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东:乡土人文之美,政治必争之地(南方都市报 200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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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东:乡土人文之美,政治必争之地
2008-07-14 11:14:28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李军
这个台湾最南端的县只有最南端的海滩和公园为人熟知,广大的腹地是他们的盲点,然而这里确是台湾政治的一个拉锯战场

图:屏东市郊的地方选举宣传看板。无党籍立法委员蔡豪、落选的县长候选人宋丽华是夫妻。选举在地方,受到很多复杂关系的影响,远不仅仅是投票而已。
“还是屏东最美,三面是山,西面向海,一个小时,地景变化大,就可以从高山,到草原,到海边,山上有山产,海边有海鲜,水坑边有莲雾,平地上种出来的农产是世界水准。”屏东县林边乡的民间文史工作者吴武达站在林边西堤防大坝上,仿佛自言自语。
如不是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一周前的屏东Long Stay(下乡长住,与工农近距离接触)行程,记者不会来到这个台湾最南端的县。台湾岛在屏东平原陡然变窄,直至延伸入海。7月4日,大陆赴台旅游的首发团,只经过屏东县最南端的垦丁国家公园,以及东部海边的“海洋生物博物馆”。即便是台北这样大都市的人们,通常也直奔迷人海滩,不在腹地停留。一位台北的朋友甚至告诉记者,屏东离南部大都会高雄市至少有两三小时--事实证明,从台北乘高铁,直接转乘火车, 抵达屏东县也最多不过4小时;而从高雄市到屏东的火车票,约合10元人民币。它的陌生,交通不是理由。
这里是今年3月台湾“大选”,民进党仅有的5个得票率超出国民党的农业县之一;这里也被看作民进党的传统票仓。在支持国民党的都市人眼中,民进党的南部支持者,与嚼槟榔、农业,经济落后这些词联系在一起。
不管人们被想象为何种面目,这里终究是台湾连绵不绝的选举政治中,兵家必争之地。马英九曾经在2007年以在中南部Long Stay(下乡长住)的方式,冲击绿营的传统票仓,2008年选举,他虽在屏东县输给对手,却只有区区2000多票,几乎让传统上蓝逊于绿的本地政治版图翻盘。从胜选那一刻起,在南部的“少输”和“险胜”就已经成为历史。在6月25日,跟马英九一样能够动员中产阶级和青年、女性选民支持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进行了名为“小英周记” 的下乡体验行程,下乡割稻谷,吃大锅饭,近距离接触澎湖渔民和台东原住民。下乡,成为台湾政治的又一个拉锯战场。
南北距离
屏东是台湾族群结构的万花筒,原住民艺术的汇集地,军事传统在屏东依然延续
经常听到台湾人抱怨“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乍一看,这里的“落后”,会让大陆人觉得诧异。在县政府所在地屏东市(县辖市),建筑多是多层建筑,少见高层。看起来像内地的一个县城(事实上按行政层级,应该是地区级)。但行走其间,街道整洁,绿树成荫,交通有序,市民温文可亲,大都会中常见的中档品牌店都可以见到,精致的餐厅与杂货店比邻,加上“民族街”、“复兴街”、“厦门街”这些地名,又与台北相差不远,只是多了一些家乡味道。和台湾全岛一样,虽然拥有私家车的比例很高,人们在近年来兴起骑自行车代步,“台湾铁路”售票柜台专门有“铁马骑士”购票专区,本地人习惯用建议走路的方式给外来者指路,县长曹启鸿的参选政见之一,就是在一条通向海边的高架路下,开出自行车专道。
屏东是台湾族群结构的万花筒。屏东市内,仍然有国民党来台后的眷村原址和孙立人将军行馆,不少人是大陆去台军人后代,这里的名菜是道口烧鸡,名馆是小山东,很多家庭是爸爸来自山东,妈妈是原住民或闽南人后裔。军事传统在屏东依然延续,郊外仍有“三军联训基地”,甚至有一段笔直的、随时可作飞机跑道的高速公路,而这里也是新加坡的“星光部队”在台培训的区域之一。
