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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系列--国粹哲学方法道德哲学
提示：由于国粹哲学及哲学方法是中华民族历经万年大智慧的结晶。是中医学的说辩证立论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学科的思维定式、形成发展的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认识自然发展良性科技及引导科技创新的高境界。“道”非宗教的道，特指哲学道理和哲学方法。
“知识就是力量”是片面的西方哲学之论，实际上富有哲理的大智慧加上相应的知识才会有力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是在接受西方哲学的基础上的立论，而真理的哲学方法指导下的科学技术才具推动社会进步生产力。选择“道”路可使技术能力倍增。国粹哲学方法的复兴与光大是国家富强、民族生辉的基础。因此特开辟这一为科技提供发展智慧的栏目
国粹哲学方法
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
吕嘉戈
绪论
以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方法，是中华文明创立的指导方法。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与它的指导是分不开的。由于中国哲学方法在今天的失落，也使今天的中国人不理解古代中国为什么在各个方面均能在世界前列的原因。今天，中国乃至世界在呼唤新的哲学方法，而都把目标指向了中国那深厚的悠久文明，其原因就是人们都想从中找出这套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与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方法是研究人类文明以认识是如何得来的或如何创立的学问。在人类脱离动物有了抽象思维能力后，对自然以及人类社会均有了自身的认识，在人类文明及文化、科技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以及人类抽象思维能力发展提高的过程中，始终都离不开哲学方法的指导，否则，任何学科的理论以及科技上的发明与发现都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哲学则是研究人类思维的学问。与哲学方法相比，哲学所研究的人类思维的内涵，是在哲学方法指导的前提下进行的，故哲学方法与哲学二者，应是哲学方法在先，哲学在后，任何文明及文化，都是在哲学方法指导下产生或创立的，忽视哲学方法的指导作用。就无法认识人类文明及文化是如何创立的。忽视中国哲学方法对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的创立指导作用，就无法认清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的根源，就容易陷入宗教的泥潭之中。本书就中国哲学方法以及它如何指导了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的创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扫对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研究方向的误导，还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本来面目。
在今天，中国哲学界、科技界重建中国哲学的呼声渐高，但是，即使是重建中国哲学，也必须对中国哲学方法有清醒的认识和熟练的运用能力，而如果从哲学方法与哲学的关系看，中国哲学并不存在重建的问题。哲学方法就更不存在重建的问题，尤其在当今大变革的年代里，古代的中国哲学方法将会超到推波助澜、画龙点睛的作用，然而中国哲学方法不是凭个人的智力和智慧可以想象或创造出来的，必须要从我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去发掘出来。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哲学方法不是重建的问题，而是怎样复兴的问题。重建意味着过去的架构全部倒塌了、毁灭了，需要重新建立。而复兴则是过去的架构全部完整地保留那里，只是因为今人对它视而不见、视之无用或日用而不知罢了。
今天，当我们终于重新发现中国哲学方法以及它的巨大价值后，需要的是在国人中进行普及教育，以最快的速度使用我们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以及全体人民能够真正予以掌握，使他们能够运用中国哲学方法去指导各学科的研究及创作、甚至制订国家发展战略的韬略等等。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意味着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文化及科技的中心。这不是笔者的个人愿望使然，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因为有历史为证。
当然，中国哲学方法复兴大业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全权中华民族的大事。中国哲学方法赋予我们中华民族的是乐观向上的精神，悲观、自卑的心理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个性。所谓重建中国哲学的论点，是悲观、自卑心理的反映，是不足取的。中国哲学必须要有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才行，以西方哲学方法指导下得出的中国哲学内涵是支离破碎的，与中国哲学方法是背道而驰的，在不认识中国哲学方法的前提下，是无法真正认识中国哲学的。所以，这里没有重建的问题。西方有文艺复兴带来的社会发展进步的高潮，中国至今还未有过对社会进步有如此巨大作用的复兴运动，但愿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将能够掀起一场能带动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大高潮。
在中国哲学方法复兴的前夜，我们的学者不要悲叹过去许多论点的弊端，因为这些弊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而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我们这几代人一出世就已面临这种状况，故不要死抱在这种状况下所作出的种种与中国哲学方法不相符的论点不放，反而对中国哲学方法这套既古老又新鲜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持排斥和抵制态度。笔者希望各界人士能共同参与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方法复兴大业，为我们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出一份力。著名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公元1900年～1995年）就曾这样论及中国文化：“我曾试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中人的人事事物的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这套哲学方法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在用而未被今人所理解的方法。因而，对指导了中华文明创立的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使它继而成为我们今后创造更新文明的指导方法同样是行之有效的。只有如此，才会出现李约瑟博士所憧憬的那样，中国文化会在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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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13 16:58:58
chin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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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绝，在历史上数遭外族劫难却不灭，而总以“征服者被征服”的事实证明着它的强大生命力和像大海一样的民族胸怀，与这套独特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作为指导方法是分不开的，否则不可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概论》一书指出：“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而从未中断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仅以文明持续不间断的7000年的发展（笔者认识中华文明应从伏羲时代算起，故为7000年），应给了人们一种信念，证明着一个真理：这决不是*幸运和偶然得以实现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中华文明及中国文化才得以实现。但这套哲学的内涵是什么，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本书所阐述的外，有许多与此不同的认识，其根本的不同点就在于这些认识和论点是用西方哲学方法推理出来的，很难而且也不可能将中国哲学方法论述清楚。因为西方哲学方法主要是线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哲学进行这种分析，与其说是分析，不如说它是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肢解”和不懂装懂更为恰当。不信请看：有人提出，“中国哲学是实践型哲学，不是思辨型哲学，其思想方式自然是实践型的，不是思辨型的。” 有人认为，“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不幸，是在我国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时期里，未曾出现一个古希望式的前苏格拉底阶段，也就是说，缺乏一个自然科学思想得以充分独立发展的哲学前期，中国古代哲学很早就形成一种早熟的有机论思想——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论。……，这样一种过分早熟的朴素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不能适应自然科学深入发展的要求的。”“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及方法论颇不发达，但亦决非没有。”“道是非物质的东西，自然就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性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等等，等等。这些论点使人无所适从。
笔者不禁要问：中国哲学方法是因为它形成比较早并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论点就是早熟型的吗？中国哲学方法因为有道德二字就是是伦理型的吗？中国哲学方法中根据自然存在而*思维才能把握到的道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吗？中国哲学方法对中华文明的创立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颇不发达吗？中国哲学方法是实践型的吗？难道作为哲学方法就只有思辨与实践之分，而没有宏观型的吗？将以上各家论点逐一排列，很明显，中国哲学方法已完全被肢解，而且面目全非了，这些论点只是从用西方哲学方法来论述的研究中国哲学方法的大量专著中摘录出来的一小部分。可见，这样来论述中国哲学方法实有些荒唐。我们现今呼唤中国哲学方法的目的，是要促进中华民族的文明向前发展。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肢解”的水平上，中国哲学方法是永远也无法被呼唤出来的。由此可知，以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方法的结论是多么不合实际，它给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方法的研究和普及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并误导了几代中国人。
尤其严重的是，某些学者为了证明其错误论点是正确的，便用“不科学”的帽子来排斥和改造以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学科，造成了中国长期存在着“言必称希腊”、“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状态和意识，甚至出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矛盾情形：在讲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中国文化时，均以五千年的文明沾沾自喜，甚是骄傲，可是因到现实，却又对这些文明的产物——各个具体学科加以排斥，即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不科学。这种情况在对中医学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某些报刊、电视台等在谈及科技史时，不顾历史事实，对许多科技发明本来明明是中国最早发明和发现的，却一味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人”出自欧洲中心论的失实说法，误导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在许多外国动画片中，这种现象尤为普遍，有关部门对此应当有所注意和重视。
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首次提出生物钟原理后，我们的报刊争相报导，而实际上这个原理源自中国。中医一直在运用。是的；“西方人”对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得意之极，某些国家甚至把这一天定为假日，而我们也在为他们宣传。可是经考古证明，美洲大陆是中国人最早登陆的，在那里的民族文化中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的影子。“西方人”之所以得意，其中还隐藏着美化殖民主义的心理。总之，“西方人”一向对这类事实是“视而不见”的。
正是因为死抱西方哲学方法是惟一科学方法的意识，造成了中国人也去用“西方人”的偏见看中国文化了，如果不在观今国人中加以有关中国文化的教育，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也有一套不比西方哲学方法差的方法，不要总是以为只有西方的才是好的，科学的。只承认西方哲学方法是科学的论点是崇洋意识的根源，这个论点否定了中国哲学方法的科学性。颇为严重的是，持此论点的大多数学者、教授对中国哲学方法却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懂得更少，根本不会应用它，并作为指导方法去进行他们的学术研究，却动不动就给中国文化戴上“朴素的”、“经验的”、“直观的”、“唯象的”、“唯心的”帽子给予贬低或否定，在学术上对他不知或知之甚少、懂得更少的学科挥舞大棒。对这样的学者、教授，应促其认真学习和掌握中国哲学方法，以免成为中国哲学方法复兴的阻力。
2005-7-13 16:59:30
chin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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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
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其核心就是对中国自古就被学者十分重视、并认为是须臾不能离开的“道”的内涵的认识，也就是要还中国哲学方法的本来面目，并在国人中普及。自公元1918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以西方哲学方法来论述中国哲学方法时，将把握“道”的方法给抹煞了，代之以古代学者人人成了哲学家，80多年过去了，中国哲学界没有改变以胡适的这套以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方法的西思路。虽然哲学界在有一些学者在呼唤中国哲学，但不是哲学方法，可是至今非但无人能很清楚明白地讲清和应用这套方法，并提纲携领地将它们呼唤出来，反而却越发加大了“肢解”的范围，将本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各个学说，却分别冠以XX哲学。这样，对哲学均以不同学科不同人名命名，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混乱局面，使后学者无以是从，它对国人的误导是致命的，对中国文化的肢解和破坏也是不可低估的。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胡适的那本书《中国哲学史大纲》为标志、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中那不分良莠的全面西化，和他未对中国哲学方法有所认识，从而给中国哲学界造成只讲哲学而不讲哲学方法的局面。
我们学习西方文化，不是用它来代替中国固有的文化，而只是吸取其精华，进行综合。如《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形态》一文所述：“近百年来，由于中国文化自身的因素，对西方文化无法进行综合，因为这里有一个不对等的因素，这就是，谁也没有将中国文化中与西方文化中相互对等的学说进行过整理。例如，中国文化的知识形态主要是经史子集，经学是中国学术的核心，但是，按照中国文化的这种四部学术的划分，西学中没有一部可以纳入经部的，在西方讲中国学术的也从未有完整的讲经学的。胡适的‘功绩’就在于经学改造为符合西学的只言片段，在这种知识形态的大转换中，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它的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全然被丢掉了”。
就哲学这一名词而言，古代中国学术中是不用它的，而是用“道”来表示的，这个“道”本身就是指方法。进入现代，我们的哲学家们并没有把“道”的哲学内涵搞清楚，一味往西方模式上套，根本不管二者知识形态的不同，以凡套的上的就好，套不上的就是迷信的、落后的，甚至忿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哲学方法。这种认识和行为简直太可笑无知了，这是笔者所唾弃的。故本书所用哲学方法一词的内涵，完全是以中国学术中的“道” 为主线的，与胡适所用的哲学内涵是不同的。本书着重论述的是中国哲学方法，即中华文明创立的指导方法，不是去评价古代学者与诸子百家的只言片语，而是去探讨他们之所以要如此阐述的指导方法是什么，即古人所谓的“知其要者，一方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意在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一定要从其最大的方面去把握，要知道其“要”，也就是这个事物的宏观方面，而宏观又有形象化后的“一”作为隐喻，“一”即宏观，宏观即“一”。“一言而终”的“一”是个双关语，既指宏观，又指一数，全意是只要知道事物的宏观“一”后，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所以。遵照中国哲学方法的要求，对任何事物或学科均要从宏观入手去认识和把握。
