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的风云人物：柯庆施

1965年4月，虽然过去才几年的大灾难仍然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隐隐作痛，“四清”运动的波澜也刚刚消退，敏感的人从党报和广播发表的一些社论和文章中已经闻到政治空气又在渐渐紧张的气息，但春天依旧不管不顾地在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上烂漫璀璨着。此时，位于四川省府成都市老西门外沿成都至灌县公路西行十多里处的那个戒备森严、在当地百姓中颇具神秘感的金牛坝招待所（又称省委第五招待所，即现在的金牛宾馆）里，更是花团锦簇、春意盎然：院中错错落落的竹林绿色欲滴，松柏苍翠威严，枝繁叶茂的古楠和银杏在石径旁傲然挺立，海棠、兰草、山茶等也正在热热闹闹地争奇斗艳。这个专门接待高级首长的招待所，在那个普遍简朴的年代里，真不啻人间天堂。
4月5日晚上，在金牛坝招待所1957年建成的西楼的小餐厅内，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他的两位同事摆下了宴席，热情招待到成都视察的老帅朱德、贺龙，还有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几个人推杯换盏，边吃边聊。
主掌着华东重地的柯庆施是1964年初发现患有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1965年初前往广州疗养，最后于3月又来到成都疗养的。他虽是南方人，但喝酒的能量却不让北方大汉，这顿酒席他放开肚皮从晚6点一直吃到9点。宴罢，回到自己住的套房，临睡前他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不成想，他的身体经不住这番极乐，当晚就引起了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四川省委对这位大人物自然非常重视，立即从北京、上海派出两个由最有名的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赶往成都，配合已经在成都的四川医疗小组的专家进行积极抢救。经过四天的救治，扁鹊们也回天乏术，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去世。（见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柯庆施在“文革”的前夕离世，给他一生六十三年的坎坷和风光划上了句号，也使他以后很可能有的更风光无从上演。这不知是他的不幸，还是幸运。
在中共历史上的高级干部中，柯庆施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物。
柯庆施是1922年就加入了中共的老党员，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见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载《随笔》杂志2002年第4期），但在1949年以前，他在中共党内一直仕途沉浮，遭际坎坷。然而，从1954年到1965年他去世前的十年间，他却又成了风云一时的人物，就连比他大九岁的毛泽东也常常学着大家称他为“柯老”。他去世后，讣告中称他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见196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讣告），“文革”中又赞称他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见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但1976年后，他又备受冷落和讥评，成为“在中共八大的20名政治局委员中，至今没有出版传记的”唯一的一位（见邓伟志：《如何评价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柯庆施》，载《江淮文史》2004年第1期）。他个人命运的起落，似乎就是中共党内斗争历史的缩影。

柯庆施1902年出生于“水甜风香”的安徽省歙县南乡竹溪村的一个“开明绅士”之家，据说17岁时就因思想激进，被当时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当成“思识一时误谬”的典型而“勒令停学”。（见柯六六：《水甜风香竹溪村——爸爸柯庆施深深思念的故乡》，载《江淮文史》2004年第4期）加入中共后，他从事过军事活动，也干过“白区”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等重要职务。（见“北京党建”网“党史人物”栏“柯庆施”条）但在1943年的延安“抢救运动”中，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女子大学副校长的柯庆施却成为总学委副主任康生和中组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亲自负责的重点“抢救”对象，饱受捆绑、批斗，其妻子也因不堪迫害而跳井身亡。（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十三章第二节《中直机关的“抢救”》。据高华考证，柯庆施被整，主要是由于他在历史上与王明的渊源，和在中共北方局任职时与当时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矛盾。）此后，柯庆施似乎不受重用，担任过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等职务，建国初任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见196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讣告）——就其党内资历来说，这职位不算高。

看来，1949年以前，尤其是在延安时期，柯庆施其人还没有完全脱尽“书生气”，或许还有点儿放不下“党内老资格”的架子，确乏敏锐地认清“形势”的眼光，没有像康生、刘少奇等人那样及时站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段“麦城”。

不过，从1949年起，将近“知天命”之年的柯庆施显然真正“知天命”并开始紧跟“天命”了，他的仕途焕发出了“青春”，从此走上了顺利的康庄大道：1952年10月，升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副主席；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兼上海市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见赵福山主编：《西柏坡人物》，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出版）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任命柯庆施为国务院副总理，在十六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排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见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三位是担任副总理多年的老资格，而更可笑的是，李富春正是二十二年前主持对柯“抢救”并宣布他是“反革命分子”的人。）

