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统治世界》电子书在线阅读11

日本不仅要求尊重等级制度，而且还存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责任系统。日本存在两种类型的义务，比方说对自己父母承担的义务是无限的和终身的，而情理则是有限的。这些义务和责任构成了日本社会的核心，日本所谓的贞德是从承担义务的角度来定义的，而不像西方社会那样，通常用金钱来衡量美德。如果一个人不够担当，他会有一种羞耻感。从广义上讲，文化可以划分为（类似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负罪文化和羞耻文化。一方面，负罪文化源于原罪的观念，即人本质上都是有罪的，它是依据事实来判断；另一方面，羞耻文化是通过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审视自我，从而进行自我约束的产物。日本的耻辱文化根深蒂固：与一个人自己的良心相比，他如何被别人评价，才是最为重要的。罪恶感可以通过道歉来减轻；而羞耻感则正好相反，几乎是无法减轻的，它会导致一种非常独特的行为方式。比如，在西方社会，自杀作为一种自私的举动，被视为人所不悦的行为；而在日本，自杀却被视为敢于担当的终极方式，因此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在日本社会，自杀现象更为常见，平均每100 000个男性中35.6个会自杀；而美国只有17.9个，英国只有10.8个，德国则为19.7个。

　　日本的人际关系，是以等级和责任为基础的，它体现在从“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到公司、学校、政府等所有日本机构。以企业为例：大型企业与对大型企业有所依赖的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特征。终身雇佣制，仍然在大型企业中占主导地位，体现出公司和员工双方的一种责任观念，这与合同制（往往是短期的）完全不同，而后者一直为英美所推崇。公司被看成是与家庭类似的，公司对雇员承担许多义务，而雇员——几乎都是男性，从职业生涯来看，会长期服务于公司。资历体系，在日本的公司中广为应用，反映出日本社会的年龄等级。一个人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稳步地爬上公司的高层职位，享有日益增加的收入和权力，而不像西方国家的公司，到了一定岁数便被解聘。

　　独具特色的日本人际关系还体现在工作和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日本人竭力避免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对簿公堂。因此，日本的律师很少，无法与欧洲相比，就更别提美国了。几乎所有的民事冲突，都是采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的，要不在法庭之外，要不在任何司法判决做出之前。从表2–1、图2–1、图2–2和图2–3，可以对日本的人际关系有所了解。
第2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6）人们应该不会对日本的这种独特性感到意外。即使只是偶然地接触日本社会，也会有这种感受。尽管事实上日本和西方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但是两者的文化和价值观却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个理由几乎不需要重述：文化差异影响深远，日本社会根植于一种独特的文明。第二个理由是历史原因：因为明治维新并不久远，日本仍然保持着顽固的封建特征。此外， 1868年后的精英统治者自觉并蓄意保留日本的历史特点。而且，新的统治集团核心是由武士组成的，这意味着其部分价值观会延续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并贯穿后来的历史。“二战”后的日本，与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一直由管理阶层即武士的后裔统治，真正运营大型企业的不是那些企业家，而是他们；他们主宰自民党；他们支配内阁；诚然，正是他们建立了在日本治国过程中发挥着中心作用的官僚机构。

　　甚至连统治方式也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据日本历史记载，大多数时候，权力都被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心，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天皇从事礼仪性和象征性的国事活动。国会只享有少许真正的权力。日本首相的权力远逊于其他任何主要发达国家总理的权力，任期相对短暂，之后可能便被执政自民党的其他成员替代。内阁会议主要是礼仪性的，会议持续时间不会超过15分钟。尽管日本拥有正式的多党制度，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自民党便盘踞权力的宝座，享有长久未衰的执政权，该党内的各个派系实际上发挥着比其他各党都重要的作用。因此，日本的权力分散在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机构中，类似的情形在日本历史上俯拾皆是。从美国占领行将结束开始，日本一直被西方视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实际上，它与任何西方民主国家都极为不同，让人们不禁开始怀疑，用“民主”这个词来形容日本，是否妥当。日本可能从1868年就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历史的影响力却持续存在，经久不衰。

　　向西方转变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使命是跨越历史的鸿沟，拉近与西方的距离，效仿西方国家，取得它们的尊重，至少要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西方国家。赶超西方变成了这个国家新的行动指南。在日本人心目中，1939年以前的西方主要意指欧洲国家；而1945年之后，美国便以压倒性优势取代了欧洲，成为西方代表。当然，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但是日本始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殖民扩张，也应归功于效仿欧洲的愿望：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日本必须拥有自己的殖民地。正是觊觎领土的野心，将日本卷入了太平洋战争，直至最终战败投降。那是一个极其羞辱的时刻：明治维新最初的目的恰恰在于防止西方国家对本国的统治，而此刻这个目标已经被破坏殆尽。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极力地效仿西方，在占领殖民地方面也不甘落后，这最终造成了惨痛的灾难。

