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品读毛泽东（5）]养狼作虎：毛泽东高岗关系纵横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3:19:48
高岗算不上是一个能够与毛泽东平行相处的老革命（1）。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因了毛泽东的“破格”重用而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入居中枢的。无论是抗日战争时代的“西北王”，还是解放战争和解放初的“东北王”，高岗都发展地太顺了。在西北时得毛泽东“喜欢”（2），在东北时又得斯大林垂青（3），高岗堪称一时之骄子。到了建国后选调“五马进京”，仍然以中央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的高调身份一马当先（4）。一个人太顺了就容易夸张对自己的认知，“高饶事件”中表现出的张狂便显出了他在政治上的不够成熟。从后来毛泽东对人讲准备把高岗降职到陕西任副书记并兼延安地委书记的说法（5）看，也许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对高岗在救驾历史、行政能力和政治热情等方面的赏识而只是对他进行一下锻炼以磨蚀他的意志，然则高岗终于以死明志也实在让毛泽东大大地失望了一回。一如后来林彪的叛逃对毛泽东在心灵上造成的震憾最终将他的暮年提前（6），眼见着这些由自己手把手“提拔”起来的“亲信”的背离，毛泽东没有办法不为之困惑甚至愤怒（7）。
毛泽东在处理高饶事件中的一些作法，容易让人想到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把高岗当成一条“草原狼”来对待的。看过《狼图腾》一书和《沙场点兵》一剧的人可能会知道，草原狼是可以用来威胁虎的存在并磨励虎性的（8）。高岗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攻击，未尝不是毛泽东利用高岗的积极性而对刘、周的一些治国策略的质疑。
不时地对自己的战友或属下们进行一番“敲打”以提醒其摆正姿态和位置是毛泽东的常用谋略。不给手下将相有失控性“坐大”的机会是维持自身统治地位——政治语言是维持全党团结——的必要手段。仅仅是对周恩来，毛泽东就从六届六中全会后有过多次的“调理”。比如同时建立平行于南方局的东南局和中原局，就是对周的权力范围的分解；转战陕北指导刘少奇放去工校而把周恩来留在身边，在很大程度是也是不给其以独立发展的机会；解放后处理广东的“地方主义”使冯白驹等“周派”势力受挫，也未尝不是对周的地方羽翼进行煎除（9）。
对于在延安整风后如日中天的刘少奇，毛泽东也不时地增强着他的警惕。在选择派向东北的大将时，刘的“菜单”次序是陈毅、林彪、徐向前（10），毛泽东选择了自己的嫡系林彪而排斥了与刘少奇有过合作关系而与自己有过不睦的陈毅；在主政东北的人选上，毛泽东也逐渐消除着刘派大将彭真的影响力而逐渐让毛派人物高岗担纲。可以说，在建立稳定的东北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以较为“温柔”的方式粉碎了刘派势力的觊觎而将这块看家宝地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解放之后，毛刘之盟也并非铁板一块。麦克法夸尔就在他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揭示了毛刘斗争的一波三折（11）。刘派的力量是那样的强大，以致于毛泽东也要不时地做出让步——比如在反右问题上，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原有设想而一反常态地向他请来提意见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实施反击，就是因为彭真们的坚决抵触（12）。可以说，毛泽东与这个因为受到重用而越来越宠大的党内“山头”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到文化大革命而发展到了极端的场景：决裂。
在高岗发起“批薄射刘”、饶漱石发起“讨安伐刘”的党内斗争时，未尝不是受了毛泽东的授意（13）。否则，高岗的嘴里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主席说”，也不可能会有诸多方面大员的倾心投靠。事实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前期认可，党内资历并不很深的高岗断然不会联络起华东局（饶）、中南局（林、陶）、西北局（彭）这么大的势力并敢于找位列排名党内第五位的陈云、“政治思想强”的西南局邓小平大变特谈什么“圈子论”、“军党论”、“你一个我一个”。如果高岗在政治上再成熟一些，不是公开地大打主席牌玩人小鬼大、扮猪吃虎的把戏，他的这一作法，绝对可以起到“草原狼”的作用：既震慑了刘周两派，又活跃了各大区参与，中心目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不逾矩”。
可高岗这条狼玩得太过火了，甚至于会错了主席的意思要把“历史形成的”（13）第二、三把手搞掉而想变成山中老虎。意识到养狼作虎的毛泽东已经后悔不迭，加上在陈云、邓小平揭露高岗“非组织活动”后刘派乘机反击，毛泽东为保全和表达对刘少奇的信任只好“忍痛割爱”，甚至不再给高岗单独面见的机会而在自己根本就不出席的情况下把高岗“放逐”。因为“狼”在政治艺术上的失策，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在这次敲刘回合上的失败。