从这番履历可以看出，柯庆施的最后十年实在是“过五关斩六将”般地春风得意，尤其是最后以副总理之尊兼掌上海和华东局，堪称名副其实的“华东王”。
柯庆施晚年的仕途得意，自然主要是因为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而毛之所以对柯赏识有加，也自然是因为看中了他的“工作能力”。
在柯庆施主政华东和上海的十年期间，中国所面对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环境是比较艰难的：1949年后，中共宣布对苏联“社会主义”集团“一边倒”，加上又与美英等“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上干了一仗，因而受到当时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联合制裁，国内经济基础在多年战乱后已成一个烂摊子，颇有点内外交困的意思。但从1954年到1964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取得了十年翻一番的不俗业绩，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每年上缴的财税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强，并为原子弹、氢弹和运载火箭的所谓“两弹一箭”的研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持，以致当时还提出了“学上海、赶上海、超上海”的口号。（见邓伟志：《如何评价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柯庆施》）现在看来，上海的这种经济发展上的“不俗业绩”，肯定得益于当时那种剥夺农民、全力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也与全国各地对上海的不遗余力的支持有关，当然也离不开苏联“老大哥”的资金和技术支援。而作为党政一把手，柯庆施在这过程中应该说也起了一定的领导作用，其功劳不可抹杀。

但是，毛泽东对人的赏识并不仅仅着眼于“工作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更要看这人对自己是否无条件“忠诚”。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9年后一直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他曾被毛泽东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称之（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6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3版），但因为对毛那种“浪漫”的空想“共产主义”不太感冒，他就常常遭到毛的怀疑和冷遇，只能时不时地用“休病假”来避之，到了“文革”中，他更被解除了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一切领导职务，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空名义。（见“新华网”“新华资料·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栏“陈云”条）因此，柯庆施在1954年以后大受毛泽东赏识提拔的原因，最主要的还不是他的“工作能力”，而是他对毛表现得“忠心耿耿”，对毛的指示心领神会、坚决照办，对毛的“乌托邦”空想亦步亦趋、推波助澜，整个把自己变成了毛得心应手的工具。
现在有关柯庆施的资料还不很多，并且大多零零散散地分布在一些书籍和文章中，但从这些资料中已经可以看出1949年后柯庆施在重大事件中“紧跟”毛泽东的那种姿态。
首先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关于柯庆施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有人认为从“量化”方面来看，他“左”的程度还不算高，理由是当“一大批优秀人物被划进中国55万右派之中”时，上海只“划了15419名右派”，“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同时，“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比如“《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这些人都幸亏“柯老”讲了话而“保下来”了。（见邓伟志：《如何评价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柯庆施》）我们先不论当时上海是否只“划了15419名右派”（现在有论者研究认为1957年的“右派”人数远远不止55万人），只就这“15419”的数字来说，应该也是不小的。当时上海总人口不过六、七百万，而作为“反右”主要目标的文教单位和民主党派的人员应该只占其中很小部份，在这些人中“划了15419名右派”，柯庆施可谈不上“手下留情”。柯庆施“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可见他对自己熟识的、“还是可以用的”老部下有所保护，说明当时其人还没有丧失理性、达到“左”的最疯狂的高峰。但另一方面，柯庆施对人文知识分子可是毫不“留情”的。比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在“鸣放”中说了一些意见，“反右”时柯庆施就亲自处理，要划他为“右派”，虽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认为傅雷可以不划，但柯庆施仍批示把傅雷划为了“右派”。（见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生性不问政治的傅雷因此饱受磨难，“文革”初更遭残酷迫害，与夫人双双被迫自尽。（见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附录一《“阳谋”亲历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4月第1版）著名军队作家白桦1957年当了“右派”，三年后被“摘帽”，分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柯庆施发现后就批评上影厂，说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头脑里有没有阶级斗争，一个右派分子到你们厂，简直是所有的大导演都来抢他，不像话……硬是把白桦给发配到浙江绍兴农村“继续劳动改造”去了。