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周桂钿“董仲舒年谱”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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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钿“董仲舒年谱”献疑
孙景坛
作者提记：
当仁不让于师。——孔子
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
周桂钿先生是国内董仲舒研究的大家，笔者研读过他先后编制的两个“董仲舒年谱”，即《董仲舒年谱考略》(1)与《董仲舒年谱简编》(2)。必须承认，周先生对“董仲舒年谱”的许多问题，考证缜密，见解独到，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些问题令人感到困惑，如：他在《简编》中突然增加了董仲舒在景帝末年曾“回乡教授讲经”，两个“年谱”都不载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不系《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的成书，《简编》对《天人三策》是否为董仲舒的作品未考等。对此，笔者有疑惑，特提出向周先生求教。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 董仲舒在景帝末年是否曾“回乡教授讲经”？
周先生在《简编》中，破天荒地于汉景帝前五年下，写道：“《史记·儒林（列）传》：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回乡教授讲经讲经。”（3）他在与吴锋合著的《董仲舒》一书中解释说：“胡毋生在京城住了一段时间后，因为生活无聊，又无所事事 ……突发奇想：算了！回家去吧。 ……胡毋生匆匆地离京返乡了。 ……董仲舒想想政治状况、社会意识形态的偏向，再想想家里这几十年来的状况，便也坐不住那博士官位，等不得皇帝的任用。他也离开了京城，打道回府了。”（4）
应当指出：尽管《简编》是从《史记》切入话题的，《史记·儒林列传·胡毋生传》也的确说过：胡毋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但《史记》从未讲过董仲舒曾“回乡教授讲经”；《汉书》亦无，古今其他文献均无，即便周先生本人，在其旧作《董仲舒年谱考略》中也无。
周先生为什么要在《简编》中增董仲舒曾“回乡教授讲经讲经”呢？笔者蠡测：他是为了维护“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周先生是理论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坚持者，此说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董仲舒既然在汉景帝时就是有名的儒学博士，为什么要在武帝初期再参加儒学博士考试？如，笔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5）中，就质问过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董仲舒二进考场的可能性，周先生这才仿公孙弘的先例，如《史记·平津侯传》说：“丞相公孙弘者……建元元年……征以贤良为博士……乃病免归。 ……元光五年……征儒士各对策……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认为董仲舒在景帝晚年曾“回乡教授讲经”，以便让他在武帝初年再出来对策。
这里有三点值得商榷。第一，公孙弘二进考场与董仲舒无可比性。公孙弘在武帝初期两进考场，中途曾“归乡”，考的是两个不同学科，授的是两个不同的博士，第一次是百家博士，第二次是儒学博士，即货真价实的双学位；而董仲舒若两进考场，考的是同一学科，同一学科、同一个人怎么能拿双博士呢？
第二，“对即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说：“对即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不敢给董仲舒再授博士。按汉代“诏贤良”对策的规定，第一名要先授博士，后任官。班固让董仲舒先任官，不授博士，有违常理，这是怕露了董仲舒在同一学科授了两个博士的马脚！“以仲舒为江都相”，不能反证他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考试。因为江都相只是一个一般的官职，董仲舒是老儒学博士，给他一个江都相实是正常升迁，论资排辈也该当了。尤其是，田蚡在武帝初期任相后，一下子“延文学儒者数百人”（6），一般的文学儒者（非博士）几乎都被擢用了，很难想像董仲舒不在其中。
第三，武帝征辕固生可旁证董仲舒未二进考场。《史记·辕固生传》载：辕固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 ……久之，病免。今上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嫉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岁矣。”要知道，博士在中国古代是学衔，不是官衔，学衔终身可享。武帝连归乡已“九十余”的老儒学博士都想重新征用，怎么会让年事不高的另一有名的儒学博士董仲舒在家逍遥，非要他二次对策才肯见用呢？
可见，周先生的董仲舒“回乡教授讲经”说没有可靠的历史依据。
二、为什么不载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
周先生在两个《年谱》中，详尽地系载了董仲舒时代的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尤其是与儒学有关的事件。但于武帝六年下，却未载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而且，他在《董学探微》（7）和《董仲舒》（8）二书中，对此均未置言。
应当指出：田蚡在武帝六年“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有明载。如《史记·儒林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武帝时期在尊儒问题上的一件非常重大事件，比“置《五经》博士”还重要。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时，汉代还是“黄老之治”，儒学只是治国的辅助思想，而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则正式结束了“黄老之治”，使儒学成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使“五经”博士考试成为现实。