毛泽东希望以退为进暂时把“年轻气盛”的高岗拿下，就如延安整风后暂时地冷落了整风争议人物康生那样。陕西省委副书记兼延安地委书记这个位置，比之党的副主席虽然降格了许多，但那个颇有标志性意义的地方未必不是高岗的最佳养伤之处。可高岗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委屈，他以两次颇为值得关注的“自杀”表达了“不成功便成仁”的遗憾，其中极可能还有对毛泽东的不满……
了解毛高关系，有三个人是不可能不涉及的。一是刘志丹，他是
高岗倒台后，他的手下干将张明远、张秀山、马洪等似乎并没有被顺势清洗（15）。这似乎可以透出当时政治空气的相对纯净，以及毛泽东对高岗的心存仁厚。
因为叛逃和自杀，以及某些特别的指控，在中/共党史上颇有个性风采的张国焘、高岗、林彪被永远剥夺了“平反”的可能性。可这似乎并不能否定他们在党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
注释：（1）谈及毛泽东与高岗的关系，温相在飞扬军事网的个人专栏中所发的《毛泽东与高饶事件》是一篇不能不读的文字。文字的干练、内幕消息的丰厚及以及涉猎范围的广博，让温相的史论显得味道十足。附后。
（14）《刘志丹》小说案可见何家栋文。附后。
又有人说《刘志丹》
何家栋
《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载《百年潮》2003年第三期，作者李原）是一篇奇文，一言以蔽之，是阎红彦翻案活动的继续。
李原是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秘书组长，也是制造《刘志丹》案的参与者，文章既有为首长洗刷亦兼有为自身开脱之意。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澄清阎红彦和康生的关系，同时表明向中央告发检举小说《刘志丹》是他们的功绩。举报是经过杨尚昆，不是经过康生，完全符合组织原则。（二）认定《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关于第一点，阎红彦将《刘志丹》校样交给什么人，无关紧要。他是有意投靠康生还是无意间被康生利用，那是专案组才关心的问题。我们只记住一条就够了：正是这位封疆大吏为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提供了一枚重型炸弹，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在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新闻、电影、戏剧等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的大批判，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无论阎红彦向何人告发，都改变不了阎红彦确是这一牵连最广、受害最深的第一大文字狱制造者的事实。关于第二点，当初定《刘志丹》为反党小说，就是以阎红彦指控“为高岗翻案”做根据的。我们看李原是怎么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中央组织部委托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文艺工作者审读了小说《刘志丹》。
李原硬要按照主观愿望，把《刘志丹》和高岗叠加起来，把文本中没有的东西强加文本，胡搅蛮缠，毫无根据地说小说利用刘志丹“宣传”、“美化”高岗。这种谎言在前述审读报告中已被揭穿，但他们还要拿来作为攻击的武器，好像谎话说一千遍，人家就相信是真的。因此，我们还要对他讲一点文学常识：小说是小说，高岗是高岗，你只能看小说写了什么，怎么写的，不能把小说没写的东西，包括高岗做过的一切都算到小说的账上。
小说作者李建彤送阎红彦征求意见的是校样，当时也只有校样，没有阎红彦在别处看到的什么“样书”，送中央审查的样本是事发后奉中央之命临时赶印的，还有黑空缺字。红二十六军政委罗炎是几个人物合并后用的名字，因为高岗当过红二十六军政委，阎红彦就咬定这个罗炎就是高岗。但校样中只有两处写到他，一处是刘志丹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见到省军委委员罗炎，罗炎给了他《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和《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两个文件，说了一句话：“听说你们争论得很厉害，到底是些啥问题？”另一处是，刘志丹在南下失败后，回到照金，又和在省委书记叛变后逃到照金的罗炎见了面。罗炎对刘志丹说了一句话：“大家盼你眼都盼穿了。”仅此而已。阎红彦就凭这两句话，告发《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当时我们都被打懵了，只顾交代哪几处写了高岗，却忘了问他们哪些地方是为高岗翻案。当然问也白问，因为当时中央首长们都未看到校样，听见阎红彦制造的舆论，就信以为真。这真像童话故事，听见一声“咕咚”，就以为妖精来了。办案人也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是在哪里翻的案，好几年都落实不了，最后只好不提了。
历史不是狂人的自传，不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李原的介绍中，我们得知，阎红彦在陕甘红军初创时期只呆过一年，此后五年大发展时期，他都在白区和苏联活动。小说上卷送审校样只写到当时南下的红军在那里全军覆没为止，阎红彦的活动不足其中一章。他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却要求历史以他为中心来展开。因此他们就把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阎红彦如何和高岗斗法以及他们争论的问题，强加给《刘志丹》。这次斗法，以阎红彦失败告终。阎红彦在边区高干会上是被批判的一方，但小说并没写到1942年。