由于现代中国教育的方式，现今的中国人已在懂如何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虽然古人对此已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可是今人仍不甚了了。这意味着西方哲学方法与此中国哲学方法的格格不入。凡是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方法或学术的，均感到中国哲学方法与学术是支离破碎的、杂乱无章的、百科混杂的，毫无秩序可言，根本无法把握到它的重点，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是因为：“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像胡适那样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方法与学术其结果就是如此。由于抓不到中国哲学方法的“要”，于是乎便流散个没完，什么“老子哲学”、“儒家哲学”、“墨子哲学”、“伦理道德型哲学”、“早熟型哲学”等等可至无穷，简直把“活生生的中国哲学史弄成了羊肉串”。现今对中国古代哲学方法及学术有这么多的论著，却没有一部论及到诸子百家及古代其他各家学说是以什么方法指导下创立的。
所以，研究和探讨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方法，首先要把握到指导它创立的哲学方法，这才是它的其“要”所在。而有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方法，由于它用的是线性分析即肢解的方法，明明不是盲人却要去做盲人摸象的事，必然会造成流散无穷的境地，使今人无法对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方法有一系统的、完整的认识。
许多学者经常论及到中国哲学而忽视哲学方法，一问他们中国哲学方法的核心是什么？中国哲学方法要求人们怎样去认识事物进行思维的？道家学说创立的指导方法是什么？儒家的又是什么？都说《孙子兵法》好，至今还适用于各行各业的竞争，但《孙子兵法》为什么至今还有用？中医学为什么自古至今还那么有用？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在不理解以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方法的情况下，他们是难以回答的。本书对此将会在各章中予与详述。由此，当我们知道了用西方哲学方法无法真正懂得中国哲学方法的内涵后，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以及人们期望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的迫切性，就成了当今文化主要的趋向。而且必须对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全盘西化的做法加以清算，否则，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将是一句空话。
2005-7-13 17:14:59
chin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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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楼
说中国哲学方法是复兴则不是重建，是有其根据的。因为古人对道及对把握道的方法是十分自觉、主动的，并随时随地的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运用此方法来阐述和研究事物。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朝闻道，夕死可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等等，都在告诉和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道。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在中国哲学方法中究竟是什么地位？许多有关中国哲学的著作，只讲了道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是重要的，但并未讲明重要到什么程度，也未将哲学与哲学方法进行区分。
进入现代，中国近百年来借鉴了西方的教育方式，今人很难一下就理解道到底是何物，于是仍不理解中国哲学方法。其实，用现代语言讲，中国哲学方法中的道，就是指宏观即指绝对真理，古人之所以提醒人们不要离开道去阐述事物，就是要你用道（宏观）去把握你所要阐述的事物，如果有能把握到这个事物的道（宏观），你就无法将此事物阐述清楚。然而，除了用道对事物进行阐述外，对道本身的阐述，都要用形象化方法进行。古人极会运用此方法来阐述道，诸子百家都会用形象化方法来阐述各自学说的道，令人读后体会深刻的不易忘怀。
例如，庄子为了说明无为而无不为的涵义，他未直截了当地去作解释，只是用了一个故事将它点化，丝毫没有一点说教的痕迹，他讲，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地方，看见一棵参天大树，覆盖方圆数里，它的树干要五六个人才能合抱，于是他问一个木匠，这棵树这么大，为什么不用它来做东西呢？木匠回答说，它没用！用它造船，船会沉；用它盖房，房会塌；用它造桥，桥会断，总之它十分无用！哦，难怪它长这么大，原来它无用。庄子由此得出无用之用的结论，将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一下就点破了。
庄子是使用形象化方法最活最妙的人，然而也正是这个形象化方法把许多以西方哲学方法看问题的人给搞糊涂了，加上对古书中或古代的传说中有把形象化方法表述的东西直译或故意说白让人们便于记忆的例子，就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糊涂状态。于是那些不懂中国哲学方法的现代学者们则认为庄子是浪漫派散文家加相对论者，而将他用形象化方法阐述的道给抹煞掉了。
如传说中有羿射九日的故事，实际上它是对“天有十日”这个用形象化方法来表述的天文学术语的直解。“天有十日”是指十天干。从易之数理中我们终于知道，十数代表日（太阳），并不是说天上有十个太阳，天在这里指历法中的天。如《黄帝内经》对此谓：“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主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意思是天有十天干，日六竟而周甲是指天干与地支的配合。天干要重复六次才完成一甲子（数60）的配合，甲六复而岁终是指一甲子再重复六次（360日）才为一年。十和日在这里是相互为注的，这是中国汉字中双音节词惯用的造词方法；
又如，人们往往喜欢用西方的诺亚方舟传说来与中国的天圆地方之说相提并论，认为古人很笨，根本不懂地球是圆的，而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熟不知这又是个误区。天圆地方仍属古代天文学范畴，自古至今，测量天体都是用角度，测量大地都是用平方，这就是中国天圆地方说的数学内涵。如果我们不懂得中国哲学方法中的形象化方法，对古代以形象化方法来表述的事物去直译的理解，那就会走向歧途，谁笨谁聪明就可想而知了。
诸子百家以及古代学者对中国哲学方法中的道，即把握宏观的方法是能够自觉运用的，否则他们的学说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有关道的知识并不是仅老子一人进行了阐述，在诸子百家中几乎无不涉及到道。道又是分层次的，除了最宏观的大道外，也有各个具体事物的小道，二者不能混淆，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是相通的。读者如果将道改为宏观去读先秦诸子，就可以理解诸子为什么对道有那么高的热情，以至于产生了这样一种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的文化传统。它说明古人对任何作者在对道的运用上要求是极高的，凡是写文章、著书立说，说明一个问题，就必须贯之以道。《淮南子》对诸子的道做了总结：“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受无形；”由于对一事物一旦把握了它的宏观即道后，你就会感到你是在俯视这个事物，此事物中的各个 层次（小道）都将一览无遗，这就是古人要以道为出发点去论事的旨要了，《淮南子》又谓：“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离也。”其气魄之宏大，只有掌握了运用道的方法后才能体会到，文以载道已在其中矣。后世学者，凡是掌握了把握道的方法的，均有所建树。如。有李、杜及三苏为代表的、达到了中国诗歌巅峰的唐诗、宋词；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光”为政的最高境界的概括；有毛泽东“背负青天往下看”的对道的理解，并能使中国在当时美苏两霸核打击危险的夹击中，游刃有余地走掉的兴奋之情的流露，等等。
西方许多学者之所以时常贬低中国的学术，甚至把中国哲学方法说成是方法论极不发达的早熟型、实践型的哲学，把道说成是唯心主义哲学观，等等。除了他们不懂外，主要根源来自欧洲中心论。它否定一切欧洲以外的文化，是殖民主义盛行时代的产物。而究其殖民主义的根源，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与奴隶社会结合的产物。
2005-7-13 17: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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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楼
西欧最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科学技术获得大发展，然而，这些西方国家一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就开始对处于封建社会的国家进行殖民地的拓展，进行破坏性的掠夺和疯狂的屠杀。在奴隶社会中，战胜部落是不把战败部落的人当人看待的，故资本主义社会与奴隶社会的结合，其残酷性和野蛮性就更显得比奴隶社会有过之而不及，并且他们更注重消灭殖民地民族的文化，致使被他们殖民的民族自身文化遭到破坏甚至消亡或濒于消亡，以至于这些民族在文化上只得依附于他们。许多非洲及美洲国家的民族不是连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都被殖民掉了吗？而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以骄傲的。蔑视其他民族的文化，是产生欧洲中心论的根源。在现今，这种偏见依然有强大的势力，并且随着科技、文化的交流也堂而皇之的走进了我们的国家，使许多学习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学者均不同程度的接受了这种偏见，不知不觉的成为欧洲中心论的辩护者。一切均以西方标准为标准，以所谓科学为幌子，冠冕堂皇地视本民族优秀文化为糟粕，总想将它们消灭掉。在中国，受攻击最为猛烈的就是那些还在起作用的学科，这就是中国哲学方法、汉字以及中医学等等，个中原因不是很清楚了吗？
许多西方科学家是欧洲中心论的推崇者、受害者，所以更具有这种偏见。五十年代，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成为这种偏见的代言人，他在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期威策（J.E.Switzer）的信号中这样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这段著名的论断在1976年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574页）中被误译了，直到1983年版才做了修正。这就使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一直误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科学是肯定的、热爱的。这个误译流毒甚广，直到今天还仍有人不知此百继续引用误译的内容。
欧洲中心论使得爱因斯坦这位大科学家根本看不起中国文化，而他哪里知道，欧洲中心论所忌恨的，是他们在入侵中国的百多里没有将中国文化消灭掉；所害怕的，却正是中国文化中那股不可抵挡的中国哲学方法的智慧力量。在欧洲中心论形成之前，西方许多学者对中国的文化、科技则是抱有相当崇敬的心情的，他们的态度也是真诚的。“英国皇家学会院士罗拍特·胡克在1686年《关于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研究和推测》中说：‘应当感谢那些数学如此优异的人，感谢他们为我们发现了这个世界上前所未知的部分。由此，我们不仅希望能继续发现其余的一切。我谨借此机会奉上研究有关中国文献的一些心得，这只不过是我在仔细阅读了他们一些著作的基础上所作的推测。我所要讲的，说不上是什么完满的发现，但我希望能启示和激励那些更有才华并具备其他有利条件的人去完成这一伟大的功业。目前我们还只是刚刚走到这个知识领域的边缘，然而一旦对它有了充分的认识，就将会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迄今为止只被人们神话般地加以描述的知识王国，并将使我们能够去和这个王国中古往今来最优秀和最伟大的人物进行交谈；同时这将会使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印度宝藏，并通过新的贸易而把这些宝藏带到我们这里来。’”
当初，发现二进制的莱布尼兹对《易经》中早已涵有二进制感到万分惊喜，他高度评价“易图是流传于宇宙间科学中最古老的纪念品。”并写道“我的新的不可思议的发现——就是对二千年前中国最伟大的一个君主，且为惟一的哲学者伏羲的古代文字的秘密的发现，对于中国人应该是一件愉快的事。应该允许我们做中国人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是没有偏见的。
现今，虽然欧洲中心论在世界上仍占据统治地位而还大有市场，但真正有良知的西方学者也是不受它左右的。如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其《四海之内》一书中曾指出，某些西方人很不情愿承认许多学科的最早发明与发现源自中国的事实，点出了这是非常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从诺贝尔奖的提名与颁发也可以看到这种偏见的顽固性和占统治地位。著名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1905～1980）就对欧洲中心论就做了惊人的举动以示反对，他拒绝接受1964年颁发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为此在声明中这样写道：“目前文化战线存在的惟一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和平共处而斗争……，我知道诺贝尔奖金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奖金，但现在人为地成了这样一种奖金，……客观上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荣誉，……，如果我接受了诺贝尔奖金，或许就等于被收买了。”
今天，这种对东方文化的偏见依然存在，中国现今许多科技发明与发现、文学作品以及医学创见等等本可以争取到诺贝尔奖，可是事实上却受到了歧视。甚至本身以西方科技理论指导下获得的研究成果，因有西方人作为合作者，结果是西方合作者获得诺贝尔奖，首先发现者因是中国人却被排斥在外。公元1993年诺贝尔医学奖授予西方人就是这一类事实。而公元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样以西方人的偏见，颁发给了中华民族的叛逆者，早已加入了法国籍的、文学造诣低下的人，这正应了萨特的话——诺贝尔奖金“客观上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荣誉”。萨特的人格令人敬佩。
2005-7-13 17: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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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楼
我们应对欧洲中心论有所警惕，否则它会误导人们支崇尚西方而忘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哲学方法复兴大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将中国人的智慧充分发挥出来，使欧洲中心论失去它歧视其他民族的资本。故中国人不要因为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而丧失斗志与奋斗精神，而要用事实和实力说话。这个实力，就是早已在中国古代表现出来的，即中国文化赋予中国人的大智慧和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正是来源于它的指导方法——中国哲学方法。要想恢复这种实力，就要复兴中国哲学方法，发挥这个中国独有的优势，不要被欧洲中心论所误导而自卑。防止它在引进西方科技的过程中被忽视和遗弃，人类社会发展是分阶段的，现今公认的时序大致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社会的形态是对它的前一社会形态的进步与否定，以此社会发展时序来比较中国与西方科技发展状况就十分清楚了。它证明，17世纪是西方正处于刚刚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社会的进步，必然首先是生产力的解放，这样，科技发展就首当其冲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核心问题。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化的社会，使社会需求急剧上升、膨胀，加上这些新型资本主义国家马上就对其他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和野蛮的掠夺，这些都成为刺激科技发展的动力。故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科技的大发展。
而17世纪的中国，明代被相对于汉文化落后的满清政府替代了，清代实际上使中国社会发展走了回头路，不但扼杀了明末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而且强化了封建社会经济形态，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事件，可以认为，这是中国科技现今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今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发达的、卓越的，仅此就足以令人去崇拜了。然而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与西方封建社会的科技相比，就会发现，西方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而西方在资本主义初期，科技发展的基础性来源基本上是来自中国的（李约瑟语）。如蒸汽机的发明，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它的机械原则全是中国最早发明和应用的，是来自中国的。所以，如果以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比，中国是先进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比，中国才是落后的，原因是封建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落后的。
