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下的无厘头文化

虽然看他的电影不是很多，但电视上放的我没有一部落下，尤其是《大话西游》看了N次。在电视上、电脑上、网吧里，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体会，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小市民似的生活态度，当后现代主义体制下的各种快餐文化、电影工业、思维方式等席卷大家的阅读习惯后，周星星的《大话西游》所体现的就是后现代主义结构下的全新挑战。100多年前在欧洲等地当然除了亚洲外，文化被理解为高雅的音乐会或者高水准的艺术画展，文化在那个时候的特征就是被用来协调交谈中的停顿，而在80年代末随着后现代主义吞噬亚洲文化，越来越多的体制被吞并或瓦解，这个时候不止电影产业革命的爆发，还涉及到先锋文学的成长和前卫艺术的扩张。
　　
在一系列的活动后，95年出产的《大话西游》把后现代主义解构的淋漓尽致，尤为突出的是对月光宝盒的使用上。朝月光晃几下，喊一段咒语，然后就是时光倒流，周星星同学借助着月光宝盒在时光中穿梭着，它每一次被使用意味着对现实的嘲笑和颠覆。时间不再是绝对的、唯一的，而是可用来复制或颠倒、加速的。500年对于我们来说是漫长的历史，但在月光宝盒下则成了瞬间的玩具，在这里影射了历史环境下人类的渺小。拿周星星的无厘头文化和美国好莱钨相比，明显看出美国式的电影到最后总是某个人的成功，大体上忽略了其他人的存在，或多或少以个人英雄主义论天下。在他们眼里人是万能的，没有什么做不到，而在《大话西游》里，至尊宝一边拉着紧箍咒一边拉着紫霞的手，我想在美国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虽然后现代主义在美国被运用得泛滥了，或者说很纯熟，但东方的后现代主义还是讲究着传统。无论周星星如何搞怪，他扮演的角色都是小人物，赌徒、土匪、地痞等等。在这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成分，但美国不一样他们的任何商业电影最后总是大团员的结局，即便死的也是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同样是商业电影，周星星所代表的香港商业电影突出的是对生活的嘲讽而不是个人的嘲讽。
　　
《大话西游》、《鹿鼎记》是2部后现代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作品，与欧美商业片不同的是相香港、台湾的后现代电影完全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在美国那如果还存在着个人主义胜利的基调话，在周星星那体现的则是快餐文化。同为消费型产品，看欧美的只需要到电影院里坐下其他的跟着画面走就行了，而周星星会给你笑不停地感觉，这不是一般的小市民傻笑，在笑过之后你会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好笑。起初至尊宝的角色是土匪，后来晶晶说他文也不行武也不行干嘛坐强盗，于是他就在月光宝盒的带动下在时间里游荡着，在我看来他的游荡并不是在于外在的漂移而是让自己的意识在时空中穿梭，到后来观世音问他尘世间的事物是否留恋时，他说了 “没关系了，生亦何哀，死亦何苦……”这个转变来自于他亲眼看着紫霞自杀，亲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以及在500年的瞬间里来回穿梭时领悟的道理。他戴上紧箍咒以及作为神亲吻着紫霞所流露出的那种悲哀地味道甚至盖过了片子大部分的搞笑气氛，一切地一切都为了烘托一个主题：神为什么不能有人的感情。
　　
小时候看《圣斗士星失》，长大了依然在看，在最新的《天界篇》里星矢与神的对话尤为经典，这与周星星看着紫霞被牛魔王打死后面目狰狞有了对照，星矢挥拳打神和至尊宝拿金箍棒打观世音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现实的反讽。无论是作为神的阿波罗还是观世音，影射出来的是当下体制的独裁，星失或至尊宝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权利或国家。在这周星星表达的不是对政治的怀疑而是作为个人来说的困惑，这些因素常年徘徊在我们周围，是选择机械般的生活还是为自由而生活永远是对立的主题。在他挥棒击打观世音那场戏里，唐僧还是地上念着紧箍咒并且不断劝观世音手下留情。这个时候至尊宝的另外一个身份就在另一头山上看着他们打斗。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冷漠地看着和自己有关的事情发展着，类似加缪笔下的《局外人》，不是刻意地冷漠而是不经意地流露出对人生的迷茫。最深刻的例子就是至孙悟空在亲吻紫霞后离开城镇的镜头，他看着两个人站在城墙上所体现的那种强烈压制****和对过去迷恋的眼神。
　　
在《鹿鼎记》里和杀手、皇上躲在一张床底时，则完全是另一种味道。3个身份不同的人呆在一起，韦小包出生妓院代表的是地痞流氓般地耍赖和低文化，皇上的身份自然不用说是威严不可冒犯的而他却趴下了皇上的内裤，杀手本该是冷漠无情的此刻却和2个无关痛痒的人呆在一起躲避着上司的追踪。在这部片子里周星星同学把搞笑的成分发挥得天衣无缝，作为一个地痞似地小人物，他在官场中行走自如凭借的是小聪明。在一如既往的作品里，他的无厘头文化总是搞笑滑稽的。当他和陈近南在一起时听到了对方这么描述：读过书明事理的人，大多数已经在清廷里面当宫了。所以我们要对抗清廷，就要用一些蠢一点的人。对付那些蠢人，就绝对不可以跟他们说真话，必需要用宗教形式来催眠他们，使他们觉得所做的事都是对的，所以“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清朝一直欺压我们汉人，抢走我们的银两跟女人，所以我们要反清。
　　
陈近南所提出的概念类似在街上不法商贩贩卖假货地基调，原本很严肃的谈话借助信仰问题被打上了解救愚昧群体信仰的标志，而周星星所做的就是以无厘头地方式在官场里混着。信仰原本是严肃地、神圣地，而陈近南口中的信仰就是催化剂，悄无声息地把世人的观念消化于无形中。90年代的无厘头文化代表了快餐文化，当时不同于美国的快餐文化（见面上床，看开头就知道结尾），香港的无厘头与后现代主义特征遥相呼应：反文化（鹿鼎记中的无英雄，只有女人和权利的关系）、反美学（作为神的至尊宝挥棒击打观世音，一般观念里体制是不可被推翻的），反文化（龙的传人中身为无业青年把中国的传统武学融合到西洋游戏中）。最直接地讽刺了传统观念下的体制失败，以周星星为代表的香港无厘头文化是多元化的、话语权地无限开放性，后现代学者费劲心思想叙述的在他眼里“只是把视线集中在一起好看得更清楚”。
　　
后现代文化包含了各种流行元素，对拼贴地迷恋让《大话西游》把时间切割成馅饼，以致可以随意让故事随人物的意识发展；还有对身份的怀疑，在他大多数作品里人物的身份总是被颠覆的，身份这个代名词犹如《黑客帝国》里的符号是可以用来解构的，后现代的走向意味着“元叙述”的失效和传统美学的倒退，周星星不停地把颠覆状态延续到各种作品里，警察和土匪、律师和状元、少林绝学和西洋功夫，一连串地身份对立让周星星的作品呈现出少有的搞笑，所以他的无厘头文化不是在餐桌上饭菜过后的笑料，而是一种对生活的无奈妥协，多少显现出悲剧的色彩。当韦小宝抱着8个老婆发牢骚说两面不讨好时，当至尊宝挥棒击打唐僧时，当周星星把中国功夫用来打桌球时，我们看到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嘲讽，而且是对现实身份的怀疑和自我价值中心的彻底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