（见朱健国：《惟有孤独多壮志—白桦珠海说孤独》，载“blog.sohu”网“朱健国博客”）柯庆施在“反右”初还对“反右”的主要对象知识分子发表了一通“精彩”的评论，他对当时正陷于困境的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以为了不起了。”（见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附录一《“阳谋”亲历记》）而就在这之前不久，毛泽东上海干部会议上曾说过：“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2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可见柯庆施的话是对毛泽东讲的话的发挥。把作为“优秀人物”的知识分子贬得一钱不值，对毛泽东来说是有一份心结在内（毛年轻时在北大曾受过“大知识分子”的冷遇），而对柯庆施这种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的人来说，则主要是趋附希荣了。正如徐铸成所指，柯庆施“真对毛泽东思想深通三味，不愧后来称为好学生了”。（见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附录一《“阳谋”亲历记》）

不过，柯庆施最“风光”的时候是在“大跃进”的酝酿阶段。

1957年10月，“反右”运动的高潮刚过，毛泽东就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中共八大确定的稳步发展的方针政策，提出“要鼓起一股劲来”，要“多、快、好、省”，掀起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两个多月后的12月25日，柯庆施就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长篇报告，提出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以“促进建设事业的新高潮”。他还在报告中说了许多诸如“十五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等等“热昏的胡话”。毛泽东对此极为欣赏，因为他常感在北京“曲高和寡”，找不到“知音”，自己的一套“伟大”想法得不到有力支持，于是转而向地方寻求支持，现在在外地、在下面、在“诸侯”们中找到“知音”柯庆施了，尤其上海是中国工业的“半边天”，说出的话份量重。因此，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即以“乘风破浪”为题，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1月25日，《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柯的报告的第一部份和第四部份，说是对全国“具有普遍意义”。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毛又对柯庆施的这个报告大加表扬，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毛还就此语含批评地对周恩来说：“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45-5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由此可见，柯庆施洞察毛泽东的心机，率先直接支持毛，为毛的“大跃进”狂想在全国的实施作了开路先锋。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在广西南宁举行工作会议。在会上，得到了柯庆施、王任重等地方大员响应的毛泽东有了底气，就1956年的“反冒进”（1956年6月20日，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提出反对经济建设领域“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矛头是针对自己的。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二十一 反冒进和八大的正确决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对周恩来、陈云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与此同时，毛对柯庆施多次表扬，赞誉有加。毛的这种“赏罚分明”，使与会者都“头脑大大清醒起来”，纷纷表示要当“建设事业的促进派”，陶铸等人甚至“表决心”说要“赶上柯老，我们要赶”。（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57-73页）毛泽东利用南宁会议扭转了财经领域一度与他“顶牛”的局面，为“大跃进”的展开扫平了障碍。如果说南宁会议是“大跃进”的序幕（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30页），那么，被毛树为“头号标兵”的柯庆施则可以说是这序幕中最“高亢激昂”的音调之一。
南宁会议为“大跃进”的展开扫平了障碍，一个多月后的成都会议则为“大跃进”乃至以后的种种“政治运动”建立了组织思想方面的保障，而柯庆施在这次会议上又为毛泽东“建功至伟”。
成都会议于3月9日开始，26日结束，半个多月的会程，最终形成了名为“多、快、好、省”实际以“快”为中心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向“大跃进”又迈近了一大步。而对毛泽东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这次会议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成为中共党内名正言顺、不可置疑的最高规章。毛泽东在会上，先在自己的讲话中提出要“破除迷信”，又在陈伯达为延安整风辩护的讲话中插话说要倡导“正确的个人崇拜”。毛所谓的“迷信”主要是指三个方面：一是苏联经验，二是经典著作，三是专家学者。他的“破除迷信”实际上的意思是：不管是马、恩、列、斯等“共产主义”老祖宗的论断，还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实践经验，亦或是人类几千年科技文化知识的结晶，只要与他毛泽东的想法有冲突，就都属于“迷信”，必须“破除”。而他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那意思也就是说他毛泽东在任何事务上都是“正确”的化身，党内党外，全国万民，都必须对他绝对服从。柯庆施对毛泽东的言外之意又是心领神会，马上在会议中号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258-259页）这样的话出自于一个读过大学的老资格中共高干之口，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因为既便是为了升迁，为了在生存斗争中获胜，似乎也可以含蓄一点儿，策略一点儿，不必弄得如此肉麻么。有人说得出，有人听得欢，旁边又无人敢提出异议，那场面，不能不令后人感到有点儿病态，中国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史无前例”的十年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此注定了。