我们知道，任何科学均要在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指导下才能创立和发展，然而崇拜西方现代科技的思潮，认为只有逻辑思维才是科学思维的依据，以至在中国教育中只教授与普及逻辑思维，而把中国哲学方法自身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抛在了一边。只对逻辑思维进行教授与普及，证明了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从未承认中国哲学方法同西方哲学方法是共存的、平行的与平等的，由此压抑并排斥了中国哲学方法的教授与普及。一个社会的科技进步与发展，除哲学方法外，还有赖于它的经济基础的性质。说中国科技落后，其根本原因并不在哲学方法上，而是在经济基础上。
古代中国占了世界一半以上的首创性和独创性的科技发展与发现，既证明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比其他各国发展的完善，也证明了指导科技发明与发现的哲学方法是科学的。所以，科技的进步与落后，应该以历史的观点去加以分析，不要只从具体的、现实的科技水平去比较，忽视经济基础和哲学方法的原因。如，西方哲学方法自古希腊时期就已产生，然而它并未使西方科技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领先于各国，反而是极其低下的，如果以此来肯定西方哲学方法不科学，势必是说不通的。所以，只有西方哲学方法是唯一科学的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看问题要宏观的、历史的去看，不能因为今天西方发达，中国科技暂不发达，就只承认西方哲学方法是惟一科学的，这也是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结果。现今中国科技之所以不发达，是社会发展阶段处于过渡时期造成的，而不是哲学方法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新型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并使中国哲学方法与之相结合，中国必将迅速改变科技落后的状况，这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中国哲学方法与西方的不同，因此西方人看中国哲学方法往往无法掌握要领。西方线性推理的方法是属于二元论的。然中国哲学方法中内涵的一不是只指一数或一个，而包含了具备宏观的各个因素，与通常讲的一元论中的一是不同的，这里的一是指宏观。在整体观方法论中，没有西方哲学中概念范畴，如，中国哲学方法从未将物质与精神、唯心与唯物分开，二者的不可分性是中国整体观方法论的特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了解了这种区别，再来看西方人为什么无法掌握和认识中国哲学方法就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他们在中国哲学方法的整体观方法论中找不到西方哲学中二元论的任何概念。我们从黑格尔那里就最能清楚地看到这种状态了。黑格尔说：“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再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从起始进展到的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治国之术，历史等等。但这类哲学里，我们遇到一种十分特别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可见，黑格尔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认识是一团糟的，但其中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一句，却恰恰是宏观的一包含了众多的宏观因素而显现出来的。
在此，还要以中国哲学方法中的道德一词作一简单解释，以避免望文生义的错误：在黑格尔上述论点看到二元论者是不能理解中国哲学方法的特色的，他对道德的理解只是停留在作为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层次上，将宏观意义上的道德，降到了微观的具体的低层次，而且是望文生义的。真正中国哲学方法中的道理，内涵是宏大的：道，指的是宏观，是绝对真理；德，指的是规律或宇宙间的自然法则 ，即事物必须如此行的必然之路。故道德一词的内涵是指事物宏观的规律及法则，而绝不是指人类社会具体的伦理道德，这是一定要明白的，大多国人以及西方人之所以不理解中国哲学方法中的许多概念，就是因为将宏观具体化造成的。认为中国哲学方法的“伦理道德型”的论点，是不懂中国哲学方法的黑格尔不求甚解所强加的。
2005-7-13 17:23:59
chin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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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楼
另外，有学者把中国哲学方法看作是早熟型的，不但没有道理，而且说明提出此论点的人西化的程度的是多么严重，对中国哲学方法根本不懂就惶而论之了。不要以为中国哲学方法形成的早，很早就提出了天人相应的论点就认为它是早熟型的，这种拙劣的推理手法恐怕连西方从也会咂舌的。
如果说中国哲学是早熟的，那么由它指导下创立的许多学科流传至今仍不失其用，又将作何解释呢？何谓早熟？顾名思义就是人在还未成年或植物、水果还未到成熟季节就先成熟了；这里的早熟是指有缺陷的，不完善的。故，说中国哲学方法是早熟的，还有一个伏笔；即用此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学科也均有早熟的烙印，因而这些学科也是早熟型的，是不完善的。进而就可把中国哲学方法当作模特来对待，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它戴任何帽子穿任何衣服。当然，中国哲学方法自古以来就没有类似西方哲学方法有关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教科书，但古代许多著作中却对中国哲学方法做了中国式的论述，《尚书》、《易经》、《老子》、《庄子》、《论语》、《淮南子》等等均对此论述的十分清楚，甚至《黄帝内经》对此论述的更为详尽，可以说这就是中国哲学方法之教科书，而对此，人们大多只是从字面上或以西方哲学方法去理解，根本体会不到古代学者对道的真谛所作的论述，也不可能把握到他们是以什么方法指导下进行的阐述。实际上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像一条红线贯穿于诸子及古人的著作中，其指导作用不是颇不发达而是相当发达的。由此可以知道，中国哲学方法是经过我们祖先数千年甚至数万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在为自下而上的实践中，不断观察大自然把握大自然而获得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并使之上升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指导方法而形成的。是不同于*某个人的个人智慧总结创造出来的西方哲学方法的，因而中国哲学方法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说中国哲学方法是早熟型的实在是荒唐透顶、不值一驳。
西方哲学方法，一般认为是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创立的，《辞海》谓：“他不仅是形式逻辑的奠基人，而且研究了辨证思维的最基本形式。”证明了它是由个人因素创立得出来的。
由于西方社会发展阶段与中国不同步，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落后于中国。这里首先要确立这样一个论点，即科学技术是受哲学方法指导下得以发展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有不同的科技水平，社会经济形态制约着科技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忽视其中任一因素均无法说明问题。世界史信西方学者已证明了这一事实，西方封建社会的建立与摧毁，均是由于中国科技发明的传入后促成的。公元585年中国马镫的传入使西方社会进入了“骑士时代”（封建社会），公元十四世纪中国炎药的传入又摧毁了它的封建社会，使它逐渐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西方封建社会的最后消亡的这段时间内，西方人在西方哲学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生产实践中，科学技术非但无法与中国相比，而且发明创造也不多。西方科学技术真正大发展是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才开始的，而科技史已经证明，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在量首创性和独创性的科技发明与发现传入的基础上，通过文艺复兴才发展起来的。
而中国哲学方法形成于距今约7000～6000年前，它首先把握了地球万物的宏观并指导了汉字的大规模创立，在它的指导下，古代中国的科技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直至十七世纪左右，是当时世界各国所无法相比的。这些成就，说明中国哲学方法具有开创性内涵，并且这些科技成就是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相结合而产生的。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未能先于西方或与西方同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因而未能得到解放，致使中国科技发展停滞不前而逐步落后于西方，加之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双使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种社会经济形态则更加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长期的封建社会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是无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相比的，由此又引发出崇洋媚外的殖民地思想和民族虚无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科技当然也得不到发展。
一味用西方哲学方法去对中国各学科进行“肢解”，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肢解”完后的结论竟全是对本民族学科的否定。
2005-7-13 17:25:42
chin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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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楼
比如，关于汉字问题。一进入汉字学领域，一股否定汉字，一定要实现汉字拼音化的路线成为主流。这股思潮由来已久，自20世纪初就开始形成，由认为汉字是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大敌，到“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耸人听闻的呼声，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力量。在今天，前一种论点仍是汉字拼音化的主要根据，认为汉字的计算机输入不如拉丁文字快，就是当王码（即五笔字型）问世多年，汉字输入速度已超过拉丁文字成为家喻户晓的事实后，还有人对此视而不见。从实践中看，用拼音代替汉字无法行的通，拼音只能作为汉字的补充手段和正音方法；从中国哲学方法上看，则更是行不通。因为汉字是在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下才得以大规模创立。汉字一旦被创立，它就不只是单纯记录语言的工具，还是中国哲学方法的载体，中国哲学方法、汉语和汉字已经溶为一体，无法分割了。凡是会用汉字的人，都潜移默化的会受到中国哲学方法的影响。在今天，形声字占了汉字90%以上，由此，一些持汉字拼音化的学者高兴的说，只要再走一步，就可以实现汉字的拼音化了。他们这种以西方哲学方法看待汉字的态度实在是比西方还西方。汉字的大规模创立的前提，是中国哲学方法把握了语言和文字的宏观，即汉字的造字法“六书”才得以实现的。今天汉字逐渐以“六书”中形声为其主要造字法，正符合事物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形声字中的“形”，是属视觉功能范畴；“声”，是属听觉功能范畴。到此就不可能再简化。拼音文字主要以音即人的听觉功能为主，它忽视了人的视觉功能，从这方面讲，它不如汉字完善，因而，汉字也不可能放弃方块字的形走向拼音化，去不完善自己。
比如，关于中医学问题。今天，人们感到找不到好中医了。现在，所剩老中医已寥寥无几，不出数年，中医只剩下“中医”的外壳，其行医者，将不懂得中医的治疗思想而全以西医的方法为根据了。中医这个名词一直会流传下去，但中医的灵魂已被驱逐掉了。现在如不拼死抢救，真正的中医将成为历史，中医的神奇疗效，将成为传说，将像中国古建筑那样，古建筑物这个外壳都留在那里，可设计思想计算方法这个灵魂却再也找不回来了。从当今中医大专院校的教材及教学课程上，就可以看到这个令中国人不原看到的事实。这里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西方哲学方法来对待中医学造成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俗语，意指在师傅教会了某一项技术或学问后，继续深造研究就要*自己的努力，自古以业的学者和艺人以及中医专家均是如此获得成功的，而现今，在中医大学经过五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却不会治病，多少年来没有培养出一个名医，原因在哪里？首先，“师傅”就不懂中国哲学方法，学生一进门就偏离了中医学的指导方法；其次，是这些学生也不懂中国哲学方法，而且在中学所受的教育中已经接受了西方哲学方法的教育和训练，所以在个人“修行”时无法用它来指导对所学专业的提高和发展，也不会用中国哲学方法去总结临床经验和发现新的问题并能解决它。故中国哲学方法复兴之日也将是中医学复兴之时。
以上种种论述，主要是为了说明中国哲学方法复兴的重大意义所在。因为欧洲中心所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正在利用中国哲学方法的失落，进行着一场旨在以中国人自己去消灭自己的文化阴谋。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将给中国及中华民族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哲学方法复兴将给我们进行收复“失地”的力量，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支持和参与的。
针对中西方文化的异同，还是让我们看看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专门研究中西方文化的董庆圆生产是如何说的吧。董先生在给笔者讨论有关中国哲学方法的信中这样写道：“所谓现代科学，由于其逻辑系统的界定的严格要求，就自己局限了视角，在对事物的认识上只能被视为一管之见，而其危险之处，却是忘记其局限性，而将之视为认识方法论上之惟一方式，这就形成最顽固的偏见。这样的偏见的线性延伸，则是形成帝国主义的思想基础。”“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仅在物质领域上，而更为严重的是在精神领域中，形成文化灭绝，特别是在各个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中，形成文化投降主义，断送了前人的宝贵心血，当前，在世界上能挺身与此文化帝国主义相对抗的主要文化力量，一是宗教（佛教、伊斯兰教），一是中国文化。在宗教与中国文化两个力量之中，具有完整的认识论、方法论，因而可成为进取力量的，则是中国文化。”
问题已经清楚，剩下的就是我们今人要努力去做的了。运用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最新的诠释，恢复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并对得将消亡的学科进行抢救性的拯救，如中医学、古建筑学、古天文学、中国戏剧、民族音乐，等等。改变教育中崇尚西方的倾向，加重古代汉语及古代诗歌的课程，并要求学生学会作诗填词，写文言文，增设有关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课程及专业，这是训练学生的中国式思维方式的极好方法。尤其在理工科大学更为重要。
2005-7-13 17: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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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楼
另外，本书向读者推介山西老中医梁致堂先生在晚年不顾一切整理出来的《易经数理秘笈》，是他对所授传承的研究并进行了严格的释义后，在他所工作的学校里，副校长给予了他力所能及的帮助，于1979年将此书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公布于众。梁先生本想在在世时能看到这本书被科技界和中医界重视，但其间，只有笔者家父一个为此奔波，并曾以他的国家中医行政领导身份写信给梁先生工作所在地山西省卫生厅中医处，让他们想办法将此书公开发行，但由于中医经费在当时是十分有限的，许多人对此书也不懂它的价值所在，未能实现。而梁先生及其所在学校已将此书分寄给了全国各有关研究机构和一些专家、学者，蛮以为借此机会可以开一个研讨会。可是几乎没有回应者，令梁先生十分遗憾。在他1983年去世前，他经常对其家个讲，此书对中国今后必有大用，你们是不理解的。但看到此书满满的堆放在仓库里而无人问津，他们全家以及支持此书的出版的校领导们，压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当笔者1994年去看望梁先生的家属时，将我的《易经新探》一书送给他们和那位副校长时，并讲述了梁致堂先生的《易经数理秘笈》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从此秘笈中已经将中国哲学方法——这个一直困扰中国文化无法向前发展的疑案——重新拔萃出来，终于揭开了它的庐山真面目，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才理解了梁先生为什么说此书今后必有大用的意义。笔者并表示一定要为梁先生树碑立传，他的堂弟答应为他写传记，并把其余的手稿整理出来，为此书能公开发行作好准备。因经费问题，一直未能早日公开发行，也成为笔者一个心病。笔者之所以能领悟到指导中国文化创立的中国哲学方法，除了其因素外，主要的就是对梁先生的这本《易经数理秘笈》长达近10年的释读及查阅了大量的有关书籍后，才把握到的。这时也才体会到此书对中国文化的解密是多么的重要和关键，及古人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的深刻涵义，的确，中国哲学方法只要这一句话就可言终了；即“从宏观上把握事物。”当然，易经的数理还是需要愿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一些事的数学家继续研究，笔者认为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数学处女地。在此，我们可以告慰梁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2005-7-13 17:53:10