阎红彦关心的是：谁是西北红军缔造者。阎红彦的晋西游击队渡河到陕北，只有27人，和杨琪（后任红27军军长）的商贩军汇合，到保安县去找刘志丹，被领到南梁，和刘志丹合兵一处。立足未稳，阎红彦就在三甲塬来一场火并，把刘志丹的“武装”消灭了。刘志丹顾全大局，没有反击，如果举兵自卫，阎红彦又不知向何处逃窜了。《刘志丹》小说中是这样笼统交代的：“指挥部反怨部队成份不纯，要狠狠整顿部队，加上整顿方法不对头，打伤了几个，开除了一批，吓跑了一群，一来二去，人员大减，六七百人的部队，一下子降到二百来人。大家怨声载道，情绪低落。”《刘志丹》作者心存宽厚，没把真相全部揭露出来，避开正面冲突，写成刘志丹事发前去了西安，也没写杀人，只说整顿是个“方法问题”，错误人人有份，不涉及个人责任。但阎红彦并不认为这是为他隐恶，而是没给他扬善。刘志丹被夺了权，阎红彦收拾不了摊子，省委这才把谢子长从甘肃调来当总指挥。在阎红彦看来，三甲塬整顿队伍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等于毛泽东上井冈山收编王佐武装，是为建立西北工农军扫清障碍。此乃旷世奇勋，在西北第一个打起红旗，那就不仅是“地方性领袖”，而且是“全国性领袖”（借用李原的说法）了。从李原的遣词造句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处心积虑想说的是什么。比方说“红军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武装会合”，1932年2月“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正式在陕甘边区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又如，他们把永宁山的共产党员夺取民团的革命活动说成“永宁山不过是一个小山头，因为是刘志丹的家乡，他在那里当过国民党民团团总”，不把刘志丹当做共产党员，不承认他是奉党之命，到西北组织武装斗争的，而是把他当做山大王、反动民团头子。这也是暗示：阎红彦才是在西北打起红军旗帜、揭开历史新篇章的第一人。李原说得吞吞吐吐，意思我们还是明白的。阎红彦争斗多年，就是争的这个东西：谁是“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造者。中央说是刘志丹和高岗。阎红彦不服气，因为他“第一次正式在陕甘边区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时，高岗躲在西安还没有出来，刘志丹已经被他整倒了嘛。刘志丹和谢子长都死了，就该他和高岗争第一把交椅了。否定三甲塬“整顿”，就是否定他的历史功绩；但是肯定三甲塬“整顿”是“正确路线”，刘志丹就成了被阎红彦收编的一个土匪头儿，他以前的革命活动（包括组织武装）也都不算“正式”的。阎红彦千里迢迢跑到南梁，就是叫刘志丹投奔他？不知陕西党史界是不是接受这个观点。李原说：阎红彦一向赞成写刘志丹。是呀，只要写成刘志丹归顺阎红彦，把刘志丹写成他的垫脚石，他是举双手赞成的。但这对历史公平吗？他们对高岗的种种说法都是放烟幕弹。他们说高岗不提古田决议对陕甘红军的影响是抬高自己；《刘志丹》小说提到古田决议又说是美化高岗。他们说，高岗把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从1932年1月提前到1931年10月，与事实不符；《刘志丹》没写成立的日子，又说是为高岗翻案。而且他们评论人物还采取双重标准，对自己一套，对别人又一套。红军有过几个政委，合在一起，就是“美化高岗”，因为高岗也当过红军政委；红军有过几个参谋长，合在一起，就是“贬低阎红彦”，因为阎红彦也当过红军参谋长。他们把文革手法运用得如此娴熟，还说是实事求是。
唯心史观看问题有个通病，只看到个人的活动，看不到影响这些活动的众多因素。当他遭到挫折时，认为是受某某人迫害；当他迫害别人时，又觉得是理所当然，不能通过情景逻辑去认识问题的成因。阎红彦和高岗斗法属于前者；阎红彦被康生利用伤害无辜属于后者。他和高岗斗法，究竟是什么性质？他自己也没说出所以然来，开小差，搞破鞋，可以把高岗搞臭，但仅凭那些鸡毛蒜皮，却无法将他击倒。即使李原写的句句是实，也不足以证明阎红彦如何正确，给人的印象不过是阎红彦揪住了高岗的小辫子，窥测到高岗的隐私，借机要挟。阎红彦1933年起就脱离了陕北武装斗争；此后陕北红军大发展，陕北陕甘联成一片，创建陕甘宁根据地，他都没有立功的机会；四年之后重返陕北，已是另一种局面，再想恢复“三甲塬态势”，坐头把交椅，已经不可能了。又过了六年，高岗成了“西北王”，地位更加巩固，阎红彦心理失去平衡了，那本来应该是他占有的位置。阎红彦想要别人承认他，还得等待机会，他果然等到了高岗自我爆炸，等到了毛泽东的口头道歉，等到了换乌纱帽，但是比起高岗爬到的那个高度，还差一大截呢！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高岗垮台之后，毛泽东向他道歉之时，《毛泽东选集》上也还印着“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把高岗名字换成阎红彦。新版的《毛泽东选集》注文中也写的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阎红彦还是挂不上号。李原要为首长翻案，信口胡说，也不看看“毛选”。阎红彦最希望再召开一次西北高干会为他翻案，始终未能如愿。而且高岗是自我毁灭的，不是他打倒的，过去受的气无处发泄，就拿小说《刘志丹》来制造事端，目标直指“习仲勋反党集团”。这不仅是一个报复的机会，也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证明什么呢？就是：阎红彦是一贯正确的。只可惜还是没有成为“全国性领袖”，取政治局委员而代之。这只能怨历史无情了。
