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昂纳克吗?民主德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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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还记得昂纳克吗?民主德国往事

 

万里如虎 于 2010-1-9 2:24:1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一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去民主德国,因为经费所限,许多人乘火车。由北京出发,经过莫斯科到柏林,一路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得走九天。从车窗看去,当时蒙古比内蒙古好,在内蒙“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很难看到了,草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蒙古却能够看到。进入前苏联境内,漫长的西伯利亚,无际的贝加尔湖,童话般的白桦林和色彩层次丰富的大森林……自然景观又明显比蒙古赏心悦目。

  从莫斯科到东柏林,又上了一个坡度,即从工业化程度、人民的福利水平、教育水平等方面,东德明显要比苏联强。在上世纪70年代,东德已进入世界“十大工业国”之列。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很多设备引进来自于东德,如医疗器械设备、机械设备、挖土机、重型柴油汽车等。社会主义优越性,对于人民也并不是贴在墙上的纸太阳,住房分配,看病免费,小学、幼儿园吃住全包,第一线的优秀劳动者送去海滨疗养,妇女生孩子后享受好几个月的产假……

  倘若这个中国人日后不再去联邦德国,即西德,他的世界之旅到东德就画上了句号,对于一个不久前才从动乱与贫困中走出来的中国人,东德可能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之国了。他会去想,咱们国家发展到这个水平还得要多少年哪……

  虽然过境方便,许多西德人却不愿到东柏林来。东德政府有个强制性规定,如果西德人到东德,必须一比一的兑换25东德马克。在黑市的汇率却是一比四、一比五。对“社会主义阵营”来的人,则不实行这一规定。因此,对当时来访的中国学者而言,去东柏林至少有一个好处,东德的出版业十分发达,书籍印制精美,倘若用黑市兑换来的钱去买书,这边的书很便宜,特别是工具书。

  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当时东德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很不错了。后者的眼光却不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们比,而是和紧邻的大哥西德相比。

  在靠近边境处,西柏林有一家很有名的七层楼的“KEDEWE”的购物广场,至今大约还是德国最大的,它可能是有意识针对东德人开的。其巨丽闳大、流光溢彩又剔透玲珑,处处显示着商业与艺术结合的匠心。其品种齐全,荦荦大观,无以复加,以六楼的食品柜台为例,陈列着五百种面包,一千种香肠,一千五百种芝士!其商品可谓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有。有许多商品,样式之精巧,色彩之绚丽,会让人以为这决非人力所能制造,而以为它们是假的,是一些用塑料等什么材料做的仅供陈列的玩意……

  到西柏林旅游的人,除了看著名的柏林墙,少有不到这里来参观的。

  让东德老百姓不满的,相形之下,其原因之一有商品的陈旧、单一,以及日后在日常生活大件上,如燃料、电力、汽车、住房等方面,日益凸现的供应紧张。

  在70年代,民主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联邦德国的四分之一,劳动生产率只有联邦德国的百分之三十,职工收入只有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科技水平落后于联邦德国10年至15年。东德的城市基础设施也比西德落后。东德人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西德人。在1981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四位,至今仍是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全方位开放判如霄壤,除了一条通向“经互会”的狭长的红色脐带,实行的是全方位的封闭。

  二

  1961年8月12日凌晨。柏林街道上,所有灯光突然熄灭。军车的大灯照亮了东西柏林的分界线。东德士兵只用了六个小时,就在43公里长的边界线上筑成一道用铁丝网和水泥板构成的临时屏障。13日中午12点37分,以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柏林正式被分割,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柏林墙耸了起来,以致许多西德人也被阻隔在墙的东边,无法回家。

  次日上午,许多西德人拥向柏林墙,向墙那边的亲人投掷他们的通行证、身份证,好让他们回到西德来。这些证件大部分扔到了东德人手里,他们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混在回去的西德人中到了西柏林。