chin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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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楼
第一章 中国哲学方法
之整体观方法论
中国哲学方法起源很早，它与《易经》几乎同时产生或形成于距今7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这个时期与《易经》有关的人物就是相传的伏羲氏。仰韶文化时期属于新石器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因为此时，人类（古代中国人）已经进入了文明的农业生产社会，许多影响人类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已被掌握和应用，如农业的五谷杂粮已大量种植，木结构的房屋已有出现（在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带榫头的木结构实物），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当时的天文学已相当发达，这也农耕社会所必备的条件。然在这些的背后，则应是哲学方法指导的结果，而且哲学方法在此时出现是有据可查的，这是今人所料想不到的。尤其是《易经》竟然在这时已经产生，则更是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中国。
整体观在整体后加上一个形而上的观字，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观察事物、研究事物的最高点，一切均处于可以看到的可以体会到的位置，这个最高点，就是指宏观，就是绝对真理。整体观方法论就是让人们从宏观的位置上去观察事物、认识事物。古人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意指对任何事物只要把握了共最主要的内涵，对这一事物只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对整体观方法论也是如此，当我们知道了其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后，也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即：从宏观上把握事物。
然而从宏观上把握事物不只是说说就会应用的，也不是一知道就可以做到的，因为世界上的事物是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的，如何去把握，还要有一套思维方式与之相配合，这就是下一章形象整体思维的内容。许多学者对中国哲学方法只是从现象上给予了论述，承认中国哲学方法是一种俯视鸟瞰的方法，但未说明这套方法的内涵。例如，在《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这样论道：“西方哲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科技则截然不同。它重综合，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重事物的结构、功能和联系。它在研究任何具体事物时，总是居高临下，俯视鸟瞰，把它放到一个包容它的更大的环境系统之中。”此论虽然未讲明如何去站在最高处进行俯视，但可以证明整体观方法论在学术界是有一定认知的，只是这个认知一直停留在泛泛而论的水平上，没有再去深挖和研究它是如何达到最高处进行俯视鸟瞰的。
从古人对整体观方法论的把握来看，要把握事物的宏观的确十分不易，有的居然经过了数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把握到。例如，就阴阳五行而言，它是古人最早把握到的事物的宏观，在地球上为此为大，没有能超出它包容的事物，然古人用了多长的时间才把握到它，则无法确定；又如，就《易经》而言，从伏羲氏的无字《易经》发展进步到有文字的夏代的《连山》易，到商代又发展进步到《归藏》易，到周代又发展进步到《周易》，历经数千年才将《易经》彻底完善。《连山》易顾名思义是把握了具体事物山或群山的宏观方面，然而到了夏代，天文学已相当发达，夏历已经应用，显然，《连山》易已不适应，商代的《归藏》易必然有所发展和进步，《归藏》易顾名思义是对四季的宏观把握（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实际上是对阴阳五行有了清楚的认识，或也可说是把握到地的宏观，山在地上，《归藏》易显然把《连山》易给包容了，到了周代，又发展到《周易》，周在这里应是双关语，既指周代又指周全一切。这时的《周易》已经能从天的层次去把握事物的宏观了，同样《周易》又包容了《归藏》。而且，可以说，到了《周易》时代，古人才真正懂得了伏羲氏把握到的阴阳五行的宏观意义。
阴阳五行由伏羲氏把握到后人懂得经历了数千年，这种把握宏观和认识宏观的艰难性，如果不是中国哲学方法在那时已经形成以及我们祖先契而不舍的精神、非常强烈的历史意识、各朝代领袖人物的支持并亲自进行研究总结，是不可能达到的。古人之所以对伏羲氏念念不忘，就是纪念他在整体观方法论一开始形成时，就把握到了阴阳五行这个地球万物的宏观的功绩，因为。能把握到地球万物的宏观的确是非常不易的事，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任何人，万物的宏观是什么，许多科学家和学者也未必能答的出来，因为今人已不会应用中国哲学方法之整体观方法论，而且大多科学家和学者对阴阳五行是持否定的认识的，原因是他们已被西方哲学方法俘虏了，世界上也只有中国人把握到地球万物的宏观，所以，用西方哲学方法是不可能懂得和知道地球万物的宏观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得来的原因的。
整体观除与宏观的意义相同外，还有一个与之内涵相同的词——共性——不能不知。对阴阳五行我们可以说它是地球万物的宏观，也可说地球万物的整体观，说是地球万物的共性也同样可以。三个词义接近，在不同场合或因个人习惯进行论述均可以，这样比较方便。在对共性的认识上，现今一般理解为是两个或数个以及无数个事物共同具有相同的一个内涵，但在中国哲学方法及语言中，有关共性或宏观。它所涵有的不是一个内涵，而是有多个内涵。就阴阳五行而言，它是地球万物的宏观或共性，它的内涵在七个，即阴、阳、木、火、土、金、火，如果按自然属性分，其内涵中则包含有更多个因素，有：时间、空间、方位、运动方向、动物、植物、矿物、颜色、声音、气味、情感、静（即无思无为）……等等。讲整体观，就是要人们注意到影响事物的各个方面的因素，但有一个前提，即必须把握它的最大的方面宏观后才能使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张介宾对此有精辟的认识：“有善求者，能於纷杂中而独知所归，千万中而独握其一。”宏观中包含万物，从万物中把握宏观，即“千万中独握其一”，这就是“善求者”——懂得运用整体观方法论的人。这里的一，是指宏观意义上的一，不是具体数字的一。中国哲学方法中的共性不是指惟一的一个，而是有多个工数个，这是不能忽视的。
在古代中国，对宏观的把握被认为是须臾不能离开的，对宏观的论述，则是以一个形象化后的“道”来表示的，“道”原意为路，是人们以及动物行走和交通的物质条件，被古人形象化后成为表示宏观的意思。由于“道”是对宏观的形象化表述，就给今人带来了一种神秘感。许多学者均知道中国哲学方法中“道”的重要性，却总也无法弄清“道”的真正涵义，以至于将“道”产生的原因归向了所谓的原始宗教，然在古代中国是没有这种原始宗教的，因为有了“道”，变不可能有宗教的地位，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宗教从未占有统治地位的原因。对“道”感到不好理解、神秘莫测，是当今大多学者的共识，甚至有些学者在论述中国文化及哲学方法时，干脆对“道”避而不谈，就更显出他们对“道”的陌生和不理解了。有学者这样说：“由于这个道是非常抽象，非常生动，非常玄妙，非常奥秘的，加工厂它是中国原始宗教、神话的天命或天道观念发展、演变来的，带有神秘主义成份，因此是非常不好理解的。”可以看出，一方面此学者对“道”有崇敬的心情，一方面未将“道”的真实内涵弄清楚，似有一种不可言传的苦衷，只好将“道”归结为是由原始宗教发展、演变来的，这就带有西方哲学方法模式的痕迹了。
如果我们将“道”改为宏观再去理解“道”，理解诸子及其它古代专著，就会发现，古人对“道”的认识实在是太完善了，证明了古人对哲学方法的指导作用是绝对重视的，并且，古人是时时提醒人们遵照把握“道”的方法去认识事物、把握事物。这套哲学方法在7000～6000年前一形成，古人首先就把握了影响地球万物的最大方面，即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这是这套哲学方法在形成初期，古人的一次最成功的应用。以阴阳五行来代表地球万物的宏观，是中国人的一个创举，也是中国哲学方法的伟大之处。
从它形成后，中国人就一直以此指导方法进行着中华文明的创立，并认识到宏观是须臾不能离开的。以非常明确的哲学方法把握地球万物的宏观，是中华民族思维上的一次飞跃，是中华民族从蒙昧时代进入到有哲学方法指导认识世界、创立文明的新时代。这套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故说它是由原始宗教和神话的天命或天道观念的发展演变来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是今人对“道”的不理解加以猜测的结论。因为从中国哲学方法看，要求人们了解事物认识事物要从宏观上去把握，绝对是以人们生活的自然界为对象的，对事物宏观的把握不可能在宗教及神话传说等文化层次中去实现，而必须去把握这一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此事物的宏观。
故说中国的“道”即哲学方法是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来是无根据的，况且中国古代根本没有什么原始宗教、中国人重视祭奠祖先，崇尚尊祖，这不应属于宗教活动，而是人们对自己祖先尊敬怀念的行为，是中国文化中孝的渊源，是与宗教无关的。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原始宗教是用西方文明模式来套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和做法。这里也说明学习中国哲学方法的重要性，因为形象化方法被古人无处不用，使得今人对古人许多以形象化方法论述的事物理解不了，就去从西文明模式中寻找答案，用西方哲学方法和模式来阐述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哲学方法，它的直观性、线性认识事物的方法，是无法理解这种对宏观的形象化表述的，结论是中国学术和中国哲学方法是神秘的，实际上是不理解中国学术和中国哲学方法内涵。神秘的结论是他们不理解的托词和遮羞布，或者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从今人对道的认识上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从宏观上把握事物，其原则是一定要从所要把握、认识的事物的最大方面去概括，做不到这一点，也就不能把握到此事物的宏观。说阴阳五行是地球万物的宏观，把握阴阳五行的方法和依据十分重要。
阴阳五行，是古人对把握到的地球万物宏观的形象化表述，由于今人对阴阳五行很陌生，对它褒贬不一。这种状况，主要是中国哲学方法被今人遗忘造成的，尤其是古人对宏观在表述上运用的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形象化方法，是与《易经》同时诞生，也是在《易经》中得以集大成。为什么说古人首先运用整体观方法论把握到了地球万物的宏观，则是因为《易经》起源于天文的结果。我们知道，《易经》是中国古人经过长期观察天象及运用整体观方法论，由对天文的观测到对天体的变化与地球气候变化、日夜变化的关系中、由二十八宿与北斗七星的关系中、由其它行星对地球影响的关系中得来的。
2005-7-13 18: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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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楼
由测日影，发现地球节气和季节变化是有规律的；由观月，发现月亮的圆缺也是按照一定规律变化的，由四象与北斗七星的关系，发现北斗七星如同钟表指针一样将地球上的时间、季节变化全都清楚的指示出来，……，在这么多自然现象中，尤其是在对日夜、季节的更替中，如果没有整体观方法论来作为指导方法，是难以从“千万中独握其一”的。
对日夜的更替，古人发现这是一种渐进的过程，是一种现象向另一种现象的转换，而且是周而复始的，这种现象被称为阴阳变化，白天指阳，黑夜指阴，阴阳变化是渐进式的不停顿的进行的。对阴阳，今人还可以理解，因为对白天黑夜变化的感受和认知比较简单，对五行就难于理解了。五行实质上是由四季而来，地球上日夜的更替在每一天内进行着，积累到一定天数，气候会由热变凉由凉变寒，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及人类的生存。《易经》诞生于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于温带，四季分明，正好与地球公转的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四个节气相符合，四季的更替也是周而复始的循环着。从二十八宿与北斗七星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现象，在二十八宿分为四象后，在其中间的北斗七星成为了第五方，并且这个北斗七星起着一个核心作用，它是时间与季节的指示针，而为个状态的出现，是由于北斗七星正好位于地球自转的结果。四象分出后，北斗七星也以七数与四象中每一象的星宿数相同，无疑这是一个平衡的五方系统，故有“四象既分，五行以出”的古训。日夜与四季是不可分的，二者的联系是密切的，将日夜表示为阴阳，将五方表示为五行，二者合在一起即是阴阳五行的由来。
用现代观念来看，五行也是存在的；地球上四季更替是怎样实现的，这个常识大概人人都知道，它是由地球公转实现的。地球公转给地球带来了四季的更替，那么这个五便是指地球本身，五行中木、火、土、金、水，土为中为核心，在四季与地球关系中，由于是地球的公转带来了四季的更替，核心即是地球，五行中土就是指地球，木、火、金、水指的是春、夏、秋、冬。对日夜，如果我们也以与地球的关系看，日夜更替是地球自转带来的，对阴阳古人虽然没有再加一个地球的内涵，但已将一给了出来，即一生二。
这样，对阴阳五行就可以用现代语言与常识进行诠释了；阴阳是由对地球自转的认识的概括，是对地球自转带来的日夜更替的形象化表述；五行是由对地球公转的认识的概括，是对地球公转带来的四季更替的形象化表述。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阴阳五行是地球万物的宏观了，因为地球上的万物均要随地球一道旋转，一道去经历日夜与四季的更替，反之万物也均具有阴阳五行属性。这个宏观像一个更大的球笼罩在地球之外，地球上的万物谁也无法脱离它而独立存在。所以，一旦真正把握到了地球万物的宏观，或对任何事物只要把握了它的宏观，它就可以经久不衰，因为宏观是不会变的，宏观是绝对真理。试问，古人在7000～6000年前把握到的地球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在今日变化了没有？回答是肯定的。有时今人对古代中国人把握和创立的许多学科及哲学方法，客观上没有理解，却总以古人肯定比令人简单的推理来掩盖自己的不懂和认定古代中国学术的落后和简单，实质上，他们不了解把握宏观的意义，一旦把握了宏观，它就会长久地起作用。古人对此是有认识的，老子谓“道乃久”、“独立而不改”，完全清楚和认识到宏观是不会变的真理。
然，阴阳五行只是对地球上自然界现象的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但古人对宏观并没有局限在地球上。当《易经》由《连山》向前发展到《归藏》再到《周易》后，对这套把握宏观的方法则被更多地应用在对人类社会和形而上的考虑上。由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其中有一个质的变化，虽然人类社会也属于自然界，但是，自然界的生物中只有人类具有高度抽象思维的能力，人是万物之灵。故人类更高的活动应是对认识上的形而上的把握，这在人类社会中，就更显得重要。
在诸子百家时期，这个问题成为诸子研究和论述的主要内容，对把握这种形而上的宏观，惠施论道：“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管子认为：“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对宏观的更大的理解和认识，是地球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之上的宏观。对宇宙来说，它也有宏观，从地球万物的宏观的根据看，它的宏观应是旋转，阴阳五行就是从地球的旋转得来的，现代天文学也证明了人类能够见到天体，无一不在旋转，故说宇宙的宏观是旋转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然而，宏观也是分层次的，不同事物均有不同的宏观。当然，地球万物共同有一个最大的宏观——阴阳五行，在它的包容之下，各个具体事物还有各自的宏观，所以是分层次的。《周易·系辞传》中有：“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就是讲宏观是分层次的。《大道运行论》一书对此论道：“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正如西方把上帝的观念引向世俗化生活一样，中国也把道的观念从一种关系引向另一种关系，从一个领域引向另一个领域，最后朴散于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了。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世有世道，国有国道，家有家道。大则宇宙观、价值观及君臣、父子关系，小则油盐柴米、生活琐事，无器无道，无道不器。”分清了宏观的层次后，就比较容易对具体事物的宏观进行把握了。
2005-7-13 18:17:10
chin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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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楼
古人对道（宏观）的把握是十分明确的主动的，对道的论述也并不玄妙、奥妙，只是今人对道的理解陷入了西方哲学方法之中，囿于道字本身，而不懂形象化方法造成的。伏羲氏是运用把握宏观方法的第一人，他通过抑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把握到了阴阳五行这个地球万物的宏观；在古代的传说中，也有这类的故事。例如，大禹治水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故事，但在今天却把它的主题给曲解了，只说大禹治水期间，十三年经过家门三次，一次也未回家的一心为公的行为，却把其中的主题，把握宏观被忽视和淡化了。其实这个故事的主题是，大禹接受了其父鲧治水的教训，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和思考，终于把握了有关水的宏观，“水曰润下”即水往低处流，从此，他改变了前人修水利用堵的方法，而用疏导的方法解决了大洪水的灾害，这则故事告诉人们，对任何事物的把握均要从宏观上入手，才行的通；到了先秦诸子，则对把握宏观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不但以中国哲学方法为指导创立了各自的学说，而且对道（宏观）的阐述上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把道看成一，是古人通用的法则，古人论道，以诸子为最，说明在先秦时代，人们对道的认识成为各家学说必须阐述的重要问题，道的核心以及哲学方法对学术研究及社会文化的指导作用，实际上已被诸子所认识，我们从他们的论述就可以看到这个共识。在今日，把道或一看成宏观，就完全能够懂得什么是道了。