周先生为什么在两个《年谱》中都未载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呢？笔者蠡测：他是在因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维护“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司马光是中国古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他在《通鉴》中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始作俑者班固，在《汉书》中将董仲舒的对策时间系在了武帝七年不妥，在武帝七年之后，在历史上找不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于是，司马光大笔一挥，便将董仲舒对策的时间，由武帝七年提到了元年。司马光试图用武帝元年至六年的思想斗争，尤其是武帝六年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来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实证。然而，司马光将董仲舒的对策系到了武帝元年，遭到了古今理论界的质疑，如“武帝元年未置《五经》博士，何来董仲舒的儒学对策”等。周先生既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坚持者，也是司马光的崇拜者，他以司马光的《独乐园诗》为座右铭。（9）这里，他否定了司马光将董仲舒的对策系于武帝元年的做法，却坚持认为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这值得商榷。
第一，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铮铁史，很难否定。上文已引过《史记》，再以《汉书》为例，如《武帝纪》说：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儒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史记》与《汉书》在对这个问题的记载上，除在个别文字的用字上有别外，说法基本相同。
第二，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按班固原来的说法去思考）是两件事，不能混淆。二者：1、时间不同。前者的时间为武帝六年，后者为武帝七年；2、行为主体不同。前者的行为主体是田蚡，后者是董仲舒；3、性质也不同。前者的的性质属正常的思想斗争，后者本质上是思想专制。（10）
第三，周先生必须要在汉武帝是否真的采纳过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上作文章。汉武帝是否真采纳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身要有实证，即武帝采纳的诏令，和执行的结果。自身没有实证，以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来顶替，就象一个人自已没小孩，硬说另一人的孩子是他的，经不起基因检验！
因此，周先生这种过分相信司马光而不相信司马迁、班固的做法欠妥。
三、不系《春秋繁露》和《公羊董仲舒治狱》的成书是否妥当？
周先生在两个《年谱》”中，对董仲舒的一些零散作品不仅系之较详，有的还做了认真的考证。如对《灾异之记》、建议“使关中益种宿麦”和“盐铁皆归于民”等，但对《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二书的成书却未系。
应当指出，《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是董仲舒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其代表作。这两部著作，还是研究董仲舒的思想与董子思想的社会实践，最可靠、最直接、最重要的文献。
周先生为什么在两个“年谱”中都不系《春秋繁露》和《公羊董仲舒治狱》呢？笔者蠡测：他是为了维护“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有意抬高《天人三策》，贬抑《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因为周先生认为：“‘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所有思想的提纲。”（11）这也值得商榷。
第一，《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确为董仲舒的重要作品。《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虽不见于《史记》，均见于《汉书·艺文志》，但《史记·儒林列传》说“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为我们透露了董仲舒在晚年居家著述的信息。刘歆与班固对此都持肯定态度。《汉书·董仲舒传》还列举过《春秋繁露》中的某些篇名，如《闻举》、《玉杯》、《 蕃露》、《 清明》、《竹林》等，并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这说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的来路都是正的。
第二，《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的理论价值远比《天人三策》高。即使《天人三策》真是董仲舒的作品（下文将予以讨论），也仅是三篇论文，在理论上没什么大的新贡献，而《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都是大部头著作，且二书在理论上都有重要的突破。如《春秋繁露》提出过“三纲”学说，这是董仲舒的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公羊董仲舒治狱》提出了“诛心定罪”说，这是董仲舒的最重要的法制理论，等。这是董仲舒研究一定要重视的问题。
第三，《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的社会影响也不可忽视。《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二书，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后世有广泛影响。《公羊董仲舒治狱》的主要影响在汉代，如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决淮南狱”，用的就是“诛心定罪”的思想；宋、明以后，国家倡导“妇女守节”等，即是以董仲舒的“三纲”思想为理论基础的。舍《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我们怎么全面、科学地评判董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因此，周先生这种做法有点丢西瓜捡芝麻。