  为了防止东德人偷渡,8月18日,东德政府开始全面整固这个代号为“中国长城第二”的工程,不仅建在东西柏林之间,而且穿过莱茵河,延伸到整个东西德边界,长达160余公里。墙的外围是一道3.5米高的通电的铁丝网,铁丝网与墙体间有50米宽的空地。在这片无人地带,还建有300多个观察炮楼,22个暗堡,设有数千个电子眼及250余只警犬。

  在建墙前的秘密筹备阶段,赫鲁晓夫和苏军驻东柏林的最高指挥官坐在小汽车里秘密地视察了柏林。墙建成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说:“柏林墙是阻止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篱笆,德国工人阶级修起这堵墙后,恶狼就再也别想闯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了!”

  此后的事实却是“恶狼”没有闯进来,愈来愈多看上去纯洁的“兔子”,要穿越这道篱笆跑到“狼穴”里去——

  地面逃亡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翻墙而过。仅仅在墙耸起来几天后,18岁的东柏林青年彼得·费希特尔在到达墙根翻身跃墙时身中数弹,坠落在东柏林一边的墙下,流血不止。他不停地呼喊救命,惊动了西柏林一边的边防军人。当西柏林军人们冒着同样遭枪击的危险,翻身跃墙将这个东德青年抬起来,再翻到西柏林一面时,费希特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62年9月,有人开着重型卡车,冒着枪林弹雨,撞墙而逃。这种事件在1962年里达14起。同年,将逃亡者藏在小汽车的底部成功出逃西柏林的事件,也有18起,平均每月一起还多。但是这种方法只延续了一年。后来,东德边防军发明了一种专门用来测量的标准化杖杆,用它可以直接量出所有类型过境汽车的体积。为了检查是否有逃亡者藏在车下,这种测量杖杆上还附带着一些镜子,这些镜子能反射出车辆底部的情况。

  地下逃亡者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一条穿越柏林墙的地下隧道,就在东德边防军的脚下,鱼不惊水不跳地挖了六个月,全长145米,距地面距离是12米,隧道内部高度不足一米,确切地说,只有70厘米。这隧道是由西边往东边挖的,共有36个男人和一位23岁的女青年参加了这项秘密工程,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亲人、朋友在东柏林。最后有57位东柏林人成功地从这个隧道中出逃。

  德国一向以机械设计与精密制造闻名于世。在柏林墙逃亡中,也充分体现了德国人民高超的技术水平。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用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和导航、压缩气体等装置,在家里造出了一艘只能乘坐一个人的小潜水艇。其质量应该通过ISO9002国际认证了———在水下航行超过5个小时后,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该青年高技术含量的逃亡过程,使他一上岸即成了名人,许多家机械公司竞相聘用他为设计师。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1979年的一个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作,此前两个家庭关起门来进入“学习型社会”,从材料学、工程学,到气体动力学、气象学热气球……由自学成才到投入实践,前后用了数年时间。

  据说这只可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东德警察发现了,有密集的子弹射来。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子弹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着了。但他们担心驻东德的苏联空军出动,决定立刻降落,以避免被战机击落。情急慌忙之中,这一“紧急降落”,谁也摸不准方向,降落的地点也无法确定。当气球终于落在了地面上,他们谁也没有勇气走出吊篮,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天祈祷。

  有军人向气球走来,他们对这八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联邦德国的领土。

  三

  社会生活中,还有一道道无形的柏林墙。

  与西德人讲话百无禁忌、率性而发相比,操同一种语言讲话的东德人却顾虑重重,缩头缩脑,宛如一只只被雨水淋湿了的鹌鹑。倘若有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与他们交谈,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鹌鹑”一边在和你说话,一边却在骨碌碌地盯着半空中的一条条政治高压线。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切不要存有半点侥幸之心。