两个月后，在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又大大地风光了一把。5月13日，柯庆施在会上作关于“文化革命”的发言，提出“在十五年内我国将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我国也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繁荣，人们的精神面貌将大为改观”。他所描绘的十五年后的“美景”包括：中国人人都是大学生，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有害的小东西”都将“断子绝孙”，全国的体育运动员“将以万万人计，在世界运动会上项项名列前茅”，农村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然形成，等等等等。虽然这番中国版的“乌托邦”梦想并不是柯庆施的“独创发明”，毛泽东在这之前就曾对刘少奇谈过类似的“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的设想，柯庆施不过是在听闻有关信息后将其具体化罢了，并把毛的“几十年”缩短到了“十五年”。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因柯庆施的“侵犯知识产权”而不高兴，相反，他对柯庆施如此机灵、如此敏捷、如此有“创造性”而更加欣赏，在大会讲话中三次提到这位“柯老”，赞誉之意溢于言表。而在紧接着这次会议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就作为地方党委的负责人代表而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323-326页）而且，毛泽东出于对“反冒进”的周恩来的不满，一度想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据说当时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就曾婉转地提到过自己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见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虽然此事并没有或者没能付诸实施，但柯庆施在毛心中的地位已是可想而知了。
从上面可见，柯庆施对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起了积极响应、全力支持、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扭转庐山会议方向的讲话中曾提到过：“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141页）柯庆施将因“大跃进”而“永载史册”了！
关于柯庆施在“大跃进”的疯狂中的具体表现，现在资料更少，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他领导的华东区首先刮起钢产量计划指标的上涨风，引发了恶果巨大的全国性“大炼钢铁”运动，后来之所以有“三年灾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农村青壮年都被派去造土高炉“炼钢”，田间作物无人管理、收割，大量损失而造成的。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讲话中提到“大跃进的发明权”时还说：“钢铁你（指柯庆施）要搞600万吨，我要搞1070万吨，……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齐上阵。”（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142页）据说柯庆施在“大跃进”中对全国各地农村大放“高产卫星”“头脑十分冷静”，坚决不准上海的报纸发布“上海县鲁汇乡红旗社一个生产队创出早稻亩产两千斤的高产新纪录”的“卫星”。（见邓伟志：《如何评价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又据说柯庆施1962年4月上旬在与家乡歙县的干部谈话时批评他们在“大跃进”中把树砍光去炼钢是“胡来”，并要求他们“实事求是”地发展“山林生产、农作物生产”。（见柯六六：《水甜风香竹溪村——爸爸柯庆施深深思念的故乡》）如果上述说法属实，则柯庆施其人更是可怕，他明明了解实际情况，却还要为毛泽东的“大跃进”摇旗呐喊，竭力支持！1959年庐山会议上，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曾说过：“1958年无非三种人：第一种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老老实实讲了假话；第二种是滑头，看风使舵讲了假话；第三种最坏，明知是假的还成心说谎。”（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69页）应该说，柯庆施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兼而有之。
1959年，“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已然显现，全国浮夸成害，“共产风”横行，尤其是农村，粮食减收，但对“公粮”的高征收却愈演愈烈，许多地方出现了“饿饭”甚至饿死人的现象。党内外对此怨声载道。面对这种情况，“浪漫主义”的毛泽东虽然仍不愿意放弃他的“三面红旗”，但也不得不回归一点儿现实，于是决定“夏天到庐山开会，可以避暑，远离尘嚣”，“让大家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14页）因此，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本是想在不触动“大跃进”的根本的前提下扭转一点儿“共产风”和“浮夸风”，稍微“纠”一下“左”。但由于彭德怀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进行了批评，7月21日张闻天又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公开支持彭的意见，并从理论上阐述了“大跃进”的危害性，毛泽东认为这是对他的挑战，于是大动“天子之怒”，7月23日在大会上作了一席针对彭、张的疾言厉色、冷嘲热讽、上纲上线的讲话，从此，本来就不坚决的“纠左”突然就变成了“反右倾”。柯庆施在这次会议的前期虽然坚持“大跃进”是“得多于失”，但毕竟有点心虚（他知道毛泽东开这次会的初衷），所以上山时带来的材料都是“纠左”的。但23日毛泽东讲话后，他立马派人火速赶回上海去取来“反右”的材料。（见苏晓康、罗时叙、陈政：《“乌托邦”祭》第215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11月出版）在此后针对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的“大批判”中，柯庆施积极主动，在7月24日和26日两次作长篇发言，猛烈攻击彭、张等人的“右倾”，甚至首先提出彭、张的目的是要“改造党的领导机关”——意即要毛泽东下台。