唯心史观比较倾向于把一切看做一成不变的，如果一个人变坏了，那么，他过去也不是好东西。不相信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这么看。阎红彦1942年的失败，不能仅归于高岗的欺骗。1962年的得手，也不是由于康生“意外介入”，而是政治生态造成的结果。如果不是毛泽东把陕北当做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高岗爬不了那么高，阎红彦也不知去什么地方，开不开边区高干会还得另说。如果毛泽东不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的状子也许还锁在书记处档案柜里。无论是高岗、康生，作为个人，能量都是有限的，他们只有利用制度的弱点才能发挥作用。一个有良好竞争机制的现代政党，它会采取民主的方法，公开辩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处理思想政治上的分歧，而不必采取密谋的方法，告发和破案的方法，来夺取权力，阴谋家野心家也难以找到藏身之地。把一切罪责都推到高岗、康生身上，是唯心史观过份夸大个人作用的表现。有一件事似乎被人忽略了：当初高岗用来攻击刘少奇的那些材料，就是高岗反党的罪证；但文革中又作为刘少奇的罪状原封不动地抛了出来。按李原的逻辑，那就是毛泽东也在为高岗翻案了。当年处理高岗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跑到杭州，没有参加，解放后毛泽东没参加的中央全会也仅此一次，有关材料至今没有解密，我们无法得知内情。但可以肯定：高岗不是阎红彦斗倒的，不是因为他在高干会上伪造历史。阎红彦在权力场上的拼搏有得有失，总的说得大于失。《刘志丹》小说又给他一个力图一搏的机会，但除了被康生利用来把西北代表人物一网打尽，他自己似乎一无所获，搅了一场浑水，自己也不得好活。但是，《刘志丹》小说中还是把他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他的事迹概括在当过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参谋长的“戴鸿远”这个人物中（戴鸿远是由三个人名字各取一字组成的）。因为阎红彦除了在三甲塬显过身手，还没来得及轰轰烈烈干一场，就被左倾路线挤走了。按他们的逻辑，把别人做的好事加到他身上，不也是美化他吗？但他反而觉得没有把他写成西北红军缔造者，像毛泽东改造王佐一样改造刘志丹，且和别人合在一起，就是故意贬低他。对刘志丹，该书既未当作地方领袖、也未当作全国领袖，而是当作英雄来写的，力图按照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的精神来表现他。这个评价是超越一切时空界限的。就创作方法而言，《刘志丹》小说确有败笔，加在刘志丹头上的政治光环，不是抬高而是损害了刘志丹的艺术形象，它首先是败坏了文学的真实性。刘志丹最震撼人心的地方，不是什么正确路线，而是处于逆境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宽容精神。
我的说明只限于我作为责任编辑职责范围之内的问题，就是限于《刘志丹》送审稿。李原代首长发言，也应以首长看过的本子为依据（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刘志丹》上卷前述有关罗炎的情节已经删去）。其他问题不能由我代李建彤作答。因为李建彤有自己的观点，他人是不能代替的。事实上，不仅编辑部和作者意见有分歧，编辑部内意见也是不一致的，经常发生争论，但又是在激烈争论中取得相互理解的，挨了整也不发怨言。没人说：“当初听我的就好了。”令人不解的是：决定《刘志丹》三卷本停止发行的会议，没让作者李建彤参加答辩，与会人说了什么，也未见公布。这说明它是一个政治决定，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裁决。政治干预从来不是处理艺术问题、学理问题的正当办法。其所以畅行无阻，是因为中国的法制尚不完善。李建彤和一批陕北老干部曾向负责处理此事的习仲勋当面提出抗议。习仲勋为息事宁人，始终以“团结为重”相勉，真正表现出政治家风度。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初他们诬指《刘志丹》小说是习仲勋“篡党篡国”的纲领，现在查禁此书的还是那个习仲勋。这明明是打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却认为“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这种处理只是把问题搁置起来，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就不要在历史问题上争论不休，强行“统一认识”。我不知他们的文章为何当时不发表，要等到冯文彬、胡耀邦、习仲勋这些老同志相继谢世之后才抛出来？是不是因为死无对证，可以信口开河？阎红彦已经作古，死者无罪。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我不想介入这一场没有思想意义也没有学术价值的争论，我对谁坐第几把交椅没有好奇心，个人的功过是非，生前是中央组织管辖的范围，死后是党史学家研究的课题。
（作者单位：中国工人出版社）
【原创】毛泽东与高饶事件
作者: 温相 发布日期:
高饶事件是一个比较能说明毛泽东权谋术的经典范例，而这起事件虽然发生在建国初期，然而暴露出的矛盾和问题一直延续到多年之后的文革和庐山，它留下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党史研究者异常重视的部分。