  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德文简称叫“斯塔西”(Stasi),于1950年4月成立。“斯塔西”的职责主要分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对内主要是掌握民众的动态,打击反对派,维护国家政权;对外承担情报搜集任务,主要是与当时苏联的情报组织“克格勃”协作,开展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西德和美国的情报侦察。

  “斯塔西”是前华沙条约组织中最强大和最成功的秘密警察机构,不论是资金、人员和设备都属世界一流。前东德有1600万人口,而“斯塔西”的工作人员达9.1万人,也就是说每180个人中就有一人在这个机构工作。此外,还有1000多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私人邮件秘密检查人员,后者的职责是凡是来自国外或从国内发往国外的信件都必须拆开检查,被认为有问题的信件要复印存入档案。“斯塔西”还有大量不在编的,即分散在各地、各种机构、各种组织中的17.3万名被称为“眼线”的告密者。两者交织一起,形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巨大特务网。

  通过跟踪、监听、审讯,前东德国安部系统形成了大量的纸质档案、音像档案和实物档案。据东德并入联邦德国后有关部门统计,各种档案资料如果竖起来排放长达180公里,另外还有4000万张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档案涉及到500万人的情况,已近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989年秋天的大示威游行中,愤怒的东德百姓第一个冲进去的国家机关就是“斯塔西”的档案大楼,该大楼高达十几层,整个建筑全部用钢筋水泥浇注,据说能抗8级以上地震和原子弹的袭击。

  其实,此前柏林墙一被推倒,这幢大楼里已经开始加紧销毁各种档案材料。他们把一捆捆资料送入碎纸机,碎纸机常因烧得发烫而出现故障,多数的档案不得不用人工双手撕毁。这些撕毁的资料竟装满了16000个麻袋包。“两德”统一后,新政府原打算将这些撕毁的资料全部恢复,但用人工手段进行恢复进度缓慢,估计至少要400年才能做完这件事。

  至2005年,已经向社会公开的前东德“斯塔西”的个人档案达450万份。10年来,几乎每个月都有过去的特务或“眼线”受到揭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人被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档案还显示,有些男女被“斯塔西”盯了几十年,长期负责监视的“眼线”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与自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妻子,或者丈夫;甚为“黑色幽默”的是,有的夫妻铜婚银婚相敬如宾如胶似漆,背地里相互竟做了十几二十年的“眼线”……

  在民主德国的昂纳克时代(1971—1989),民间广泛私下流传的两则笑话是———

  三个人同一天被关进监狱,彼此打听被关进来的罪名。

  第一个人说:我上班迟到,他们说我破坏国家生产力,是社会的害虫。

  第二个人说:我上班早到,他们说我一定是西方派来的间谍,想窃取重要机密。

  第三个人说:我上班准时,不早也不晚,他们说我的表一定是西德货,我不爱国。

  再一则,说的是一个西德人和一个东德人坐在一起聊什么是快乐。

  西德人说:快乐就是你辛苦地工作完一天后,躺在家里舒服的沙发上,喝着啤酒,打开电视机,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或是一场美女的时装秀……

  东德人说:真正的快乐,是在深夜里,你突然听到砰砰的急促敲门声,赶快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一看,是一群秘密警察,他们拿着枪指着你说,“沃尔夫,你被逮捕了!”而你告诉他们,“对不起,沃尔夫住在隔壁。”

  ……

  过境东德,一个外国人常常能看到、听到一些触目惊心的景象———如边境线上由东德千家万户的屋顶上伸出来的一片片电视天线,九个藏在小汽车的引擎盖里逃亡西柏林的东柏林人身上仿佛没有骨头,像可以随意变形的橡皮泥,将身体一点点地塞进引擎与前盖的空挡中……

  不必亲眼目睹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倾塌,早在1983年,一个过境的外国人就可能产生某种日后日趋清晰的预感——

  民主是会大面积传染的,尤其在同一种语言区,传播速度将会更加惊人。而对自由的向往,则具有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力量。