这又说出了毛泽东心病之所在。柯庆施在庐山会议后期对毛所认为的“右倾反党分子”态度严厉，指责尖刻，活脱脱一个马前卒的形象。（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所以，柯庆施为毛泽东在会后发动最终导致三年大灾难的“第二次大跃进”又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灾难发生后，柯庆施秉承毛泽东的意旨，对“大跃进”并不反省。在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针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把困难、错误说透”的《书面报告》，柯庆施就提出一连串的责问：“十五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要不要？……越看越没劲！”（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三十五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柯庆施在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上如此不遗余力地坚持“大跃进”的“正确性”，打击对“大跃进”持批评态度的人，自然是为了全力支持“恩师”毛泽东，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因为他在“大跃进”中的“功劳”也是有目共睹的，否定了“大跃进”，则其仕途也就完结了。
在人生的最后两年，柯庆施又为毛泽东在“文化”方面的“革命”打起了冲锋。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针对小说《刘志丹》特别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毛还表达了对文艺部门的不满，认为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柯庆施又闻风而动，于1963年1月4日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元旦联欢晚会上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柯在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他甚至武断地认为，只有写十三年、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江青按毛的授意，在北京找□□部、文化部领导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却受到冷遇，于是就另辟蹊径，来到上海。江青一到上海就对柯庆施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一个是来寻求支持，一个是有意投靠，于是，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后来弄出了《“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借批判“鬼戏”《谢瑶环》而开了“文化革命”的先声。（见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1965年春，江青到上海策划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然柯庆施生病动手术后到外地疗养去了，但是有他向江青推荐的以张春桥、姚文元为主的“写作班子”的大力配合，江青还是顺利完成了“任务”。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序幕。虽然文章发表时柯庆施已死去半年多了，但他在其中的“功劳”显然还是“不可抹杀”的，以至于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评《海瑞罢官》”时还不忘表扬说：“柯庆施同志是支持的。”（参见邓伟志：《如何评价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可以想见，毛泽东对柯的“英年早逝”肯定十分惋惜，后来给了他“亲密战友”和“好学生”的至评。而柯庆施如果不是在“文革”前夕就死去，他将在“文革”中弄出更多更大的动静来，他的个人地位也将更高。套用白居易的诗句，可以说：向使当年身不死，个中真伪将更知。
柯庆施死后还最后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作了一次贡献。“文革”初期，有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等把柯庆施之死说成了一桩严重的“政治谋杀案”。据当年几乎传遍全国的一份题为《揭开柯老被害的内幕》的传单称：“柯老是被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成都、华东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柯老之死是严重的政治陷害……初步调查材料完全证明，柯老之死是刘少奇、贺龙、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从历史上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柯老是恨之入骨的。柯庆施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长期以来，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作了不调和的斗争。早在抗战以前，柯老就指出了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他对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进入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刘少奇之流就对柯老下毒手，他们突然‘邀请’柯老去成都，进行暗害，这完全是预谋的反革命事件……”虽然经秘密调查没有查到任何“政治谋杀”的“罪证”，但这一谣言在批斗刘少奇等人时还是成了“重磅炮弹”。（见叶永烈：《张春桥传》，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三国演义》里有“死诸葛吓走活司马”的情节，这应该是罗贯中的杜撰，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却真上演了一出“死柯老炮打走资派”的闹剧。
柯庆施，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五年的“风云人物”，其历史确实值得大书特书，以警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