高岗和饶漱石本来并不是一个系统上来的，他们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受到毛泽东的看重，特别是“五马进京”之后，由于工作和毛泽东的统一部署的原因使得他们越走越近，以致于成为所谓的“联盟”。毛泽东进入陕北之后，并没有完全取得中央的最大的控制力，在洛川会议前后表现的尤为明显，所以，其时高岗、康生等人的投靠便显得弥足珍贵，这自然也是他们后来得势的来由之一。毛泽东在陕北积极培养高岗的地方势力，而在中央依靠逐步紧跟的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陈云、彭真等人终于在延安整风之后取得了最后的决定权，确立了毛泽东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可争议的核心。所以，在一九四五年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以上诸人都得以当选由十三人组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高岗、彭真、康生几个人在五届之前的党内还是知者甚少的远离核心圈的“小人物”（康生比其他二人名气还算大些，因为和王明的关系）。
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彭真、高岗、陈云、张闻天、李富春、林彪等多人去东北完成战略大转移，张闻天的派出是远窜，而高岗则是亲任，东北后期，高岗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49年前后，高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全权负责东北地区的工作，成为显赫一时的“东北王”，身边的所谓五虎上将者如张明远、张秀山、马洪、郭峰、赵德尊等人也是特为风光。高岗当时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声气最广，诸侯中，他和彭德怀一直共事，在东野他和林彪的配合又是最好的，而中南局刚刚掌权的陶铸原本就是高岗的间接属下。毛泽东看中高岗并且把他推到前台来也自然不是随便考虑的了。
毛泽东在任弼时死后，依照惯例递增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实为常委），在毛泽东看来，陈云明显“软”一些，所以，毛泽东有意把高岗提上来排在彭真的前面，稍后也有进一步上升到陈云之前，补上任弼时的缺分。高岗尽管坐拥东北，但是，他在党内的资历比较浅，不要说和周恩来、朱德相比，就是和彭真、陈云、李先念等人相比也有不如的地方，说起来不过是程子华、徐海东一流的人物而已，所以，这也是被毛泽东看好的原因之一。惟其资历尚浅，必须借助于毛泽东这颗大树的照应。特别是对待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五月间的天津讲话的态度上，毛泽东和高岗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毛泽东自始至终不认为资产阶级是可以和平接收的，而且在晋绥土改的问题上毛泽东对刘少奇遗憾未消，高岗从中策应，二人自然一拍即合。
五马进京于他人都是调任，而于高岗和小平则是重用。高岗进京之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这里的计划委员会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建立的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之下的一个极为关键的部门，它和当时的政务院是平级单位，也就是说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开始分化一部分本来属于周恩来的权力了，这是标志着高岗大用的开端。
下面再来看看饶漱石，饶漱石一直以来被视作是刘少奇提拔的亲信，这是一个误传，其实，饶漱石虽然也是工 运干部出身，并且在北满期间和刘少奇有过相识，然而，他的真正见用恰恰是身为东南局副书记时对项英的密告得以上达天听，使得毛泽东对他刮目相看，以后，刘少奇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饶漱石知道刘少奇是毛泽东派到华中的代表，自然曲意逢迎、百依百顺，从而获得了刘少奇很好的观感，刘少奇在给中央发电时专门提到：“小姚（饶漱石化名）亦好。”刘少奇北上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留饶漱石掌管新四军大权，其时，毛泽东通过刘少奇整顿新四军收为中央所用，费尽心力自不足为外人道，何以能够轻易假手于人？刘少奇适时新进，羽翼未丰，何以能够推荐这么大的人选出来？唯一的理由就是饶漱石早已“简在帝心”了，这就是陈毅在黄花塘之所以落败的真正原因，而陈毅在延安时，毛泽东并不说破此事的原委，只说：此事和少奇有关，暂且放一放。予人的印象似乎是刘少奇大力奖掖饶漱石所致，而陈毅多年之后于此还有此类的议论，直到二月逆流时仍作如是想，可见毛的手段之高。不独陈毅，饶漱石被批斗时很多人都提到饶漱石“忘恩负义”即指负于刘少奇，然则毛泽东从未对此发表意见，除少数人如陈云、小平、彭真等知其内里外，即便当事人刘少奇也一直困惑何以饶漱石对他那么“绝情翻脸”呢？而在饶漱石则一贯只知有毛泽东而不知有其他。
高饶事件出来之后，毛泽东反问陈毅：“饶漱石说你不好，华东局的事情还是他自己兼着好一些。”照例大军区司令员兼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以华东局同志不同意陈毅出来主持华东军政委员会为由，请自行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批准，此刻，毛泽东问及陈毅，陈毅只说是退让，毛泽东就此还发了一番议论：“谦逊固然很好，可也要分清对象，而且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至于是否是饶漱石欺骗了毛泽东至今也已然无从稽考了。不过，在陈毅看来则是饶漱石背着毛泽东和中央再次搞的小动作。而在毛泽东则再次搬当年整理新四军以陈毅对抗项英的故智只不过对象换成了饶漱石而已。其后，毛泽东嘱咐陈毅找剑英、富春、董老等人谈谈，把饶漱石的问题谈开来。陈毅此后还衔命找了彭德怀表达毛泽东的意见，借以“挽救彭德怀”其效果自然再好有。毛泽东的政治手腕的炉火纯青自不作第二人想。