四、对《天人三策》的真伪未考
周先生在两个《年谱》中，虽都系考了董仲舒的对策之年，但未考《天人三策》的真伪。
应当说，周先生在第一个《年谱》中，未考三策的真伪无可责难，因为在此之前，理论界无人质疑三策的真伪。而在第二个《年谱》中未考三策的真伪，笔者有疑议。因为在此之前，笔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中，对三策均为董的作品持否定态度。拙作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新华文摘》和《报刊文摘》转摘，在理论界有一定影响。笔者臆测周先生应当知晓，当然不敢肯定，四门贴告示仍有未曾一顾者。不管周先生是有意回避，还是根本不知，借此机会，笔者想恳请周先生一定要关心一下这个问题。周先生既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坚持者，“《天人三策》为伪作”则是对这一说法的致命一击，《天人三策》不保，“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何谈起？
笔者认为，《天人三策》的问题很多：第一，三策次序颠倒。按班固的说法，第一策为公共试卷，二、三策为复试卷。可是，第一策的策文却说：“今子大夫裦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可见这是复试卷，对“举首”再问怎么会是公共试卷呢？第二策的策文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可见这才是公共试卷，对“百有余人”的策问绝不是复试卷。
第二，三策不都为儒学试卷。第二策策文明确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可见，这是百家策问，非儒学策问。不要忘了：董仲舒参加的是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百家策问显然与董仲舒参加的儒学策问性质不合。
第三，三策内容所反映出的时间极不统一。如第一策说：“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可证其为元光元年前的作品，因汉兴至建元三年为七十年；第二策说：“夜郎康居，说德归谊”，并建议“兴太学”，可证其为元朔三年至元朔五年的作品，因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康居在元朔三年，“兴太学”在元朔五年；第三策说：“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这一刑狱现象绝不出自武帝前期，乃中、后期事。如《汉书·杜周传》说：“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延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延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二十二史札记》在批评“武帝时刑狱之滥”时，亦主要以杜周为代表，杜周乃武帝晚期刑官。
如果将三策本身的矛盾与其他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如：司马迁与整个西汉学者为什么都未提及董仲舒轰动朝廷上下的《天人三策》？为什么《天人三策》的考题无一与《汉书·董仲舒传》所载的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对策的考题相同？董仲舒作为景帝时有名的儒学博士，在武帝初年再次参加儒学博士考试，合不合理？等等，问题就更大了。
过去，周先生在解决董仲舒对策的时间问题时，主要在第一策说的“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及第二策说的“夜郎康居，说德归谊”上作文章。如他曾将第一策的“七十余年”改成“七有余年”（12），并将“今临政”者，解释为武帝，以凑成董仲舒的对策之年在武帝七年；又将第二策的“夜郎康居，说德归谊”句改成：“至德昭然，施于方外。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13）现在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问题，不知周先生对此又有什么新看法？
需要补充说明是，理论界第一个对《天人三策》产生怀疑的不是笔者，而是南京审计学院的吴泽湘教授。1983年底，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14）发表后，吴先生很欣赏。在他光临寒舍时，笔者谈了写作该文的想法：不仅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还认为董仲舒不是儒家。吴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董仲舒在内都有较深研究，他认为，拙作少引了一则重要资料，即《史记·封禅书》中的“尽罢诸儒不用”；同时，他谈了《天人三策》的来路也很可疑，因为不见于《史记》。后来，笔者在吴先生这一启发下，进而发现《天人三策》为伪作。吴先生实是理论界怀疑《天人三策》有猫腻之第一人！借此机会，笔者对吴先生对笔者在研究上的支持与帮助深表谢意。
因此，周先生应正视《天人三策》的真伪问题。
注：
（1）（12）（13）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第395页；第16页；第17页。
（2）（3）（4）（9）周桂钿、吴锋：《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328页；第329页；第46页；见插图。
（5）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报刊文摘》1995年7月27日转摘；《新华文摘》1995年第9期转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与哲学史》1995年第9期转载；重发于“孔子2000网”：http://www.confucius2000.com/。
（7）见注（1）。
（8）见注（2）。
（10）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报刊文摘》1994年1月13日转摘；《求是》之《内部文稿》1994年第3期转摘；《新华文摘》1994年第3期转摘；重发于“孔子2000网”：http://www.confucius2000.com/。
（11）（14）敬请参阅拙作：《再论董仲舒非儒家》，载《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思考》，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载《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新华文摘》2001年2月转摘。《班固董子观献疑》，载《岭南学刊》，2002年第1期。以上三文都重发于“孔子2000网”：http://www.confucius2000.com/。