在北部,中央山脉西侧山地与平原交接地带,正是雾台、三地门、玛家三个乡的排湾族、鲁凯族和汉人共同的进出门户,原住民艺术的汇集地。西面的平原,是明郑时期,客家人屯田垦殖的聚落“客家庄”,之后,更多大陆移民接踵而至。南部恒春半岛,本是排湾族的生活范围,大航海时代的各国船只,曾经在西部的港口海滩,搁浅或靠岸。这里也正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尝试军国主义扩张,制造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血腥杀戮原住民,打响武力侵台第一枪的地方。清政府与日本和谈之后,失去藩属地琉球国,及至清廷恍然觉悟台湾岛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派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建立台湾最早的县治,取名“恒春”——此时,离中国在甲午海战后失去台湾,已经只有不到20年。
政治光谱
要寻找那些国民党无法抓牢的选票,必须跟随马英九的下乡路线,那也是本地人文最具代表性的地方
屏东全县2700多平方公里,不到100万人口,市区20万人口,有八个原住民乡镇,还有保留客家旧日聚落形态的“六堆”一共八个乡镇。阶层与族群的属性,让人们在地方的政治光谱中,呈现复杂的态度。
屏东市“军工教”和“外省人”比较多,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与之有密切互动和历史渊源,民主化之后,一直是蓝军大本营,市长目前也是国民党。
而原住民社会在现代化“教化”的过程中,前后频繁经历清朝、日本殖民者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学习日语、汉话和英文,却长期不能用部落的名字。20世纪 60年代,反攻大陆无望,国民党允许老兵退伍结婚,很多已经年过不惑的老兵,拿着退伍安家费,找一个年轻的原住民女孩结婚。对于非常重视亲族关系的原住民,也许正是这种联姻的经验,以及国民党执政时期较“怀柔”的原民政策,让原住民社区始终站在国民党的基本盘里,支持比例至少超过90%。
要寻找那些国民党无法抓牢的选票,必须跟随马英九的下乡路线,那也是本地人文最具代表性的地方。第一站恒春半岛,因强劲“落山风”带来的祛除菌类和病虫害的效果,出产甘美多汁的洋葱,适合有机耕作,县里预备将其“辅导”为“有机半岛”。往北部最肥沃的平原,他访问的本土作家陈冠学,其名作《田园之秋》, 堪称台湾本土散文流传最广的畅销书,作品描述农村日常劳动的平淡生活中,领略的自然的壮阔优美。接下来他拜访获得“神农奖”的菠萝休闲农场铭泉农场主人吴木泉父子。在屏东,吴家这样的农人,以槟榔、菠萝、有机稻米、芒果和莲雾的精细农作,创造了地方产值的大部分。而在第二天,他在农人许枝主的土地里赤脚跪地挖芦笋,体验农人靠天吃饭徒手操作的艰苦。接下来他沿大鹏湾骑车三公里,西边的东港,是著名的远洋渔业黑鲔鱼捕捞胜地,还盛产樱花虾。为了祝福那里占地方产值第二位的渔业,马英九敲鲔鱼尾造型的风铃时,用闽南语和大家一起说“来来来摇鱼尾,年头平安到年尾,赚甲归家伙(赚全部的家当)。”
相比起欧美大农场,台湾农业与日本接近,土地制度是“有管控的私有制”,转售代价高昂,财团难于兼并,以1公顷左右的小农耕作为主,注重品质管理和科技投入。去往台湾的农业考察团,屏东是无法绕过的路线;而与马英九同世代的农人,是这个地区的中流砥柱。
闽南裔家庭
县长选举,蔡文正投给了民进党籍的曹启鸿,但2008年“大选”,蔡文正投票给了马英九
台湾的莲雾堪称独步天下,而屏东则生产8成的优质莲雾。在大鹏湾南面的林边与佳冬,因地层下陷,甚至比海平面还低,常有海水倒灌和积水不退的问题。这样的艰辛环境,表面看起来不适农作,但是因为独特的黏土和盐分,成为种植莲雾的首选。20世纪80年代,因“省主席”李登辉品尝之后夸赞林边的莲雾为“水果中的黑珍珠”,顶级莲雾“黑珍珠”因此声名雀起。
蔡文正的妻子林秋兰是“莲雾王”的女儿,30年前开始经营五分(0.5公顷)莲雾田。而蔡本人则十几年前开始经营石斑鱼养殖。“台湾的农业,就是精致。”林秋兰说。荷兰人从印尼引种的莲雾,经过台湾农民的改良,发展出环刻断根控制植株长势、盖黑色纱网催花,套袋护果等精细照料方式。虽然一些体力活可以请帮工,但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仍要自己徒手操作,因此30年来,她没有扩大种植面积。