提示：由于国粹哲学及哲学方法是中华民族历经万年大智慧的结晶。是中医学的说辩证立论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学科的思维定式、形成发展的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认识自然发展良性科技及引导科技创新的高境界。“道”非宗教的道，特指哲学道理和哲学方法。
“知识就是力量”是片面的西方哲学之论，实际上富有哲理的大智慧加上相应的知识才会有力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是在接受西方哲学的基础上的立论，而真理的哲学方法指导下的科学技术才具推动社会进步生产力。选择“道”路可使技术能力倍增。国粹哲学方法的复兴与光大是国家富强、民族生辉的基础。因此特开辟这一为科技提供发展智慧的栏目
国粹哲学方法
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
吕嘉戈
绪论
以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方法，是中华文明创立的指导方法。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与它的指导是分不开的。由于中国哲学方法在今天的失落，也使今天的中国人不理解古代中国为什么在各个方面均能在世界前列的原因。今天，中国乃至世界在呼唤新的哲学方法，而都把目标指向了中国那深厚的悠久文明，其原因就是人们都想从中找出这套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与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方法是研究人类文明以认识是如何得来的或如何创立的学问。在人类脱离动物有了抽象思维能力后，对自然以及人类社会均有了自身的认识，在人类文明及文化、科技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以及人类抽象思维能力发展提高的过程中，始终都离不开哲学方法的指导，否则，任何学科的理论以及科技上的发明与发现都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哲学则是研究人类思维的学问。与哲学方法相比，哲学所研究的人类思维的内涵，是在哲学方法指导的前提下进行的，故哲学方法与哲学二者，应是哲学方法在先，哲学在后，任何文明及文化，都是在哲学方法指导下产生或创立的，忽视哲学方法的指导作用。就无法认识人类文明及文化是如何创立的。忽视中国哲学方法对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的创立指导作用，就无法认清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的根源，就容易陷入宗教的泥潭之中。本书就中国哲学方法以及它如何指导了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的创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扫对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研究方向的误导，还中国文化及中华文明本来面目。
在今天，中国哲学界、科技界重建中国哲学的呼声渐高，但是，即使是重建中国哲学，也必须对中国哲学方法有清醒的认识和熟练的运用能力，而如果从哲学方法与哲学的关系看，中国哲学并不存在重建的问题。哲学方法就更不存在重建的问题，尤其在当今大变革的年代里，古代的中国哲学方法将会超到推波助澜、画龙点睛的作用，然而中国哲学方法不是凭个人的智力和智慧可以想象或创造出来的，必须要从我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去发掘出来。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哲学方法不是重建的问题，而是怎样复兴的问题。重建意味着过去的架构全部倒塌了、毁灭了，需要重新建立。而复兴则是过去的架构全部完整地保留那里，只是因为今人对它视而不见、视之无用或日用而不知罢了。
今天，当我们终于重新发现中国哲学方法以及它的巨大价值后，需要的是在国人中进行普及教育，以最快的速度使用我们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以及全体人民能够真正予以掌握，使他们能够运用中国哲学方法去指导各学科的研究及创作、甚至制订国家发展战略的韬略等等。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意味着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文化及科技的中心。这不是笔者的个人愿望使然，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因为有历史为证。
当然，中国哲学方法复兴大业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全权中华民族的大事。中国哲学方法赋予我们中华民族的是乐观向上的精神，悲观、自卑的心理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个性。所谓重建中国哲学的论点，是悲观、自卑心理的反映，是不足取的。中国哲学必须要有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才行，以西方哲学方法指导下得出的中国哲学内涵是支离破碎的，与中国哲学方法是背道而驰的，在不认识中国哲学方法的前提下，是无法真正认识中国哲学的。所以，这里没有重建的问题。西方有文艺复兴带来的社会发展进步的高潮，中国至今还未有过对社会进步有如此巨大作用的复兴运动，但愿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将能够掀起一场能带动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大高潮。
在中国哲学方法复兴的前夜，我们的学者不要悲叹过去许多论点的弊端，因为这些弊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而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我们这几代人一出世就已面临这种状况，故不要死抱在这种状况下所作出的种种与中国哲学方法不相符的论点不放，反而对中国哲学方法这套既古老又新鲜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持排斥和抵制态度。笔者希望各界人士能共同参与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方法复兴大业，为我们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出一份力。著名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公元1900年～1995年）就曾这样论及中国文化：“我曾试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中人的人事事物的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这套哲学方法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在用而未被今人所理解的方法。因而，对指导了中华文明创立的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使它继而成为我们今后创造更新文明的指导方法同样是行之有效的。只有如此，才会出现李约瑟博士所憧憬的那样，中国文化会在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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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13 16: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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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绝，在历史上数遭外族劫难却不灭，而总以“征服者被征服”的事实证明着它的强大生命力和像大海一样的民族胸怀，与这套独特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作为指导方法是分不开的，否则不可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概论》一书指出：“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而从未中断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仅以文明持续不间断的7000年的发展（笔者认识中华文明应从伏羲时代算起，故为7000年），应给了人们一种信念，证明着一个真理：这决不是*幸运和偶然得以实现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中华文明及中国文化才得以实现。但这套哲学的内涵是什么，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本书所阐述的外，有许多与此不同的认识，其根本的不同点就在于这些认识和论点是用西方哲学方法推理出来的，很难而且也不可能将中国哲学方法论述清楚。因为西方哲学方法主要是线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哲学进行这种分析，与其说是分析，不如说它是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肢解”和不懂装懂更为恰当。不信请看：有人提出，“中国哲学是实践型哲学，不是思辨型哲学，其思想方式自然是实践型的，不是思辨型的。” 有人认为，“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不幸，是在我国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时期里，未曾出现一个古希望式的前苏格拉底阶段，也就是说，缺乏一个自然科学思想得以充分独立发展的哲学前期，中国古代哲学很早就形成一种早熟的有机论思想——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论。……，这样一种过分早熟的朴素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不能适应自然科学深入发展的要求的。”“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及方法论颇不发达，但亦决非没有。”“道是非物质的东西，自然就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性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等等，等等。这些论点使人无所适从。
笔者不禁要问：中国哲学方法是因为它形成比较早并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论点就是早熟型的吗？中国哲学方法因为有道德二字就是是伦理型的吗？中国哲学方法中根据自然存在而*思维才能把握到的道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吗？中国哲学方法对中华文明的创立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颇不发达吗？中国哲学方法是实践型的吗？难道作为哲学方法就只有思辨与实践之分，而没有宏观型的吗？将以上各家论点逐一排列，很明显，中国哲学方法已完全被肢解，而且面目全非了，这些论点只是从用西方哲学方法来论述的研究中国哲学方法的大量专著中摘录出来的一小部分。可见，这样来论述中国哲学方法实有些荒唐。我们现今呼唤中国哲学方法的目的，是要促进中华民族的文明向前发展。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肢解”的水平上，中国哲学方法是永远也无法被呼唤出来的。由此可知，以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方法的结论是多么不合实际，它给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方法的研究和普及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并误导了几代中国人。
尤其严重的是，某些学者为了证明其错误论点是正确的，便用“不科学”的帽子来排斥和改造以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学科，造成了中国长期存在着“言必称希腊”、“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状态和意识，甚至出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矛盾情形：在讲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中国文化时，均以五千年的文明沾沾自喜，甚是骄傲，可是因到现实，却又对这些文明的产物——各个具体学科加以排斥，即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不科学。这种情况在对中医学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某些报刊、电视台等在谈及科技史时，不顾历史事实，对许多科技发明本来明明是中国最早发明和发现的，却一味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人”出自欧洲中心论的失实说法，误导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在许多外国动画片中，这种现象尤为普遍，有关部门对此应当有所注意和重视。
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首次提出生物钟原理后，我们的报刊争相报导，而实际上这个原理源自中国。中医一直在运用。是的；“西方人”对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得意之极，某些国家甚至把这一天定为假日，而我们也在为他们宣传。可是经考古证明，美洲大陆是中国人最早登陆的，在那里的民族文化中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的影子。“西方人”之所以得意，其中还隐藏着美化殖民主义的心理。总之，“西方人”一向对这类事实是“视而不见”的。
正是因为死抱西方哲学方法是惟一科学方法的意识，造成了中国人也去用“西方人”的偏见看中国文化了，如果不在观今国人中加以有关中国文化的教育，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也有一套不比西方哲学方法差的方法，不要总是以为只有西方的才是好的，科学的。只承认西方哲学方法是科学的论点是崇洋意识的根源，这个论点否定了中国哲学方法的科学性。颇为严重的是，持此论点的大多数学者、教授对中国哲学方法却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懂得更少，根本不会应用它，并作为指导方法去进行他们的学术研究，却动不动就给中国文化戴上“朴素的”、“经验的”、“直观的”、“唯象的”、“唯心的”帽子给予贬低或否定，在学术上对他不知或知之甚少、懂得更少的学科挥舞大棒。对这样的学者、教授，应促其认真学习和掌握中国哲学方法，以免成为中国哲学方法复兴的阻力。
2005-7-13 16:59:30
chin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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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其核心就是对中国自古就被学者十分重视、并认为是须臾不能离开的“道”的内涵的认识，也就是要还中国哲学方法的本来面目，并在国人中普及。自公元1918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以西方哲学方法来论述中国哲学方法时，将把握“道”的方法给抹煞了，代之以古代学者人人成了哲学家，80多年过去了，中国哲学界没有改变以胡适的这套以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方法的西思路。虽然哲学界在有一些学者在呼唤中国哲学，但不是哲学方法，可是至今非但无人能很清楚明白地讲清和应用这套方法，并提纲携领地将它们呼唤出来，反而却越发加大了“肢解”的范围，将本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各个学说，却分别冠以XX哲学。这样，对哲学均以不同学科不同人名命名，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混乱局面，使后学者无以是从，它对国人的误导是致命的，对中国文化的肢解和破坏也是不可低估的。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胡适的那本书《中国哲学史大纲》为标志、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中那不分良莠的全面西化，和他未对中国哲学方法有所认识，从而给中国哲学界造成只讲哲学而不讲哲学方法的局面。
我们学习西方文化，不是用它来代替中国固有的文化，而只是吸取其精华，进行综合。如《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形态》一文所述：“近百年来，由于中国文化自身的因素，对西方文化无法进行综合，因为这里有一个不对等的因素，这就是，谁也没有将中国文化中与西方文化中相互对等的学说进行过整理。例如，中国文化的知识形态主要是经史子集，经学是中国学术的核心，但是，按照中国文化的这种四部学术的划分，西学中没有一部可以纳入经部的，在西方讲中国学术的也从未有完整的讲经学的。胡适的‘功绩’就在于经学改造为符合西学的只言片段，在这种知识形态的大转换中，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它的哲学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全然被丢掉了”。
就哲学这一名词而言，古代中国学术中是不用它的，而是用“道”来表示的，这个“道”本身就是指方法。进入现代，我们的哲学家们并没有把“道”的哲学内涵搞清楚，一味往西方模式上套，根本不管二者知识形态的不同，以凡套的上的就好，套不上的就是迷信的、落后的，甚至忿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哲学方法。这种认识和行为简直太可笑无知了，这是笔者所唾弃的。故本书所用哲学方法一词的内涵，完全是以中国学术中的“道” 为主线的，与胡适所用的哲学内涵是不同的。本书着重论述的是中国哲学方法，即中华文明创立的指导方法，不是去评价古代学者与诸子百家的只言片语，而是去探讨他们之所以要如此阐述的指导方法是什么，即古人所谓的“知其要者，一方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意在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一定要从其最大的方面去把握，要知道其“要”，也就是这个事物的宏观方面，而宏观又有形象化后的“一”作为隐喻，“一”即宏观，宏观即“一”。“一言而终”的“一”是个双关语，既指宏观，又指一数，全意是只要知道事物的宏观“一”后，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所以。遵照中国哲学方法的要求，对任何事物或学科均要从宏观入手去认识和把握。
