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县权公开"逐步推行 源头防腐考验"土皇帝"

2010年12月06日 10:56:42 　来源： 中国新闻网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新加坡《联合早报》5日刊文说，中共中纪委、中组部不久前高调要求推广“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迹象显示中国将逐步推行“县权公开”制度，试图建立全方位监督体系，从制度上克服县委书记“土皇帝”心态，让县委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遏制县委书记腐败高发的势头以消减民怨。
文章摘编如下：
经过在江苏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成都市武侯区三个县级行政区一年多的试点，中纪委和中组部近日发布文件，要求各省市都“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这意味官方将在全国逐步推行“县权公开”制度，试图以“县权公开”规范县委、尤其是“一把手”县委书记的权力，消减民众对腐败和社会不公的不满，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解决“治县”这一历史难题。
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东部和中部很多县的人口超过100万，比一些国家的人口还要多；西部一些县地域广袤，所辖面积也大过一些国家。虽然县委书记在中国官场的排序十分靠后，只相当于部委或厅局的处长，但县委书记的权力既大又全，却远非处长甚至厅局长可比。一些县委书记的权力满足感恐怕不低于一个总统。
每个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面有什么几大班子、部委厅局，县里基本都有对应机构。还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等，光是人事安排，就足以占去一个县委书记的大半精力，加上招商引资、“跑部钱进”、维稳“严打”、文山会海、迎来送往等等，这些常规工作往往都需要县委书记参与或拍板，虽然劳神费力，但在辖区内“一言九鼎”权力快感，还是让县委书记们乐此不疲，欲罢不能。
权力最容易使人膨胀，在唯唯诺诺的奉承声中，一些县委书记不知不觉就开始把自己看成一方诸侯，把辖区当“封地”，把副职和纪委当摆设，把公检法当家丁。而权力带来的财富更是一本万利。在权钱交易盛行的当下，权力意味着财富不是什么秘密。由于监督乏力，用权力换财富还不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甚至比那些企业家所赚的辛苦钱更安全。近些年来，一些县委书记因贪腐落马，舆论惊呼县委书记成了腐败的“高危人群”。
县委书记腐败高发自然会引起广泛民怨，直接威胁到中共的执政根基。近两年来，中共高层实施县委书记大轮训，要求县委书记必须到中央党校轮训，一方面训导县委书记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一方面也教育县委书记拒腐防变，保一方平安。
这次中纪委、中组部高调要求推广“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就是要规范县委、尤其是县委书记用权，改革的目标是要在县一级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力争从制度上克服县委书记“土皇帝”心态，遏制县委书记腐败高发的势头。
中纪委和中组部要求：县委必须在政策法律的范围内管权、管事、管人；厘清县委全委会、县委常委会及其成员、县委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和权限，抓住决策、执行、结果等主要环节，找出各环节的风险点，编制并公布权力运行流程图；以公开栏、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形式，把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等全程化地公开；强化监督，要把党内监督与人大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县委权力运行全方位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官方舆论认为这次改革抓住了三个关键环节：一是抓住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是中共代言人，对中共执政能力起着关键的作用，不称职的书记不仅祸害一方，而且直接导致民众对基层权力的不信任。二是抓住了职权规范；要让权力透明运行，首先要公布“权力清单”，哪些地方权力过于集中，哪些环节存在权力滥用和寻租空间，大家看得清楚。三是抓住了制约监督，公布“权力清单”，向公众发出了监督邀约；而畅通监督渠道，更为公众制约监督和反映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于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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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权自我规范的睢宁经验

去年，睢宁举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推进会。睢宁供图
日前，中纪委、中组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一明确要求规范县委书记权力的意见，被外界解读成中央层面深化体制改革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举动。目前，这项在全国东、中、西三个县（市区）推行的改革试点工作已经进入“盘点”阶段，即将全国大范围推广。
12月4日，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县考察报告“江苏睢宁改革创新书系”率先在人民大会堂对外推出。睢宁以其人口多、底子薄、社会矛盾复杂而成为中国县委权力制度改革典型样本，因此备受关注。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睢宁初现政通人和。从去年开始，睢宁改革迎来“取经”者众。
规范公权力，对县委书记“限权”，及至严管各级干部，这正是《意见》的题中之意。为此，本报记者探访睢宁，求解县委书记限权背后的种种顺应大势之举。
昔日之困
发展滞后倒逼改革
睢宁县领导班子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睢宁落后，表在经济，本在人心。
睢宁县纪委书记唐健，是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考察报告“江苏睢宁改革创新书系”的主作者。近来，他在向来访者介绍睢宁经验时，总不免感慨，三年前他想都不敢想，有一天能从专属于睢宁的差生位子上逃离。
2004年，接到从共青团徐州市委副书记到睢宁任副县长的调令时，唐健对于睢宁的印象是：睢人好讼、“宁可报停，不走睢宁”。
还有早有耳闻的“潜规则”：想害谁，就放出风来，说他要提拔了，告状信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头了。
可恰巧，唐健分管信访工作。他亲历一天接访13批次，目睹县政府一天被堵3次。
社会不稳直接导致经济发展滞后。睢宁虽不是贫困县，但2007年在江苏省主要经济指标排名中，均居全省末位。省信访重点管理县、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成了睢宁头上的标签。
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在2007年8月的一周集中爆发上千名群众上访，因对上级下发的水库移民款发放政策不满意，围堵县政府长达13个小时，整个县政府机关完全瘫痪。两天后，这些上访群众又扣押了某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等5名干部，并称“不解决问题不放人”。县委县政府领导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决定强行救人。被营救出来的镇党委副书记哭诉：“我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对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父亲还在农村，我们到底怎么了？”
几天后，县政府又接到水库溃坝的报告，称睢宁县城有可能不保。经过一夜抢险，水库大坝保住了，但水利局长因为水库工程受贿被捕。
经历了炼狱般的一周，睢宁县领导班子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睢宁落后，表在经济，本在人心。
对此，县委书记王天琦在一次讲话中这样描述：“睢宁落后了，全面落后了，落到最后了，已经没有了退路！惟有卧薪尝胆，知耻后勇，背水一战，绝地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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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06日 07:55:09 　来源： 京华时报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如何避免睢宁的改革人走政息？如何通过制度在全国涌现出更多的睢宁县县委书记王天琦？如何将睢宁的经验推向全国？
昨天，本报对话中央党校党建研究部副主任张志明、曾主导长治改革的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
-人物
插图/李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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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动因
京华时报：中央曾选三个不同的地方试点并大力推进，有人把它解读成中央层面要进行轰轰烈烈的县委权力改革的一个信号，你怎么看？
张志明：县域一级政府在整个中国政治格局中太重要了，直接面对老百姓，关系党的执政基础。而让中纪委最头疼的、反映最突出的五个现象，第一就是县委一把手出事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对于党的执政来说，这是无法回避的。据我们了解，中央层面已经在进行一系列的探索，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比如，现在财税体制上“省管县”、县委书记任命由省委决定、县委书记的培训教育在中央党校进行等等，其中一些改革已经成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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