即便是国际市场名牌的高价值农业,到底也是属于弱势,“农委会”对农渔民的生产,会依据耕种面积,在生产资料购买中,通过农会、渔会按比例补助。如果有资金缺口,从农渔会信用部贷款,也要比商业银行容易。
蔡文正每天24小时跟石斑们在一起。他在鱼池上筑了三处工寮,咸腥的海水味道,水车马不停蹄地制造水流,带着叫“来福”的大黑狗巡视池子,作各种精密的检验测量,防范后面湿地上白鹭夜鹭们轮班偷吃的野心,那就是他工作时的整个世界。
2005年的“孔雀石绿事件”,让所有台湾养鱼户都遭殃,也是蔡的低谷——他的鱼本来可以卖到两三百元台币一台斤,但那年,70元仍然没有人要,一斤多就可出货的鱼,长到两三斤也卖不出去。从那时候开始,县政府加大推动“生长履历”认证,请来大学的农学教授和志愿者,手把手交养殖户测量水和土壤中各种化学物质的成分,记录用药与喂食的成分、照料的过程,然后登录上网;政府认定的鉴证公司,则定期来化验、检查资料的真伪;而消费者则可在台湾农委会网站上, 或是仅仅从产品条码上,查到每一批次的农渔产品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肥料、饲料和药物的接触情况,一旦有问题,可以直接追溯到源头。这个系统的建立,让台湾农民摆脱了食品安全困境,重新进入卫生要求苛刻的国际市场。蔡文正觉得这样的技术管理升级很重要,“你不做,后面的人就要跟上来,你就没有竞争力。”
他说,“行政院农委会”在各地设有的农业改良场,是政府在政策上对他最有助益的地方。无论是新的技术应用,还是平时一些难题的解决,改良场会派来免费服务的农业专家,而新技术所需器材,通常是政府补助,经过渔会免费发放。
无论是养殖业,还是农业,都受年景影响,如果遇到台风浸水,损失就难以估量,政府每公顷补贴5万元,而他一年养鱼的成本投入,单买鱼苗就要500万元。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地农渔民口中,会很频繁地听到民进党声称的政见“福利国”。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在蔡文正夫妇心目中,“国民党”三个字,就意味着离他们距离遥远的“军公教”、“高官贵族”。
县长选举,蔡文正投给了现在的县长曹启鸿。曹是民进党员,但最重要的是,曹曾是他们孩子的老师,是带领全县志工净化海滩,美化社区的NGO负责人。“他能当上县长,我们觉得好奇怪哦,根本不像政治人物呢。 ”在领导人下乡视察的场合,不管是陈水扁还是马英九,曹总是与之保持距离,以至于媒体很难拍到他跟领导人在一起的照片。
当地人喜欢用一种小收音机,可以别在腰间或者草帽上,可以一边干活,一边听。本地的渔民也向来有听电台了解气象的需要。这是电视的名嘴们无法取代的时刻。作为戒严时期国民党党化宣传、解严初期垄断电子媒体的反弹,本地产生了大量反国民党的、未合法注册的“地下电台”。这些电台的收入来自广告——买一些效果付之阙如的药膏、补品,以夸张的方式批评国民党,但对于蔡文正和他的“麻吉”(日语,好朋友),这些电台“说到乡下人的心”。
他能听进去。譬如,2004年,台当局对化肥实行冻涨政策,也让他们深深认同——虽然,马英九认为,正是这个政策,让厂商活不下去,农民反而买不到化肥。他还认为,那时还给李登辉时代设立的、给65岁以上老农每月3000元生活费的“老农年金”,加码到每月6000元——而国民党方面曾经抱屈:地下电台不顾“老农年金” 加码是朝野共识通过,把加码成果全算在绿营账上。尽管他承认,政党轮替并不会改变台湾农业的基本制度体系,但他总觉得“爱台湾最重要”;祖祖辈辈耕熟的土地,土地的气味和潮汐的声响,“爱台湾”三个字即便被紊乱的电波随意阐释,对他们也有无可抵御的杀伤力。
尽管对地下电台的观点颇为认同,而自己敬重的县长正是民进党屏东竞选总部主委,但2008年3月,蔡文正投票给了马英九。“这8年经济不好,我觉得似乎国民党比较擅长拼经济,这个最重要,马英九是偶像啊,”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后者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她们妇女的偶像……我对他有期待,但广告说‘马上就好’,现在还没有好呢!” 不过他又想开了:“总要给马先生做8年,才知道好不好,不好就换一个啦。”