由于现代中国教育的方式，现今的中国人已在懂如何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虽然古人对此已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可是今人仍不甚了了。这意味着西方哲学方法与此中国哲学方法的格格不入。凡是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方法或学术的，均感到中国哲学方法与学术是支离破碎的、杂乱无章的、百科混杂的，毫无秩序可言，根本无法把握到它的重点，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是因为：“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像胡适那样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方法与学术其结果就是如此。由于抓不到中国哲学方法的“要”，于是乎便流散个没完，什么“老子哲学”、“儒家哲学”、“墨子哲学”、“伦理道德型哲学”、“早熟型哲学”等等可至无穷，简直把“活生生的中国哲学史弄成了羊肉串”。现今对中国古代哲学方法及学术有这么多的论著，却没有一部论及到诸子百家及古代其他各家学说是以什么方法指导下创立的。
所以，研究和探讨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方法，首先要把握到指导它创立的哲学方法，这才是它的其“要”所在。而有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方法，由于它用的是线性分析即肢解的方法，明明不是盲人却要去做盲人摸象的事，必然会造成流散无穷的境地，使今人无法对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方法有一系统的、完整的认识。
许多学者经常论及到中国哲学而忽视哲学方法，一问他们中国哲学方法的核心是什么？中国哲学方法要求人们怎样去认识事物进行思维的？道家学说创立的指导方法是什么？儒家的又是什么？都说《孙子兵法》好，至今还适用于各行各业的竞争，但《孙子兵法》为什么至今还有用？中医学为什么自古至今还那么有用？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在不理解以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方法的情况下，他们是难以回答的。本书对此将会在各章中予与详述。由此，当我们知道了用西方哲学方法无法真正懂得中国哲学方法的内涵后，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以及人们期望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的迫切性，就成了当今文化主要的趋向。而且必须对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全盘西化的做法加以清算，否则，中国哲学方法的复兴将是一句空话。
2005-7-13 17: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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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楼说中国哲学方法是复兴则不是重建，是有其根据的。因为古人对道及对把握道的方法是十分自觉、主动的，并随时随地的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运用此方法来阐述和研究事物。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朝闻道，夕死可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等等，都在告诉和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道。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在中国哲学方法中究竟是什么地位？许多有关中国哲学的著作，只讲了道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是重要的，但并未讲明重要到什么程度，也未将哲学与哲学方法进行区分。
进入现代，中国近百年来借鉴了西方的教育方式，今人很难一下就理解道到底是何物，于是仍不理解中国哲学方法。其实，用现代语言讲，中国哲学方法中的道，就是指宏观即指绝对真理，古人之所以提醒人们不要离开道去阐述事物，就是要你用道（宏观）去把握你所要阐述的事物，如果有能把握到这个事物的道（宏观），你就无法将此事物阐述清楚。然而，除了用道对事物进行阐述外，对道本身的阐述，都要用形象化方法进行。古人极会运用此方法来阐述道，诸子百家都会用形象化方法来阐述各自学说的道，令人读后体会深刻的不易忘怀。
例如，庄子为了说明无为而无不为的涵义，他未直截了当地去作解释，只是用了一个故事将它点化，丝毫没有一点说教的痕迹，他讲，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地方，看见一棵参天大树，覆盖方圆数里，它的树干要五六个人才能合抱，于是他问一个木匠，这棵树这么大，为什么不用它来做东西呢？木匠回答说，它没用！用它造船，船会沉；用它盖房，房会塌；用它造桥，桥会断，总之它十分无用！哦，难怪它长这么大，原来它无用。庄子由此得出无用之用的结论，将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一下就点破了。
庄子是使用形象化方法最活最妙的人，然而也正是这个形象化方法把许多以西方哲学方法看问题的人给搞糊涂了，加上对古书中或古代的传说中有把形象化方法表述的东西直译或故意说白让人们便于记忆的例子，就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糊涂状态。于是那些不懂中国哲学方法的现代学者们则认为庄子是浪漫派散文家加相对论者，而将他用形象化方法阐述的道给抹煞掉了。
如传说中有羿射九日的故事，实际上它是对“天有十日”这个用形象化方法来表述的天文学术语的直解。“天有十日”是指十天干。从易之数理中我们终于知道，十数代表日（太阳），并不是说天上有十个太阳，天在这里指历法中的天。如《黄帝内经》对此谓：“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主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意思是天有十天干，日六竟而周甲是指天干与地支的配合。天干要重复六次才完成一甲子（数60）的配合，甲六复而岁终是指一甲子再重复六次（360日）才为一年。十和日在这里是相互为注的，这是中国汉字中双音节词惯用的造词方法；
又如，人们往往喜欢用西方的诺亚方舟传说来与中国的天圆地方之说相提并论，认为古人很笨，根本不懂地球是圆的，而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熟不知这又是个误区。天圆地方仍属古代天文学范畴，自古至今，测量天体都是用角度，测量大地都是用平方，这就是中国天圆地方说的数学内涵。如果我们不懂得中国哲学方法中的形象化方法，对古代以形象化方法来表述的事物去直译的理解，那就会走向歧途，谁笨谁聪明就可想而知了。
诸子百家以及古代学者对中国哲学方法中的道，即把握宏观的方法是能够自觉运用的，否则他们的学说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有关道的知识并不是仅老子一人进行了阐述，在诸子百家中几乎无不涉及到道。道又是分层次的，除了最宏观的大道外，也有各个具体事物的小道，二者不能混淆，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是相通的。读者如果将道改为宏观去读先秦诸子，就可以理解诸子为什么对道有那么高的热情，以至于产生了这样一种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的文化传统。它说明古人对任何作者在对道的运用上要求是极高的，凡是写文章、著书立说，说明一个问题，就必须贯之以道。《淮南子》对诸子的道做了总结：“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受无形；”由于对一事物一旦把握了它的宏观即道后，你就会感到你是在俯视这个事物，此事物中的各个 层次（小道）都将一览无遗，这就是古人要以道为出发点去论事的旨要了，《淮南子》又谓：“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离也。”其气魄之宏大，只有掌握了运用道的方法后才能体会到，文以载道已在其中矣。后世学者，凡是掌握了把握道的方法的，均有所建树。如。有李、杜及三苏为代表的、达到了中国诗歌巅峰的唐诗、宋词；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光”为政的最高境界的概括；有毛泽东“背负青天往下看”的对道的理解，并能使中国在当时美苏两霸核打击危险的夹击中，游刃有余地走掉的兴奋之情的流露，等等。
西方许多学者之所以时常贬低中国的学术，甚至把中国哲学方法说成是方法论极不发达的早熟型、实践型的哲学，把道说成是唯心主义哲学观，等等。除了他们不懂外，主要根源来自欧洲中心论。它否定一切欧洲以外的文化，是殖民主义盛行时代的产物。而究其殖民主义的根源，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与奴隶社会结合的产物。
2005-7-13 17: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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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楼西欧最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科学技术获得大发展，然而，这些西方国家一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就开始对处于封建社会的国家进行殖民地的拓展，进行破坏性的掠夺和疯狂的屠杀。在奴隶社会中，战胜部落是不把战败部落的人当人看待的，故资本主义社会与奴隶社会的结合，其残酷性和野蛮性就更显得比奴隶社会有过之而不及，并且他们更注重消灭殖民地民族的文化，致使被他们殖民的民族自身文化遭到破坏甚至消亡或濒于消亡，以至于这些民族在文化上只得依附于他们。许多非洲及美洲国家的民族不是连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都被殖民掉了吗？而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以骄傲的。蔑视其他民族的文化，是产生欧洲中心论的根源。在现今，这种偏见依然有强大的势力，并且随着科技、文化的交流也堂而皇之的走进了我们的国家，使许多学习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学者均不同程度的接受了这种偏见，不知不觉的成为欧洲中心论的辩护者。一切均以西方标准为标准，以所谓科学为幌子，冠冕堂皇地视本民族优秀文化为糟粕，总想将它们消灭掉。在中国，受攻击最为猛烈的就是那些还在起作用的学科，这就是中国哲学方法、汉字以及中医学等等，个中原因不是很清楚了吗？
许多西方科学家是欧洲中心论的推崇者、受害者，所以更具有这种偏见。五十年代，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成为这种偏见的代言人，他在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期威策（J.E.Switzer）的信号中这样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这段著名的论断在1976年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574页）中被误译了，直到1983年版才做了修正。这就使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一直误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科学是肯定的、热爱的。这个误译流毒甚广，直到今天还仍有人不知此百继续引用误译的内容。
欧洲中心论使得爱因斯坦这位大科学家根本看不起中国文化，而他哪里知道，欧洲中心论所忌恨的，是他们在入侵中国的百多里没有将中国文化消灭掉；所害怕的，却正是中国文化中那股不可抵挡的中国哲学方法的智慧力量。在欧洲中心论形成之前，西方许多学者对中国的文化、科技则是抱有相当崇敬的心情的，他们的态度也是真诚的。“英国皇家学会院士罗拍特·胡克在1686年《关于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研究和推测》中说：‘应当感谢那些数学如此优异的人，感谢他们为我们发现了这个世界上前所未知的部分。由此，我们不仅希望能继续发现其余的一切。我谨借此机会奉上研究有关中国文献的一些心得，这只不过是我在仔细阅读了他们一些著作的基础上所作的推测。我所要讲的，说不上是什么完满的发现，但我希望能启示和激励那些更有才华并具备其他有利条件的人去完成这一伟大的功业。目前我们还只是刚刚走到这个知识领域的边缘，然而一旦对它有了充分的认识，就将会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迄今为止只被人们神话般地加以描述的知识王国，并将使我们能够去和这个王国中古往今来最优秀和最伟大的人物进行交谈；同时这将会使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印度宝藏，并通过新的贸易而把这些宝藏带到我们这里来。’”
当初，发现二进制的莱布尼兹对《易经》中早已涵有二进制感到万分惊喜，他高度评价“易图是流传于宇宙间科学中最古老的纪念品。”并写道“我的新的不可思议的发现——就是对二千年前中国最伟大的一个君主，且为惟一的哲学者伏羲的古代文字的秘密的发现，对于中国人应该是一件愉快的事。应该允许我们做中国人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是没有偏见的。
现今，虽然欧洲中心论在世界上仍占据统治地位而还大有市场，但真正有良知的西方学者也是不受它左右的。如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其《四海之内》一书中曾指出，某些西方人很不情愿承认许多学科的最早发明与发现源自中国的事实，点出了这是非常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从诺贝尔奖的提名与颁发也可以看到这种偏见的顽固性和占统治地位。著名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1905～1980）就对欧洲中心论就做了惊人的举动以示反对，他拒绝接受1964年颁发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为此在声明中这样写道：“目前文化战线存在的惟一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和平共处而斗争……，我知道诺贝尔奖金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奖金，但现在人为地成了这样一种奖金，……客观上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荣誉，……，如果我接受了诺贝尔奖金，或许就等于被收买了。”
今天，这种对东方文化的偏见依然存在，中国现今许多科技发明与发现、文学作品以及医学创见等等本可以争取到诺贝尔奖，可是事实上却受到了歧视。甚至本身以西方科技理论指导下获得的研究成果，因有西方人作为合作者，结果是西方合作者获得诺贝尔奖，首先发现者因是中国人却被排斥在外。公元1993年诺贝尔医学奖授予西方人就是这一类事实。而公元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样以西方人的偏见，颁发给了中华民族的叛逆者，早已加入了法国籍的、文学造诣低下的人，这正应了萨特的话——诺贝尔奖金“客观上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荣誉”。萨特的人格令人敬佩。
2005-7-13 17:23:16
chin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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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楼我们应对欧洲中心论有所警惕，否则它会误导人们支崇尚西方而忘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哲学方法复兴大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将中国人的智慧充分发挥出来，使欧洲中心论失去它歧视其他民族的资本。故中国人不要因为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而丧失斗志与奋斗精神，而要用事实和实力说话。这个实力，就是早已在中国古代表现出来的，即中国文化赋予中国人的大智慧和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正是来源于它的指导方法——中国哲学方法。要想恢复这种实力，就要复兴中国哲学方法，发挥这个中国独有的优势，不要被欧洲中心论所误导而自卑。防止它在引进西方科技的过程中被忽视和遗弃，人类社会发展是分阶段的，现今公认的时序大致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社会的形态是对它的前一社会形态的进步与否定，以此社会发展时序来比较中国与西方科技发展状况就十分清楚了。它证明，17世纪是西方正处于刚刚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社会的进步，必然首先是生产力的解放，这样，科技发展就首当其冲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核心问题。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化的社会，使社会需求急剧上升、膨胀，加上这些新型资本主义国家马上就对其他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和野蛮的掠夺，这些都成为刺激科技发展的动力。故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科技的大发展。
而17世纪的中国，明代被相对于汉文化落后的满清政府替代了，清代实际上使中国社会发展走了回头路，不但扼杀了明末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而且强化了封建社会经济形态，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事件，可以认为，这是中国科技现今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今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发达的、卓越的，仅此就足以令人去崇拜了。然而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与西方封建社会的科技相比，就会发现，西方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而西方在资本主义初期，科技发展的基础性来源基本上是来自中国的（李约瑟语）。如蒸汽机的发明，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它的机械原则全是中国最早发明和应用的，是来自中国的。所以，如果以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比，中国是先进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比，中国才是落后的，原因是封建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落后的。