初稿于2000年9月15日，修改于2002年5月31日。
于南京困穷斋
孙景坛
作者提记：
当仁不让于师。——孔子
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
周桂钿先生是国内董仲舒研究的大家，笔者研读过他先后编制的两个“董仲舒年谱”，即《董仲舒年谱考略》(1)与《董仲舒年谱简编》(2)。必须承认，周先生对“董仲舒年谱”的许多问题，考证缜密，见解独到，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些问题令人感到困惑，如：他在《简编》中突然增加了董仲舒在景帝末年曾“回乡教授讲经”，两个“年谱”都不载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不系《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的成书，《简编》对《天人三策》是否为董仲舒的作品未考等。对此，笔者有疑惑，特提出向周先生求教。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 董仲舒在景帝末年是否曾“回乡教授讲经”？
周先生在《简编》中，破天荒地于汉景帝前五年下，写道：“《史记·儒林（列）传》：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回乡教授讲经讲经。”（3）他在与吴锋合著的《董仲舒》一书中解释说：“胡毋生在京城住了一段时间后，因为生活无聊，又无所事事 ……突发奇想：算了！回家去吧。 ……胡毋生匆匆地离京返乡了。 ……董仲舒想想政治状况、社会意识形态的偏向，再想想家里这几十年来的状况，便也坐不住那博士官位，等不得皇帝的任用。他也离开了京城，打道回府了。”（4）
应当指出：尽管《简编》是从《史记》切入话题的，《史记·儒林列传·胡毋生传》也的确说过：胡毋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但《史记》从未讲过董仲舒曾“回乡教授讲经”；《汉书》亦无，古今其他文献均无，即便周先生本人，在其旧作《董仲舒年谱考略》中也无。
周先生为什么要在《简编》中增董仲舒曾“回乡教授讲经讲经”呢？笔者蠡测：他是为了维护“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周先生是理论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坚持者，此说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董仲舒既然在汉景帝时就是有名的儒学博士，为什么要在武帝初期再参加儒学博士考试？如，笔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5）中，就质问过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董仲舒二进考场的可能性，周先生这才仿公孙弘的先例，如《史记·平津侯传》说：“丞相公孙弘者……建元元年……征以贤良为博士……乃病免归。 ……元光五年……征儒士各对策……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认为董仲舒在景帝晚年曾“回乡教授讲经”，以便让他在武帝初年再出来对策。
这里有三点值得商榷。第一，公孙弘二进考场与董仲舒无可比性。公孙弘在武帝初期两进考场，中途曾“归乡”，考的是两个不同学科，授的是两个不同的博士，第一次是百家博士，第二次是儒学博士，即货真价实的双学位；而董仲舒若两进考场，考的是同一学科，同一学科、同一个人怎么能拿双博士呢？
第二，“对即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说：“对即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不敢给董仲舒再授博士。按汉代“诏贤良”对策的规定，第一名要先授博士，后任官。班固让董仲舒先任官，不授博士，有违常理，这是怕露了董仲舒在同一学科授了两个博士的马脚！“以仲舒为江都相”，不能反证他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考试。因为江都相只是一个一般的官职，董仲舒是老儒学博士，给他一个江都相实是正常升迁，论资排辈也该当了。尤其是，田蚡在武帝初期任相后，一下子“延文学儒者数百人”（6），一般的文学儒者（非博士）几乎都被擢用了，很难想像董仲舒不在其中。
第三，武帝征辕固生可旁证董仲舒未二进考场。《史记·辕固生传》载：辕固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 ……久之，病免。今上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嫉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岁矣。”要知道，博士在中国古代是学衔，不是官衔，学衔终身可享。武帝连归乡已“九十余”的老儒学博士都想重新征用，怎么会让年事不高的另一有名的儒学博士董仲舒在家逍遥，非要他二次对策才肯见用呢？
可见，周先生的董仲舒“回乡教授讲经”说没有可靠的历史依据。
二、为什么不载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
周先生在两个《年谱》中，详尽地系载了董仲舒时代的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尤其是与儒学有关的事件。但于武帝六年下，却未载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而且，他在《董学探微》（7）和《董仲舒》（8）二书中，对此均未置言。
应当指出：田蚡在武帝六年“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有明载。如《史记·儒林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武帝时期在尊儒问题上的一件非常重大事件，比“置《五经》博士”还重要。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时，汉代还是“黄老之治”，儒学只是治国的辅助思想，而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则正式结束了“黄老之治”，使儒学成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使“五经”博士考试成为现实。