饶漱石进京所接替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原本是彭真的“禁脔”也是刘少奇系统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彭真何以能够顺利让出位置来？而毛之所以调任饶漱石来，其目的也很明显那就是对着刘少奇的，只不过刘少奇一直还以为饶漱石是当年小姚亦好的华中局副书记呢。殊不知，这些都已经被毛泽东暗中牢牢的控制了。
刘少奇在建国之后，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半独立的系统，和高岗五虎上将相对应的，刘少奇也有“四大金刚”，那就是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林枫。（“四大金刚”一说是饶漱石叫出来的，一时传诵）彭真、林枫、安子文都是顺直省委的老人，薄一波在1947年就作为刘少奇新组建的扩大了的华北局的副手，这就是后来被四人帮称之为“华北山头”的开始。其中，彭真一直主管中组部和中央党校，主抓干部和训练，是当初刘少奇之于毛泽东那样的重要角色，而薄一波以中财委副主任兼财长等于半个陈云，安子文居中联络，以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身份兼任人事部部长，是刘少奇的“管家”一流的人物。江青后来说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二掌柜”的，安子文在顺直省委期间就开始追随刘少奇，1943年在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副主任，1945年即被提升为中组部副部长，主持部务工作，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1947年3月撤出延安后去华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工委书记为刘少奇）。再者，安子文和刘少奇的私人关系是其他人比不了的，后来刘少奇和毛泽东冲突，安子文从中调停，深为毛泽东不满，用江青的话说：“安子文算老几？也敢做主席的‘和事老’”由此可见，安子文之于刘少奇的作用。林枫在高岗调任北京工作前夕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1953年1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兼东北军区副政委，被高岗视作刘少奇安在他身边的“定时炸弹”，从后来高饶事件发生后，林枫很快的在1954年4月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成为小平的副手。而东北局其他主要负责人如张秀山等人接连被黜，相形之下，不言而喻。
众所周知，高饶事件的开场戏是1952年底的《新税法》的公布，刘少奇从来就有和平建国的思想，一度被毛泽东视为“右倾”而周恩来也主张发展经济，本来延安整风的对头如今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变得相近，在毛泽东看来大有“合而谋我”的感觉，特别是刘少奇的渐渐坐大更为毛泽东所担心，因而借口新税法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总暴露”也是政务院脱离党组织领导下出现的错误思想的“一种倾向”，对周恩来的分工做了进一步的削弱，以薄一波为切入口，开始布置对刘少奇的打击。毛泽东曾经对高岗说过：“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这段著名的讲话成为当时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主基调，被高岗多次引用，他指责刘少奇搞白区圈圈压红区圈圈，说周恩来搞政府摊摊压党中央的摊摊。左手打刘少奇，右手打周恩来，高岗如此的肆无忌惮的同时打击
党内第二号、第三号人物，如果没有最高的允许是很难想象的。杨尚昆和薄一波晚年的回忆录中一律回避毛泽东那个圈圈的讲话多次说不是毛泽东说的，是高岗的造谣，一再的否认反而给人以更多的猜想。
毛泽东曾经在1953年说过建议把中央的工作分为一二线，以四年之后毛泽东反右、大跃进的“乘风破浪”的雄浑气魄可见毛泽东并无归隐的意图，用他自己的活说：“中央一线不要就那么几个同志，土地太板结了就不好，要参点沙子进来。”目的就是换马，只不过他分别找了刘少奇和高岗两个人谈了，刘少奇自然不得要领，所以才有安子文拟就的中央“组阁名单事件”的出现，而这一事件出现后，彭德怀、林彪、陶铸等人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和高岗有所联络，并且一度都非常赞同高的意见，显然，高所传达的意思一定是大有来头的，否则以林彪的取巧和精明怎么会轻易堕入觳中呢？新近出版的《张明远回忆录》中披露，高岗对陶铸等人说，我就是捧林贬刘。这句话的真实背景岂不是一望便知了？