我们知道，任何科学均要在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指导下才能创立和发展，然而崇拜西方现代科技的思潮，认为只有逻辑思维才是科学思维的依据，以至在中国教育中只教授与普及逻辑思维，而把中国哲学方法自身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抛在了一边。只对逻辑思维进行教授与普及，证明了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从未承认中国哲学方法同西方哲学方法是共存的、平行的与平等的，由此压抑并排斥了中国哲学方法的教授与普及。一个社会的科技进步与发展，除哲学方法外，还有赖于它的经济基础的性质。说中国科技落后，其根本原因并不在哲学方法上，而是在经济基础上。
古代中国占了世界一半以上的首创性和独创性的科技发展与发现，既证明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比其他各国发展的完善，也证明了指导科技发明与发现的哲学方法是科学的。所以，科技的进步与落后，应该以历史的观点去加以分析，不要只从具体的、现实的科技水平去比较，忽视经济基础和哲学方法的原因。如，西方哲学方法自古希腊时期就已产生，然而它并未使西方科技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领先于各国，反而是极其低下的，如果以此来肯定西方哲学方法不科学，势必是说不通的。所以，只有西方哲学方法是唯一科学的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看问题要宏观的、历史的去看，不能因为今天西方发达，中国科技暂不发达，就只承认西方哲学方法是惟一科学的，这也是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结果。现今中国科技之所以不发达，是社会发展阶段处于过渡时期造成的，而不是哲学方法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新型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并使中国哲学方法与之相结合，中国必将迅速改变科技落后的状况，这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中国哲学方法与西方的不同，因此西方人看中国哲学方法往往无法掌握要领。西方线性推理的方法是属于二元论的。然中国哲学方法中内涵的一不是只指一数或一个，而包含了具备宏观的各个因素，与通常讲的一元论中的一是不同的，这里的一是指宏观。在整体观方法论中，没有西方哲学中概念范畴，如，中国哲学方法从未将物质与精神、唯心与唯物分开，二者的不可分性是中国整体观方法论的特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了解了这种区别，再来看西方人为什么无法掌握和认识中国哲学方法就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他们在中国哲学方法的整体观方法论中找不到西方哲学中二元论的任何概念。我们从黑格尔那里就最能清楚地看到这种状态了。黑格尔说：“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再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从起始进展到的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治国之术，历史等等。但这类哲学里，我们遇到一种十分特别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可见，黑格尔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认识是一团糟的，但其中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一句，却恰恰是宏观的一包含了众多的宏观因素而显现出来的。
在此，还要以中国哲学方法中的道德一词作一简单解释，以避免望文生义的错误：在黑格尔上述论点看到二元论者是不能理解中国哲学方法的特色的，他对道德的理解只是停留在作为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层次上，将宏观意义上的道德，降到了微观的具体的低层次，而且是望文生义的。真正中国哲学方法中的道理，内涵是宏大的：道，指的是宏观，是绝对真理；德，指的是规律或宇宙间的自然法则 ，即事物必须如此行的必然之路。故道德一词的内涵是指事物宏观的规律及法则，而绝不是指人类社会具体的伦理道德，这是一定要明白的，大多国人以及西方人之所以不理解中国哲学方法中的许多概念，就是因为将宏观具体化造成的。认为中国哲学方法的“伦理道德型”的论点，是不懂中国哲学方法的黑格尔不求甚解所强加的。
2005-7-13 17:23:59
chin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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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楼另外，有学者把中国哲学方法看作是早熟型的，不但没有道理，而且说明提出此论点的人西化的程度的是多么严重，对中国哲学方法根本不懂就惶而论之了。不要以为中国哲学方法形成的早，很早就提出了天人相应的论点就认为它是早熟型的，这种拙劣的推理手法恐怕连西方从也会咂舌的。
如果说中国哲学是早熟的，那么由它指导下创立的许多学科流传至今仍不失其用，又将作何解释呢？何谓早熟？顾名思义就是人在还未成年或植物、水果还未到成熟季节就先成熟了；这里的早熟是指有缺陷的，不完善的。故，说中国哲学方法是早熟的，还有一个伏笔；即用此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学科也均有早熟的烙印，因而这些学科也是早熟型的，是不完善的。进而就可把中国哲学方法当作模特来对待，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它戴任何帽子穿任何衣服。当然，中国哲学方法自古以来就没有类似西方哲学方法有关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教科书，但古代许多著作中却对中国哲学方法做了中国式的论述，《尚书》、《易经》、《老子》、《庄子》、《论语》、《淮南子》等等均对此论述的十分清楚，甚至《黄帝内经》对此论述的更为详尽，可以说这就是中国哲学方法之教科书，而对此，人们大多只是从字面上或以西方哲学方法去理解，根本体会不到古代学者对道的真谛所作的论述，也不可能把握到他们是以什么方法指导下进行的阐述。实际上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像一条红线贯穿于诸子及古人的著作中，其指导作用不是颇不发达而是相当发达的。由此可以知道，中国哲学方法是经过我们祖先数千年甚至数万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在为自下而上的实践中，不断观察大自然把握大自然而获得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并使之上升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指导方法而形成的。是不同于*某个人的个人智慧总结创造出来的西方哲学方法的，因而中国哲学方法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说中国哲学方法是早熟型的实在是荒唐透顶、不值一驳。
西方哲学方法，一般认为是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创立的，《辞海》谓：“他不仅是形式逻辑的奠基人，而且研究了辨证思维的最基本形式。”证明了它是由个人因素创立得出来的。
由于西方社会发展阶段与中国不同步，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落后于中国。这里首先要确立这样一个论点，即科学技术是受哲学方法指导下得以发展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有不同的科技水平，社会经济形态制约着科技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忽视其中任一因素均无法说明问题。世界史信西方学者已证明了这一事实，西方封建社会的建立与摧毁，均是由于中国科技发明的传入后促成的。公元585年中国马镫的传入使西方社会进入了“骑士时代”（封建社会），公元十四世纪中国炎药的传入又摧毁了它的封建社会，使它逐渐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西方封建社会的最后消亡的这段时间内，西方人在西方哲学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生产实践中，科学技术非但无法与中国相比，而且发明创造也不多。西方科学技术真正大发展是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才开始的，而科技史已经证明，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在量首创性和独创性的科技发明与发现传入的基础上，通过文艺复兴才发展起来的。
而中国哲学方法形成于距今约7000～6000年前，它首先把握了地球万物的宏观并指导了汉字的大规模创立，在它的指导下，古代中国的科技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直至十七世纪左右，是当时世界各国所无法相比的。这些成就，说明中国哲学方法具有开创性内涵，并且这些科技成就是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相结合而产生的。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未能先于西方或与西方同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因而未能得到解放，致使中国科技发展停滞不前而逐步落后于西方，加之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双使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种社会经济形态则更加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长期的封建社会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是无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相比的，由此又引发出崇洋媚外的殖民地思想和民族虚无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科技当然也得不到发展。
一味用西方哲学方法去对中国各学科进行“肢解”，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肢解”完后的结论竟全是对本民族学科的否定。
2005-7-13 17: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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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楼比如，关于汉字问题。一进入汉字学领域，一股否定汉字，一定要实现汉字拼音化的路线成为主流。这股思潮由来已久，自20世纪初就开始形成，由认为汉字是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大敌，到“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耸人听闻的呼声，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力量。在今天，前一种论点仍是汉字拼音化的主要根据，认为汉字的计算机输入不如拉丁文字快，就是当王码（即五笔字型）问世多年，汉字输入速度已超过拉丁文字成为家喻户晓的事实后，还有人对此视而不见。从实践中看，用拼音代替汉字无法行的通，拼音只能作为汉字的补充手段和正音方法；从中国哲学方法上看，则更是行不通。因为汉字是在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下才得以大规模创立。汉字一旦被创立，它就不只是单纯记录语言的工具，还是中国哲学方法的载体，中国哲学方法、汉语和汉字已经溶为一体，无法分割了。凡是会用汉字的人，都潜移默化的会受到中国哲学方法的影响。在今天，形声字占了汉字90%以上，由此，一些持汉字拼音化的学者高兴的说，只要再走一步，就可以实现汉字的拼音化了。他们这种以西方哲学方法看待汉字的态度实在是比西方还西方。汉字的大规模创立的前提，是中国哲学方法把握了语言和文字的宏观，即汉字的造字法“六书”才得以实现的。今天汉字逐渐以“六书”中形声为其主要造字法，正符合事物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形声字中的“形”，是属视觉功能范畴；“声”，是属听觉功能范畴。到此就不可能再简化。拼音文字主要以音即人的听觉功能为主，它忽视了人的视觉功能，从这方面讲，它不如汉字完善，因而，汉字也不可能放弃方块字的形走向拼音化，去不完善自己。
比如，关于中医学问题。今天，人们感到找不到好中医了。现在，所剩老中医已寥寥无几，不出数年，中医只剩下“中医”的外壳，其行医者，将不懂得中医的治疗思想而全以西医的方法为根据了。中医这个名词一直会流传下去，但中医的灵魂已被驱逐掉了。现在如不拼死抢救，真正的中医将成为历史，中医的神奇疗效，将成为传说，将像中国古建筑那样，古建筑物这个外壳都留在那里，可设计思想计算方法这个灵魂却再也找不回来了。从当今中医大专院校的教材及教学课程上，就可以看到这个令中国人不原看到的事实。这里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西方哲学方法来对待中医学造成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俗语，意指在师傅教会了某一项技术或学问后，继续深造研究就要*自己的努力，自古以业的学者和艺人以及中医专家均是如此获得成功的，而现今，在中医大学经过五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却不会治病，多少年来没有培养出一个名医，原因在哪里？首先，“师傅”就不懂中国哲学方法，学生一进门就偏离了中医学的指导方法；其次，是这些学生也不懂中国哲学方法，而且在中学所受的教育中已经接受了西方哲学方法的教育和训练，所以在个人“修行”时无法用它来指导对所学专业的提高和发展，也不会用中国哲学方法去总结临床经验和发现新的问题并能解决它。故中国哲学方法复兴之日也将是中医学复兴之时。
以上种种论述，主要是为了说明中国哲学方法复兴的重大意义所在。因为欧洲中心所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正在利用中国哲学方法的失落，进行着一场旨在以中国人自己去消灭自己的文化阴谋。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将给中国及中华民族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哲学方法复兴将给我们进行收复“失地”的力量，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支持和参与的。
针对中西方文化的异同，还是让我们看看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专门研究中西方文化的董庆圆生产是如何说的吧。董先生在给笔者讨论有关中国哲学方法的信中这样写道：“所谓现代科学，由于其逻辑系统的界定的严格要求，就自己局限了视角，在对事物的认识上只能被视为一管之见，而其危险之处，却是忘记其局限性，而将之视为认识方法论上之惟一方式，这就形成最顽固的偏见。这样的偏见的线性延伸，则是形成帝国主义的思想基础。”“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仅在物质领域上，而更为严重的是在精神领域中，形成文化灭绝，特别是在各个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中，形成文化投降主义，断送了前人的宝贵心血，当前，在世界上能挺身与此文化帝国主义相对抗的主要文化力量，一是宗教（佛教、伊斯兰教），一是中国文化。在宗教与中国文化两个力量之中，具有完整的认识论、方法论，因而可成为进取力量的，则是中国文化。”
问题已经清楚，剩下的就是我们今人要努力去做的了。运用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最新的诠释，恢复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并对得将消亡的学科进行抢救性的拯救，如中医学、古建筑学、古天文学、中国戏剧、民族音乐，等等。改变教育中崇尚西方的倾向，加重古代汉语及古代诗歌的课程，并要求学生学会作诗填词，写文言文，增设有关中国哲学方法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课程及专业，这是训练学生的中国式思维方式的极好方法。尤其在理工科大学更为重要。
2005-7-13 17: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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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楼另外，本书向读者推介山西老中医梁致堂先生在晚年不顾一切整理出来的《易经数理秘笈》，是他对所授传承的研究并进行了严格的释义后，在他所工作的学校里，副校长给予了他力所能及的帮助，于1979年将此书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公布于众。梁先生本想在在世时能看到这本书被科技界和中医界重视，但其间，只有笔者家父一个为此奔波，并曾以他的国家中医行政领导身份写信给梁先生工作所在地山西省卫生厅中医处，让他们想办法将此书公开发行，但由于中医经费在当时是十分有限的，许多人对此书也不懂它的价值所在，未能实现。而梁先生及其所在学校已将此书分寄给了全国各有关研究机构和一些专家、学者，蛮以为借此机会可以开一个研讨会。可是几乎没有回应者，令梁先生十分遗憾。在他1983年去世前，他经常对其家个讲，此书对中国今后必有大用，你们是不理解的。但看到此书满满的堆放在仓库里而无人问津，他们全家以及支持此书的出版的校领导们，压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当笔者1994年去看望梁先生的家属时，将我的《易经新探》一书送给他们和那位副校长时，并讲述了梁致堂先生的《易经数理秘笈》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从此秘笈中已经将中国哲学方法——这个一直困扰中国文化无法向前发展的疑案——重新拔萃出来，终于揭开了它的庐山真面目，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才理解了梁先生为什么说此书今后必有大用的意义。笔者并表示一定要为梁先生树碑立传，他的堂弟答应为他写传记，并把其余的手稿整理出来，为此书能公开发行作好准备。因经费问题，一直未能早日公开发行，也成为笔者一个心病。笔者之所以能领悟到指导中国文化创立的中国哲学方法，除了其因素外，主要的就是对梁先生的这本《易经数理秘笈》长达近10年的释读及查阅了大量的有关书籍后，才把握到的。这时也才体会到此书对中国文化的解密是多么的重要和关键，及古人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的深刻涵义，的确，中国哲学方法只要这一句话就可言终了；即“从宏观上把握事物。”当然，易经的数理还是需要愿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一些事的数学家继续研究，笔者认为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数学处女地。在此，我们可以告慰梁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2005-7-13 17: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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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楼第一章 中国哲学方法