　　然而事实证明，战争只是日本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段经济增长时期的前奏。1952年，日本的GDP小于殖民地马来西亚。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日本已经从农业国家转变为成熟的工业化国家，1950~1970年人均GDP增长率高达8.4%，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并具有最强大的金融实力。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变革，但是没有持续下去。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的经济泡沫最终破灭，在随后的15年里，经济几乎停滞；与此同时，美国创造了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在一系列新兴行业和技术领域（特别是互联网行业）展现出相当的活力。日本对此的反应都颇具启发性——无论是从人们对日本的评论来说，还是从所有非西方国家赶超西方的过程中固有的困难来看，都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日本取得自明治维新后最为显著的成就，它最终赶超了西方国家，但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危机的种子。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首要目标便是赶超西方国家，1945年以后，这种雄心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但是，当这个目标最终实现，当赶超或多或少地完成，当日本在许多方面都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具有绝对领先地位时，又将发生什么呢？当明治维新的目的最终达成，下一步做什么？日本没有答案，该国陷入了一种生存主义危机。人们一直习惯于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说明日本的泡沫经济，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解释：这个国家及其机构，包括公司，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见图2–4）。

　　历史并没有赋予日本改变前进方向的能力和基础。自1868年开始，日本的每个历史转折点，都表现出该国对其长期目标的持续追求和坚韧不拔的非凡能力。日本可能被人们描绘成依赖单一路径，其制度保证日本能够坚持走自己道路。这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使该国能够极其有效地实现长期目标。然而，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日本在多重路径上显得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1868年明治维新，那是对严峻的外部威胁做出的反应。

　　图2–4?日本人对日本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悲观认知（%）

　　泡沫危机之后，日本经济步入了很长时间的停滞状态，举国上下开始进行自我反省，民众普遍感到忧郁和沮丧。有些人竟然提出，日本已经遭受了两次挫败：一次是在1945年，另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悲观情绪席卷整个国家，揭示出当代日本国民心理的脆弱性。在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们满腹疑问。随着美国经济逐渐恢复了活力，而日本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却显得相对平静，这让人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目标至多只是一种幻想，日本注定将永远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中。日本国民面对泡沫经济的心理脆弱性，直接警示着世人：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赶超西方的过程异常艰难、困难重重。用任何标准衡量，日本取得的成就都是显著的，在很多方面，它或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或更胜一筹。它很轻松地超过了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而这些国家曾经是它极力效仿的偶像；它建立了引人瞩目的世界顶级研究机构、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它已变成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国家，然而，在灿烂辉煌的时刻，它同样对自身充满了怀疑。
第2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7）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日本自我认知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与欧洲或美国将普遍性和世界性作为自己的愿望和对自身的定位不同，日本人在思量本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时，其视角是独特的，长期以来将日本定位为处于主要文明的边缘和外围，而且认为这些主要文明已经创建了普遍性的规范和准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和西方构成了日本效仿的两个对象，同时也是日本坚守“国民性”时所反对和排斥的两个主要行为体。“对于日本人来说，”吉野耕作指出，“向中国和西方学习，成为日本获得‘普世’文明的一种经历和体验。在此，日本人一再强调他们之间的特殊差异，就是为了将他们自身与具有普遍性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区分开来。”换句话说，这个特点，不仅将日本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西方普世文明区别开来，而且，正如我们在后文要探索的那样，还将自身与中国的不同也放大了无数倍，要知道，从普世性角度来讲，中国人一直视自己的文明是2 000年来最精华的部分（见图2–5）。

　　图2–5?日本人对“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与一个外国人结婚，

　　你作何感想？”问题的回答（%）

　　日本1868年后转向西方的举动，仅仅是其新式统筹战略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它对待亚洲大陆的态度上。这种态度融合了对西方的拥护和对亚洲的拒绝。在转向西方的过程中，日本涌现出许多知名作家，最著名的是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他在188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正在远离亚洲”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没有时间等待邻国的启示和开导，以便大家能够共同努力促进亚洲的发展。离开亚洲国家的队伍，把我们的命运与西方文明国家的紧密相连，对于我们来说更好。至于如何处理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不需给予什么特殊的待遇，只因它们碰巧是我们的邻国。在如何对待它们的问题上，我们只需要简单地按照西方人的方式即可。任何一个珍视坏朋友的人都将无法逃脱恶名。我们要直接将亚洲的坏朋友们从脑海中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