  四

  埃里希·昂纳克的感觉还比不上东德境内的一个匆匆过客。

  总喜欢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授一大堆勋章的他,已经失去对世界的变化和对东德体制内一系列严重弊病的评估能力。在他掌握最高权力的近二十年里,这个过于漫长的时代,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整个社会成了一条被既得利益集团牵着的牛,牛到处找凉快地方卧下,懒洋洋地反刍,而这地方必定是旧体制盘根错节之处。

  1987年5月,为纪念柏林建市750周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办了在高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展览。此前,身兼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昂纳克,指示布展人员:搞这个展览就是冲着苏联改革来的———瞧我们的:“你们在搞乱七八糟的民主化,而我们却在搞技术进步。”

  1988年底,昂纳克仍热衷于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空洞无物的话语: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民主德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在坚持马列主义领导、工农政权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下,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

  他从骨子里害怕“改革”这两个字,恍若它们是一颗定时炸弹上的引信。他只讲“革新”,但他的“革新”,像是在自己的皮带上伸缩两个孔而已,只是为着进一步适应自己的肚腩。

  次年10月,民主德国40周年国庆,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参加游行的人都是事先经过仔细筛选的,基本上都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青年党员,和与党的关系比较接近的其他党和社会组织的年轻成员。这支以年轻人为主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大量写有“改革!”两字的标语牌。在经过观礼台前时,许多人望着观礼台上的戈尔巴乔夫喊:“戈尔巴乔夫!帮帮我们!”……

  昂纳克当时有些神思恍惚,像是站不住了。可不到凌晨,他就在有国家安全部部长参加的一个紧急会议上,咬牙切齿地说:这后面一定有西方敌对势力操纵!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又摔伤了将军,导致输掉了战争,最后亡了国家。这个国家当然不是因为一个马蹄钉亡的,而是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处在超临界状态,马蹄钉的断裂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

  仅仅一个月后———1989年11月9日,东德的“马蹄钉”———柏林墙断裂了。

  再一个月后,出生于萨尔地区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党证号码是A0000001的昂纳克,被自己的党开除出党。

  接着,曾经创造了短时期高效率的民主德国,不得不落下自己的帷幕,等着强大的邻居过来打扫这个破败不堪的剧场。1990年10月,统一后的德国政府组织专门小组调查昂纳克涉嫌于1961—1989年间200名东德人越境被打死事件。

  次年3月13日,昂纳克被秘密送去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接受德方要求,宣布驱逐昂纳克出境。1992年他被引渡回国受审,但因患癌症,获准前往智利投靠女儿和女婿生活。两年后,病死在异国他乡。

  昂纳克给德国人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他在法庭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民主德国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光辉成就,并在狱中宣布加入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

  民主德国留给我的最后印象,诚如一位叫G.Arbatov的美国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对前苏联时期的一个观察,我们只需要将“苏联”两个字换成“东德”就可以了。它的大意是:

  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将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能潜力与积极力量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们,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因此,官方意识形态的这张巨网,就是要把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大众传媒……统统纳入其内,它的最高也是唯一的使命,就是将自己扮成一条美丽、光彩的花边,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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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可质疑的事实是,至少在二战结束时,台湾与大陆都是在一个中国政府管理下的统一地域,这个地域上的所有人民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下的国民。现在的两边的管理当局都是从那段历史演化而来的。  

  以民主原则,凡是一国土地上的所有公民都是这个国家的所有者之一。推论是,当时那个政府下的所有中国的民众,当然包括居住台湾的民众,都是大陆与台湾这块地域上的所有者,大陆与台湾民众一起是大陆与台湾地域的共同所有权人。  

  但是由于居住地的选择,每一群民众只是选择一部分地区居住,他们同时具有所居住土地上的使用权。

  所有权与使用权应该分开。  

  大陆与台湾,所有权人是大陆与台湾的所有民众;  