周先生为什么在两个《年谱》中都未载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呢？笔者蠡测：他是在因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维护“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司马光是中国古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他在《通鉴》中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始作俑者班固，在《汉书》中将董仲舒的对策时间系在了武帝七年不妥，在武帝七年之后，在历史上找不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于是，司马光大笔一挥，便将董仲舒对策的时间，由武帝七年提到了元年。司马光试图用武帝元年至六年的思想斗争，尤其是武帝六年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来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实证。然而，司马光将董仲舒的对策系到了武帝元年，遭到了古今理论界的质疑，如“武帝元年未置《五经》博士，何来董仲舒的儒学对策”等。周先生既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坚持者，也是司马光的崇拜者，他以司马光的《独乐园诗》为座右铭。（9）这里，他否定了司马光将董仲舒的对策系于武帝元年的做法，却坚持认为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这值得商榷。
第一，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铮铁史，很难否定。上文已引过《史记》，再以《汉书》为例，如《武帝纪》说：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儒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史记》与《汉书》在对这个问题的记载上，除在个别文字的用字上有别外，说法基本相同。
第二，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按班固原来的说法去思考）是两件事，不能混淆。二者：1、时间不同。前者的时间为武帝六年，后者为武帝七年；2、行为主体不同。前者的行为主体是田蚡，后者是董仲舒；3、性质也不同。前者的的性质属正常的思想斗争，后者本质上是思想专制。（10）
第三，周先生必须要在汉武帝是否真的采纳过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上作文章。汉武帝是否真采纳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身要有实证，即武帝采纳的诏令，和执行的结果。自身没有实证，以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来顶替，就象一个人自已没小孩，硬说另一人的孩子是他的，经不起基因检验！
因此，周先生这种过分相信司马光而不相信司马迁、班固的做法欠妥。
三、不系《春秋繁露》和《公羊董仲舒治狱》的成书是否妥当？
周先生在两个《年谱》”中，对董仲舒的一些零散作品不仅系之较详，有的还做了认真的考证。如对《灾异之记》、建议“使关中益种宿麦”和“盐铁皆归于民”等，但对《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二书的成书却未系。
应当指出，《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是董仲舒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其代表作。这两部著作，还是研究董仲舒的思想与董子思想的社会实践，最可靠、最直接、最重要的文献。
周先生为什么在两个“年谱”中都不系《春秋繁露》和《公羊董仲舒治狱》呢？笔者蠡测：他是为了维护“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有意抬高《天人三策》，贬抑《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因为周先生认为：“‘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所有思想的提纲。”（11）这也值得商榷。
第一，《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确为董仲舒的重要作品。《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虽不见于《史记》，均见于《汉书·艺文志》，但《史记·儒林列传》说“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为我们透露了董仲舒在晚年居家著述的信息。刘歆与班固对此都持肯定态度。《汉书·董仲舒传》还列举过《春秋繁露》中的某些篇名，如《闻举》、《玉杯》、《 蕃露》、《 清明》、《竹林》等，并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这说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的来路都是正的。
第二，《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的理论价值远比《天人三策》高。即使《天人三策》真是董仲舒的作品（下文将予以讨论），也仅是三篇论文，在理论上没什么大的新贡献，而《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都是大部头著作，且二书在理论上都有重要的突破。如《春秋繁露》提出过“三纲”学说，这是董仲舒的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公羊董仲舒治狱》提出了“诛心定罪”说，这是董仲舒的最重要的法制理论，等。这是董仲舒研究一定要重视的问题。
第三，《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的社会影响也不可忽视。《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二书，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后世有广泛影响。《公羊董仲舒治狱》的主要影响在汉代，如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决淮南狱”，用的就是“诛心定罪”的思想；宋、明以后，国家倡导“妇女守节”等，即是以董仲舒的“三纲”思想为理论基础的。舍《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我们怎么全面、科学地评判董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因此，周先生这种做法有点丢西瓜捡芝麻。
四、对《天人三策》的真伪未考
周先生在两个《年谱》中，虽都系考了董仲舒的对策之年，但未考《天人三策》的真伪。