之整体观方法论
中国哲学方法起源很早，它与《易经》几乎同时产生或形成于距今7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这个时期与《易经》有关的人物就是相传的伏羲氏。仰韶文化时期属于新石器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因为此时，人类（古代中国人）已经进入了文明的农业生产社会，许多影响人类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已被掌握和应用，如农业的五谷杂粮已大量种植，木结构的房屋已有出现（在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带榫头的木结构实物），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当时的天文学已相当发达，这也农耕社会所必备的条件。然在这些的背后，则应是哲学方法指导的结果，而且哲学方法在此时出现是有据可查的，这是今人所料想不到的。尤其是《易经》竟然在这时已经产生，则更是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中国。
整体观在整体后加上一个形而上的观字，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观察事物、研究事物的最高点，一切均处于可以看到的可以体会到的位置，这个最高点，就是指宏观，就是绝对真理。整体观方法论就是让人们从宏观的位置上去观察事物、认识事物。古人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意指对任何事物只要把握了共最主要的内涵，对这一事物只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对整体观方法论也是如此，当我们知道了其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后，也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即：从宏观上把握事物。
然而从宏观上把握事物不只是说说就会应用的，也不是一知道就可以做到的，因为世界上的事物是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的，如何去把握，还要有一套思维方式与之相配合，这就是下一章形象整体思维的内容。许多学者对中国哲学方法只是从现象上给予了论述，承认中国哲学方法是一种俯视鸟瞰的方法，但未说明这套方法的内涵。例如，在《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这样论道：“西方哲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科技则截然不同。它重综合，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重事物的结构、功能和联系。它在研究任何具体事物时，总是居高临下，俯视鸟瞰，把它放到一个包容它的更大的环境系统之中。”此论虽然未讲明如何去站在最高处进行俯视，但可以证明整体观方法论在学术界是有一定认知的，只是这个认知一直停留在泛泛而论的水平上，没有再去深挖和研究它是如何达到最高处进行俯视鸟瞰的。
从古人对整体观方法论的把握来看，要把握事物的宏观的确十分不易，有的居然经过了数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把握到。例如，就阴阳五行而言，它是古人最早把握到的事物的宏观，在地球上为此为大，没有能超出它包容的事物，然古人用了多长的时间才把握到它，则无法确定；又如，就《易经》而言，从伏羲氏的无字《易经》发展进步到有文字的夏代的《连山》易，到商代又发展进步到《归藏》易，到周代又发展进步到《周易》，历经数千年才将《易经》彻底完善。《连山》易顾名思义是把握了具体事物山或群山的宏观方面，然而到了夏代，天文学已相当发达，夏历已经应用，显然，《连山》易已不适应，商代的《归藏》易必然有所发展和进步，《归藏》易顾名思义是对四季的宏观把握（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实际上是对阴阳五行有了清楚的认识，或也可说是把握到地的宏观，山在地上，《归藏》易显然把《连山》易给包容了，到了周代，又发展到《周易》，周在这里应是双关语，既指周代又指周全一切。这时的《周易》已经能从天的层次去把握事物的宏观了，同样《周易》又包容了《归藏》。而且，可以说，到了《周易》时代，古人才真正懂得了伏羲氏把握到的阴阳五行的宏观意义。
阴阳五行由伏羲氏把握到后人懂得经历了数千年，这种把握宏观和认识宏观的艰难性，如果不是中国哲学方法在那时已经形成以及我们祖先契而不舍的精神、非常强烈的历史意识、各朝代领袖人物的支持并亲自进行研究总结，是不可能达到的。古人之所以对伏羲氏念念不忘，就是纪念他在整体观方法论一开始形成时，就把握到了阴阳五行这个地球万物的宏观的功绩，因为。能把握到地球万物的宏观的确是非常不易的事，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任何人，万物的宏观是什么，许多科学家和学者也未必能答的出来，因为今人已不会应用中国哲学方法之整体观方法论，而且大多科学家和学者对阴阳五行是持否定的认识的，原因是他们已被西方哲学方法俘虏了，世界上也只有中国人把握到地球万物的宏观，所以，用西方哲学方法是不可能懂得和知道地球万物的宏观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得来的原因的。
整体观除与宏观的意义相同外，还有一个与之内涵相同的词——共性——不能不知。对阴阳五行我们可以说它是地球万物的宏观，也可说地球万物的整体观，说是地球万物的共性也同样可以。三个词义接近，在不同场合或因个人习惯进行论述均可以，这样比较方便。在对共性的认识上，现今一般理解为是两个或数个以及无数个事物共同具有相同的一个内涵，但在中国哲学方法及语言中，有关共性或宏观。它所涵有的不是一个内涵，而是有多个内涵。就阴阳五行而言，它是地球万物的宏观或共性，它的内涵在七个，即阴、阳、木、火、土、金、火，如果按自然属性分，其内涵中则包含有更多个因素，有：时间、空间、方位、运动方向、动物、植物、矿物、颜色、声音、气味、情感、静（即无思无为）……等等。讲整体观，就是要人们注意到影响事物的各个方面的因素，但有一个前提，即必须把握它的最大的方面宏观后才能使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张介宾对此有精辟的认识：“有善求者，能於纷杂中而独知所归，千万中而独握其一。”宏观中包含万物，从万物中把握宏观，即“千万中独握其一”，这就是“善求者”——懂得运用整体观方法论的人。这里的一，是指宏观意义上的一，不是具体数字的一。中国哲学方法中的共性不是指惟一的一个，而是有多个工数个，这是不能忽视的。
在古代中国，对宏观的把握被认为是须臾不能离开的，对宏观的论述，则是以一个形象化后的“道”来表示的，“道”原意为路，是人们以及动物行走和交通的物质条件，被古人形象化后成为表示宏观的意思。由于“道”是对宏观的形象化表述，就给今人带来了一种神秘感。许多学者均知道中国哲学方法中“道”的重要性，却总也无法弄清“道”的真正涵义，以至于将“道”产生的原因归向了所谓的原始宗教，然在古代中国是没有这种原始宗教的，因为有了“道”，变不可能有宗教的地位，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宗教从未占有统治地位的原因。对“道”感到不好理解、神秘莫测，是当今大多学者的共识，甚至有些学者在论述中国文化及哲学方法时，干脆对“道”避而不谈，就更显出他们对“道”的陌生和不理解了。有学者这样说：“由于这个道是非常抽象，非常生动，非常玄妙，非常奥秘的，加工厂它是中国原始宗教、神话的天命或天道观念发展、演变来的，带有神秘主义成份，因此是非常不好理解的。”可以看出，一方面此学者对“道”有崇敬的心情，一方面未将“道”的真实内涵弄清楚，似有一种不可言传的苦衷，只好将“道”归结为是由原始宗教发展、演变来的，这就带有西方哲学方法模式的痕迹了。
如果我们将“道”改为宏观再去理解“道”，理解诸子及其它古代专著，就会发现，古人对“道”的认识实在是太完善了，证明了古人对哲学方法的指导作用是绝对重视的，并且，古人是时时提醒人们遵照把握“道”的方法去认识事物、把握事物。这套哲学方法在7000～6000年前一形成，古人首先就把握了影响地球万物的最大方面，即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这是这套哲学方法在形成初期，古人的一次最成功的应用。以阴阳五行来代表地球万物的宏观，是中国人的一个创举，也是中国哲学方法的伟大之处。
从它形成后，中国人就一直以此指导方法进行着中华文明的创立，并认识到宏观是须臾不能离开的。以非常明确的哲学方法把握地球万物的宏观，是中华民族思维上的一次飞跃，是中华民族从蒙昧时代进入到有哲学方法指导认识世界、创立文明的新时代。这套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故说它是由原始宗教和神话的天命或天道观念的发展演变来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是今人对“道”的不理解加以猜测的结论。因为从中国哲学方法看，要求人们了解事物认识事物要从宏观上去把握，绝对是以人们生活的自然界为对象的，对事物宏观的把握不可能在宗教及神话传说等文化层次中去实现，而必须去把握这一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此事物的宏观。
故说中国的“道”即哲学方法是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来是无根据的，况且中国古代根本没有什么原始宗教、中国人重视祭奠祖先，崇尚尊祖，这不应属于宗教活动，而是人们对自己祖先尊敬怀念的行为，是中国文化中孝的渊源，是与宗教无关的。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原始宗教是用西方文明模式来套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和做法。这里也说明学习中国哲学方法的重要性，因为形象化方法被古人无处不用，使得今人对古人许多以形象化方法论述的事物理解不了，就去从西文明模式中寻找答案，用西方哲学方法和模式来阐述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哲学方法，它的直观性、线性认识事物的方法，是无法理解这种对宏观的形象化表述的，结论是中国学术和中国哲学方法是神秘的，实际上是不理解中国学术和中国哲学方法内涵。神秘的结论是他们不理解的托词和遮羞布，或者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从今人对道的认识上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从宏观上把握事物，其原则是一定要从所要把握、认识的事物的最大方面去概括，做不到这一点，也就不能把握到此事物的宏观。说阴阳五行是地球万物的宏观，把握阴阳五行的方法和依据十分重要。
阴阳五行，是古人对把握到的地球万物宏观的形象化表述，由于今人对阴阳五行很陌生，对它褒贬不一。这种状况，主要是中国哲学方法被今人遗忘造成的，尤其是古人对宏观在表述上运用的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形象化方法，是与《易经》同时诞生，也是在《易经》中得以集大成。为什么说古人首先运用整体观方法论把握到了地球万物的宏观，则是因为《易经》起源于天文的结果。我们知道，《易经》是中国古人经过长期观察天象及运用整体观方法论，由对天文的观测到对天体的变化与地球气候变化、日夜变化的关系中、由二十八宿与北斗七星的关系中、由其它行星对地球影响的关系中得来的。
2005-7-13 18:04:56
chin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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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楼由测日影，发现地球节气和季节变化是有规律的；由观月，发现月亮的圆缺也是按照一定规律变化的，由四象与北斗七星的关系，发现北斗七星如同钟表指针一样将地球上的时间、季节变化全都清楚的指示出来，……，在这么多自然现象中，尤其是在对日夜、季节的更替中，如果没有整体观方法论来作为指导方法，是难以从“千万中独握其一”的。
对日夜的更替，古人发现这是一种渐进的过程，是一种现象向另一种现象的转换，而且是周而复始的，这种现象被称为阴阳变化，白天指阳，黑夜指阴，阴阳变化是渐进式的不停顿的进行的。对阴阳，今人还可以理解，因为对白天黑夜变化的感受和认知比较简单，对五行就难于理解了。五行实质上是由四季而来，地球上日夜的更替在每一天内进行着，积累到一定天数，气候会由热变凉由凉变寒，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及人类的生存。《易经》诞生于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于温带，四季分明，正好与地球公转的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四个节气相符合，四季的更替也是周而复始的循环着。从二十八宿与北斗七星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现象，在二十八宿分为四象后，在其中间的北斗七星成为了第五方，并且这个北斗七星起着一个核心作用，它是时间与季节的指示针，而为个状态的出现，是由于北斗七星正好位于地球自转的结果。四象分出后，北斗七星也以七数与四象中每一象的星宿数相同，无疑这是一个平衡的五方系统，故有“四象既分，五行以出”的古训。日夜与四季是不可分的，二者的联系是密切的，将日夜表示为阴阳，将五方表示为五行，二者合在一起即是阴阳五行的由来。
用现代观念来看，五行也是存在的；地球上四季更替是怎样实现的，这个常识大概人人都知道，它是由地球公转实现的。地球公转给地球带来了四季的更替，那么这个五便是指地球本身，五行中木、火、土、金、水，土为中为核心，在四季与地球关系中，由于是地球的公转带来了四季的更替，核心即是地球，五行中土就是指地球，木、火、金、水指的是春、夏、秋、冬。对日夜，如果我们也以与地球的关系看，日夜更替是地球自转带来的，对阴阳古人虽然没有再加一个地球的内涵，但已将一给了出来，即一生二。
这样，对阴阳五行就可以用现代语言与常识进行诠释了；阴阳是由对地球自转的认识的概括，是对地球自转带来的日夜更替的形象化表述；五行是由对地球公转的认识的概括，是对地球公转带来的四季更替的形象化表述。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阴阳五行是地球万物的宏观了，因为地球上的万物均要随地球一道旋转，一道去经历日夜与四季的更替，反之万物也均具有阴阳五行属性。这个宏观像一个更大的球笼罩在地球之外，地球上的万物谁也无法脱离它而独立存在。所以，一旦真正把握到了地球万物的宏观，或对任何事物只要把握了它的宏观，它就可以经久不衰，因为宏观是不会变的，宏观是绝对真理。试问，古人在7000～6000年前把握到的地球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在今日变化了没有？回答是肯定的。有时今人对古代中国人把握和创立的许多学科及哲学方法，客观上没有理解，却总以古人肯定比令人简单的推理来掩盖自己的不懂和认定古代中国学术的落后和简单，实质上，他们不了解把握宏观的意义，一旦把握了宏观，它就会长久地起作用。古人对此是有认识的，老子谓“道乃久”、“独立而不改”，完全清楚和认识到宏观是不会变的真理。
然，阴阳五行只是对地球上自然界现象的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但古人对宏观并没有局限在地球上。当《易经》由《连山》向前发展到《归藏》再到《周易》后，对这套把握宏观的方法则被更多地应用在对人类社会和形而上的考虑上。由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其中有一个质的变化，虽然人类社会也属于自然界，但是，自然界的生物中只有人类具有高度抽象思维的能力，人是万物之灵。故人类更高的活动应是对认识上的形而上的把握，这在人类社会中，就更显得重要。
在诸子百家时期，这个问题成为诸子研究和论述的主要内容，对把握这种形而上的宏观，惠施论道：“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管子认为：“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对宏观的更大的理解和认识，是地球万物的宏观——阴阳五行——之上的宏观。对宇宙来说，它也有宏观，从地球万物的宏观的根据看，它的宏观应是旋转，阴阳五行就是从地球的旋转得来的，现代天文学也证明了人类能够见到天体，无一不在旋转，故说宇宙的宏观是旋转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然而，宏观也是分层次的，不同事物均有不同的宏观。当然，地球万物共同有一个最大的宏观——阴阳五行，在它的包容之下，各个具体事物还有各自的宏观，所以是分层次的。《周易·系辞传》中有：“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就是讲宏观是分层次的。《大道运行论》一书对此论道：“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正如西方把上帝的观念引向世俗化生活一样，中国也把道的观念从一种关系引向另一种关系，从一个领域引向另一个领域，最后朴散于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了。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世有世道，国有国道，家有家道。大则宇宙观、价值观及君臣、父子关系，小则油盐柴米、生活琐事，无器无道，无道不器。”分清了宏观的层次后，就比较容易对具体事物的宏观进行把握了。
2005-7-13 18:17:10
china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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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楼古人对道（宏观）的把握是十分明确的主动的，对道的论述也并不玄妙、奥妙，只是今人对道的理解陷入了西方哲学方法之中，囿于道字本身，而不懂形象化方法造成的。伏羲氏是运用把握宏观方法的第一人，他通过抑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把握到了阴阳五行这个地球万物的宏观；在古代的传说中，也有这类的故事。例如，大禹治水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故事，但在今天却把它的主题给曲解了，只说大禹治水期间，十三年经过家门三次，一次也未回家的一心为公的行为，却把其中的主题，把握宏观被忽视和淡化了。其实这个故事的主题是，大禹接受了其父鲧治水的教训，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和思考，终于把握了有关水的宏观，“水曰润下”即水往低处流，从此，他改变了前人修水利用堵的方法，而用疏导的方法解决了大洪水的灾害，这则故事告诉人们，对任何事物的把握均要从宏观上入手，才行的通；到了先秦诸子，则对把握宏观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不但以中国哲学方法为指导创立了各自的学说，而且对道（宏观）的阐述上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把道看成一，是古人通用的法则，古人论道，以诸子为最，说明在先秦时代，人们对道的认识成为各家学说必须阐述的重要问题，道的核心以及哲学方法对学术研究及社会文化的指导作用，实际上已被诸子所认识，我们从他们的论述就可以看到这个共识。在今日，把道或一看成宏观，就完全能够懂得什么是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