  大陆的使用权归长期居住在大陆的民众,台湾的使用权归长期居住在台湾的民众;如同四川的使用权归长期居住在四川的民众一样。  

  中国统一的历史沿革到现在,决定了大陆与台湾在所有权上仍是统一的,管理当局的分治并不能灭失这种统一性,因为那是民众的共同权利,只有民众共同决定才能消除,但历史并没有这样的程序。  

  使用权具有独立性,你不在其地要行使别人的使用权既不实际也不应该。  

  大陆与台湾,统在所有权而独在使用权。  

  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区别是什么?所有权是可以任意处置所有的资产,比如出售,赠与等等。而使用权是可以在不危害所有权的前提下选择任意的使用方式。  

  对所有权项和使用权项有一个清晰的具体的可操作的界定还需要做很多分析,但是理念上要意识到这种划分的必要性。  

  大陆与台湾每一方的居民都没有向非国民(外国国民或组织)独立处置大陆或台湾有关所有权的事项的权利,哪怕是各自居住的土地上的各项所有权项。  

  就是说,不仅大陆民众不能决定将台湾的某块土地向某外国出售,台湾民众不能出售大陆的;还包括,大陆民众不能独立的、不经过台湾民众的许可向某外国出让共同的大陆资产;台湾民众也不能未经大陆民众许可向某外国出让台湾的资产;  

  作为管理当局的政府是使用权者的代表,他们的职责是代表权利者更好地组织资源,协调利益,更好满足使用者的需要。但是政府不能行使所有权。除非得到全体所有者的授权。  

  而于议会,当大陆与台湾有两个议会时,严格说,每一个议会都没有替全体人民做有关所有权处置的权利,因为每一个当局都是没有得到全体民众的所有权的授权,也不可能得到。因为任何一方民众都不能单独享有所有权,每一方民众都不能向其议院转授他们所没有的完全的所有权。  

  所以,关于所有权项,不存在独的问题,只有统。独立性只能体现在使用权上。  

  而分开的管理当局自己也应该明白,自己的权限仅是使用权限。  

  以此为据,如果目前要处理涉及所有权事项时怎么办?一个根本原则是:各自的管理当局应该征求对方民众的意见,在对方放弃权利的前提下,可以由单方面决定。  

  关于使用权项的使用也不能危及所有权项,包括涉及到的己方和对方的所有权项,是否危及的标准需要共同的确认。  

  马英九提出互不否认,但这个标的是模糊的,不否认的是什么?双方应该明确,互不否的是使用权管理权,所有权一定是互否的。即便一方放弃对于对方的各项所有权项,不等于自动获得了对方对己方的所有权项的放弃。  

  明乎此,大陆与台湾要进行政治谈判,就要首先知道不可谈判的基础:共同的所有权。这种历史赋予的共同的所有权是超越国家名称、体制和管理现状的,不是哪一方可以自己声称拥有或可以声言改动的,是最根本的两岸现状。  

  以此为本,大陆民众和台湾民众及作为其代表的管理当局,要尊重对方民众管理整个中国的权利,凡涉及国家所有权项的大事,必须要走对方民众表达意见的程序,对方放弃是对方的权利,而征求其意见则是自己的义务。  

  如果任何一方单独做出所有权项的决定而未征求对方的意见,对方有无上的权利以各种方式反对,毋庸讳言,包括使用武力。  

  这个原则也应该适用于香港、澳门。  

  目前大陆与台湾当局似乎都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大陆当局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已被台湾授权的全权代表;而台湾则认为自己可以独立行使有关台湾的所有权项的“主权”。实际把本来就是基础原则也是现状的“两岸民众共同所有”无意或有意地忽略掉或模糊化了,反倒给人所有权实际已经分离的印象。  

  大陆民众与台湾民众,大陆当局与台湾当局,都要先在理念上把主权还原给大陆与台湾的民众共同体,在这个基础上讨论如何建构一个适当的管理代表权方式,才有意义。个人认为这是解决台海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