对于马政府的政策,他觉得“通是好事”,但“货运直航要先通才好”。
他的朋友吴武达则支持民进党。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中立选民,只问是非,不分蓝绿。2000年,乡亲向政府申请经费,主要靠志愿工作举办了第一届“莲雾节 ”。“莲雾节”结束,还剩下30多万经费,社区经过表决,用来整理堤坝周围的空地,美化水厂和堤坝之类空旷抛荒的土地,以村民成立的各色团体为单位,志愿认养。当时还没有当县长的曹启鸿,带领大家,在一家乡亲捐出的水稻田里,铺设了水上的栈道,种上睡莲、天堂鸟和野姜花,成了一处水景公园。
因为长期执政,国民党在基层的政治资源深厚,与地方派系纠结很深,“村、里长多数是国民党”,农会、水利会等团体也相对偏蓝。而不少地方上的民进党政治人物,并没有国民党过往执政经营的社会网络,只能从整理环境和文化保育做起,与国民党争夺曾经长期被忽视的弱势群体。环保在台湾已成共识,而在农渔社区, 更是关系到土地的可持续经营,农渔民认同更深。吴武达在参与曹启鸿经营社区的过程中,数次到世界各地学习社区营造。他认为曹“有爱心、照顾弱势,人文性格 (与一般政治人)不一样”。
“北客蓝、南客绿”
客家人进入地方政治主流,正是国民党在屏东式微之肇端
在选举政党取向上,客家人社区呈现的“北客(住在台湾北部桃园新竹苗栗地区)蓝、南客(主要在高雄和屏东)绿”的特点,在屏东也相当典型。
屏东的“六堆”客家人大部分是广东省嘉应州梅县和蕉岭县人。清康熙六十年,闽南人朱一贵和客家籍的杜君英起义反清,攻陷台南府城,宣布建国。两派为了争取王位而分裂,演变成客家人与闽南人之间的冲突,乱军扰民。高雄、屏东的客家社区因而组成六队团练(为了有别于军“队”,遂谐音改称“六堆”,“堆”亦有聚落的意义),击溃了朱一贵的军队,使清兵得以剿平朱,清廷于是为客家义民建立忠义祠,这个祠堂现在仍是本地客家信仰的中心。后来,团练组织仍然保留,这就是“六堆(队)”聚落的来由。
从国民党1949年来台起,屏东的最早几任县长都是闽南人,而在经济、人口上弱势的客家人则难以被提名。在闽南人中间,逐渐形成全县性的林派与张派两大派系,成为长期主导地方政坛的重要力量。1977年,麟洛乡的客家籍省议员邱连辉,因反对国民党内部的贪腐贿选,而得罪权贵,在下届省议员竞选中,没有得到国民党提名。这时候,国民党中央委员、六堆大佬、名医徐傍兴,支持邱脱党参选,以11万票高票当选。而邱在1981年当选屏东县第一任党外县长。从此国民党在县长选举中每况愈下,夺回执政权后,在1989年又被民进党苏贞昌扳回一局;再次收回,又因县长伍泽元贪腐入狱,国民党失去县长职位至今。
邱连辉还生活在麟洛乡,宅子就是马路边的普通平房,他从脱党开始,走向‘县长’、“立委”、“国策顾问”等职务直到“总统府资政”,早年的房子因为“风水好”,始终没有改建。
客家人进入地方政治主流,正是国民党在屏东式微之肇端。因此,麟洛乡的客家籍农民、台湾农民联盟常务理事冯清春说:“我不绿,是反蓝。”
核心农民
记者遇到的农人,很多去过大陆农业交流或开过国际会议,一开口便是“全球市场”、“合作共嬴”……
冯清春已经年过70,“反蓝”是他在60岁以前的记忆。早在1984年,刚过50岁,他就从薪给稳定的小学教师位置上提前退休,回到父母的六分田上,养鸡,种莲雾,成为一名农夫。“国民党要反攻大陆,大家都知道早就不可能了,小学课本全是中国大陆的历史地理,但本地人的语言、历史和地理,学生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我觉得不能继续违背良心,我只能不教了。”
那个年代正是台湾农业面临危机的时刻。台湾在经济起飞初期,产业政策导向是“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控制粮食价格,为工业化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农业随着向工业转移价值中走向衰退,农业兼业化,妇女化、老年化。
1987年前后,美国农产品的开放进口将威胁到农民利益,冯清春成立了当地的农民权益促进会,加入了抗议队伍,130辆农产搬运车、铁牛车、农机车和抗议农民浩浩荡荡地开向台北,抗议政府受制于美国压力,准备“出卖”农民。