高岗异常得意，一面布置饶漱石在中组部开会批判安子文，借以打击刘少奇，一面请人出面调查安子文、刘澜涛、薄一波、彭真出狱自首的历史问题，一面开始暗中窜联彭德怀、陈正人、李富春、陶铸、林彪等人，给他们灌输刘少奇不行了，主席看不上他了的言论，根据后来李富春、陈正人的揭发，高岗说：“少奇在1947年就开始犯了错误，主席一直容忍他，他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不行，太右了，将来中央开会，你们都要说话，少奇打击排挤你们这些人啊，富春早就是副秘书长了吗，现在还只是部长，正人同志也是井冈山下来的嘛，还不如叛变的（指的是彭真等人），不平则鸣嘛。”高岗后来专门找到养病的陈云和邓小平谈及中央副主席的人选，明确说周恩来不行，总理也要换人，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指的是陈云一个，高岗一个），陈云立刻给毛泽东打电话汇报此事，小平则把此事形成材料交给毛泽东，有当时的记录为证。此刻因为财经会议上薄一波两次检讨不过关，被迫出面去找毛泽东请辞，周恩来主动检讨新税法的错误的报告也送到了毛泽东那里，而康生在病中揭发饶漱石背着中央调查安子文等人的历史问题是别有用心的。毛泽东发现高岗、饶漱石已经背离了他的指示，表示震惊。
高岗还不知道这时的形势，他在中央会议上说：“军队是党的命根子，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毛主席说的，党是领导军队的党，不是在城市做老爷的党，那个白区的小圈圈是不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的，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嘛，中南和西北的同志也是这么看的。”彭德怀和林彪还做了附和的讲话。毛泽东知道以后，把陈云和邓小平找来，谈了几大要点，这也就是后来七届四中全会上《增强党的团结》的主要内容所在。毛泽东之所以找陈云、小平，目的在于培植小平的势力，然则以陈云这个中间人物作陪衬以陈云的资历和位置益显小平的力度所在。
陈云、邓小平被毛泽东嘱咐不要以毛泽东的口吻说话，而代之以他们自己，而小平一旦讲完党目前还是要以团结为主、消除分裂，陈云一旦讲完张国焘式的人物出现的背景之后，毛泽东立刻予以响应，批示：“盼照陈云、小平同志的意见为主，另请少奇、老总、恩来酌定。”小平的声望就此而起。1953年12.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再度重复了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是正确的以外，开始对高饶定了调子，他说：“我现在感觉，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来、老总、陈云、小平等人在内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那么几个人组织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这两个司令部现在是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我在北京，还没死，饶漱石有事不找我，找其他人，有事不请示中央，请示有的人，什么圈圈、摊摊的，什么自首叛变的，乱了阵脚，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乱的不彻底，想乱中夺权，想浑水摸鱼。”（引自《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讲话摘要－（1951年－1955年）》第13页）虽然没有点高岗的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了是说他，形势急转直下，高饶开始走下坡路了。
随后毛泽东表示：“要按照七大的路线来，不要单独搞一个路线出来，要团结，不要分裂，少奇还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这点不能动摇，他有错误要检讨，但是不能动辄就要人下台，有事不找中央，不找我，就那么几个人叽叽喳喳的，不好嘛。”他让刘少奇主持开一个会把问题谈清楚，而他自己则南下杭州休假。1954年2月，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并没有参加，刘少奇做了检讨的同时开始整顿旗鼓指责高饶了，高岗给毛泽东去信要求到杭州见面，毛泽东不同意并把高的信发给政治局。邓小平在会议上指出高饶有野心，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并不见得都是错的，左的东西要遏制，这在当时于刘少奇大有“深获我心”的感觉，这也是刘邓合作的开端。陈云重复了张国焘事件，暗指高岗就是分裂中央的阴谋家。周恩来则声色俱厉的说：“高岗同志至今没有对自己的错误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把主席的讲话，政治局的意见都当作耳边风，我认为他这样做只会越滑越远。”中央根据几位领导人的讲话整理之后请示毛泽东同意给高饶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
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高岗每一次争辩都遭到更为猛烈的抨击，其中最让高岗倍感震惊的是来自林彪的反戈一击，林彪专门做了书面发言，自责自己上了贼船，上了高岗的当，说高岗是背着中央和毛主席进行分裂活动的党内大骗子。高岗质疑林彪的讲话，林彪怒气冲冲的说：“你不要打着主席的旗号，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你的错误是分裂，是野心，想上台，自己迫不及待还说别人迫不及待。”（《林副统帅反分裂、反野心家斗争史》1969年《红旗》杂志社、《解放军报》社联合编辑出版，第21页）林彪发言之后，高岗沉默无语。而在饶漱石座谈会上，陈毅做了长达七个小时的发言，历数饶漱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错误，谭震林、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安子文、陈正人等都做了发言，陈正人也做了深刻的检查。饶漱石本人痛哭流涕，做了长达三千字的检讨，对刘少奇、陈毅、安子文、薄一波等人做了道歉。两个座谈会后，报请毛泽东，毛泽东做了结论：“究竟是政出一门， 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 ”就此给这件事上纲为“高饶反党联盟”。
