缓才合情理。
    其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必须与上市公司分红挂钩。参照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再融资所规定的30%的现金分红比例，在考核高管薪酬时，可将30%的分红比例确定为基准分红比例。上市公司分红比例达到30%，公司高管可以领取基本薪酬（可取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为基本薪酬）。在此基础上，实际分红比例每增加1%，则高管薪酬就增加1%；反之，则以相同的比例扣减薪酬。这样上市公司不分红，高管高薪大幅增长的现象就不会出现。如五粮液是一家吝啬于向投资者进行现金分红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其高管薪酬就不应该有大幅的增长，甚至要降低。
    其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必须与公司治理水平、诚信等相结合。对于那些受到证监会、交易所以及其他有关监管部门处罚的上市公司及高管，同样需要扣减其当年的激励工资。
    此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必须与公司职工的平均水平相挂钩。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不应超过职工平均收入水平的5倍。这样规定，一方面是避免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公司高管们能够进一步关心职工收入情况，避免高管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克扣职工收入的行为发生。根据这种考核，除非五粮液职工的人均月收入能突破2万元，否则，五粮液高管的年薪达到126万元就难言合理，就是在加剧社会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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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1.8万美元财富在哪里

2010年11月30日 分类：财经评论    日前，瑞士瑞信银行发布的一份《全球财富报告》引来中国网民们如雨点般的“砖头”。这份《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的成年人人均财富值在过去十年中从2000年的6000美元增至2010年的18000美元（2010年全球人均财富为4.38万美元），相当于12万元人民币。但网民们纷纷喊冤，称自己“被富有”了。
    应该说，瑞银的这份《全球财富报告》还是比较靠谱的。中国成人人均12万元人民币的财富并不算多，仅仅只占全球人均财富的41%，这也表明在全世界范围里，中国人远远没有达到富裕的程度。但就是这样一份报告，还是招来了中国网民的集体性“砸石头”。有网民直接质疑：1.8万美元让我很自豪，但我就是不知道自己的1.8万美元财富在哪里。
    1.8万美元财富在哪里，这确实是很多国人共同关心的问题。网民们之所以纷纷“砸砖头”，原因也就这里，因此认为自己“被富有”了。那么，这1.8万美元财富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需要正视的现实是，这1.8万美元财富对于很多国人来说确实是“被富有”了。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一些中小城市的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这些家庭的成人基本上都没有这12万元的财富。因为这12万元财富是一个全国成人的人均数据，很多国人突然“拥有”了12万元的财富，显然是“被平均”了，毕竟中国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上，而如今的中国又是一个大量生产亿万富翁的国度。如去年末，我国拥有亿万富翁达到5.5万人。而今年10月发布的《2010胡润百富榜》显示，我国10亿元以上的富翁人数达到1363人，百亿富翁97人，其中，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更是以800亿元登顶中国首富。与这些富翁们一起“算平均数”，就算是穷光蛋与宗庆后一起“平均”，那也是“亿万富翁”了。所以，国人这1.8万美元财富有相当一部分是“装”在富人的荷包里。
    其次，这1.8万美元的财富，成了国人的不动产，比如住房。瑞银报告显示，中国成人人均不动产为9600美元（约为6.4万元人民币）。实际上，对于一些大中城市的居民来说，他们的不动产何只6.4万元。如今年10月，上海市商品住宅每套成交均价达254.85万元，如果按4个成人计算，人均也超过60万元人民币。如果是与全国人民平均，全国人民都要“沾光”了，不少国人因此“被富有”。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些房屋的拥有者来说，他们同样也感受不到“财富的味道”，因为他们其实是沦为了“房奴”。因此，对于很多国人来说，即便他们拥有甚至远远超过1.8万美元的财富，但因为他们的财富变成了不动产，所以他们还是“负翁”，尽管他们已经迈入到“百万富翁”的行列，但他们真没有12万元人民币现款。
    因此，网民们向瑞银“砸砖头”，并非是瑞银的报告出现了问题，而是人均拥有1.8万美元财富的国人缺少幸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才是我国政府部门应该予以关注的。作为政府部门来说，一方面是要切实缩小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正如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所强调的那样，让“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使中低收入者能拥有更多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要让高高在上的房价降下来，或者让中低收入家庭能够住上保障房、廉租房。对于任何一个国人来说，在财富不变的情况下，其幸福感是与不动产成反比的，一旦国人的财富全部表现为房产时，那么，他很可能就是一个“房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