1981年,农业专家出身的李登辉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如何复兴残破凋零的农村、保存农业活力,自然就成了他无可推卸的使命。一直标榜“人的哲学”的李登辉,认为“信心破产”是农村最可怕的弊病,他提出了“八万农业大军”的计划,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培养八万户专业的、年轻的核心农户,以他们的力量主导农村走向精致化、高附加价值,提高农民农户普遍的信心。
比冯清春小20岁的邻居陈泰能,正是在这个政府鼓励青年农民“策略联盟”的时代, 退伍回到家乡种莲雾。在当时农会推广股的支持下,他联合地区性的果农12家,成立产销班,共同采购纸箱、肥料等生产资料,以同样的品牌进入市场,而政府则对于添置冷库、选别机之类的技术设施资助50%。因为技术和农业组织上的成就,1991年,他获得“神农奖”,已经成为“总统”的李登辉亲自为他颁奖,并说,要去他们家拜访。
随着李登辉执政的巩固,农民抗争有了新的渠道。冯清春清楚地记得,1993年,“农委会”知道“台湾农民联盟” 要前去抗议,于是派出一辆游览车去接冯和他的同道,准备一间会议室,也准备了茶水和便当,围坐协商。从此以后,以各种形式的农业座谈会反映农民要求,成为定规。街头运动不再是主流,“基本上我们的声音都有渠道被了解。农民权益是要自己争取的,不争取永远不会给你。”
另一个改变是政治人物越来越近了。1993年,老村长去世,陈泰能补选上了村长。1994年,李登辉来他家做客,他提出村内道路的建设经费没有落实,李即把这个事情嘱咐当时任省主席的宋楚瑜,经费很快逐级到位,这个“政绩”也让他在村长位子上一路连任。
陈泰能认为自己的政治逻辑就是对人不对党。他认为自己想得很清楚:“我不是投给民进党,不是谢长廷,谢长廷我不认识,我是投给老县长苏贞昌。他当县长的时候,我是麟洛国中家长会会长,那时候调整周休制度,他不止一次找我们去开会,非常细致耐心,很尊重我们的意见。”
而冯清春选择不投票。他认为弃权也是一种表态:“两边都可以批评。”他批评新政府不懂得农民“爱土地的心”——“行政院”院长刘兆玄去附近的高雄县视察灾情,却站在农民的菜地里,走的时候被乡农会秘书洪定雄一把拉住:“菜都被你们踩坏了,多少也赔一点钱。”
产销班班长,陈泰能一做就是20年。班长,在这里是一个尊称,相当于义工与能人的合成,他曾经赴加拿大促销产品,甚至把莲雾销往它们的故乡印尼。他们的 “红宝石”有至少1/4销往大陆。2005年,大陆规定15种台湾水果免关税,这样可以让陈的产销班每公斤约多收入将近1元人民币。不过他说这个政策,“ 对贸易商是大补,对我们是小补——因为农民不可能因为赚钱而随便扩大销售,天时和品质都很重要。”他们的莲雾同样要登记生产履历,他每次下田后,都要上网,打开“台湾优质农产品生产履历”系统网页,登录所有操作内容。
二十几年始终是不到一公顷莲雾地,陈审慎地没有扩大播种面积,但他被请去免费指导的土地却不计其数。他到亚洲各地旅行,与日韩农民组织研讨如何保护农民权益,与东南亚各国农民组织定期开会,还成为亚洲农民协会执委。在“ 农民知识经济会议”上,他以班长身份和教授们一起研讨。他说,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农民是一个整体。
以他估计,屏东的农民,每户年收入超过100万元台币的至少1/5,而这是“非常保守的估计”。根据官方数据,台湾农渔民家庭的户均年收入在2005年已达到87万新台币。而政府对父母年总收入不到114万元台币的农渔民子女就学,还设置了奖学金。
在屏东的农场,记者遇到的农人,很多去过大陆农业交流或开过国际会议,一开口便是“全球市场”、“合作共嬴”、“循环利用”和“有机耕作”,除了海岛的烈日下仍然黝黑的面孔,完全脱离了传统农民的样貌。
陈泰能说,“我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农人,帮大家把农业做好。”7月的屏东,阳光耀眼,空气澄澈。无论是北部的山林溪涧,还是西部平原,都是萤火虫出动的好时节。“屏东县的广告词是阳光、空气、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价值。我们不见得要很富有,只要简单的生活,只是为这块土地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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