1954年8.17日高岗自杀身亡，至于毛泽东对高岗如何发落，后来文革中江青和陈伯达的对话倒是很能说明问题，陈伯达因为不堪江青的颐指气使，曾经表示要学拉发格（马克思的女婿，以自杀闻名国际共运史），江青知道后，大骂陈伯达说：“你要自杀，你就去给我死去，你今天死，我明天就开除你的党籍，当年高岗就是以死要挟党中央、要挟毛主席，结果呢？主席怕了吗？你陈伯达不是主席的好战士，你远学拉法格、近学高岗，你去死吧。”（引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1977年《红旗》杂志社编辑内部刊行本，第55页）可见，毛泽东并不在亦高岗的取舍了，毛泽东平生最忌属下的要挟，高岗以死相要，自然会落个死非其道的下场，而他即使活着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1955年中央召开全会代表会议，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大谈高饶反党联盟，高饶都被永远开除党籍，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林彪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表示了特殊的兴趣，当有人表示要追究林彪的责任时，毛泽东以团结大多数为由，轻描淡写而过。饶漱石本人在1975年文革中病死。
高饶虽然垮台，但是，毛泽东把高饶事件继续作为手中的王牌，时不时的就祭起它来。在毛看来，高饶事件等于毛泽东救了刘少奇一次，至少是第二次树立了刘少奇的威望。这在刘少奇的确应该感铭肺腑的一件大事，而把和高饶有些许牵连的人按下不表，又有随时可以利用的余地，由此来看毛泽东早已把最初以高岗为掩护的尴尬完全掩盖过去，其后，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不仅主动异常，而且，给人的感觉简直高饶事件和他全无瓜葛。行文至此，想起薄一波、安子文、王光美、刘源等人回忆毛泽东当初对刘少奇的那句气愤之语：“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虽说有些无赖语气，然则究其内里以刘少奇的实力的确远在毛泽东之下，不惟刘少奇，就是后来自认羽翼丰满的林彪也是同样的等级。贺龙生前有言：“毛大帅一怒，九州震动。”并非妄语。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动手打击彭德怀，在当时不仅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人以为极左祸害，就是李井泉、王任重。柯庆施这几位也是心有余悸，上山之处丝毫不敢大言炎炎。毛泽东旁顾左右，看中了刘少奇，所以，在批判彭德怀时旧事重提把高饶事件拿出来祭旗，果然有效，刘少奇稍后就发表相同意见，随后刘少奇身后的安子文、林枫等人也相继表态，再加上林彪此后上山斗争陡然升级，彭德怀不死也得死了。无独有偶的是此次林彪也是故智重出，以当年对付高岗相似的手段倡言：“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而林彪之崛起也至此发仞。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威望稍损，不得已于六二年再提阶级斗争一事，此次拜托康生帮忙，以矛头再度对准西北旧事，小说《刘志丹》起头，马文瑞、刘景范直至习仲勋，而刘少奇仍然再度鼎力支持，所谓左祸得以沉渣泛起。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于十中全会之后成立，康生得膺大任，一反五十年代初期老病缠身，积极投身于整人的急先锋行列中去，而专案委员会的第二号人物就是刘少奇的亲信安子文，安子文固然也是因为身为中组部部长职责之内，可是其后卖力之大显然也是有人暗示所致。毛泽东以高饶一事紧紧的把刘少奇及其系统控制于鼓掌之间，收纵自如，令人无语。而刘始终置于毛的觳中终未觉。
文革起后，毛泽东针对上街的大字报说过这样一番话：“为什么要害怕大字报呢？有人贴了一张说是打倒毛泽东、拥护共产党，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吗？”摆明是钓鱼，其他人包括刘少奇在内都浑然不觉，刘少奇鹦鹉学舌的再此后的和首都高校见面会上重复毛泽东这番话，小平和周恩来都说：“少奇同志失言了。”由是观之，刘少奇这个人毕竟还是淳厚一流的人物，较之于毛泽东心机之深不知相差凡几。
令人关注的是此间在打倒刘少奇过程中，毛泽东借助林彪出手，则始终不提高饶事件中林彪的“落水”一事，江青、张春桥麾下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大骂刘少奇在高饶事件中的旧帐，而于林彪则高声赞扬林副统帅一直与分裂作斗争。九一三之后，毛泽东请叶剑英、陈毅、王稼祥等人出来声讨林彪及其党羽，高饶事件重又提出，林彪当然是和高饶站在同列了。
不过，毛泽东的这些手段也只有两个人没有瞒住，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小平，前者默默无语，然而心知肚明，后者则仿效毛泽东的手法借以东山再起。当然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