应当说，周先生在第一个《年谱》中，未考三策的真伪无可责难，因为在此之前，理论界无人质疑三策的真伪。而在第二个《年谱》中未考三策的真伪，笔者有疑议。因为在此之前，笔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中，对三策均为董的作品持否定态度。拙作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新华文摘》和《报刊文摘》转摘，在理论界有一定影响。笔者臆测周先生应当知晓，当然不敢肯定，四门贴告示仍有未曾一顾者。不管周先生是有意回避，还是根本不知，借此机会，笔者想恳请周先生一定要关心一下这个问题。周先生既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坚持者，“《天人三策》为伪作”则是对这一说法的致命一击，《天人三策》不保，“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何谈起？
笔者认为，《天人三策》的问题很多：第一，三策次序颠倒。按班固的说法，第一策为公共试卷，二、三策为复试卷。可是，第一策的策文却说：“今子大夫裦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可见这是复试卷，对“举首”再问怎么会是公共试卷呢？第二策的策文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可见这才是公共试卷，对“百有余人”的策问绝不是复试卷。
第二，三策不都为儒学试卷。第二策策文明确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可见，这是百家策问，非儒学策问。不要忘了：董仲舒参加的是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百家策问显然与董仲舒参加的儒学策问性质不合。
第三，三策内容所反映出的时间极不统一。如第一策说：“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可证其为元光元年前的作品，因汉兴至建元三年为七十年；第二策说：“夜郎康居，说德归谊”，并建议“兴太学”，可证其为元朔三年至元朔五年的作品，因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康居在元朔三年，“兴太学”在元朔五年；第三策说：“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这一刑狱现象绝不出自武帝前期，乃中、后期事。如《汉书·杜周传》说：“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延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延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二十二史札记》在批评“武帝时刑狱之滥”时，亦主要以杜周为代表，杜周乃武帝晚期刑官。
如果将三策本身的矛盾与其他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如：司马迁与整个西汉学者为什么都未提及董仲舒轰动朝廷上下的《天人三策》？为什么《天人三策》的考题无一与《汉书·董仲舒传》所载的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对策的考题相同？董仲舒作为景帝时有名的儒学博士，在武帝初年再次参加儒学博士考试，合不合理？等等，问题就更大了。
过去，周先生在解决董仲舒对策的时间问题时，主要在第一策说的“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及第二策说的“夜郎康居，说德归谊”上作文章。如他曾将第一策的“七十余年”改成“七有余年”（12），并将“今临政”者，解释为武帝，以凑成董仲舒的对策之年在武帝七年；又将第二策的“夜郎康居，说德归谊”句改成：“至德昭然，施于方外。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13）现在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问题，不知周先生对此又有什么新看法？
需要补充说明是，理论界第一个对《天人三策》产生怀疑的不是笔者，而是南京审计学院的吴泽湘教授。1983年底，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14）发表后，吴先生很欣赏。在他光临寒舍时，笔者谈了写作该文的想法：不仅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还认为董仲舒不是儒家。吴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董仲舒在内都有较深研究，他认为，拙作少引了一则重要资料，即《史记·封禅书》中的“尽罢诸儒不用”；同时，他谈了《天人三策》的来路也很可疑，因为不见于《史记》。后来，笔者在吴先生这一启发下，进而发现《天人三策》为伪作。吴先生实是理论界怀疑《天人三策》有猫腻之第一人！借此机会，笔者对吴先生对笔者在研究上的支持与帮助深表谢意。
因此，周先生应正视《天人三策》的真伪问题。
注：
（1）（12）（13）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第395页；第16页；第17页。
（2）（3）（4）（9）周桂钿、吴锋：《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328页；第329页；第46页；见插图。
（5）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报刊文摘》1995年7月27日转摘；《新华文摘》1995年第9期转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与哲学史》1995年第9期转载；重发于“孔子2000网”：http://www.confucius2000.com/。
（7）见注（1）。
（8）见注（2）。
（10）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报刊文摘》1994年1月13日转摘；《求是》之《内部文稿》1994年第3期转摘；《新华文摘》1994年第3期转摘；重发于“孔子2000网”：http://www.confucius2000.com/。
（11）（14）敬请参阅拙作：《再论董仲舒非儒家》，载《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思考》，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载《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新华文摘》2001年2月转摘。《班固董子观献疑》，载《岭南学刊》，2002年第1期。以上三文都重发于“孔子2000网”：http://www.confucius2000.com/。
初稿于2000年9月15日，修改于2002年5月31日。
于南京困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